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的发展呈现出技术的“杰纳斯脸”：在带来便利与繁荣的同时，也暗藏风险和危机。一定程度上，新媒介技术的演变正推进着新媒介发展为一种宏观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中，“安全”不断进入各国的政策和媒体议程，作为安全问题中一个重要的类别，国家安全问题也在此语境中表现出了新的类型与特征。由于安全话语性质的凸显，国家安全问题在新媒介语境下不仅是一个兼具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问题，也是一个经由新媒介参与的话语过程和总体实践，交织发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等总体国家安全层面，呈现出泛化、加速、杂糅的特征。这些问题背后涉及建构主义安全观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机制“安全化”，本文认为国家安全问题在新媒介构建的内外环境中经历了原生与诱发两种安全化触发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类交织的安全问题将不同的主体、多元的行动者整合到了新媒介的技术逻辑之下，形成了从主体间话语性到场域间风险性的影响机制。理论与现实地看，对总体国家安全问题的语境构成、类型特征、过程机制的理解，可以为整体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总体的前因性参照。

本文超越社会建构论的“地点制造”概念，以“地点织造”为理论框架，探讨数字平台条件下的社区团购对邻里空间的纹理化生成机制。通过对武汉市三个居民小区历时四年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社区团购中的邻里与平台在不同的媒介实践中产生动态多元的耦合，催生出复数的社区团购和叠加的邻里空间。大厂商业团的单一自动化装置和平织编码将邻里空间生产为类似平纹织布的均质化网格纹理；居民团的协作自动化装置和提花编码则涌现出如织锦般文质彬彬且独具特色的提花纹理。本研究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平台批判研究，指出平台的大规模技术理性在转化成小范围的具体劳动和日常生活过程中会发生意想不到的质变，产生属于小范围的秩序，数字时代的邻里空间仍然存在附近实践的可能。

本研究通过实证路径探究大语言模型在全球范围内的接入情况，以此考察其基础设施化程度及其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困境。从传播与媒介研究的连接观入手，借基础设施核心概念“网关”，研究使用计算机网络实验法，引入丢包率、时延与抖动等指标，考察大语言模型的全球接入状况（可达、速度与稳定）及其基础设施化与数字不平等的问题。基于全球62城网络节点对中外6款大语言模型所进行的近20万次网络发包，研究发现相较全球北方城市节点，全球南方城市节点在接入层面有较为普遍的劣势，在访问欧美产大模型时尤其明显。在可达性与速度层面，部分大模型已基本完成对搜索引擎、数据库等前代信息基础设施的超越，且全球南方城市节点接入大模型的速度已显著快于数据库；但在稳定性层面，大模型尚未展示出超越前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显著优越性。尽管大语言模型的问世在隐喻意义上可被视作全球信息交往与人机互联的“初级阶段”，但亟需面对和解决连接中的地缘矛盾。在接入、使用、稳定、普及与价值等多层面发力，或是大语言模型激发其潜质、通往“全球网关”的可能路径。

中国古代经学“述而不作”的传统和具体历史情境的演进脉络皆关乎传播。今古文经之争的内在机理暗藏“口语偏向”与“文本偏向”的传播线索，却尚被遮蔽。今文经因其口语传播偏向显现出通俗的、意义开放的、便于记忆的经学知识体系。口语偏向的今文经具备人类学的在场性，是诠释学意义上“此在”对自身和共在的他人之间的筹划，导向意义理解的开放性。文本偏向的古文经发展出了适合默读的疏、笺和章句等体例。汉字因其表意特征被赋予了内生权威性，文本偏向的古文经存在稳定而意义封闭的知识体系。不同的传播偏向通过塑造相应的知识体系为不同的政治文化提供了枢机。今文经的灵活开放为经世致用辟以空间，其政治思维往往偏好改革以解决社会制度性焦虑；古文经的稳定性知识与倾向于维护政治权威且复古的政治思维紧密联系。今古文经的传播偏向并非被动地被投射到政治场域，而是在具体历史文化情境中被主体性的人建构为非此即彼的两条线索，二者的媒介性型构了不同的知识体系和政治文化。

在宋代，粉壁晓示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方式，用于官方与民众之间的沟通。这种活动将文书内容公示于墙壁上，供人们阅读。粉壁晓示广泛应用于州县、乡邑等地，以明确告示政令、法规和公共事务的相关内容。通过粉壁晓示，官方能够有效传达各种重要信息，包括君主诏令、朝廷通告、法律条例等。同时，民众也能通过阅读粉壁上的公示内容，了解到政府的政策和规定，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和遵守法律法规。粉壁晓示在宋代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加强官民沟通的重要作用，为当时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雍正在位初年颇受流言困扰，曾静案发使得流言问题更为突出。所以，雍正并未将曾静投书视为谋反案，而是将其作为流言案来处理，其目的是利用曾静案彻底清除政治流言的影响。雍正的策略按现在的说法是“谣言止于公开”，他主动将各种流言以及他的驳斥汇刻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公开宣讲并广为传布，以期消除流言。但是，由于皇权思维自身的盲点，雍正的这一消除行动最后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反而使得流言流传更广、更久远。

关于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既有研究普遍承认报刊发挥重要作用，但却很少讨论报刊如何以及为何集体参与报道。受商会“联动”机制启发，本文将抵制运动的报道看作一场“合唱”，由此探究在没有统一组织的情况下，全国报刊联动的形式和原因。研究发现，在初始阶段，上海《时报》和《申报》共同为事件起头；一周后，全国报刊陆续跟进，扩展了运动传播的范围；在持续阶段，报刊通过参与抵制、设立专栏、互相转载和定点支援等方式，增强了运动的声音；此外，《时报》《申报》《大公报》等主要提供全国视野，其余报刊则偏向地方动员，这一“变奏”推动抵制运动深入地方社会。本文认为，1905年的报刊联动之所以可能，不仅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更是成长中的报界自身发展的结果，其要素至少包括报刊格局的演变和普遍持有的“天职”信念。

以复杂系统理论为视角，本研究考察全球媒体与智库涉“一带一路”的议题竞合与舆论协同机制。利用计算传播方法，对78956条媒体文本和2090条智库文本（2014—2024年）进行分析后发现，媒体和智库讨论数量均呈现增长趋势且变化高度同步，媒体相对稳定积极表达情感而智库呈现更大的波动。媒体讨论数量对智库讨论数量存在显著影响，共建国家媒体对非共建国家智库有持续显著影响。主题分析揭示，在政治议题上非共建国家保持相对优势，经济议题呈现多元互动模式，而文化议题则展现出最高程度的互动性和包容性。“一带一路”传播中的权力动态变化和话语结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的“中心—边缘”传播模式。研究结果为国际传播研究引入了新的理论视角，为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策略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人类的记忆实践已无法脱离技术的作用，如同数字档案的社交平台在开放与在线中使许多记忆微光得到贮存与显现，看似与记忆无关的“陌生人”也在“人—物”的相互联结下成为追忆者展开记忆实践的聚焦对象，并在主体的公开寻忆中转变为一种联结式的“诸众记忆”。在“寻忆陌生人”的实践背后，旧照片、算法等共同构成了记忆和关系联结的触发器。在社交平台铺就的交互轨迹中，“过去”与“当下”得到跨时空联结，形塑出动态的“纵向共时性”。更重要的是，记忆实践的展开并不是活动的终点，追忆者与陌生人的联结建立起了新的交际关系，续写了新的记忆，“过去—现在”也在此意境中向“未来”靠近。不过，在联结与记忆触达的背后同样存在着“无法联结”的情况，其不仅反映了记忆攸关方对时空权力的施展，反向突显出联结的意义与价值，以及联结本身的“不稳定性”和“未知性”，而且其为我们否思、补充“联结记忆”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为传播概念的“告”，代表利用语言或文字进行的仪式性传播。自商代起，最早的“告”表示利用口头语言进行的祭祀仪式性传播，后来又表示利用语言或文字进行的政治仪式性传播以及礼仪性传播等，这反映了社会世俗化的进程。商、西周与春秋时期制度化的“告”，以及汉代以后的“布告”等，表明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以仪式性传播为显著特征，同时又兼具突破空间限制的传递性传播特征，这与更为凸显传递性传播的西方政治传播有所不同。以“告”代表仪式性传播的用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其核心内涵是诉诸公认的价值观念或传受双方的某些共识进行传播，这对于促进人类社会的相互理解与团结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普遍联结”定义了数字交往的价值理性，即：在“盖娅”的尺度上寻求团结。如果说信息是传播的起点，那么普遍联结就是交往的信念。本文讨论了几个理论问题：（1）“类生物隐喻”。数字交往的演化哲学是联结主义的，并以系统生物性为方向。（2）“现实虚拟”。数字交往的决定因素仍然是社会与人，而非媒介与技术；现实虚拟的观念意味着，虚拟中所蕴含的现实性决定了虚拟自身。（3）“数字团结”。普遍联结的方向不是整体一律，而是一多共存的数字团结；只有秉持社会公正，才能减少数字排斥。（4）施拉姆曾期望，传播学将消失——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吸收到行为科学统一体之中；这或许意味着，新传播学应致力于建设具有生态性、价值理性、超工具性的普遍联结，并进而成为一门基础学科。

在新的智能传播环境下，移动媒介的场景化、数字化趋势带来了人类认知、行为方式的变革，并对传统“在场”和“缺席”的概念进行重新整合。物理的、数字化的、多重含义的传播实践赋予身体在场以更多的内涵与社会关联。由此，本文基于“媒介—场景观”、身体意象等理论框架，着力探讨在运动媒介实践中，用户的身体与环境、信息、他者之间产生的新的关联与互动情况，以及在此过程中对其身体认知与想象产生的深刻影响。通过组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并结合运动媒介用户的实践经验，本研究发现：一方面，在技术的参与和推动下，基于“场景化”（包括情绪场景、界面场景、话题场景）的媒介互动在用户身体意象的唤醒、建构、重构环节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其“嵌入”或“延伸”体现了技术或身体的胜利；另一方面，在光、电、声等技术要素的推动下，个体通过“凝视”他者的数据身体以实现对自我数据身体的规训与改造，在这一过程中，生理身体实际上是“缺席”的；同时，运动媒介用户在“媒介—身体—生活”经验不断交织深化的过程中开始对身体主体性进行反思和追问，由此实现了“媒介—生命”体验的激活，被技术切割、驯顺的身体却“更加鲜活”。

自2016年以来，中国大陆市场涌现了大量的儿童陪伴机器人，这些机器人作为育儿类家庭智能媒介迅速地进入中国的千家万户。目前，有关研究大多聚焦机器人本身的性别，而对于研发机器人的人以及研发过程中人与技术的复杂关系还缺乏深入细致的讨论。为了调查AI技术与性别的相互形塑，本文作者在国内某知名科技公司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民族志，亲身参与了一款儿童陪伴机器人的研发。研究发现，儿童陪伴机器人技术是男性化的，这一技术的男性气质也让研发者“智伴爸爸”加深了“做主”的男性气质。但是，技术的男性化在技术落地过程中也会发生转变，为了满足用户的“育儿”需求，感性化的女性气质和母职经验被需要，这也促使“智伴爸爸”在技术实践中作出男性气质“妥协”。“智伴爸爸”多元男性气质的出现表明，技术与性别不是本质主义的，它们在实践中相互形塑。所谓“男性化的AI技术”并不会让男性技术精英自然而然地完成支配地位的延续和巩固。在本研究中，研发工程师“智伴爸爸”的男性气质调整也为机器人的性别协商提供了一定的机会。总之，厘清研发者的男性气质生成机制有助于理解当下儿童陪伴机器人的男性性别与多元男性气质。

对“television—电视”命名史的考据，具有追溯中国电视史原点的重要意义。西方自1920年代以来的电视技术研制活动，引发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并提出多种针对“television”的译名。1934年，带有官方背景的《物理学名词》将“电视”确定为“television”的标准译法，由此赋予该译名以权威性。从“television”到“电视”的翻译逻辑并非以往研究声称的策略性挪用，而是一种继承性创造：物理与电气工程领域的科学共同体，继承了晚清以来形成的“tele—电”的对译传统，以“电报”、“电话”等已有译名为中介词，构造出“电视”一词。同时，科学共同体也通过参与大众媒介传播，积极将这一专业概念推广到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内，扩大了“电视”一词的流通范围和影响力。“television—电视”的翻译命名史实质上是一次以翻译为外在表征的自主知识再造活动，体现出近代国人在知识引入中的文化主体性。

既有的人机互动研究多关注任务功能型互动，区别于此，本研究指向人机之间的情感关系，考察基于特定情境的用户依据自身心理动机和需求选择具备情感交互功能的AI智能体（AI情感智能体）进行情绪传递和情感互动的过程，进而探讨人机共情的可能及其发生机制。论文聚焦用户近年来对“生成式情绪”共情实践，通过深度访谈获取情绪互动的经验材料，探究人对AI情感智能体的情绪感知与共情以及背后存在的“共情困境”。研究发现，用户的心理动机是AI情感智能体生成情绪的核心，AI情感智能体的“数字记忆”成为其表达和回应人类情绪的主要依据。与此同时，用户对交互情境的设定与AI情感智能体对情境线索的捕捉和理解成为产生共情的关键要素。当人机共情成为“陌生社会”的社交策略，流动的情感从肉体与机械的交往中涌现出来，技术具身所产生的“见证感”成为人机共情的重要基础，也为重新审视智能体的道德和价值提供方向。

智媒时代，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成为社会焦点议题。本研究以“风险-收益”框架为基础，重点考察了隐私侵犯经历对个人信息保护意愿的影响机制，并勾勒出不同群体（促进定向vs. 预防定向）的态度差异。通过对全国16城进行问卷调查（N = 4,800）发现：第一，隐私侵犯经历与个人信息保护意愿之间呈正U型曲线关系，即保护意愿随着隐私侵犯经历的增加出现先下降后上升两个阶段。第二，感知风险和感知收益均会发挥中介作用，在下降阶段，感知收益解释力更强，在上升阶段，感知风险解释力更强。第三，促进定向用户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强于预防定向用户，但在隐私侵犯极度严重时，预防定向用户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强于促进定向用户，在平衡风险和收益的过程中，预防定向用户拐点出现明显早于促进定向用户。研究结果为理解中国智媒用户的隐私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本文以问题意识、方法规范、理论建构、现实关切为主要标准，从2025年18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中遴选出148篇研究论文，以传播思想史、数字劳动、平台研究、用户的算法实践、人机传播、媒介文化实践、数字交往、媒介化治理、健康传播、媒介学与媒介技术哲学、互联网历史、经典理论的新发展共计十二个话题勾勒了过去一年中国传播研究的知识图景。

在过去，中国传统地图制图活动的发展历程一直被总结为理论水平和工艺技术随时代而不断积累进步的科学实践过程。本文尝试摆脱这种科学史视角下的既定结论，而从制图作为一种建构并传播地理信息的传播实践的角度上，重新理解其社会功能与历史意义。中国的传统制图活动从巫术传统中产生，又因为它作为媒介的良好展示性和信息直观度，一直被兼作为权力关系的象征和在科层实践中生产权威的政治工具。在中国古代，地图的生产、流通和运用始终是与政治资源的流动密切相关，这也导致它在传播活动中表现出鲜明区别于西方制图学的“具身”特点。

阅读是什么，意义来自何处?这取决于观察视位的选择：源于印刷时代的传统阅读观将视点置放于文本之“中”，以致将阅读窄化为发生于头脑内部的非物质性符号接受行为与意识活动过程，丧失了对数字技术引发的新一轮阅读革命的解释力。而依据现象学理论与媒介研究的物质性取径，若将研究视域由文本中心移至潜隐于阅读之“后”的物质基底、人类身体以及文化情境等“边缘”地带，将对阅读理论创新产生怎样的催化效应?基于此，本文运用“实践现象学”的方法，通过对阅读过程的现象学反思，发现阅读不仅是基于文本的心理表征，更是一种物质性、具身性、情境性的实践活动；意义不仅蕴含于文本之“内”，还生成于文本之“外”，并表现为一种文本、身体和物质性的“纠缠”结构与“冲撞”过程。文章认为，阅读实践理论对于检视由数字信息技术所引发的新一轮阅读革命，树立实践存在论意义上的知识观，展现当下人类媒介化生存境遇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创造性地采用包括“交往”（Verkehr）和系列以“交往”为词根的合成词在内的诸多核心概念，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由于历史的原因，“交往”和系列交往合成词长期被遮蔽，唯物史观的论述基本被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框定，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的社会学思想被忽略。本文论述了“交往”被忽略和曲解的四个原因；考察了该著全部168处Verkehr及对应的中译文；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其他全部论著中608处Verkehr及对应的中译文；简略考察了已发表的他们的笔记中采用的1119处Verkehr（目前绝大部分未译出）；研究了MEGA²提供的马克思论著异文表，从而证明：“交往”（Verkehr）和以其为词根的系列合成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之一、唯物史观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流动性、圈层化的数字时代，多元行动者理性与情绪杂糅下的无序交往，消弭了公共与私人的边界，基于理性的传统交往理论难以对当下数字网络节点式的交往现状做出有力解释。从情感层面的共情出发，实现多元主体连接，并推动对话和协商的实现，达到“共通”和互惠性理解，是目前较为流行的思考方向。然而，即便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须有前置的“同”，共情的产生并非是自然而然的，需要有共同知识作为基础。本文试图融合心理语言学 “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和主要来源于哲学、逻辑学并广泛应用于认知语言学、心理学以及博弈论的“互知” （mutual knowledge）理论， 用“共知”（shared knowledge）来涵盖这两个理论的主要内涵，借此探究“共知”，包括“基础共知”和“新兴共知”，在数字交往中的前置作用，并讨论经验感召、语言表达和文化认同对共知形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在当下及未来数字交往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实现共通、共情，乃至达成共识的，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切入点。相较于传统的交往理论框架如“主体间性”“交往理性”等，“共知”在数字交往的生态中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解释力以及实用性。

母职可否赋能职业发展?循此问题逻辑，本文聚焦考察媒体妈妈“工作—家庭”边界协商的技术实践。研究发现，媒体妈妈依托“专业禀赋+母职特质”的复合资源结构，在边界协商实践中培育“数智融合技能”，实现“时空套利”和母职身份的职业效能转化。“数智融合技能”是以数智媒介素养和创新思维基模为智识表征的具身技能，它进一步提升了数字资本与社会资源的耦合速率和渗透效率，并将媒体妈妈职业场域的专业技能转化为母职实践的创新路径，从而实现具身资本跨领域的正向溢出和反向赋能。进而，本文发展出“精英母职”的概念。研究揭示，以媒体妈妈为代表的“精英母职”是数智时代职业液态化与技术具身化等多重因素相咬合的新型母职实践，其折射出的“性别的微光”或将赋能智识女性，助其开拓丰富多元的职业生涯。

本文在厘清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构”与“国际形象认同建构”内涵和本质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知、认同情况进行了海外调查，进而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与否之动因进行分析。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构的本质内涵是中国共产党行为，以及中国共产党与“他者”解释中国共产党行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建构的本质内涵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行为“培养”“引导”或“吸引”海外公众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同，并消弭因他者建构导致的“不认同”。当前，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同现状与理想图景存在一定距离，表现为其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了解和好奇、恐惧或焦虑、“敌视”、认可与支持。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障碍主要来源于利益之争产生的低战略互信，制度之壁下意识形态的反感，不同文化之间价值观的差异，及有意误读和无意误读形成的认知、认同壁垒。

作为数字新闻学研究中值得重视的“古老的新问题”，新闻真实研究目前尚缺少更多实践视角的观照。本文聚焦“查证”这一新闻真实实践，从“制度工作”理论入手，探究专业媒体即时新闻从业者如何、缘何在工作中维持查证制度。研究发现，近年来从业者感受到查证的要求趋严与难度增加，为此，从业者强化组织内部的审核流程与口头文化，并在查证渠道、消息来源、呈现方式等面向外部的个体实践中强化与改造查证。查证制度的维持既是个体和组织与制度规范互动的结果，也是在当前制度环境下为维持确保事实无误、深入核心事实、规避安全风险三重目的的达成而采取的实践调适策略。除了维护文化权威的自觉动因外，来自外部对新闻真实的完美想象与反媒体的非理性因素正更直接地影响着媒体查证。

记忆权指个人或集体以自己的方式向公众讲述过去经历或历史叙事的权利。随着英语学界对记忆权讨论的逐渐深入，这一观念逐渐涵盖了相关的一系列义务、原则、干预手段和社会实践。媒介与传播一直是记忆权研究的重点话题。新兴的数字平台既是维护记忆权的手段，也创造了新的不平等和盲区。通过对集体和个体记忆不同面向的归纳总结，记忆权概念希望以权利话语来保障记忆过程的各个环节，尊重记忆叙事的多元性、促进不同记忆故事的自由表达与对话。对传播与媒体而言，记忆权观念在实践层面为记忆活动家提供了媒介行动的话语资源，在官方层面要求传媒政策与法规保障弱势群体的媒介近用权，在理念层面提倡包容、开放、互相尊重的传播伦理。

参与式生产在新闻学术界被赋予了极高理想，然而其在专业新闻机构中却较少被大规模应用，参与成为幻影。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进一步赋能生产型受众，互联网场域诞生的新兴创业媒体点燃了学界对于参与式新闻的新一波热情。本文聚焦我国一个采纳参与式生产模式的创业媒体L，考察这个个案中参与实验发生、发展的过程，为深入理解数字时代参与式新闻的发生、发展和变迁提供典型样本。基于多种研究方法的历时考察，本文发现，这家处于新闻业场域边缘位置的机构自创始之初即大规模采取了全流程的参与式生产模式，吸纳了众多民众参与到视频化的新闻生产过程，然而这一模式却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改造，规模大大缩减，参与的意涵被消解，转换成为网络化的灵活用工制度。这一式微过程表明，与传统专业新闻机构类似，创业型的数字原生媒体仍然无法走出参与模式的困境，最终被专业驯化和规范化。不过，参与式新闻的公共角色并未因专业驯化而被削弱，相反却体现出专业与参与协同提升公共性的效果。这一个案研究丰富了对数字时代参与式新闻生产的认识，并回应了关于参与缘何受限的学术解释。

在追分赶秒的新闻业，时间是关乎职业合法性的重要命题。既有研究分析技术变革、组织常规、用户关系对时效性追求的影响，并批判新闻生产时间异化问题，但时效性的解释范围仍有待检验。基于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本文从人与信息、人与人、人与时间三对关系入手，探究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的原因。研究发现时效性囊括类型、视野、媒介三个维度；新闻生产时间价值在身体、社会、经济层面存在规范和经验间的矛盾。时效性和时间价值分别形成新闻生产时间的显性框架和隐性逻辑，但时效性意义过载遮蔽着新闻生产时间异化的来源，而时间价值有助于解决此问题。对比时效性与时间价值所对应的时间参照系可发现，新闻生产时间异化需从新闻从业者生命历程相关的具身视角来理解。

当前，我国日结零工市场仍普遍存在聚集性“等活”现象，在蓬勃的零工平台化进程中，这一现象颇为罕见。基于对此问题的调查，本文尝试超越单一的媒介采纳逻辑，提供另一种分析与理解数字技术不使用行为的思路，即“数字拒斥”(digital rejection)，用以解释个体如何通过能动实践与关系联结确立数字使用边界，并以此实现对理想生活状态的掌握。在日结劳动的语境下，线下的日结零工市场不仅承载着工人“弱数字使用”的惯习，同时也维系着他们的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因此，坚守市场“等活”并选择性地拒斥日结招聘平台成为其决定自我生活方式的一种策略。“数字拒斥”的概念主张关注技术使用者的利益表达，强调将使用者的能动性与其社会生活相勾连，有助于解释日常化的数字技术不使用行为。

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由两大霸主晋国和楚国主导的弭兵之盟是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之间重构国际秩序的重大会盟活动，这次会盟活动的举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时国际舆论的推动。由于晋、楚两国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圈层，彼此之间难以相互信任，但双方都无力继续维持集团对抗的争霸局面。在晋国首先释放弭兵信号之后，宋国积极奔走于各国之间传递信息，逐渐推动形成强大的弭兵舆论，促成两大争霸集团在宋国达成盟誓。弭兵之盟的举行过程表明，尽管春秋时期的国际舆论受传播环境的限制，信息传播主要以人际关系为纽带，但它所体现的实力原则和信义原则作为国际舆论的基础至今依然成立。

在智能手机深度嵌入日常交往的背景下，青年在移动社交中逐渐形成关于如何互动的共享规则，并由此影响媒介行为与心理福祉。基于社会技术视角与双过程模型，本文采用两阶段混合研究，首先通过6组焦点小组访谈（N = 36）从日常经验中归纳出四类互动规范：响应性、干扰回避、公开互惠与临场感规范；随后用问卷调查（N = 831）对规范结构进行量化验证，并检验“互动规范→目的性/习惯性手机查看→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路径。结果显示：响应性、公开互惠与临场感规范同时促发目的性手机查看，目的性手机查看与积极情绪相关，进而增强幸福感；干扰回避规范抑制目的性手机查看，并通过消极情绪对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习惯性查看同时与消极情绪与幸福感相关，呈现双面效应。本研究建构并验证了青年移动社交的互动规范类型，并揭示了社会性互动期待如何转化为个体媒介行为与心理后果，为理解媒介行为的社会性基础及其心理影响提供了机制解释。

新型主流媒体战略提出十周年之际，本研究立足本土的社会情境框架与传播体系，构建科学系统的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估量表，解决传统评价工具无法适配新传播场域与新型主流媒体的问题，既丰富中国特色的实践探索，也进一步完善媒体公信力理论。本研究严格按照量表开发程序，构建公众视角下的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二阶四维度量表。以相关文献为支撑，通过深度访谈与专家咨询筛选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备选测量条目；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量表初测（n=500），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与进一步信效度检验确定量表的拟合情况（n=1723）。最终，本研究建成涵盖“真实性/专业性”“国家形象/权威性”“公共价值”“播发技巧”四个维度的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量表，并与过往研究进行理论对话，探讨媒体公信力理论的延续和发展。

将柏拉图看作是坚定的反媒介主义者，这种基于洞穴隐喻的推断表面上看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完全将柏拉图从他所处的媒介环境的语境中剥离出来，不利于理解柏拉图媒介思想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柏拉图身处文字崛起的时代，他反对口语文化，尤其是反对行吟诗人和悲剧作家的口语创作对雅典公民心灵的劫持。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实就是文字共和国。晚年柏拉图对无形无相的媒介本身持相当积极的态度，围绕“廓落”这个概念，已经可以在柏拉图身上看到媒介本体论的萌芽。然而，媒介本体论与围绕“理念”的形而上学有着巨大的分歧，使晚年柏拉图的本体论深陷矛盾之中。在媒介本体论看来，柏拉图能想象到的一切，包括他的理念世界，都只不过是他的文字可以表述的那些东西。

作为推动科技变革的主要驱动力，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重构人机交互的传统范式。深入探究人智交互机制不仅有助于充分释放技术潜力，更能促进人机协同的深度发展。本研究基于“计算机作为社会行动者”理论，构建了关于人智交互与社会资本的概念模型，并探讨其具体机制。基于1800份样本的实证分析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的社会资本水平显著高于非用户；在人智交互情境中，交互程度与社会资本呈显著正相关，并与联结型线上社会资本的关联最为突出。进一步分析发现，拟人化程度与媒介丰富度均正向预测人智信任，而人智信任在这两类人工智能属性与社会资本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此外，社会临场感正向调节人智信任对社会资本的作用路径。本研究为智能技术因素融入社会资本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评估新兴技术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

时尚文化因其遍在的日常性和突出的实践性较容易被学术研究忽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推进，中国成为全球南方日常时尚的重要供给者，时尚产品亦成为全球南方文化个体想象和认知中国流行文化的重要方式。研究选择“中国制造”服装在全球南方的流通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跨国田野调查，关注全球南方文化个体如何理解和想象中国日常时尚文化。研究发现，中国商人成为塑造“在地化想象”的主要行动者，他们与非洲商人共同作为“新文化中介”，推动全球南方个体对“中国制造”的服装形成独特的“在地化想象”，主要体现为真实性想象、创造力想象和去平台化的数字抵抗想象。本文认为，相较于北方文化进入南方国家的过程，实现从“南方”到“南方”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应基于实用主义视角构建三类核心想象：植根于日常生存的互惠性文化协同想象、植根于有限文化知识的民间命运关系协同想象和植根于“有根世界主义”的外来文化开放型想象。

卖萌作为一种常见的软传播手段，在多个领域被广泛研究，但在政治传播领域受关注不足。本研究对社交媒体上卖萌政治宣传的说服效果和作用机制开展实证研究，补充了该议题在政治传播领域的实证证据。本研究概念化卖萌政治宣传，并借鉴相关政治心理学规律提出“双软”模型，强调软宣传策略与软内容之间的协调性，并开展在线实验。研究发现，政务微博上视频形式的卖萌软内容能在短时间内激发年轻人的积极情绪，并显著提高其特定支持。这表明，在采用视频形式、传播软内容、面向年轻受众并进行短期测量的条件下，“双软”模型得到了验证。本研究总结了数字时代中国软宣传的定义和特征，提出卖萌宣传“双软”模型，揭示其有效性边界条件及心理作用机制，为不同背景下的软宣传和卖萌宣传研究奠定基础，为数字时代政治宣传及说服活动提供重要的实践指导。

本文旨在通过地方性的视角，探究国内大型平台下沉到地方之后引起的复杂变化以及在主体性日常实践中蕴含的本土现代化发展方向。在凉山盐源县，平台下沉是国家力量、平台商业扩张与地方社会文化要素之间彼此协调的客观后果。一方面，下沉平台给县城返乡青年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县城骑手们通过与亲友之间的关联，形成了与系统共生的策略性行为。在此基础上，青年们形成了城乡两栖式地方生活节奏，在其中平衡工作、休闲与家庭，获取物质支持的同时也得到情感关怀。另一方面，平台的实际运转方式与县域时空格局相融合带来了交通管理、市场规则制定与执行等一系列的问题。而具有多身份背景的地方精英，可以利用自身地方社会资本协调政府、平台以及平台从业者之间的观念差异与利益需要。在平台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这种在地方性的基础上协调多方权力关系的能动性策略实践帮助县城青年缓解工作与生活的异化状态，重构着县域的城市空间形态。这不仅帮助了平台与地方的适应，也帮助过去发展中处于劣势的地方性要素转化出新的发展方向。这种根植于地方性的主体力量中潜藏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未来方向。

智能家居技术正在重塑家庭场域的劳动图景，是理解当代技术与性别关系互动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本文通过家庭参观和深度访谈的方法，结合性别气质理论，揭示数字化转型中的家务劳动是否以及如何成为性别分工重构的试验场?研究发现，智能家居的引入使家务呈现“去技能化”“链路化”与“分布式劳动”等新特征，过去被视为繁重与日常性的劳动转化为可管理的任务和触发式劳动，并为家务责任再分配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智能家居亦成为性别表演与气质再塑造的场域：女性可以通过家务转让与技术接管突破既有规训；男性则在延续技术权威的同时，呈现出向亲密关怀的多元气质延展。进而，本文指出中国家庭的智能家居使用动摇了“技术男性化—家务女性化”二元框架，提出家务分工的“去性别化”趋势，凸显了性别平等诉求嵌入日常实践的过程。

民族志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实践和文本，在跨学科场域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但也存在方法论不明晰、数据不透明、研究可复制性、可检验性较低等问题，导致其严谨性、专业性和权威性不断被质疑。基于此，本文在知识社会学视角和“边界工作”理论框架下，梳理了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民族志知识生产的三次转折，批判性审视在实证主义与“现象学-诠释学”的理论张力下，民族志知识生产如何建构与协商其合法性。本文重点解析数字时代技术中介对民族志面对面直接观察这一核心方法的改写，提出“中介化民族志”作为一个敏感性概念，用以探究数字时代民族志边界的销蚀和重构，倡导民族志应更加重视数字社会和文化的中介化机制以及关系生成，型构以“数据/技术物”为中介的新的主体间性和人机组合的民族志研究新框架，在认识论层面回应当前数据实践对现象学的挑战。

在数字时代，儿童电话手表作为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技术物，正在系统调适儿童社会化的路径。本研究基于功能主义视角，以中国9—12岁儿童为对象，通过混合研究方法探讨电话手表对儿童社会化中认知、角色与价值三个核心维度的调适作用。研究发现，电话手表带来“双刃剑”效应。一方面赋能儿童的社会连接与自主探索，另一方面也引入规训与控制风险。在认知层面，其定位、即时通讯和游戏化功能调适儿童对空间、时间与社交的感知，但也可能抑制其探索欲望、弱化线下互动能力，并使其过早面临功利化价值抉择。在角色层面，儿童在亲子互动中既是“安全依赖者”也是“积极协商者”。在同伴交往中，既是“社群参与者”也可能成为“边缘应对者”。角色流动虽激发其适应力，但快速切换易导致自我认同碎片化。在价值层面，儿童面临安全与隐私、自主与规则的协商，其社交关系呈现量化倾向，需在工具理性与情感需求间寻求平衡，自我价值易受外部指标影响。研究认为，电话手表通过与家庭、学校等传统机构的深度融合，形成一种全天候、数据驱动的“腕间社会化”新形态。为引导其健康发展，需构建多方协同干预框架。家庭通过弹性监护与数字素养对话平衡安全与自主；学校整合批判性媒介教育，揭示技术背后的资本逻辑；政策层面应推动技术伦理立法与设备互通标准，保障儿童数据主权与数据平权。唯有通过系统引导，才能使技术工具真正服务于儿童社会化的健全发展。

2025年，以DeepSeek为代表的开源大模型取得突破性进展，标志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深化应用的新阶段，社会传播生态随之发生深刻变革。本年度，学界紧紧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新生态和人类生存新境遇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文依据选题的前沿性、理论视角的新颖性和研究的深入程度等标准，从2025年发表于核心期刊的新媒体与智能传播研究论文中提炼出六大议题，即人机关系的变革与重构、人机情感实践、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知识生产变革、DeepSeek开源与国际传播研究新视界、平台语境下的“可见性”研究，以及作为“基础设施”的新媒介。通过对这些议题的梳理与整合，以期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