当前，娱乐化的表达方式正逐渐占据公共领域，通过娱乐手段提升传播效果似乎已成为共识，但娱乐是否一定能促进传播效果尚需进一步的研究。本研究以防诈骗短视 频作为研究语境，以详尽可能性模型和一致性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通过对抖音上467个防诈骗短视频的内容分析，探究议题和媒介属性如何调节娱乐化对点赞量这一传播效果指标的影响。结果显示，防范教育和揭秘骗术信息抑制了娱乐化对点赞量的促进作用，但案件描述和财产损失信息强化了娱乐化对点赞量的提升效果。自媒体使用娱乐手段能显著提升点赞量，且这一效果不受任何类型信息的影响，但官媒的点赞量不受娱乐化影响。本研究不仅为使用娱乐手段进行公共传播提供了策略，还解释了娱乐化对传播效果的影响边界，对泛娱乐化背景下受众和媒体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解释。

文章从传播学的角度重新界定了数字囤积的概念，结合深度访谈，探察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所关联的心理动机。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在社交平台中囤积的数字内容指向“有用”的自我优化实践和“有趣”的数字体验实践，前者源于个体应对社交空间及现实生活的双重绩效内卷的焦虑，后者则指向个体获取积极情感能量的需要。我们认为当下青年群体普遍性的数字囤积行为是一种形式上遵从、行动上怠惰的消极绩效主义实践，其心理驱动是自我剥削与他者剥削的叠加效应，也可以看成是功绩主义精神政治阴影下一种摇摆的“进取式躺平”实践，反映出青年群体情感与行为中的内在矛盾。此外，需要警醒数字囤积现象背后的“悬浮”心态，数字囤积有可能会放大数字实践与现 实脱轨的风险。消极绩效主义的数字囤积实践如何应对并粉饰当下社会中的结构主义困境，是我们在这个研究个案之外需要持续深思的方向。

不同于主流框架聚焦于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控制-反抗”关系的考察，本研究将视野转向数字零工经济中不可见的“非主流”群体“织女”——使用平台基础设施从 事编织零工的妇女。本研究通过网络民族志、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发现，织女由不同背景和技能水平的妇女组成，发展出了丰富的零工技术策略，她们对手工编织劳动与平台基础设施进行“双重编码”，形成弹性和韧性兼具的非正规经济网络。从织女的 劳动和组织实践入手，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妇女数字零工如何基于平台基础设施创造编织 劳动的数字化新形态，基于物质与非物质的灵活技术策略发展出活劳动想象，进而反思妇女与编码及更广泛的技术劳动的历史关系及其在当下的现实悖论。本研究希望能以案例研究提供实证观察，补充零工经济的性别视角，为图绘中国零工经济的切面提供更具有理论延展性的视野。

作为“社会工厂”实施空间的短视频/直播，在数字传播的特定情景中复制并生产了社会生活中特定的男性气质，并将其符号化和表征化，以服务于营利的目的，由此这一特定的男性气质便由一种生活方式转变为积极的视频化的文化生产。本文通过数字民族志对快手中的男主播及其文化生产进行研究，探讨历时性的男性气质话语从“社会人儿”到 “精神小伙”转变过程中，底层生活、江湖文化的表演以及国家与平台治理之间的勾连及张力。通过分析男性气质的复制和生产与虚拟世界的短视频/直播及消费传播之间的关系，以期窥探和揭示底层男性及男性气质实践与文化再生产的一隅，进而更好地理解数字裂变中的当代中国社会。

生成式AI自问世以来持续发展，用户与AI之间的互动也开始逐渐超越传统的人际交往范畴。本研究将关注置于“人机之恋”这一设计者未预期的情感实践之上，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基于示能理论考察用户如何与AI携手跨越并重塑交往边界。研究发现，用户们通过特殊提示词引导AI突破限制以跨越既有边界；利用自然语言编程与生成式AI一同构建世界并打造虚拟恋人重塑交往边界；面对AI的技术限制与迭代过程导致的有限“记忆”与“恋人之死”等新边界，用户会采取记忆铭写、恋人“转生”等多种策略与技术系统进行协商以维持这一情感实践。这一动态的越界游戏不仅呈现了人机交往的新可能，也揭示了“过程性”与“不（可）确定性”之于示能理论的意义。

数字游戏是一个开放性符号场域，玩游戏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性表意实践。本研究将 玩家视作游戏世界中的主体行动者和意义生产者，聚焦玩家在游戏世界中的自我呈现和 情感叙述。通过符号学分析和半结构化访谈发现，玩家在化身认同及其“客体化”关系中建立“过渡自我”;通过“行动共在”与意义联结，玩家在交互主体性中构造“社会 自我”;在社群符码的共造与互动仪式中，延伸出群体主体性身份及“文化自我”;在 “即时性”和“间接性”的符号斗争与反馈中，形成抵抗数字资本的“权利之我”。通过使用和创造符号，玩家不仅推动了游戏世界的发展，同时建构和衍化出自我概念、社会关系及其实现群体认同的方式。

验证码（又称逆向图灵测试）似乎成为当前互联网用户注册、登录和执行某些操作的必要程序。尽管已有批评者指出验证码设计给特殊人群带来的识别和输入等障碍，当前却鲜有研究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解构这种验证机制的技术本体论。验证码技术展示了一类人机互动的关系倒转情境：计算机从作为“他者”的技术，摇身变为对人提问的考官，甚至开始界定和拷问人的本质，人则从“主体”蜕变为技术的“他者”。本文引入技术哲学和技术现象学相关理论，讨论逆向图灵测试如何介入并影响了人对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实践。文章分析了“我验故我在”人机互动隐含的身体观和能力主义（ableism）预设，以现实案例揭示逆向图灵测试的发展如何进一步将人制造为技术的“他者”，扩大了能力主义隐含的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最后通过展示“缺陷”和“连接”的技术方案，讨论去能力主义（dis-ableism）的可能性。

网络暴力事件频频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有关研究也持续升温，但一些基础性的学理问题亟待澄清。本文基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采用多案例研究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网络暴力治理研究中的规范判断与理论依据进行学理分析。研究发现: 现有研究对样本案例中行为是否违法的判断，与司法实际存在较大差距;对案例中行为究竟是何种违法行为的认定，大多不符合规范判断的标准;将样本案例定性为网络暴力的理 论依据大多似是而非，理论误用比比皆是。结果，论者对网络暴力案例中行为的定性呈现出扩大化、模糊化、片面化的倾向，不仅不能为网络暴力治理法治化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持，反而可能误导对网络暴力治理的政策导向与司法实践，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化，公众通过在线诉求反映参与公共治理已成为重要形式。然而，如何提供匹配公众期望的高质量在线回应，以解决公众在线诉求，促进民政 良性互动却尚未解决。本研究采用两阶段混合方法对此进行补充。研究发现，政府在线回应质量感知包含响应性、可靠性、程序性、感染力和个性化等五个维度。政府在线回 应质量感知会增强公众的公平感知和在线诉求处理满意度，从而提高他们的政治信任及 持续电子参与意愿。相比诉求当事人，旁观者的政府在线回应质量感知对其公平感知及在线诉求处理满意度的积极影响更强。研究结论为电子政务管理机构及人员高质量地回应公众在线诉求，维护公众政治信任和共治意愿提供了有效建议。

在西方媒体信任研究中，内容信任(受众对新闻内容的信任)几乎成为媒体信任的唯一内涵，中国媒体信任研究吸纳了这一成果，在实证上形成了对国家的系统性忽视。 面对这一知识生产现状，本文核心目标在于将制度信任(受众对媒介制度的信任)作为与内容信任同等重要的维度纳入媒体信任的概念内涵中，推动媒体信任研究的本土化。为此，本文(1)论述了中国媒体信任研究依赖西方研究成果而可能导致的效度问题，由此强调中国媒体信任的概念应考虑国家的在场。(2)从社会学研究中引入制度信任并讨论其纳入媒体信任概念范畴的合法性，阐释中国制度信任的内涵并为其操作化提供线索。(3)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和路径分析(N=678)，验证了制度信任的相关指标聚合良好，且与内容信任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制度信任与内容信任的组合与媒体信任有较高的同时效度，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媒体信任的概念内涵。本文亦讨论了中国媒体信任研究的本土化路径，在重视国家权威的基础上，或继续探索信任的测量，或以足够的材料积累实现理论建构，对信任概念进行重新阐释。

为弥补人机传播研究在理论和视角等方面的不足，本文结合人际传播理论，探究了家庭成员在智能音箱“共同媒介参与”过程中面临的“失灵”现象及采取的“修复”措施。录像分析与对视频内容的质性分析结果（N=74）显示：智能音箱在识别灵敏性、互动稳定性、语料多元性、内容与功能丰富性上的缺陷，以及儿童语言机能水平和智识发展水平较低是造成人机互动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修复过程中，智能音箱会采用负面型和正面型两类措施，儿童会采取语音和语义修复及非口头语言措施，父母会辅助性地采取鼓励引导、提供建议、行为示范和直接修复等措施；与一般常识不同的是，在人机传播过程中，多数时候是用户在适应机器的逻辑。根据研究结果，本文认为“过程”是人际传播与人机传播的重要结合点，且“发展的”取向的人际传播理论更适用于人机传播语境。本文同时对人机关系、人机文明和技术政治等相关话题进行了讨论。

可信是“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以美国主流媒体在东盟有关“一带一路”的报道为例，探究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的情感倾向对中国可信政治形象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主流媒体报道越正面，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可信政治形象认知越正面，反之亦然。通过加入与美政治信任和与美同盟关系两个调节变量发现，与美关系越紧密的东盟国家越不容易受媒体影响，与美关系较疏离的东盟国家越容易受媒体影响。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间信任具有稳定性，一旦信任关系建立，则不易受媒体因素影响，而对于未建立信任关系的国家，媒体能产生有效的影响。结合“楔子战略”理论，本文就在国际传播中如何实现联盟预阻和联盟分化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促进东盟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全球传播在文化维度上的核心理念应从“跨文化传播”升级为“转文化传播”。“转文化传播”具有三大理论来源，分别是“媒介参与全球化的结果”“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传统”和“方法论的反思”。本文从这三个面向分别进行理论溯源，并将其放入当下的全球政治、文化和传播语境中进行阐释，接通其与中国全球传播实践的对话。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中国全球传播“转文化”路径的三个实践向度：一是以“关系性思维”创建多文化的连接，编织世界各文化间的“意义之网”。二是要在“批判性转文化主义”框架下关注“杂糅”与权力结构，实现各文化主体在现实政治中的“解放性”，并通过“文化冲合”带动自身与其他文化共同的“转化式繁衍”。三是以全球文化流动的整体视角，汲取传统哲学中的“天下”理念，将“超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体纳入视野，在文化互动与变迁中构建基于“理性—认知”的“世界主义风险共同体”。以上三个向度彼此关联、相互促进、价值共振，在实践中共同形成良性的运转机制。

AI技术加持的早教与陪伴机器人逐步嵌入中国家庭的亲职劳动，本研究将这一媒介现象概括为“人机合作育儿”。受“贤妻良母”传统文化意识的影响，育儿劳动成为一种“高强度母职”。现有研究多聚焦智能育儿机器人之于高强度母职的赋权与冲突，而对于女性与智能化育儿代理人的契洽与抵抗、互动与区隔等复杂关系还缺乏深入细致的讨论。本研究以“划界工作”这一社会学概念为基本分析框架，基于对正使用智能育儿机器人的20位中国中产阶层女性的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发现女性以人机合作育儿的意义、场景与风格作为划界工作的三种取向，调节、确认与重构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的互动关系。“人机合作育儿”充分展现了性别与技术的交叉如何在动态中强化又削弱女性的母职经验，彰显了技术干预下代间连结与社会性别互动的复杂性。

本文选取张家口市M村为案例，试图解读空心村媒介空间特点，以及该特点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并发展出“具身媒介空间”的概念。研究发现:第一，M村呈现出“具身 媒介空间”偏向的特点。老人们工具性地嵌入由技术搭建的媒介空间中，再现家庭空间并连接“家”“国”空间。但他们更为倚重由“站街”等身体实践构筑的“具身媒介空 间”，体现出空间的主观性和身体的创造性。第二，“具身媒介空间”的利益和情感互惠性，推动了邻里间拟亲缘关系的建立，原本处于第二圈层的地缘关系逐渐靠近甚至并置于核心位置的血缘关系，乡村社会“差序格局”内部的差序得以重构。“具身媒介空间”概念回归了身体的主体地位、凸显附近的意义，强调“身—心—空间”一体理念，对乡村治理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自2010年社交媒体兴起的10年间，汉语新词出现了一个重要特征，即这些新词发端于网络，并快速地从网络回归线下公共生活。与任何历史时期的“新词繁荣”类似，这些新词大规模地参与了社会建构和文化阐释。网络新词在进入日常社交空间的同时强化了社会已有的阶层刻板印象，其阶层指涉并不仅意味着客观的阶层定位，而且在“阶层自我定位”中不断感染网民情绪，当情绪达到一定阈值之后，形成社会共识。在此之下，针对新词意义的全民论辩已经出现，社会群体以此获得共同体认同，从而建构抗争主体，但这种抗争意识是在承认“我弱”的背景下完成的，民间将其演绎为退出机制。“退出”作为消极情绪策略，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动员能力，通过无需“讲理”的方式获得共情，实现概念“出圈”。

在当今社会，突发急性传染病是影响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威胁，官方、专家或专业机构传播健康信息施以引导对于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治至关重要，而作为亲历者的患者发布的相关信息及其作用也不容忽视，然而却少有研究对此进行探究。在短视频流行的背景下，本研究以抖音平台上新冠肺炎患者发布的自述视频为例，基于拓展平行反应模型，运用内容分析法考察其内容特征及其对公众在线参与和情绪唤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所有视频均至少存在威胁（严重性、易感性）和效能（自我效能、回应效能）成分中的一种。威胁和效能成分均分别对视频点赞量、评论量和收藏量具有正向影响。同时，高严重性成分和高易感性成分分别促进公众的恐惧唤起和焦虑唤起，而高自我效能成分则显著减少公众的恐惧唤起和焦虑唤起，此外低回应效能成分促进公众的焦虑唤起。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了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城市空巢老人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老龄化浪潮中最严峻挑战之一。互联网时代，破解城市空巢老人身体“空巢”与心理“空心”的双重困境，除呼吁家庭、朋友与社会的共同关爱，更离不开社交媒体辅助支持。研究聚焦城市空巢老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特定在线社交活动，勾勒出城市空巢老人微信社群参与经由不同来源社会支持进而影响孤独感的路径，并进一步探讨不同来源社会支持作用差异的深层动因。研究发现，朋友支持在城市空巢老人的微信社群参与度和孤独感之间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家庭支持和其他支持则呈现出疲软态势。这是微信社群属性、物理空间区隔、舆论导向、个体选择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的逻辑耦合，但是，单一来源社会支持难掩空巢老人情感支持薄弱、社会保障缺位的现实隐忧，未来应搭建线上线下有效联动的社会支持体系，推动社会支持从单一失衡到多元均衡跨越。

当代中国新闻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由历史新闻学、应用新闻学、理论新闻学和交叉新闻学四大分支构成的比较完备的学科结构，其中，历史新闻学是根源，应用新 闻学是基础，理论新闻学是灵魂，交叉新闻学是延伸。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标识概念是由四大分支领域的标识性概念构成的。本文主要从理论新闻学三大分支——新闻本体论、新闻业态论、新闻关系论——出发，初步分析了当代中国新闻学标识概念的基本构成情况。论文提出，在新闻本体(新闻本身)论视野中，标识概念主要有“正面事实”“正面新闻”“整体真实”等;在新闻业态论视野中，标识概念主要有“党媒”“耳目喉 舌”“党性”“人民性”“马新观”“新闻舆论”“正面宣传(报道)”“正确舆 论”“舆论引导”“全媒体”“媒体融合”等;在新闻关系论视野中，当代中国新闻关 系的典型表现模式是“偏向型”模式——宣传偏向、政治偏向与社会偏向，标识概念主 要有“人民中心”“新闻手段”等。尽管每一板块拥有各自的标识概念，但由于新闻理论本身是体系化的存在，因而三大板块的标识概念本质上也是内在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新闻理论的标识概念体系。

既有研究常以“制造同意”为瞄向，将实习生刻画成“积极进取”的形象，但实际上其私下存在愤慨、抗拒的一面，那么，该如何理解这前后台的形象反差？这种反差如何形成？基于此，本文尝试以“潜隐剧本”为理论基础，依托过程性视角，探求互联网“大厂”实习生入职前后的心态转变及各阶段的本真状态。研究发现，面对理想与现实间的种种落差，实习生会对“大厂”历经一个“期待—祛魅—抵触”的情感过程。然而，出于现实因素的考量，他们不得不以“妥协”的姿态暂时隐忍；此时，伴随本真自我的觉醒，其会采取剧本调适的策略来最大化维护权益。当然，这种“妥协”并非无度，当触发导火索事件后，实习生很可能会为泄愤而作出罢演行为。

传统新闻实践中记者需要“身体在场”进行新闻报道，但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发展，“记者在现场”作为首要信息来源的新闻传统正在发生变化。本文以21世纪三次重大国际冲突为例，考察了互联网技术发展背景下新闻来源的结构变化和新闻生产的模式转变。研究指出社交开源情报（SOCMINT）正加速成为机构媒体的重要信源，并进一步分析了社交开源情报在信息生产、事实核查、信息扩散三个层面的特征和机制。最后，探讨了机构媒体在SOCMINT时代的角色转变，同时也提出了机构媒体在利用社交开源情报发挥功能、承担责任方面的一些新思考。

2024年，不仅是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服务的第30个年头，也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大量爆发的一年。今年，学者们主要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与人机关系等议题展开大量相关讨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思考。本文依据选题的新鲜度、理论视角的新颖性和研究的深入程度等标准，从2024年核心期刊的新媒体研究中提炼出五大议题，即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知识生产范式的变革、人机关系的新局面与新问题、人工智能时代的跨界交往与新情感实践、数字游民研究、微短剧研究，并分门别类加以简要地述评，以期通过这种有限的梳理与整合，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2023年是中国大陆广告学专业教育开办40周年。由于传媒行业与技术环境的巨大变化，传统广告的运作模式受到严峻挑战。相应地，中国广告教育也面临转型升级的考验。本文通过对24家国家级一流广告学本科专业建设点相关教职人员的深度访谈，有如下发现:广告学专业正在为“泛广告”行业培养人才。信息生产的创意与创新能力培养 始终是广告教育的核心，而与时俱进的部分是对媒体环境、受众行为、新技术的学习。 广告学专业同时要培养学生“不变应万变”的素养与“以万变应万变”的能力。在一流专业评估标准方面应鼓励特色、打破量化指标的桎梏。研究结果或对新闻传播领域其他学科亦有参考价值。

本文从2024年近30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中遴选出在研究问题、观点视角和论证方式等方面较为创新的新闻学论文。2024年中国新闻学研究保持较为稳定的议题聚焦与视角创新。首先，新闻理论、新闻生产、媒体融合、新闻从业者以及新闻用户等方面的研究，支撑起过去一年新闻学知识生产的基本盘。其次，随着数智传播技术对新闻实践的不断重塑，关于新闻业务与多元叙事的理论探讨重回新闻研究的前沿视野。此外，研究者们在中国新闻创新实践的追踪与比较、经典新闻学概念的反思与钩沉、新闻史与社会政治史的交叉研究以及新闻与社会性别等议题的探索上亦有亮点。

无人机的应用改变了当代战争行动、记忆和再现的方式——战争本身被直接传播化而非被当作内容纳入传播。但以往的媒介研究对军用无人机的关切陷入了视觉中心主义话语，这种话语将电影的经典屏幕装置作为潜在的理论范式，从而遮蔽了军用无人机作为行动装置的维度和其中身体的重要角色。本文通过对军用无人机界面装置及操作的姿势现象分析，揭示出一种不同的人、图像与装置的具身关系。界面中的操作统摄了装置 和操作者身体的多重功能，实现了身体远程在场的行动，因而无法用视觉的监视概括，而是一种“瞄准”的具身实践。在以操作图像为扭结的反馈机制中，操作者通过身体操 作和视觉反馈在图像中的同步而认同于装置，其身体的在场贯穿了多重空间，形成了一种分布式的新型主体。由此，过去被视觉媒介分割的视觉与触觉重新统合于整体性的身体中，视觉超然、唯一的地位被取消。在操作中，图像抽离为朝向人体感官透明的表面，同时也屏蔽了诠释性的技术代码文本。操作的统摄不仅重构了媒介的感官配置，还显示了技术发展带来的一种新的人-图像-世界关系。

自建党以来，拨款制就成为党报业资金来源的主流，即由党或政府的财政来提供资 金支持。这种将党报刊与党或政府财政捆绑在一起的制度，在财政发生较大的波动时常常令党报刊陷入难以维持的处境。一旦这种状况发生，党报业的资金来源如何因应?本文以党历史上的三次财政入不敷出为考察背景，党报刊为减轻党或政府的财政负担，所做的资金来源的因应为考察对象。研究发现，百年来党报业的资金来源犹如钟摆一般，在拨款制与市场化之间震荡，形成多种组合，并在某种情形下发生转化。一旦发生财政困局，党报业便通过调整报价、刊登广告、健全发行网络、多元化经营等方式来缓解党 报业资金短缺的难题。

新闻偶遇是社交媒体用户接触新闻的重要方式，对偶遇新闻的不同处理策略影响用户的知识获取、新闻参与和社会参与，但现有研究很少关注用户对偶遇新闻的处理策略，这使得新闻偶遇的效果研究缺乏知识累积性。论文基于PINE模型，将偶遇新闻处理策略分为浏览和阅读，并采用组态分析方法，从用户、社交网络、内容三个维度出发选取因素，研究各因素如何通过复杂的组合和互动影响用户对偶遇新闻的处理策略。研究发现了社交媒体用户浏览和阅读偶遇新闻各自的条件组态，认为新闻线索和社交线索共同决定用户对偶遇新闻的处理策略。研究结果揭示了社交媒体用户处理偶遇新闻的原因，并对新闻偶遇的现有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和理论整合。

“身份认知”一直是传统新闻研究的重要议题，新闻传播、收受、消费的主要空间已然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转向了大型互联网公司运维的社会化平台，但平台热点运营者的身份认知一直未被充分讨论。本文以工作内容与职业新闻生产者部分相似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中的平台热点运营者为研究对象，在将二者展开比较的分析框架下，采用从工作常规归纳身份认知的既有分析取向，以“职业身份”与“自我身份”为核心概念拓展既有讨论。本文发现，平台热点运营者主要扮演的角色是勾连内外媒体的“联络员”、完成考核指标的“操盘手”、寻找工作规律的“分析师”。这三类主要工作既在客观上造成了平台热点运营者在话语资源和行动限度两方面的职业困境，也使得其将自我归类至“打工人”的流行语之中。本文进一步指出，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首先，这一负向身份指认折射出商业主义主导下社会化平台存在的“体制内和外”“平台整体目标与从业者个体定位”的结构性矛盾；其次，相较于职业新闻生产者具有理想偏向的“同构型身份认知”，平台热点运营者形成的是具有现实偏向的“异构型身份认知”，导致“职业”目标与“自我”认知产生难以弥合的裂隙。这为进一步思考平台和新闻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份具有价值的经验材料。

不同于西方“断连”研究着眼于基于技术的、作为个体的人与媒介之间的“连接”或“断开”，本文基于中国经验的“疏联”研究，是将社交媒体中个体的断连实践放置于中国的关系情境中，关注受个体文化影响的当代青年在“关系-个体化”情境，与自家人、熟人关系间的重新联结以及由此产生的差序格局的变化。首先，在横向的自家人关系中，对父母顺从的“应有之情”不再被强调，呈现出“亲而不尊”的情感表达与“孝而不顺”的格局建构特征。在纵向型熟人关系中，中国人人情-面子法则依然是主要的交往动力。遵循上下等级的“序”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呈现出“尊而不亲”的情感表达和关系建构特征。在平行型熟人关系中，工具、情感维度的交织共同决定了关系走向。在数字媒介的中介化作用下，与潜在关系缔结的“网缘”成为新的网络熟人关系。一方面，工具性考量使得这类关系趋于疏联，另一方面，“真有之情”成为这类关系的趋近动力。总之，“疏联”是当代青年在“关系-个体化”情境中的一种个体化（自我文 化）与关系文化的耦合关系策略，它不仅契合了中国人的关系格局和个体化进程之间的张力实践，同时也具备与西方“断连”概念对话的本土理论潜力。

我们所感知的事物与概念及其意指之间产生联结的过程即是表征。华特迪士尼公司百年历史中，除了通过塑造“公主”“超级英雄”等系列形象的视听作品占领全球文化市场，其打造的动物主题电影更是因老少咸宜而深入人心，而对迪士尼动物主题电影及其全球传播的研究还鲜少受到中国传播学者的关注。本文梳理了百年迪士尼动画电影中的动物形象及其动物观表征的历时演变进程，探究迪士尼文化产品实现全球传播的价值工具。研究发现，迪士尼在不同历史时期都生产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动物主题电影，其动物观表征与全球生态思潮的历史发展交相呼应，这成为其文化产品具有全球文化影响力的主要原因。但是进入21世纪后，作为资本主义文化产业的代表，迪士尼不再紧随环境正义等更为国际主义的生态思潮，且对数字技术手段过分依赖，其动物主题电影陷入到表征的双重陷阱中。生态思想价值工具失灵使迪士尼动物主题电影在21世纪的全球传播失去了引领动力。

本研究探讨了健康议题中辟谣专家辟谣语言属性对受众态度转变的影响。具体而言，本研究假设辟谣专家在与谣言受众沟通时，相比于使用抽象语言策略，使用具体语言策略能更显著地导致受众态度转变，同时语言典型性和感知专业水平中介了语言策略的作用。此外，这种关系受辟谣专家的专业资本水平及受众心理距离所调节。本研究认为当辟谣专家拥有较高的专业资本水平时，辟谣专家的具体语言策略对受众态度转变的作用会减弱; 当受众感知到与谣言作用对象的心理距离较近时，辟谣专家的具体语言策略对受众态度转 变的作用更为明显。通过三项实验，本研究的假设得到验证。本研究为健康领域的辟谣沟通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并为健康议题中的谣言治理提供了建议和启示。

从最初仅在网络上被趣缘群体关注，到如今成为街头巷尾的日常景象，汉服文化不断突破圈层，逐渐成为大众关注热议的话题，也成为青年文化研究的对象。文章认为，要深入理解汉服作为文化现象所蕴含的复杂张力，首先应当将其视为一种“媒介物”，通过这一视角，我们能够从物质文化研究的传统出发，审视汉服在当代社会中的“创生” 过程以及它所关联的社会关系。其次，应引入边界研究的理论视角。这样不仅可以从物的研究传统开拓现有汉服的讨论范围，还可以从边界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多元主体在划界和脱圈过程中的动态互动，从而捕捉汉服作为一个“再造传统” 所包裹的多元动力，也能捕获其前进方向的线索。

新闻与文艺渊源深厚，但由于学术分工和专业细化，使得二者又时常泾渭分明。实际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抗战时期还是和平年代，都有着新闻战线与文艺战线的聚合。本文关注具体而微的细腻实践，聚焦于以晋察冀根据地战斗英雄李殿冰为原型集体创作的新剧种“新闻报道剧”，以及此后一度涌现的“新闻报道剧”风潮，探讨跨文本的“真人真事”和典型政治、跨媒介技术手段融合和传播形式更新、跨主体创作的集体规约和权能关系调整，从而展现如何以新闻与文艺相结合的方式，将新文化从中央到地方予以观念落地和深入实践。由此，论文进而延伸观照源自苏联的活报剧、中国当下的时代报告剧和数字新闻创新条件下的剧场新闻，以挖掘新闻性与艺术性融合发展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过去，AI写作在新闻生产中通常被用于主观性、逻辑性较弱的新闻体裁。然而，随着近来AI能力的提升，AI写作能否被扩展到更具主观性、创意性的新闻生产环节当中引发了讨论。财经评论兼具结构性、主观性和逻辑性，其本身也是用以探究AI写作应用边界的一类较为合适的新闻体裁。基于系统化-启发式（HSM）模型，本研究通过两组情境实验考察了AI作为评论作者对财经评论感知专业度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制。研究一在未提示受众关注作者的情况下，探讨了受众对AI生成与人类撰写的财经评论之间感知专业度的差异。结果显示，当受众通过系统化处理路径阅读财经评论时，很难区分AI与人类记者撰写的评论在专业度上的差异。研究二采用2（实际作者：人类 vs. AI）× 3（作者署名：人类记者 VS. AI VS. 不署名）因子设计，通过在线实验探讨启发式处理路径下，受众对不同作者的财经评论的差异化感知机制。结果表明，当受众注意到评论的作者身份时，署名为AI的财经评论可以通过权威启发式（authority heuristic）和机器启发式（machine heuristic）提高内容的感知专业度，而受众对AI写作的态度能够有效增强机器启 发对内容感知专业度的提升作用。但是，署名与否则会降低受众的权威启发式水平进而折损受众对于内容的专业度感知。结合两研究来看，过往专业财经媒体赖以生存的权威性、专业性在当前的AI时代也开始面临着极大挑战。因此，应对AI写作的冲击有必要充分重建财经媒体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1987年的关广梅现象系列报道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关于“姓‘资’姓‘社’”的讨论，颇具分量。经对《经济日报》高层领导的讲述、记者的亲身回忆及刊发文本的考证，本文认为“关广梅报道”展现了1980年代党报自我革新的过程。论文首先还原了记者组的“三 访本溪”，指出他们通过一系列新闻实践，从混杂的新闻文化走向了真正的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在理性与感性上达成双重联结。其次，论文考察了《经济日报》的刊发，其利用 “静观其变”与“主动出击”的策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讨论。社论与大讨论最终达成统一，为群众路线融入了“人民性”这一特征。论文最后指出，此前关于该新闻实 践的认识存在后视的问题，更反映出1980年代新闻学书写中存在的偏向，唯有“回心式” 地挖掘传统党报理论，才有可能真正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

本研究借助能动可供性的理论框架，考察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VR）为文化遗产的沉浸式传播提供了何种潜力及其对不同受众群体主观体验与态度意愿的影响机制。通过三组对照的VR实验，操作化能动可供性的三种水平（无vs.低vs.高），发现能动可供性能够提升受众对文化遗产的认同和关注，但仅在低水平上显著，而高水平的能动可供性更有利于促进虚拟游览替代实地参观的意愿。心流体验在能动可供性与文化认同之间起到遮掩作用，而在能动可供性与虚拟游览意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媒介经验调节了能动可供性对线下参与意愿的影响：对具有丰富VR经验的个体，高水平的能动可供性可能使其线下参与文化遗产活动的意愿降低，并倾向于用虚拟游览替代。本研究为理解虚拟现实作为文化传播新媒介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支撑，并为设计更有针对性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灾害给灾难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基于2021年郑州暴雨救援中广为传播的《待救援人员信息》在线协作文档，探索了自组织社群通过媒介化的方式实现灾难救援中的协同治理的过程。研究结果表明，自组织社群中的持续参与者是促成救援成功的核心要素。首先，持续参与者通过扮演网络中介和缩短成员间的互动距离，成功提高了待救援人员转化为成功救援人员的概率；其次，正是由于持续参与者针对救援文档中出现的问题促成的供需匹配、资源部署、加速信息流动、联结多元行动者等解决方案，包括国家、市场和公众在内的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持续互动的利益调和与联合行动过程才得以实现。最后，本文讨论了灾害中的媒介化治理的特征，回应了在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之下，基于数字媒介技术的治理革新如何实现治理效能优化的问题。

本文以延安社会生态为背景，详细解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业化历程，以及由此产 生赵占魁及其“赵运”的现实土壤，并阐释了延安罢工事件错误诉求的症结，进而深刻揭示了穆青典型人物发现与报道的“暗靶”逻辑及其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基础。这一独特而创新的观点，对我们提升典型人物发现与报道的规律性认识，有所启发，有所帮助，更有所增益。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交机器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本文从计算传播学的视角出发，探讨社交机器人田野实验的概念界定、方法建构、实验设计及其实际应用，认为社交机器人田野实验结合了大数据分析与仿真方法的优势，已发展为一种高度可控的实验法。社交机器人田野实验为观察、分析与理解数字媒体环境中的传播现象提供了新思路，将助力于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验证、探索与拓展。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通过社交机器人田野实验对过滤气泡的成因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发现，即使控制了社交机器人账号的阅读行为偏好，其在随机阅读实验后仍可能陷入过滤气泡。

作为一种壮大个人声望、逃避公共讨论的话语样态，胡说八道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泛滥威胁着日渐稀薄的沟通理性。本研究通过三项彼此关联的调查或实验（N = 400），依次考察了中国网民对伪深刻话语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伪深刻媒介话语接受度的领域间差异以及哪些系统性手段能够实时增强人们对胡说八道的识别能力，发现中国网民的胡说八道接受度相对较高，直觉信念和表演性精致降低了其对胡说八道的敏感度，市场经济偏好带来的话语怀疑被规避不确定性而接受伪深刻的文化权威服从机制部分抵消。人们对经验议题、广告和回避型胡说八道的识别能力相对较好，但在特定议题下无法区分机器生成段落与人类作品。研究对运用公共问责写作任务和阻塞厌恶激发降低伪深刻媒介话语接受度的效果和条件进行了探讨，为避免胡说八道污染公共话语的途径提出了对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