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娱乐化的表达方式正逐渐占据公共领域，通过娱乐手段提升传播效果似乎已成为共识，但娱乐是否一定能促进传播效果尚需进一步的研究。本研究以防诈骗短视 频作为研究语境，以详尽可能性模型和一致性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通过对抖音上467个防诈骗短视频的内容分析，探究议题和媒介属性如何调节娱乐化对点赞量这一传播效果指标的影响。结果显示，防范教育和揭秘骗术信息抑制了娱乐化对点赞量的促进作用，但案件描述和财产损失信息强化了娱乐化对点赞量的提升效果。自媒体使用娱乐手段能显著提升点赞量，且这一效果不受任何类型信息的影响，但官媒的点赞量不受娱乐化影响。本研究不仅为使用娱乐手段进行公共传播提供了策略，还解释了娱乐化对传播效果的影响边界，对泛娱乐化背景下受众和媒体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解释。

文章从传播学的角度重新界定了数字囤积的概念，结合深度访谈，探察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所关联的心理动机。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在社交平台中囤积的数字内容指向“有用”的自我优化实践和“有趣”的数字体验实践，前者源于个体应对社交空间及现实生活的双重绩效内卷的焦虑，后者则指向个体获取积极情感能量的需要。我们认为当下青年群体普遍性的数字囤积行为是一种形式上遵从、行动上怠惰的消极绩效主义实践，其心理驱动是自我剥削与他者剥削的叠加效应，也可以看成是功绩主义精神政治阴影下一种摇摆的“进取式躺平”实践，反映出青年群体情感与行为中的内在矛盾。此外，需要警醒数字囤积现象背后的“悬浮”心态，数字囤积有可能会放大数字实践与现 实脱轨的风险。消极绩效主义的数字囤积实践如何应对并粉饰当下社会中的结构主义困境，是我们在这个研究个案之外需要持续深思的方向。

不同于主流框架聚焦于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控制-反抗”关系的考察，本研究将视野转向数字零工经济中不可见的“非主流”群体“织女”——使用平台基础设施从 事编织零工的妇女。本研究通过网络民族志、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发现，织女由不同背景和技能水平的妇女组成，发展出了丰富的零工技术策略，她们对手工编织劳动与平台基础设施进行“双重编码”，形成弹性和韧性兼具的非正规经济网络。从织女的 劳动和组织实践入手，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妇女数字零工如何基于平台基础设施创造编织 劳动的数字化新形态，基于物质与非物质的灵活技术策略发展出活劳动想象，进而反思妇女与编码及更广泛的技术劳动的历史关系及其在当下的现实悖论。本研究希望能以案例研究提供实证观察，补充零工经济的性别视角，为图绘中国零工经济的切面提供更具有理论延展性的视野。

当人工智能社交聊天机器人被视作具有人性特征的通信者，了解它们与人类进行交互过程中的性别偏见问题十分重要。本文使用对话测试的方法，设计了一系列用于测试机器人性别偏见的问题，对国内三款主流社交聊天机器人进行测试，并基于交互文本展 开质性编码分析。结果表明，社交聊天机器人在自我性别认知、性别刻板印象、性别 平等、应对性别骚扰等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偏见，且与社交聊天机器人本身被赋予 的男女性别角色无关。作为人机交互技术产物的社交聊天机器人的性别偏见，由用户参与、对话系统技术支持、科技公司和程序开发者共同建构，而以社交聊天机器人为代表的AI在学习和模仿中复刻与强化了人类社会性别结构性力量的性别偏见。

本研究旨在探究人机交互中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评估与使用情况。借助科学传播理论和AIDUA研究框架，对1805份样本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研究深入探讨了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多维认知态度的形成因素，以及其对公众细分内容 生产行为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评估与使用是在技术想象与技术实践交织互构的情境下进行的。在初次评估阶段，个体的科技乐观主义 人格、先验技术经验以及其周边社群的社会影响力等前端外围因素构建了公众的技术想象，驱动着他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与实践。在二次评估阶段，公众基于技术实践而形成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收益与风险感知织造了他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积极与消极交织的多维认知态度。在行为结果阶段，公众的多维认知态度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细化的内容生产。

作为“社会工厂”实施空间的短视频/直播，在数字传播的特定情景中复制并生产了社会生活中特定的男性气质，并将其符号化和表征化，以服务于营利的目的，由此这一特定的男性气质便由一种生活方式转变为积极的视频化的文化生产。本文通过数字民族志对快手中的男主播及其文化生产进行研究，探讨历时性的男性气质话语从“社会人儿”到 “精神小伙”转变过程中，底层生活、江湖文化的表演以及国家与平台治理之间的勾连及张力。通过分析男性气质的复制和生产与虚拟世界的短视频/直播及消费传播之间的关系，以期窥探和揭示底层男性及男性气质实践与文化再生产的一隅，进而更好地理解数字裂变中的当代中国社会。

已有记忆实践研究针对表征的、档案的记忆实践做出了丰富的讨论，但是尚未就想象的、非表征的、情感(动)的记忆实践展开充分研究。本文分析了虾米难民之“难” 的三种情感性的记忆想象及其情动怀旧意涵。每日推荐的记忆想象展演了心动音乐发现 的情动体验及中介化的在世存有感觉;小众风格标签的记忆想象是在后摇和氛围音乐中 整合出一种非人类中心的世界想象;而歌单和音乐库的记忆想象则展演了个体、社群与平台协力共建集体音乐档案的情感联结，及其背后的文化遗产价值。这三种情感性记忆想象是虾米难民的情动怀旧的动力基础。在难民们“无家可归、无处可依”的情动怀旧背后潜藏着一种希望伦理:它淘澄出人们对线上公共音乐生活的渴望，使人们反思脆弱的中介化在世存有并找到了三种应对策略，让人们通过(残留的)身体和情动记忆重探 与复数身体的关系性联结。

生成式AI自问世以来持续发展，用户与AI之间的互动也开始逐渐超越传统的人际交往范畴。本研究将关注置于“人机之恋”这一设计者未预期的情感实践之上，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基于示能理论考察用户如何与AI携手跨越并重塑交往边界。研究发现，用户们通过特殊提示词引导AI突破限制以跨越既有边界；利用自然语言编程与生成式AI一同构建世界并打造虚拟恋人重塑交往边界；面对AI的技术限制与迭代过程导致的有限“记忆”与“恋人之死”等新边界，用户会采取记忆铭写、恋人“转生”等多种策略与技术系统进行协商以维持这一情感实践。这一动态的越界游戏不仅呈现了人机交往的新可能，也揭示了“过程性”与“不（可）确定性”之于示能理论的意义。

本研究从“剧目”概念和数字策展视角入手，揭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若干短视频的生命轨迹，以此理解数字符像事件的生成和疫情及其记忆的展演。对多个案的比较 分析发现，数字符像事件的生命历程涵盖流传、驯化和经典化三个阐释阶段。在每个阶段的多模态记忆实践中，社交媒体用户和机构媒体先后投入种种数字策展工作。这些工作制造出短视频副本或变体，续写或翻转表演的剧情，放大或改造表演者和观众的情感，并将之带入宏大叙事。最终，短视频或者稍纵即逝，或者刻入以“感动”为主调的公共记忆。

数字游戏是一个开放性符号场域，玩游戏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性表意实践。本研究将 玩家视作游戏世界中的主体行动者和意义生产者，聚焦玩家在游戏世界中的自我呈现和 情感叙述。通过符号学分析和半结构化访谈发现，玩家在化身认同及其“客体化”关系中建立“过渡自我”;通过“行动共在”与意义联结，玩家在交互主体性中构造“社会 自我”;在社群符码的共造与互动仪式中，延伸出群体主体性身份及“文化自我”;在 “即时性”和“间接性”的符号斗争与反馈中，形成抵抗数字资本的“权利之我”。通过使用和创造符号，玩家不仅推动了游戏世界的发展，同时建构和衍化出自我概念、社会关系及其实现群体认同的方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大量使用了Kommunikation(传播)、Verkehr(交 往)等概念进行论证。很多情况下这两个词既包括物质层面的交通运输，也包括精神层 面的消息传递、电报往来、人际传播和关系建构等等。本文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 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为依据，将其中这两个词以及相关的Transport(运输)一 词的原词、派生词、复合词共计1213处，对照约1200万字的现有《资本论》及其手稿的 中译文，制作各种比照表格和写出分析文字约50万字。确认相当多的Kommunikation、 Verkehr被译为“交通”“交通运输”，而当代汉语“交通”主要指火车、轮船等运输 工具，无形中造成马克思丰富的传播观被遮蔽。本文对这种情况从五个角度切入做了全 面梳理，努力回归马克思论证的原意。

验证码（又称逆向图灵测试）似乎成为当前互联网用户注册、登录和执行某些操作的必要程序。尽管已有批评者指出验证码设计给特殊人群带来的识别和输入等障碍，当前却鲜有研究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解构这种验证机制的技术本体论。验证码技术展示了一类人机互动的关系倒转情境：计算机从作为“他者”的技术，摇身变为对人提问的考官，甚至开始界定和拷问人的本质，人则从“主体”蜕变为技术的“他者”。本文引入技术哲学和技术现象学相关理论，讨论逆向图灵测试如何介入并影响了人对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实践。文章分析了“我验故我在”人机互动隐含的身体观和能力主义（ableism）预设，以现实案例揭示逆向图灵测试的发展如何进一步将人制造为技术的“他者”，扩大了能力主义隐含的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最后通过展示“缺陷”和“连接”的技术方案，讨论去能力主义（dis-ableism）的可能性。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化，公众通过在线诉求反映参与公共治理已成为重要形式。然而，如何提供匹配公众期望的高质量在线回应，以解决公众在线诉求，促进民政 良性互动却尚未解决。本研究采用两阶段混合方法对此进行补充。研究发现，政府在线回应质量感知包含响应性、可靠性、程序性、感染力和个性化等五个维度。政府在线回 应质量感知会增强公众的公平感知和在线诉求处理满意度，从而提高他们的政治信任及 持续电子参与意愿。相比诉求当事人，旁观者的政府在线回应质量感知对其公平感知及在线诉求处理满意度的积极影响更强。研究结论为电子政务管理机构及人员高质量地回应公众在线诉求，维护公众政治信任和共治意愿提供了有效建议。

网络暴力事件频频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有关研究也持续升温，但一些基础性的学理问题亟待澄清。本文基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采用多案例研究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网络暴力治理研究中的规范判断与理论依据进行学理分析。研究发现: 现有研究对样本案例中行为是否违法的判断，与司法实际存在较大差距;对案例中行为究竟是何种违法行为的认定，大多不符合规范判断的标准;将样本案例定性为网络暴力的理 论依据大多似是而非，理论误用比比皆是。结果，论者对网络暴力案例中行为的定性呈现出扩大化、模糊化、片面化的倾向，不仅不能为网络暴力治理法治化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持，反而可能误导对网络暴力治理的政策导向与司法实践，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在西方媒体信任研究中，内容信任(受众对新闻内容的信任)几乎成为媒体信任的唯一内涵，中国媒体信任研究吸纳了这一成果，在实证上形成了对国家的系统性忽视。 面对这一知识生产现状，本文核心目标在于将制度信任(受众对媒介制度的信任)作为与内容信任同等重要的维度纳入媒体信任的概念内涵中，推动媒体信任研究的本土化。为此，本文(1)论述了中国媒体信任研究依赖西方研究成果而可能导致的效度问题，由此强调中国媒体信任的概念应考虑国家的在场。(2)从社会学研究中引入制度信任并讨论其纳入媒体信任概念范畴的合法性，阐释中国制度信任的内涵并为其操作化提供线索。(3)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和路径分析(N=678)，验证了制度信任的相关指标聚合良好，且与内容信任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制度信任与内容信任的组合与媒体信任有较高的同时效度，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媒体信任的概念内涵。本文亦讨论了中国媒体信任研究的本土化路径，在重视国家权威的基础上，或继续探索信任的测量，或以足够的材料积累实现理论建构，对信任概念进行重新阐释。

为弥补人机传播研究在理论和视角等方面的不足，本文结合人际传播理论，探究了家庭成员在智能音箱“共同媒介参与”过程中面临的“失灵”现象及采取的“修复”措施。录像分析与对视频内容的质性分析结果（N=74）显示：智能音箱在识别灵敏性、互动稳定性、语料多元性、内容与功能丰富性上的缺陷，以及儿童语言机能水平和智识发展水平较低是造成人机互动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修复过程中，智能音箱会采用负面型和正面型两类措施，儿童会采取语音和语义修复及非口头语言措施，父母会辅助性地采取鼓励引导、提供建议、行为示范和直接修复等措施；与一般常识不同的是，在人机传播过程中，多数时候是用户在适应机器的逻辑。根据研究结果，本文认为“过程”是人际传播与人机传播的重要结合点，且“发展的”取向的人际传播理论更适用于人机传播语境。本文同时对人机关系、人机文明和技术政治等相关话题进行了讨论。

本文在国际传播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交叉视角下，对1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十年来关于“一带一路”的902篇、188万词的政策文本展开挖掘。依据语境建构、角色塑造、社会动员和规范建议的四重叙事分析，提炼出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三种基本模式，分别是基于冲突叙事的离散型传播模式、基于去风险叙事的交叠型传播模式、基于共同体叙事的聚敛型传播模式。本文提出，当前世界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造陆运动”，在 政治多极化的前提下，板块化的价值观传播成为塑造国际关系地缘板块结构最重要的推手之一。板块边界呈现出系统性、流动性和层状特征，拓展了全球对话与协作的可能空间。未来，国际传播将超越内容之争、渠道之争、数据之争、技术之争的物质传播和非 物质传播浅表阶段，迭代升级至由价值观驱动的本质竞争阶段。

可信是“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以美国主流媒体在东盟有关“一带一路”的报道为例，探究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的情感倾向对中国可信政治形象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主流媒体报道越正面，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可信政治形象认知越正面，反之亦然。通过加入与美政治信任和与美同盟关系两个调节变量发现，与美关系越紧密的东盟国家越不容易受媒体影响，与美关系较疏离的东盟国家越容易受媒体影响。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间信任具有稳定性，一旦信任关系建立，则不易受媒体因素影响，而对于未建立信任关系的国家，媒体能产生有效的影响。结合“楔子战略”理论，本文就在国际传播中如何实现联盟预阻和联盟分化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促进东盟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

本文选取张家口市M村为案例，试图解读空心村媒介空间特点，以及该特点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并发展出“具身媒介空间”的概念。研究发现:第一，M村呈现出“具身 媒介空间”偏向的特点。老人们工具性地嵌入由技术搭建的媒介空间中，再现家庭空间并连接“家”“国”空间。但他们更为倚重由“站街”等身体实践构筑的“具身媒介空 间”，体现出空间的主观性和身体的创造性。第二，“具身媒介空间”的利益和情感互惠性，推动了邻里间拟亲缘关系的建立，原本处于第二圈层的地缘关系逐渐靠近甚至并置于核心位置的血缘关系，乡村社会“差序格局”内部的差序得以重构。“具身媒介空间”概念回归了身体的主体地位、凸显附近的意义，强调“身—心—空间”一体理念，对乡村治理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AI技术加持的早教与陪伴机器人逐步嵌入中国家庭的亲职劳动，本研究将这一媒介现象概括为“人机合作育儿”。受“贤妻良母”传统文化意识的影响，育儿劳动成为一种“高强度母职”。现有研究多聚焦智能育儿机器人之于高强度母职的赋权与冲突，而对于女性与智能化育儿代理人的契洽与抵抗、互动与区隔等复杂关系还缺乏深入细致的讨论。本研究以“划界工作”这一社会学概念为基本分析框架，基于对正使用智能育儿机器人的20位中国中产阶层女性的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发现女性以人机合作育儿的意义、场景与风格作为划界工作的三种取向，调节、确认与重构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的互动关系。“人机合作育儿”充分展现了性别与技术的交叉如何在动态中强化又削弱女性的母职经验，彰显了技术干预下代间连结与社会性别互动的复杂性。

数字平台已经深深嵌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的隐私管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传播隐私管理理论，探究用户使用如购物、打车、外卖等服务性技术系统时的隐 私管理策略及其机制。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法发现用户平台隐私管理的双重路径，再通过问卷调查法(N=1419)进一步验证了用户选择特定路径背后的心理机制。结果发现，用户是基于在继续使用平台服务的前提下来决定隐私管理方式的，而这种决策背后又受到了自 我效能与隐私计算两种内外部因素的干预。本文将隐私管理策略研究放置在了新兴技术系统服务的语境下，为后续研究非人际情境中的隐私管理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自2010年社交媒体兴起的10年间，汉语新词出现了一个重要特征，即这些新词发端于网络，并快速地从网络回归线下公共生活。与任何历史时期的“新词繁荣”类似，这些新词大规模地参与了社会建构和文化阐释。网络新词在进入日常社交空间的同时强化了社会已有的阶层刻板印象，其阶层指涉并不仅意味着客观的阶层定位，而且在“阶层自我定位”中不断感染网民情绪，当情绪达到一定阈值之后，形成社会共识。在此之下，针对新词意义的全民论辩已经出现，社会群体以此获得共同体认同，从而建构抗争主体，但这种抗争意识是在承认“我弱”的背景下完成的，民间将其演绎为退出机制。“退出”作为消极情绪策略，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动员能力，通过无需“讲理”的方式获得共情，实现概念“出圈”。

在当今社会，突发急性传染病是影响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威胁，官方、专家或专业机构传播健康信息施以引导对于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治至关重要，而作为亲历者的患者发布的相关信息及其作用也不容忽视，然而却少有研究对此进行探究。在短视频流行的背景下，本研究以抖音平台上新冠肺炎患者发布的自述视频为例，基于拓展平行反应模型，运用内容分析法考察其内容特征及其对公众在线参与和情绪唤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所有视频均至少存在威胁（严重性、易感性）和效能（自我效能、回应效能）成分中的一种。威胁和效能成分均分别对视频点赞量、评论量和收藏量具有正向影响。同时，高严重性成分和高易感性成分分别促进公众的恐惧唤起和焦虑唤起，而高自我效能成分则显著减少公众的恐惧唤起和焦虑唤起，此外低回应效能成分促进公众的焦虑唤起。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了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本文从直播电商创业者关于算法的非正式知识——算法八卦入手，讨论平台与劳动者 之间的可见性政治。“八卦”强调这种算法知识的非正式性，是一种多见于口头流传、较 难捕捉且分析较少的研究对象。基于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本研究发现，算法八卦的内容分为归纳算法和审计算法两部分。归纳算法表明了创业者如何简化算法规则并确立劳动规范，包括明确执行内容生产、实时监视和分析平台反馈来生产数据的“跑数据”劳动过程。审计算法体现了创业者再阐释算法意义的同时也合理化了平台的治理措施，体现在创业者对算法的创新性、去中心化以及公共性的审计。文章最后总结了算法八卦体现的从边缘知识来理解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总体性技术环境的理论价值。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全球传播在文化维度上的核心理念应从“跨文化传播”升级为“转文化传播”。“转文化传播”具有三大理论来源，分别是“媒介参与全球化的结果”“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传统”和“方法论的反思”。本文从这三个面向分别进行理论溯源，并将其放入当下的全球政治、文化和传播语境中进行阐释，接通其与中国全球传播实践的对话。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中国全球传播“转文化”路径的三个实践向度：一是以“关系性思维”创建多文化的连接，编织世界各文化间的“意义之网”。二是要在“批判性转文化主义”框架下关注“杂糅”与权力结构，实现各文化主体在现实政治中的“解放性”，并通过“文化冲合”带动自身与其他文化共同的“转化式繁衍”。三是以全球文化流动的整体视角，汲取传统哲学中的“天下”理念，将“超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体纳入视野，在文化互动与变迁中构建基于“理性—认知”的“世界主义风险共同体”。以上三个向度彼此关联、相互促进、价值共振，在实践中共同形成良性的运转机制。

电子竞技的高速发展使得电竞产业愈发走向多边平台化模式与高阶素养要求的职业发展路径。本研究引入“媒介素养”概念，借用梅罗维茨(1998)对媒介素养的“三分法”，即内容素养、语法素养与媒介环境素养，提出“电竞素养”这一理论框架，试图以此探讨媒介与技术、劳动、就业之间的动态关系。将电竞视为跨越体育、科技文化、传媒交叉场景的媒介，探讨身处其中的电竞从业者如何理解媒介、运用媒介并最终融入 媒介环境，提升自身的媒介生产力。本研究发现，腾讯电竞、教育部、体育局、电竞俱 乐部、高等职业院校、本科院校是作用于电竞素养建构的六大关键行动者，推动着从业者为电竞“正名”的共同价值导向、协同创新的专业化要求及自我发展的可持续性，从 而构成了电竞素养的三个层次。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将宏观层面的电竞产业发展模式具象化为微观层面对从业者媒介素养能力的要求，通过诠释媒介素养与行业生态的互构关系，明确了从业者如何在电竞这一媒介中完善自身的媒介生产实践，实现数字化生存。

当代中国新闻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由历史新闻学、应用新闻学、理论新闻学和交叉新闻学四大分支构成的比较完备的学科结构，其中，历史新闻学是根源，应用新 闻学是基础，理论新闻学是灵魂，交叉新闻学是延伸。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标识概念是由四大分支领域的标识性概念构成的。本文主要从理论新闻学三大分支——新闻本体论、新闻业态论、新闻关系论——出发，初步分析了当代中国新闻学标识概念的基本构成情况。论文提出，在新闻本体(新闻本身)论视野中，标识概念主要有“正面事实”“正面新闻”“整体真实”等;在新闻业态论视野中，标识概念主要有“党媒”“耳目喉 舌”“党性”“人民性”“马新观”“新闻舆论”“正面宣传(报道)”“正确舆 论”“舆论引导”“全媒体”“媒体融合”等;在新闻关系论视野中，当代中国新闻关 系的典型表现模式是“偏向型”模式——宣传偏向、政治偏向与社会偏向，标识概念主 要有“人民中心”“新闻手段”等。尽管每一板块拥有各自的标识概念，但由于新闻理论本身是体系化的存在，因而三大板块的标识概念本质上也是内在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新闻理论的标识概念体系。

城市空巢老人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老龄化浪潮中最严峻挑战之一。互联网时代，破解城市空巢老人身体“空巢”与心理“空心”的双重困境，除呼吁家庭、朋友与社会的共同关爱，更离不开社交媒体辅助支持。研究聚焦城市空巢老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特定在线社交活动，勾勒出城市空巢老人微信社群参与经由不同来源社会支持进而影响孤独感的路径，并进一步探讨不同来源社会支持作用差异的深层动因。研究发现，朋友支持在城市空巢老人的微信社群参与度和孤独感之间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家庭支持和其他支持则呈现出疲软态势。这是微信社群属性、物理空间区隔、舆论导向、个体选择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的逻辑耦合，但是，单一来源社会支持难掩空巢老人情感支持薄弱、社会保障缺位的现实隐忧，未来应搭建线上线下有效联动的社会支持体系，推动社会支持从单一失衡到多元均衡跨越。

本文使用“签名理论”与“身份旅行”的理论视角，通过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系统考察了普米族青年以网络昵称为主要线索的网络文化标记物。文章提出“数字 签名”的概念，以此描述处于城乡流动中的普米族青年创建、更改和运用网络昵称及其他网络标记物的过程。研究发现，身处城乡流动过程或是有着相关流动经历的普米族青年，通过数字签名的实践完成他们在传统村民与都市打工者、少数民族青年与现代企业 职工等多重身份中的旅行。数字签名作为普米族青年定位自身和书写自我的策略，不仅表达了社会转型期的签名者观看、识别、标记、使用以及构建各自身份认同的意愿，同时也显示出普米族青年运用数字技术应对生活处境的能力以及主体重塑的创造力。本文对网络昵称及其他标记物在特定社会情境中被创造和使用的关注，是将签名理论与数字时代中国少数民族青年流动经验结合起来分析的尝试。

2023年是中国大陆广告学专业教育开办40周年。由于传媒行业与技术环境的巨大变化，传统广告的运作模式受到严峻挑战。相应地，中国广告教育也面临转型升级的考验。本文通过对24家国家级一流广告学本科专业建设点相关教职人员的深度访谈，有如下发现:广告学专业正在为“泛广告”行业培养人才。信息生产的创意与创新能力培养 始终是广告教育的核心，而与时俱进的部分是对媒体环境、受众行为、新技术的学习。 广告学专业同时要培养学生“不变应万变”的素养与“以万变应万变”的能力。在一流专业评估标准方面应鼓励特色、打破量化指标的桎梏。研究结果或对新闻传播领域其他学科亦有参考价值。

无人机的应用改变了当代战争行动、记忆和再现的方式——战争本身被直接传播化而非被当作内容纳入传播。但以往的媒介研究对军用无人机的关切陷入了视觉中心主义话语，这种话语将电影的经典屏幕装置作为潜在的理论范式，从而遮蔽了军用无人机作为行动装置的维度和其中身体的重要角色。本文通过对军用无人机界面装置及操作的姿势现象分析，揭示出一种不同的人、图像与装置的具身关系。界面中的操作统摄了装置 和操作者身体的多重功能，实现了身体远程在场的行动，因而无法用视觉的监视概括，而是一种“瞄准”的具身实践。在以操作图像为扭结的反馈机制中，操作者通过身体操 作和视觉反馈在图像中的同步而认同于装置，其身体的在场贯穿了多重空间，形成了一种分布式的新型主体。由此，过去被视觉媒介分割的视觉与触觉重新统合于整体性的身体中，视觉超然、唯一的地位被取消。在操作中，图像抽离为朝向人体感官透明的表面，同时也屏蔽了诠释性的技术代码文本。操作的统摄不仅重构了媒介的感官配置，还显示了技术发展带来的一种新的人-图像-世界关系。

传统新闻实践中记者需要“身体在场”进行新闻报道，但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发展，“记者在现场”作为首要信息来源的新闻传统正在发生变化。本文以21世纪三次重大国际冲突为例，考察了互联网技术发展背景下新闻来源的结构变化和新闻生产的模式转变。研究指出社交开源情报（SOCMINT）正加速成为机构媒体的重要信源，并进一步分析了社交开源情报在信息生产、事实核查、信息扩散三个层面的特征和机制。最后，探讨了机构媒体在SOCMINT时代的角色转变，同时也提出了机构媒体在利用社交开源情报发挥功能、承担责任方面的一些新思考。

当前中国社会流动性及现代化的加快助长了人们的乡愁情绪。本文探讨卡车司机在 流动劳动中如何筑造家园，缓解乡愁。研究采用深度访谈和田野观察的方法，从物质、情感、权力三个维度分析卡车司机的筑家实践:物质维度，卡车司机通过食物、“灵物”以及各类意义物将驾驶室打造成家园飞地;情感维度，卡车司机与家人形成同时空惯例实现团聚，通过智能媒体提供的影像满足家园的景观想象;权力维度，卡车司机通 过家庭对外的代表权以及对内与卡嫂共享权力，共担责任，构建权力区间。研究在提供筑家研究鲜活个案的同时，关注在平台研究火热背景下劳动者的个人生活，呼吁在“剥削-抵抗”思路流行的当下看到其作为“人”在情感方面的需求与能动。

自建党以来，拨款制就成为党报业资金来源的主流，即由党或政府的财政来提供资 金支持。这种将党报刊与党或政府财政捆绑在一起的制度，在财政发生较大的波动时常常令党报刊陷入难以维持的处境。一旦这种状况发生，党报业的资金来源如何因应?本文以党历史上的三次财政入不敷出为考察背景，党报刊为减轻党或政府的财政负担，所做的资金来源的因应为考察对象。研究发现，百年来党报业的资金来源犹如钟摆一般，在拨款制与市场化之间震荡，形成多种组合，并在某种情形下发生转化。一旦发生财政困局，党报业便通过调整报价、刊登广告、健全发行网络、多元化经营等方式来缓解党 报业资金短缺的难题。

本研究探讨了健康议题中辟谣专家辟谣语言属性对受众态度转变的影响。具体而言，本研究假设辟谣专家在与谣言受众沟通时，相比于使用抽象语言策略，使用具体语言策略能更显著地导致受众态度转变，同时语言典型性和感知专业水平中介了语言策略的作用。此外，这种关系受辟谣专家的专业资本水平及受众心理距离所调节。本研究认为当辟谣专家拥有较高的专业资本水平时，辟谣专家的具体语言策略对受众态度转变的作用会减弱; 当受众感知到与谣言作用对象的心理距离较近时，辟谣专家的具体语言策略对受众态度转 变的作用更为明显。通过三项实验，本研究的假设得到验证。本研究为健康领域的辟谣沟通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并为健康议题中的谣言治理提供了建议和启示。

从广播、电视到社交媒体，媒介技术的每一次更迭都会带来乡村社会互动与治理的转变。随着数字平台逐渐渗透到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乡村治理呈现新的治理形态，更体现出国家对基层社会调控逻辑的转变。本文以智能摄像头及其背后的治理平台为个案，通过田野调查和应用程序走读，辅以相关新闻报道和政策文件的分析，管窥当下数 字平台所带来的乡村治理实践。研究发现，智能摄像头在国家政策、经济活动、传统社 会关系与现代技术的互动中进入乡村并逐渐日常化;在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智能摄像头功能的“去中心化”与数据的“再中心化”既为村民家庭生活的自我管理提供可能，又使其服务于政府的治理;而智能摄像头不只是狭义的物质硬件，其背后是一个由国家和通讯运营商合作开发运营的物联网平台。因此，安装智能摄像头以后，进入乡村的不仅是一个硬件设备，还是一个物联网平台，该平台能够将村民、资本以及政府相连接，从而带来家庭活动与乡村治理的平台化。

本文试图通过展开一起农村棺木收缴事件，探讨农民信息行为背后的传播文化运转逻辑。通过考察事件中的信息流和村民的日常信息活动，本文发现基层组织的信息控 制和村民的交往习惯共同形塑了事件的走向。一方面，当地村委营造了一元化的传播格局，藉由对政策信息的秘密化确立对事件的支配;另一方面，村民们虽然日常交往密切，但对其内容和功用持去政治化的保守态度，以致繁荣的人际交往未能生发出建设性 的公共讨论。这种传播文化对基层治理而言有利有弊，但它对于地方的意义在于维系群体，成员们通过它与群体建立认同，获得与其他成员一致的生活方式。

“身份认知”一直是传统新闻研究的重要议题，新闻传播、收受、消费的主要空间已然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转向了大型互联网公司运维的社会化平台，但平台热点运营者的身份认知一直未被充分讨论。本文以工作内容与职业新闻生产者部分相似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中的平台热点运营者为研究对象，在将二者展开比较的分析框架下，采用从工作常规归纳身份认知的既有分析取向，以“职业身份”与“自我身份”为核心概念拓展既有讨论。本文发现，平台热点运营者主要扮演的角色是勾连内外媒体的“联络员”、完成考核指标的“操盘手”、寻找工作规律的“分析师”。这三类主要工作既在客观上造成了平台热点运营者在话语资源和行动限度两方面的职业困境，也使得其将自我归类至“打工人”的流行语之中。本文进一步指出，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首先，这一负向身份指认折射出商业主义主导下社会化平台存在的“体制内和外”“平台整体目标与从业者个体定位”的结构性矛盾；其次，相较于职业新闻生产者具有理想偏向的“同构型身份认知”，平台热点运营者形成的是具有现实偏向的“异构型身份认知”，导致“职业”目标与“自我”认知产生难以弥合的裂隙。这为进一步思考平台和新闻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份具有价值的经验材料。

1987年的关广梅现象系列报道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关于“姓‘资’姓‘社’”的讨论，颇具分量。经对《经济日报》高层领导的讲述、记者的亲身回忆及刊发文本的考证，本文认为“关广梅报道”展现了1980年代党报自我革新的过程。论文首先还原了记者组的“三 访本溪”，指出他们通过一系列新闻实践，从混杂的新闻文化走向了真正的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在理性与感性上达成双重联结。其次，论文考察了《经济日报》的刊发，其利用 “静观其变”与“主动出击”的策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讨论。社论与大讨论最终达成统一，为群众路线融入了“人民性”这一特征。论文最后指出，此前关于该新闻实 践的认识存在后视的问题，更反映出1980年代新闻学书写中存在的偏向，唯有“回心式” 地挖掘传统党报理论，才有可能真正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

本文以延安社会生态为背景，详细解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业化历程，以及由此产 生赵占魁及其“赵运”的现实土壤，并阐释了延安罢工事件错误诉求的症结，进而深刻揭示了穆青典型人物发现与报道的“暗靶”逻辑及其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基础。这一独特而创新的观点，对我们提升典型人物发现与报道的规律性认识，有所启发，有所帮助，更有所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