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接逻辑主导的互联网发展史中，失联是另类的互联网实践，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关注主动网络失联的历史过程，将我国的主动网络失联分为局部连接阶 段(1994-2006)、普遍连接阶段(2007-2013)和泛连接阶段(2013至今)三个阶段。在 主动网络失联的演变中，浮现了个人信息权和失联权两个争议焦点，个人信息权的争论随 着连接阶段的发展而变化，而失联权的确立面临与“忙碌即成功”的组织文化的冲突，以及重新界定“工作-生活”边界的挑战。有关主动网络失联的争论围绕着其能否成为一种社会机制而进行，而网民开展情境化失联的生活减速探索，“游走”于连接和失联的状态之中。透过历史分析可见，主动网络失联有成为生活方式的趋势，但作为一种社会机制还存在诸多问题。

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成为提高性别意识、促成女性团结、呼吁社会变革的空间。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探索本土数字空间中就性别议题活跃发声的 青年女性用户的性别意识觉醒过程;并提出“媒介化情感团结”的概念，用以理解遭遇情感失调、经历意识觉醒、成为情感异类的个体，如何在社交媒体的连接可供性基础上彼此连接、相互支持、集体发声，形成情感共同体的团结感。研究认为，社交媒体等数字媒介重构了个人、集体和空间的关系，形塑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转换政治，情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当今网络流行文化中，尚未婚育的年轻女孩却热衷于以另类的方式“养娃”。少女文化碰撞母职研究，引发了我们关于“母职”在数字时代内涵和外延拓展及变革的思考。本研究聚焦于棉花娃娃玩家群体近年来形成的“赛博母职”实践，并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收集经验性材料。既往的“数字母职”研究关注技术如何影响生物性育儿，区别于此，“赛博母职”指向赛博格隐喻下人和技术双向交织的视角。研究发现，媒介技术、社会结构与少女的能动性共同塑造了以手作实践和视觉操弄为核心的“赛博育儿”实践，在与社会中的母职制度回响的同时，也在消解母职的神圣性。当“赛博母职”成了少女面对生活压力的一种柔性策略，流动的爱欲从顽固的二元论逻辑的裂缝中涌现出来，形成微弱短暂同时广泛流展的力量，为多元的性别主体-位置提供新的可能性。

本研究从记忆与遗忘的辩证关系出发，聚焦中国社交平台上的“数字死亡”，即个体 用户的平台账号被关闭的现象。本文的经验材料包含131份网上发布的数字生命叙事和39份深度访谈，这些遭遇强制性删除后的个人书写和言说不仅将数字时代的记忆政治公之于 众，也将其公共化。研究发现，封号作为事件侵入了个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死亡般的沉痛和创伤，个体数字记忆被全面删除，(一部分)自我也被湮灭和剥离。诉诸书写是抵抗遗忘的方式，抗议平台加诸的越轨标签，被封号者的身份和主体性也在书写中得以重构和确认。从结果上看，通过删除制造遗忘的平台治理反而在社会实践中激发了积极的记忆铭刻，而删除给技术化的记忆结构所带来的长远影响则值得深思。

知识生产的关键是从客观对象中发现问题、回答问题、阐释问题，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在于，对关于对象的成体系的问题做出成体系的科学回答和阐释。能否把新闻活动领域 的客观问题特别是当今新闻活动领域整体性的客观变化转化为真实的、高质量的“学术问 题”，直接决定着我们能否建构出高质量的当代中国新闻学“问题体系”，也自然决定着能否建构起高质量的自主知识体系。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人与新闻的关系问题”是新闻学的总问题。总问题分为两大领域问题:新闻领域问题和新闻与社会的关系领域(新闻关系)问题。新闻领域问题可分为两大范围问题体系:新闻本体论问题体系，新闻业态论问题体系。新闻关系领域问题也可分为两大范围问题体系:新闻与社会整体发 展的关系问题体系，新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问题体系。如此，当代中国新闻学在自主知识 体系建构中，就可以依据新的实际变化与发展趋势从“四大问题体系”着手去建构。

社交媒体推动了女性赋权广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在取得巨大商业效益的同时，女性赋权广告也因其后女性主义话语而被批评可能加剧性别不平等。论文聚焦微 博中的女性赋权广告实践，运用主题分析与语义网分析对广告中的后女性主义话语、以 及受众对后女性主义话语的回应与意义生产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自信文化”和“积极心态”获得了受众大量附和，“赋权”被建构为个体“实现美”的过程，“自信”与 “积极心态”的自我规训被视作“赋权”的关键途径，消费还被个体赋予了对广告商的 “嘉奖”意味。论文还引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聚焦后女性主义话语所折射的不平等经济关系与意识形态，探讨女性赋权广告的“真赋权”路线。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大量使用了Kommunikation(传播)、Verkehr(交 往)等概念进行论证。很多情况下这两个词既包括物质层面的交通运输，也包括精神层 面的消息传递、电报往来、人际传播和关系建构等等。本文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 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为依据，将其中这两个词以及相关的Transport(运输)一 词的原词、派生词、复合词共计1213处，对照约1200万字的现有《资本论》及其手稿的 中译文，制作各种比照表格和写出分析文字约50万字。确认相当多的Kommunikation、 Verkehr被译为“交通”“交通运输”，而当代汉语“交通”主要指火车、轮船等运输 工具，无形中造成马克思丰富的传播观被遮蔽。本文对这种情况从五个角度切入做了全 面梳理，努力回归马克思论证的原意。

作为一类独特的网络主播群体，底层网络主播的走红及其陨落昭示着底层人民的数字生存逻辑和数字命运走向。本文以媒介生命史为研究方法，以MC天佑的媒介生命历程作为个案进行深入分析，探索底层网络主播如何通过短视频/直播进行数字劳动。面对底层网络主播“雷同”的媒介生命历程，本文认为主播们在数字劳动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和职业的双重生产，并生成了使主播们在各个平台上进行声名流动的媒介身份。当网络主播无法处理自我认同中的媒介自我身份带来的冲突时，“自我的悲剧”便使网络主播的媒介生命走向陨落;这种被动的“陨落”是治理的必然走向及结果。文章通过对底层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及身份认同的分析以及治理结果的呈现，强调平台的可供性 可以作为文化多元空间内的治理落点，需要用双向思维的连续性连通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从而在善治的思维中探索中国的数字治理路径。一种协商式的治理方式将给予底层网络主播更大的生存空间，也会使其文化生产更有活力和生命力。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构筑清朗的网络意见表达空间、建设良好的网络传播秩序 成为发展网络强国、建设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2020年1月20日至3月8日间，人民日报在新浪微博发布的43088条新闻及其1204769条相关评论的实证分析，考察沉默的螺旋理论视角下，作为意见表达的网络新闻回帖所形成的受众互动对群体极化的影响，揭示了情绪在受众互动和群体极化之间关系具有抑制性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受众互动对群体极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众互动越强烈，情绪效价越消极，情绪唤醒越强烈;正向情绪效价、低唤醒度的情绪更容易导致群体极化。

健康信息回避行为是老年健康传播的重要干扰因素，而现有研究鲜少考察健康信息回 避行为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路径。本研究基于SOR理论构建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发生机制模型，并对我国465名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有机体端 的感知危害特征、负面情感响应和弱渠道信念与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刺激端的消极信息特征、突出性、认知失调和社会支持通过影响老年人的个体反应，导致 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产生。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存在三种影响老年人健 康信息回避行为的主构型:以弱渠道信念、缺乏社会支持为核心条件的外部主导型回避，以消极信息特征、突出性为核心条件的事实主导型回避和以负面情感响应、消极信息特征为核心条件的情感主导型回避。本研究不仅考察了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影响因素间的 传导路径，还验证了各因素的组态关系和联动机制，为完善老年健康教育工作和公共健康 风险管理机制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

长期以来，大众媒体通过选择性地呈现某种类型的外貌或身材的特征，塑造和强化 所谓的“理想身体形象”;社交媒体时代，关于外表与身材的图片、视频与文本内容也在各类平台随处可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人对外貌与身材的认知。考虑到身体形象内容在社交媒体上的普遍性和对个人以及社会的负面影响，本研究聚焦小红书平台，基于性别差异理论与社会比较理论，探讨社交媒体上的身体图片、评论内容与评论者性别如何影响社会比较、激励与负面情绪。本研究采用2(参与者性别:男/女)×2(评论者 性别:男/女)×2(评论内容:可实现/不可实现)组间因子在线实验(N=292)，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后发现:在控制社会比较倾向与身体质量指数之后，女性比男性感受到了更多的负面情绪;与不可实现评论相比，可实现评论带来了更多的激励与更少的负面情绪；对于两个性别的参与者来说，同性评论比异性评论引发了更多的社会比较。对于女性参与者，阅读女性发布的可实现评论引发了最高程度的激励情绪;而对于男性参与者，阅读女性发布的不可实现的评论引发了最低程度的激励情绪。这一结论对性别差异以及社会比较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旨在探究人机交互中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评估与使用情况。借助科学传播理论和AIDUA研究框架，对1805份样本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研究深入探讨了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多维认知态度的形成因素，以及其对公众细分内容 生产行为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评估与使用是在技术想象与技术实践交织互构的情境下进行的。在初次评估阶段，个体的科技乐观主义 人格、先验技术经验以及其周边社群的社会影响力等前端外围因素构建了公众的技术想象，驱动着他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与实践。在二次评估阶段，公众基于技术实践而形成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收益与风险感知织造了他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积极与消极交织的多维认知态度。在行为结果阶段，公众的多维认知态度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细化的内容生产。

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拓宽了人们的消息来源，打破了传统媒体作为“把关人”的垄断地位。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和碎片化、快捷化阅读习惯的产生，视频类社交媒体日益成为全球用户的信息摄入的新阵地，也成为国际传播的新战场。本文对2019年-2021年在油管(YouTube)上发布的387730条中英文中国相关视频进行了内容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揭示了海外视频社交媒体上的中国相关子议题的类型、时间变化和跨语言差异。第二层和第三层议程设置分析的结果显示，尽管其他类型账号在对中国形象的构建上联系紧密，媒 体账号则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议程，并未很好融入油管舆论场。本研究对国际传播理论和议 程设置理论的结合作出了理论贡献，创新性地结合传统与计算传播方法对比了第二、三层议程设置效果，并对我国对外传播拓展视频类渠道提出了具体策略建议。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学术界关于算法价值偏见的担忧和探讨。以搜索引擎自动补全算法为研究对象，本研究运用算法审计方法，在模拟创建大规模用户搜索词的基础上，对收集自主流搜索引擎的47011条自动补全预测词条所反映出的价值偏见进行了检验。 研究发现，在性别、年龄、户籍三类社会群体属性上，自动补全算法偏见与长期存在的社会歧视一致，反映出女性相较于男性、中老年群体相较于青年、农村相较于城市的不利社 会地位;特征话题与搜索平台均显著调节这三类属性与算法负面偏见之间的关系。研究认 为，在用户交互实践中社会偏见通过自动补全算法强化了其媒介可见性，而平台则受到流量商品逻辑的影响成为不平等再现的媒介载体。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算法偏见与数字不平等的交互机制、以及在对抗算法偏见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方的作用。

近年来互联网成为公共事务参与的重要空间，性别议题一直在网络中被广泛讨论。在互联网的女性主义团结机制中，不断呈现出对于参与此议题的男性声援者的排斥乃至攻击性话语，一直以来此现象被视为网络中的女权群体极化，被学术界用“他者”政治 的视角予以解释，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此种来自女性主义团结的排斥话语虽然以高攻 击性言辞表现出来，却不能简单归结为“极端女权”的“情绪宣泄”，而有其丰富内涵和生成逻辑。这种排斥主要表现为对男性声援者的动机不信任、知识立场的质疑、对男性声援者及其亲近者的他异化。此种排斥现象有着复杂成因:网络公共事务参与中话语与行动的弱连续性;善意性别歧视与无歧视意图的文化行为的认识论困难，而互联网增加了这种辨识困难;互联网中团结机制依靠受害感及受害经验联结等因素。厘清并反思为何男性声援者会遭遇此种困局有助于增进两性的沟通理解，减少社会矛盾，更好地进行团结并促进两性平等;通过对“受益者悖论”进行理论补充，本研究也可为其他社会不正义话题的参与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当人工智能社交聊天机器人被视作具有人性特征的通信者，了解它们与人类进行交互过程中的性别偏见问题十分重要。本文使用对话测试的方法，设计了一系列用于测试机器人性别偏见的问题，对国内三款主流社交聊天机器人进行测试，并基于交互文本展 开质性编码分析。结果表明，社交聊天机器人在自我性别认知、性别刻板印象、性别 平等、应对性别骚扰等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偏见，且与社交聊天机器人本身被赋予 的男女性别角色无关。作为人机交互技术产物的社交聊天机器人的性别偏见，由用户参与、对话系统技术支持、科技公司和程序开发者共同建构，而以社交聊天机器人为代表的AI在学习和模仿中复刻与强化了人类社会性别结构性力量的性别偏见。

2019年电子竞技员(也称电竞选手)成为人社部批准的新职业，这带动了电竞产业的蓬勃发展。论文以“残酷的乐观主义”和“希望”为理论资源，考察支撑该产业的核心元素:电竞选手的个体经验和情感形式，并将电竞选手呈现的情感形态扣连行业语境和政治环境做情境性分析，以探究当代电竞选手的情感生成逻辑及其情感带动的行为。本文发现大众文化、政策扶持和行业语境共同为电竞选手编织的美好承诺是有问题的欲望客体，并阻碍他们走向繁荣。失去欲望客体的体验让人如此心碎，以至于电竞选手抱持的希望和乐观反而磨损和消耗了他们的生命力，甚至将其引入“僵局”。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希望的残酷主义”，以思考和理解当代电竞选手的情感实践。

在基特勒看来，口语是一种性别区分的媒介，而打字机是一种性别中立的媒介。打字机带来了写作的去性别化，通过颠倒写作的性别，从而颠覆了话语网络的物质基础，这种变化带来了传统性别隐喻的消亡。借助福柯和拉康的理论，基特勒描述了1800话语网络和1900话语网络间，女性在文学流通中的角色和位置的变化。1800话语网络中，母亲作为抽 象精神的象喻，被排除于话语网络实际生产过程之外，处于“输入”和“输出”两个位置上。而在1900话语网络中，打字机使得书写的男性垄断地位崩塌，女性开始作为秘书和打 字员进入其中，居于文本处理和生产中的核心。尽管基特勒并非女性主义者，但他以媒介物质性和话语网络为基础的女性研究也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新的启发，贡献了新的理论视野和思路。

调用历史类比，在过去与当下的事件之间建立关联，是建构集体记忆、塑造公众认知的重要方式。本研究通过最相异系统设计的一项量化内容分析，考察了“9·11”、 孟买恐怖袭击和开罗示威三个本世纪以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大冲突事件的报道在美国、印度和中东北非等对应区域的代表性报纸中被调用历史类比的媒体逻辑。研究发 现，在这三个事件的报道中，媒体逻辑存在着“远方苦难”模式，以他人经历解释他人苦难;呈现显著的“驯化效应”，报纸会努力将“他们”建构为“我们”或能够理解的 人，在“他人”与“我们”之间建立认知关联和意义连接;媒体也会在本地区遭受暴力袭击事件时更多使用历史参照，展现出接近性机制。研究随后讨论了三种规律并存且依次递减的媒体逻辑及其对冲突性事件新闻报道的启示。

算法歧视现象构成个人数字化生存的伦理挑战。通过访谈22位国内算法工程师，本研究从技术的社会建构视角出发，探讨了他们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实践如何作用于有偏算法系统之产生、发展与应用。研究发现，算法歧视与工程师对真实和准确的理解、追求有关——他们试图打造“镜像世界”时，以数据、社会、统计因果等为“求真”的依归，最终导致了歧视的加固与强化;同时，面向算法公平和正义的算法“向善”，被“求真求 准”的价值目标和特定业务目标不断挤压;工程师所受教育和所处组织环境，让他们认为 “求善”并非他们的职责。加上公平等伦理概念本身难以量化，更为建设“数字花园”制造了技术难度。这些都让“求善”沦为工程师的一种弹性选择，影响了他们“去偏”和 “消歧”的伦理实践方案。这一研究为理解算法歧视提供了来自工程师伦理层面的实证依据，为理解有偏算法的社会建构提供了基于中国语境的业内见解。

论文重新考证了“全党办报”这一中国特色新闻学关键概念的提出与早期运用情形，指出该概念表述在1944年《本报创刊一千期》发表前的半年间，已经成为《解放日报》的一个常用语汇，同时在陕甘宁边区党政系统中广为流行。考察新整理的材料发现，“全党办报”的核心要旨是使党报真正成为“集体的组织者”，运作机制是党报的 “平台化”，即报纸扮演党政系统交流工作经验的建制化“平台”角色，起到组织和推动实际工作的作用。“全党办报”兴起的深层动因在于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机制的革新，在延安时期形成的独特政治文化和制度条件下，政党开掘和利用媒介技术的潜在功能，将报纸改造成一种常规化的组织技术，由此带来新闻实践的深刻变化。

死亡让肉体消亡，而媒介却保留了用户的行为痕迹，引发了逝者在场与生存媒介等新议题。本研究通过对15位丧亲者的深度访谈，对比分析了数码物与实体物对于记忆存储、情感唤起的影响，并探讨媒介连接逝者、沟通生死的“数字巫觋”意义。研究发现，数字痕迹具有遍在性、流动性、链接性，当其与平台逻辑、算法技术相结合，能够塑造“静态 辉光”与“闯入式”的死亡文化，丧亲者将不可避免地偶遇逝者信息、触发回忆。数字痕 迹还呈现出“脆弱”与“不朽”的矛盾性，当其脱离原生设备、被转移或存储至云端时，记忆的本真性也随之消失。在数字时代，是否保留逝者的数字痕迹成为关乎数字生命与情感联结的重要决策。

面对当下数字交往带来的普遍联结，社交媒体用户在不断扩张的公共空间中寻求对自 我/私人空间的界限感。本研究关注青年群体的微博小号使用现象，考察其基于小号所构建的新关系情境与自我实践。研究发现，青年个体通过小号进行的情感工作有效调节了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张力与情感冲突，在此过程中其自我、身份与认同在中国传统关系取向的 交往法则与不断凸显的个体化进程的张力之间实现了流动与重构，其情境也从情境再分离走向新的现实情境创造;这种新型自我重组方式是以往网络中的分离自我和现实中的隐忍自我未能涵盖的，其现实的情境创造也赋予了现实角色与社会自我新的个体意义的活力，折射出当下青年群体主观个体化的创造性行动。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N=582)，结合认知中介模型和家庭沟通模式理论，从“个人- 家庭”视角出发，考察了个人的健康信息关注和家庭的对话/妥协取向如何影响人们向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研究发现，在个体认知层面，人们的健康信息关注能够直接正向影响其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的行为，也能够间接地通过健康素养或通过健康信息精细处理和健康素养的链式中介促进人们与父母的健康信息分享;在家庭沟通层面，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能够驱动人们向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研究通过拓展认知中介模型明晰了个人的健康信息关注与其针对父母的健康信息分享之间的内在逻辑，同时通过聚焦家庭这一特定的场域证实了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对家庭内部健康信息传播的促进作用。

借用当下人文学科的学术时髦修辞“转向”，人类学中的“听觉转向”，或者，声音研究中的“人类学转向”正在发生。这篇文章通过梳理感官人类学、听觉文化和声音 研究这三个领域的学术发展语境，特别是通过回顾两次知名的学术争论，辨析存在于声音研究、听觉文化与感官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分歧。基于对本体论 vs 认识论，表征理论 vs 非表征理论的梳理，文章进一步反思声音与听觉文化研究中的经典核心概念，“声景 (soundscape)”，并提出“声境(acoustic milieus)”概念与之形成对话，以此强调声音作为理解生命体存在境况以及作为生态式思考的媒介。

近年来，随着感官研究、多感官传播研究的兴起，感官与媒介间关系的讨论颇为热络。眼镜与助听器是弥补人类感官的最主要媒介，然而在传播与媒介研究中鲜有详细的考察。本文试图关联起一系列来自德国媒介理论传统的概念如卡普的器官投射、沃格的生成媒介与弗卢瑟的技术图像，探讨媒介与多重感官的关系。

以往，大众媒体主要通过民意调查来量化民意;如今，微博热搜日益被视为民意的风向标。本文应用民意基础设施模型，采用文本分析、访谈和内容分析法，考察热搜定义和测量民意的方式，以及大众媒体如何看待和阐释热搜。研究发现，随着2018年上榜规则的调整， 热搜糅合了“个体的搜索痕迹聚合”和“公众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前者是个体的、私下的、平等的，后者是关系的、公开的、分层级的，标志着“一人一票”逻辑向“优先考虑明智舆论”的转变。媒体将热搜描绘为民意的代名词，常使用“冲上热搜”“热搜第一”作为 评估公众反应的基准，进而合法化了热点算法的知识逻辑。该发现有助于修正“党媒对算法 持批判态度”的结论，未来研究可纳入更多“人与算法相遇”的具体场景。

本研究从“剧目”概念和数字策展视角入手，揭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若干短视频的生命轨迹，以此理解数字符像事件的生成和疫情及其记忆的展演。对多个案的比较 分析发现，数字符像事件的生命历程涵盖流传、驯化和经典化三个阐释阶段。在每个阶段的多模态记忆实践中，社交媒体用户和机构媒体先后投入种种数字策展工作。这些工作制造出短视频副本或变体，续写或翻转表演的剧情，放大或改造表演者和观众的情感，并将之带入宏大叙事。最终，短视频或者稍纵即逝，或者刻入以“感动”为主调的公共记忆。

看电视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休闲方式，作为家庭媒介的电视也长期是中国的第一媒介，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是幸福感的源泉，看电视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看电视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和间接影响。基于2013和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 据，本文发现日常看电视和空闲时间看电视(或看碟)均直接提升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但只有至少达到“经常”或“每天”看电视才能显著提升人们的幸福感，表明电视使用对幸福感的提升具有一定的门槛。本文通过相互竞争的两个中介机制分析了看电视对主观幸福感的间接影响，中介分析发现，看电视通过促进人们的社会交往间接提升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但看电视并没有因为提升了物质主义倾向而降低幸福感。

已有记忆实践研究针对表征的、档案的记忆实践做出了丰富的讨论，但是尚未就想象的、非表征的、情感(动)的记忆实践展开充分研究。本文分析了虾米难民之“难” 的三种情感性的记忆想象及其情动怀旧意涵。每日推荐的记忆想象展演了心动音乐发现 的情动体验及中介化的在世存有感觉;小众风格标签的记忆想象是在后摇和氛围音乐中 整合出一种非人类中心的世界想象;而歌单和音乐库的记忆想象则展演了个体、社群与平台协力共建集体音乐档案的情感联结，及其背后的文化遗产价值。这三种情感性记忆想象是虾米难民的情动怀旧的动力基础。在难民们“无家可归、无处可依”的情动怀旧背后潜藏着一种希望伦理:它淘澄出人们对线上公共音乐生活的渴望，使人们反思脆弱的中介化在世存有并找到了三种应对策略，让人们通过(残留的)身体和情动记忆重探 与复数身体的关系性联结。

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人手一码的健康码和遍布各地的核酸检测点无疑构成了中国 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在“城市进化”“后种系生成”和“控制论”的交叉视野下， 健康码是一种外置免疫器官，它在人类针对新发病毒的自然免疫屏障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时，充当着宏观城市层面的外置免疫系统的信息枢纽，尤其是其在疫情监测和识别上的作用，与机体细胞层面的免疫监测和识别，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逻辑上的相似性。与此同时，健康码也以一种外置免疫器官的方式，制造出一系列新型“他者”。自我/他者这个萦绕着整个20世纪的老问题，在健康码所提供的21世纪的特殊社会文化语境中，又获得了重新提出和演绎。健康码首次大规模地让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层面，经历了一 种控制论意义上打破生物和技术边界的状态。其中技术与人的关系，呈现出“后种系生成”或“技术异化”两种可能。我们一方面要肯定技术进步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需反思其中存在的风险。

随着搜索引擎的日常化，“谷歌效应”日益凸显，人们自身记忆能力被削弱。而文 章标记对阅读理解和记忆存在明显促进作用。本文使用文章作为实验材料，设计了一个 2×2的实验来考察在“谷歌效应”下，文章标记如何影响人们的记忆效果。结果发现，文章标记可以明显提高网络环境下的记忆效果，这一发现拓展了文章标记效应的研究场景，为数字化阅读提供了实际的记忆保持策略。尽管文章标记未完全抵消“谷歌效应”，但为减轻搜索引擎依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探究宏观标记与微观标记的可能差异。在方法上，也可以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神经科学技术，考察文章标记是如何影响大脑的记忆编码与提取过程的，解析其抵消“谷歌效应” 的神经机制。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同中国革命斗争实践 和新闻宣传实践有机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闻观点，形成了毛泽东新闻思想。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孕育萌发、土地革命时期探索积累、全面抗战时期丰富提升、解放战争时期深化成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总结完善五个历史阶段。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为奠定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理论基础，引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道路，开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历史进程，作出了巨大理论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学习和重温毛泽东新闻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科学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互联网群聚传播》，隋岩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年，319页，ISBN:978-7- 03-075552-0，168元。

中国电竞场域近几年涌现出了“电竞爱国主义”的话语组合。在中国特定情境下，国家、行业、个人等不同行动者，通过特定的“三重接合”形式和实践过程，相互博弈、相互连接、相互转译，争夺性地接合形成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甚至临时的“电竞爱国主义”认同。第一重接合是在国家权力层面话语的接合、解接合和再接合，第二重接合是在行业资本层面数字话语和利益联盟的合法性接合，第三重接合是在个人梦想层面“冠军梦”和“中国梦”的双向接合。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当下中国正面临其基本概念的现实与理论挑战，这一挑战肇因于飞速发展的传播现实与马新观概念体系中“新闻”本体的巨大张力。回应这一中国之问、 时代之问的切实路径，是从更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观拓展马新观的概念外延，使其概念含义突破传统认识论中的“新闻”限制，跃升至信息传播等广域范畴，通过外延扩容赋予其概念限度以多重性意涵，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获得更加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更为高阶的指导效能。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视角并结合新的时代语境，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概念扩容予以重新检讨，以此尝试提出创新马新观“概念实践”的若干路径。

数字平台已经深深嵌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的隐私管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传播隐私管理理论，探究用户使用如购物、打车、外卖等服务性技术系统时的隐 私管理策略及其机制。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法发现用户平台隐私管理的双重路径，再通过问卷调查法(N=1419)进一步验证了用户选择特定路径背后的心理机制。结果发现，用户是基于在继续使用平台服务的前提下来决定隐私管理方式的，而这种决策背后又受到了自 我效能与隐私计算两种内外部因素的干预。本文将隐私管理策略研究放置在了新兴技术系统服务的语境下，为后续研究非人际情境中的隐私管理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本研究使用两个实验来考察公益短视频叙事视角和扩展叙事分别产生劝服效果的心理机制。实验一通过眼角膜捐献诉求短视频接触数据发现，叙事视角直接影响器官捐献意图，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相较于使用第三人称叙事的短视频更能触发人的沉浸感，而沉浸感正向影响个人的器官捐献态度和意图，验证了传输理论的基本论述。数据分析还发现，叙事视角通过沉浸感-器官捐献态度的序列中介作用对个人的器官捐献意图产生影响，显示既往研究对于叙事视角与健康行为关系的发现结果不一致，部分归因于人们在文本接触中沉浸感中介效果的差异。基于启发式处理模型，实验二进一步探究作为短视频扩展叙事的弹幕对说服效果的影响，发现眼角膜捐献诉求短视频所附着的积极的文字 弹幕触发个人启发式处理，进而显著提高个人对器官捐献的消极态度并减少积极态度，由此积极的文字弹幕通过中介效应反而降低了个人的器官捐献意图。

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大语言模型如ChatGPT的兴起，新闻传播学界正面临着重大的变革。笔者对话欧洲传播研究与教育学会主席约翰·唐尼(John Downey)教授， 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新闻传播学研究、教育及学科发展的影响。这些讨论不仅反映了当前技术发展的全球趋势，还揭示了跨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应对策略和思考方式，从而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视角。

本研究对389名60岁及更为年长的智能手机用户进行问卷调查，考察了同辈亲属、晚辈亲属、朋友和社区等社交圈层在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时提供的社会支持状况，以及这些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证实，晚辈亲属在帮助老年人弥合数字鸿沟时给予 最多的信息、情感和工具性支持。同时，同辈亲属、朋友以及社区在这一过程中提供的社会支持也得到了初步验证。研究结果还表明，老年人获得的晚辈亲属支持会显著影响其主 观幸福感，而朋友支持则通过感知效能发挥中介效应。本文基于老年数字鸿沟语境，区分了不同社交圈层提供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路径，发展了社会支持的“缓冲器”模型，亦为提升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主观幸福感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