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拓宽了人们的消息来源，打破了传统媒体作为“把关人”的垄断地位。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和碎片化、快捷化阅读习惯的产生，视频类社交媒体日益成为全球用户的信息摄入的新阵地，也成为国际传播的新战场。本文对2019年-2021年在油管(YouTube)上发布的387730条中英文中国相关视频进行了内容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揭示了海外视频社交媒体上的中国相关子议题的类型、时间变化和跨语言差异。第二层和第三层议程设置分析的结果显示，尽管其他类型账号在对中国形象的构建上联系紧密，媒 体账号则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议程，并未很好融入油管舆论场。本研究对国际传播理论和议 程设置理论的结合作出了理论贡献，创新性地结合传统与计算传播方法对比了第二、三层议程设置效果，并对我国对外传播拓展视频类渠道提出了具体策略建议。

当前，娱乐化的表达方式正逐渐占据公共领域，通过娱乐手段提升传播效果似乎已成为共识，但娱乐是否一定能促进传播效果尚需进一步的研究。本研究以防诈骗短视 频作为研究语境，以详尽可能性模型和一致性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通过对抖音上467个防诈骗短视频的内容分析，探究议题和媒介属性如何调节娱乐化对点赞量这一传播效果指标的影响。结果显示，防范教育和揭秘骗术信息抑制了娱乐化对点赞量的促进作用，但案件描述和财产损失信息强化了娱乐化对点赞量的提升效果。自媒体使用娱乐手段能显著提升点赞量，且这一效果不受任何类型信息的影响，但官媒的点赞量不受娱乐化影响。本研究不仅为使用娱乐手段进行公共传播提供了策略，还解释了娱乐化对传播效果的影响边界，对泛娱乐化背景下受众和媒体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解释。

本研究旨在探究人机交互中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评估与使用情况。借助科学传播理论和AIDUA研究框架，对1805份样本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研究深入探讨了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多维认知态度的形成因素，以及其对公众细分内容 生产行为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评估与使用是在技术想象与技术实践交织互构的情境下进行的。在初次评估阶段，个体的科技乐观主义 人格、先验技术经验以及其周边社群的社会影响力等前端外围因素构建了公众的技术想象，驱动着他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与实践。在二次评估阶段，公众基于技术实践而形成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收益与风险感知织造了他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积极与消极交织的多维认知态度。在行为结果阶段，公众的多维认知态度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细化的内容生产。

已有记忆实践研究针对表征的、档案的记忆实践做出了丰富的讨论，但是尚未就想象的、非表征的、情感(动)的记忆实践展开充分研究。本文分析了虾米难民之“难” 的三种情感性的记忆想象及其情动怀旧意涵。每日推荐的记忆想象展演了心动音乐发现 的情动体验及中介化的在世存有感觉;小众风格标签的记忆想象是在后摇和氛围音乐中 整合出一种非人类中心的世界想象;而歌单和音乐库的记忆想象则展演了个体、社群与平台协力共建集体音乐档案的情感联结，及其背后的文化遗产价值。这三种情感性记忆想象是虾米难民的情动怀旧的动力基础。在难民们“无家可归、无处可依”的情动怀旧背后潜藏着一种希望伦理:它淘澄出人们对线上公共音乐生活的渴望，使人们反思脆弱的中介化在世存有并找到了三种应对策略，让人们通过(残留的)身体和情动记忆重探 与复数身体的关系性联结。

长期以来，大众媒体通过选择性地呈现某种类型的外貌或身材的特征，塑造和强化 所谓的“理想身体形象”;社交媒体时代，关于外表与身材的图片、视频与文本内容也在各类平台随处可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人对外貌与身材的认知。考虑到身体形象内容在社交媒体上的普遍性和对个人以及社会的负面影响，本研究聚焦小红书平台，基于性别差异理论与社会比较理论，探讨社交媒体上的身体图片、评论内容与评论者性别如何影响社会比较、激励与负面情绪。本研究采用2(参与者性别:男/女)×2(评论者 性别:男/女)×2(评论内容:可实现/不可实现)组间因子在线实验(N=292)，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后发现:在控制社会比较倾向与身体质量指数之后，女性比男性感受到了更多的负面情绪;与不可实现评论相比，可实现评论带来了更多的激励与更少的负面情绪；对于两个性别的参与者来说，同性评论比异性评论引发了更多的社会比较。对于女性参与者，阅读女性发布的可实现评论引发了最高程度的激励情绪;而对于男性参与者，阅读女性发布的不可实现的评论引发了最低程度的激励情绪。这一结论对性别差异以及社会比较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当人工智能社交聊天机器人被视作具有人性特征的通信者，了解它们与人类进行交互过程中的性别偏见问题十分重要。本文使用对话测试的方法，设计了一系列用于测试机器人性别偏见的问题，对国内三款主流社交聊天机器人进行测试，并基于交互文本展 开质性编码分析。结果表明，社交聊天机器人在自我性别认知、性别刻板印象、性别 平等、应对性别骚扰等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偏见，且与社交聊天机器人本身被赋予 的男女性别角色无关。作为人机交互技术产物的社交聊天机器人的性别偏见，由用户参与、对话系统技术支持、科技公司和程序开发者共同建构，而以社交聊天机器人为代表的AI在学习和模仿中复刻与强化了人类社会性别结构性力量的性别偏见。

不同于主流框架聚焦于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控制-反抗”关系的考察，本研究将视野转向数字零工经济中不可见的“非主流”群体“织女”——使用平台基础设施从 事编织零工的妇女。本研究通过网络民族志、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发现，织女由不同背景和技能水平的妇女组成，发展出了丰富的零工技术策略，她们对手工编织劳动与平台基础设施进行“双重编码”，形成弹性和韧性兼具的非正规经济网络。从织女的 劳动和组织实践入手，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妇女数字零工如何基于平台基础设施创造编织 劳动的数字化新形态，基于物质与非物质的灵活技术策略发展出活劳动想象，进而反思妇女与编码及更广泛的技术劳动的历史关系及其在当下的现实悖论。本研究希望能以案例研究提供实证观察，补充零工经济的性别视角，为图绘中国零工经济的切面提供更具有理论延展性的视野。

文章从传播学的角度重新界定了数字囤积的概念，结合深度访谈，探察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所关联的心理动机。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在社交平台中囤积的数字内容指向“有用”的自我优化实践和“有趣”的数字体验实践，前者源于个体应对社交空间及现实生活的双重绩效内卷的焦虑，后者则指向个体获取积极情感能量的需要。我们认为当下青年群体普遍性的数字囤积行为是一种形式上遵从、行动上怠惰的消极绩效主义实践，其心理驱动是自我剥削与他者剥削的叠加效应，也可以看成是功绩主义精神政治阴影下一种摇摆的“进取式躺平”实践，反映出青年群体情感与行为中的内在矛盾。此外，需要警醒数字囤积现象背后的“悬浮”心态，数字囤积有可能会放大数字实践与现 实脱轨的风险。消极绩效主义的数字囤积实践如何应对并粉饰当下社会中的结构主义困境，是我们在这个研究个案之外需要持续深思的方向。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大量使用了Kommunikation(传播)、Verkehr(交 往)等概念进行论证。很多情况下这两个词既包括物质层面的交通运输，也包括精神层 面的消息传递、电报往来、人际传播和关系建构等等。本文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 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为依据，将其中这两个词以及相关的Transport(运输)一 词的原词、派生词、复合词共计1213处，对照约1200万字的现有《资本论》及其手稿的 中译文，制作各种比照表格和写出分析文字约50万字。确认相当多的Kommunikation、 Verkehr被译为“交通”“交通运输”，而当代汉语“交通”主要指火车、轮船等运输 工具，无形中造成马克思丰富的传播观被遮蔽。本文对这种情况从五个角度切入做了全 面梳理，努力回归马克思论证的原意。

作为“社会工厂”实施空间的短视频/直播，在数字传播的特定情景中复制并生产了社会生活中特定的男性气质，并将其符号化和表征化，以服务于营利的目的，由此这一特定的男性气质便由一种生活方式转变为积极的视频化的文化生产。本文通过数字民族志对快手中的男主播及其文化生产进行研究，探讨历时性的男性气质话语从“社会人儿”到 “精神小伙”转变过程中，底层生活、江湖文化的表演以及国家与平台治理之间的勾连及张力。通过分析男性气质的复制和生产与虚拟世界的短视频/直播及消费传播之间的关系，以期窥探和揭示底层男性及男性气质实践与文化再生产的一隅，进而更好地理解数字裂变中的当代中国社会。

健康信息回避行为是老年健康传播的重要干扰因素，而现有研究鲜少考察健康信息回 避行为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路径。本研究基于SOR理论构建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发生机制模型，并对我国465名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有机体端 的感知危害特征、负面情感响应和弱渠道信念与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刺激端的消极信息特征、突出性、认知失调和社会支持通过影响老年人的个体反应，导致 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产生。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存在三种影响老年人健 康信息回避行为的主构型:以弱渠道信念、缺乏社会支持为核心条件的外部主导型回避，以消极信息特征、突出性为核心条件的事实主导型回避和以负面情感响应、消极信息特征为核心条件的情感主导型回避。本研究不仅考察了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影响因素间的 传导路径，还验证了各因素的组态关系和联动机制，为完善老年健康教育工作和公共健康 风险管理机制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

数字游戏是一个开放性符号场域，玩游戏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性表意实践。本研究将 玩家视作游戏世界中的主体行动者和意义生产者，聚焦玩家在游戏世界中的自我呈现和 情感叙述。通过符号学分析和半结构化访谈发现，玩家在化身认同及其“客体化”关系中建立“过渡自我”;通过“行动共在”与意义联结，玩家在交互主体性中构造“社会 自我”;在社群符码的共造与互动仪式中，延伸出群体主体性身份及“文化自我”;在 “即时性”和“间接性”的符号斗争与反馈中，形成抵抗数字资本的“权利之我”。通过使用和创造符号，玩家不仅推动了游戏世界的发展，同时建构和衍化出自我概念、社会关系及其实现群体认同的方式。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化，公众通过在线诉求反映参与公共治理已成为重要形式。然而，如何提供匹配公众期望的高质量在线回应，以解决公众在线诉求，促进民政 良性互动却尚未解决。本研究采用两阶段混合方法对此进行补充。研究发现，政府在线回应质量感知包含响应性、可靠性、程序性、感染力和个性化等五个维度。政府在线回 应质量感知会增强公众的公平感知和在线诉求处理满意度，从而提高他们的政治信任及 持续电子参与意愿。相比诉求当事人，旁观者的政府在线回应质量感知对其公平感知及在线诉求处理满意度的积极影响更强。研究结论为电子政务管理机构及人员高质量地回应公众在线诉求，维护公众政治信任和共治意愿提供了有效建议。

以往，大众媒体主要通过民意调查来量化民意;如今，微博热搜日益被视为民意的风向标。本文应用民意基础设施模型，采用文本分析、访谈和内容分析法，考察热搜定义和测量民意的方式，以及大众媒体如何看待和阐释热搜。研究发现，随着2018年上榜规则的调整， 热搜糅合了“个体的搜索痕迹聚合”和“公众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前者是个体的、私下的、平等的，后者是关系的、公开的、分层级的，标志着“一人一票”逻辑向“优先考虑明智舆论”的转变。媒体将热搜描绘为民意的代名词，常使用“冲上热搜”“热搜第一”作为 评估公众反应的基准，进而合法化了热点算法的知识逻辑。该发现有助于修正“党媒对算法 持批判态度”的结论，未来研究可纳入更多“人与算法相遇”的具体场景。

本文从2023年近30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遴选出在研究问题、观点视角和 论证方式等方面较为创新的新闻学论文，从新闻理论与自主知识体系、新闻文本的多维叙事、数字媒介语境下的新闻常规重构、新闻用户的偶遇与回避、场域实践与认知框架中的 新闻从业者、新闻创新与事实核查、加速主义逻辑下的新闻时间性、新闻生产中的人-技融合、新闻制度与政策研究、新闻史研究十大话题，勾勒出过去一年中国新闻学的知识版图。研究发现，2023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新闻 学研究正在逐渐形成相对稳定且动态更新的议题群，尤其是新闻从业者研究与新闻接受研 究保持着开放的理论对话与知识累积态势。二是在数字技术之于新闻业已然祛魅的当下， 研究者们开始更加自觉地以比较视野来观照本土新闻理论构建的新可能，新闻常规、新闻 时间性、事实核查成为过去一年更具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议题。三是经典研究议题与路径不断被重访，数字叙事语境下，相对静态的新闻文本研究重新焕发活力，新闻史研究回到 报刊舆论与报界职业化等话题中持续深耕。

在基特勒看来，口语是一种性别区分的媒介，而打字机是一种性别中立的媒介。打字机带来了写作的去性别化，通过颠倒写作的性别，从而颠覆了话语网络的物质基础，这种变化带来了传统性别隐喻的消亡。借助福柯和拉康的理论，基特勒描述了1800话语网络和1900话语网络间，女性在文学流通中的角色和位置的变化。1800话语网络中，母亲作为抽 象精神的象喻，被排除于话语网络实际生产过程之外，处于“输入”和“输出”两个位置上。而在1900话语网络中，打字机使得书写的男性垄断地位崩塌，女性开始作为秘书和打 字员进入其中，居于文本处理和生产中的核心。尽管基特勒并非女性主义者，但他以媒介物质性和话语网络为基础的女性研究也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新的启发，贡献了新的理论视野和思路。

本文从2023年23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遴选出113篇研究，主要关切文章的问题意识、现实关怀、经验视野与思路方法。最终以疫情与健康传播、智能时代的人机互动、技术的社会意义、数字连接与交往、数字时代的隐私问题、平台的历史与发展、媒介物质性与基础设施、媒介理论、媒介文化、媒介与家庭的交互、媒介化政治共十一个话题勾勒了过去一年中国传播学的知识图景。

在西方媒体信任研究中，内容信任(受众对新闻内容的信任)几乎成为媒体信任的唯一内涵，中国媒体信任研究吸纳了这一成果，在实证上形成了对国家的系统性忽视。 面对这一知识生产现状，本文核心目标在于将制度信任(受众对媒介制度的信任)作为与内容信任同等重要的维度纳入媒体信任的概念内涵中，推动媒体信任研究的本土化。为此，本文(1)论述了中国媒体信任研究依赖西方研究成果而可能导致的效度问题，由此强调中国媒体信任的概念应考虑国家的在场。(2)从社会学研究中引入制度信任并讨论其纳入媒体信任概念范畴的合法性，阐释中国制度信任的内涵并为其操作化提供线索。(3)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和路径分析(N=678)，验证了制度信任的相关指标聚合良好，且与内容信任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制度信任与内容信任的组合与媒体信任有较高的同时效度，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媒体信任的概念内涵。本文亦讨论了中国媒体信任研究的本土化路径，在重视国家权威的基础上，或继续探索信任的测量，或以足够的材料积累实现理论建构，对信任概念进行重新阐释。

本研究从“剧目”概念和数字策展视角入手，揭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若干短视频的生命轨迹，以此理解数字符像事件的生成和疫情及其记忆的展演。对多个案的比较 分析发现，数字符像事件的生命历程涵盖流传、驯化和经典化三个阐释阶段。在每个阶段的多模态记忆实践中，社交媒体用户和机构媒体先后投入种种数字策展工作。这些工作制造出短视频副本或变体，续写或翻转表演的剧情，放大或改造表演者和观众的情感，并将之带入宏大叙事。最终，短视频或者稍纵即逝，或者刻入以“感动”为主调的公共记忆。

死亡让肉体消亡，而媒介却保留了用户的行为痕迹，引发了逝者在场与生存媒介等新议题。本研究通过对15位丧亲者的深度访谈，对比分析了数码物与实体物对于记忆存储、情感唤起的影响，并探讨媒介连接逝者、沟通生死的“数字巫觋”意义。研究发现，数字痕迹具有遍在性、流动性、链接性，当其与平台逻辑、算法技术相结合，能够塑造“静态 辉光”与“闯入式”的死亡文化，丧亲者将不可避免地偶遇逝者信息、触发回忆。数字痕 迹还呈现出“脆弱”与“不朽”的矛盾性，当其脱离原生设备、被转移或存储至云端时，记忆的本真性也随之消失。在数字时代，是否保留逝者的数字痕迹成为关乎数字生命与情感联结的重要决策。

面对当下数字交往带来的普遍联结，社交媒体用户在不断扩张的公共空间中寻求对自 我/私人空间的界限感。本研究关注青年群体的微博小号使用现象，考察其基于小号所构建的新关系情境与自我实践。研究发现，青年个体通过小号进行的情感工作有效调节了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张力与情感冲突，在此过程中其自我、身份与认同在中国传统关系取向的 交往法则与不断凸显的个体化进程的张力之间实现了流动与重构，其情境也从情境再分离走向新的现实情境创造;这种新型自我重组方式是以往网络中的分离自我和现实中的隐忍自我未能涵盖的，其现实的情境创造也赋予了现实角色与社会自我新的个体意义的活力，折射出当下青年群体主观个体化的创造性行动。

验证码（又称逆向图灵测试）似乎成为当前互联网用户注册、登录和执行某些操作的必要程序。尽管已有批评者指出验证码设计给特殊人群带来的识别和输入等障碍，当前却鲜有研究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解构这种验证机制的技术本体论。验证码技术展示了一类人机互动的关系倒转情境：计算机从作为“他者”的技术，摇身变为对人提问的考官，甚至开始界定和拷问人的本质，人则从“主体”蜕变为技术的“他者”。本文引入技术哲学和技术现象学相关理论，讨论逆向图灵测试如何介入并影响了人对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实践。文章分析了“我验故我在”人机互动隐含的身体观和能力主义（ableism）预设，以现实案例揭示逆向图灵测试的发展如何进一步将人制造为技术的“他者”，扩大了能力主义隐含的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最后通过展示“缺陷”和“连接”的技术方案，讨论去能力主义（dis-ableism）的可能性。

借用当下人文学科的学术时髦修辞“转向”，人类学中的“听觉转向”，或者，声音研究中的“人类学转向”正在发生。这篇文章通过梳理感官人类学、听觉文化和声音 研究这三个领域的学术发展语境，特别是通过回顾两次知名的学术争论，辨析存在于声音研究、听觉文化与感官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分歧。基于对本体论 vs 认识论，表征理论 vs 非表征理论的梳理，文章进一步反思声音与听觉文化研究中的经典核心概念，“声景 (soundscape)”，并提出“声境(acoustic milieus)”概念与之形成对话，以此强调声音作为理解生命体存在境况以及作为生态式思考的媒介。

本文在国际传播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交叉视角下，对1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十年来关于“一带一路”的902篇、188万词的政策文本展开挖掘。依据语境建构、角色塑造、社会动员和规范建议的四重叙事分析，提炼出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三种基本模式，分别是基于冲突叙事的离散型传播模式、基于去风险叙事的交叠型传播模式、基于共同体叙事的聚敛型传播模式。本文提出，当前世界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造陆运动”，在 政治多极化的前提下，板块化的价值观传播成为塑造国际关系地缘板块结构最重要的推手之一。板块边界呈现出系统性、流动性和层状特征，拓展了全球对话与协作的可能空间。未来，国际传播将超越内容之争、渠道之争、数据之争、技术之争的物质传播和非 物质传播浅表阶段，迭代升级至由价值观驱动的本质竞争阶段。

中国电竞场域近几年涌现出了“电竞爱国主义”的话语组合。在中国特定情境下，国家、行业、个人等不同行动者，通过特定的“三重接合”形式和实践过程，相互博弈、相互连接、相互转译，争夺性地接合形成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甚至临时的“电竞爱国主义”认同。第一重接合是在国家权力层面话语的接合、解接合和再接合，第二重接合是在行业资本层面数字话语和利益联盟的合法性接合，第三重接合是在个人梦想层面“冠军梦”和“中国梦”的双向接合。

本文选取张家口市M村为案例，试图解读空心村媒介空间特点，以及该特点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并发展出“具身媒介空间”的概念。研究发现:第一，M村呈现出“具身 媒介空间”偏向的特点。老人们工具性地嵌入由技术搭建的媒介空间中，再现家庭空间并连接“家”“国”空间。但他们更为倚重由“站街”等身体实践构筑的“具身媒介空 间”，体现出空间的主观性和身体的创造性。第二，“具身媒介空间”的利益和情感互惠性，推动了邻里间拟亲缘关系的建立，原本处于第二圈层的地缘关系逐渐靠近甚至并置于核心位置的血缘关系，乡村社会“差序格局”内部的差序得以重构。“具身媒介空间”概念回归了身体的主体地位、凸显附近的意义，强调“身—心—空间”一体理念，对乡村治理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大语言模型如ChatGPT的兴起，新闻传播学界正面临着重大的变革。笔者对话欧洲传播研究与教育学会主席约翰·唐尼(John Downey)教授， 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新闻传播学研究、教育及学科发展的影响。这些讨论不仅反映了当前技术发展的全球趋势，还揭示了跨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应对策略和思考方式，从而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视角。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N=582)，结合认知中介模型和家庭沟通模式理论，从“个人- 家庭”视角出发，考察了个人的健康信息关注和家庭的对话/妥协取向如何影响人们向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研究发现，在个体认知层面，人们的健康信息关注能够直接正向影响其与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的行为，也能够间接地通过健康素养或通过健康信息精细处理和健康素养的链式中介促进人们与父母的健康信息分享;在家庭沟通层面，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能够驱动人们向父母分享健康信息。研究通过拓展认知中介模型明晰了个人的健康信息关注与其针对父母的健康信息分享之间的内在逻辑，同时通过聚焦家庭这一特定的场域证实了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对家庭内部健康信息传播的促进作用。

电子竞技的高速发展使得电竞产业愈发走向多边平台化模式与高阶素养要求的职业发展路径。本研究引入“媒介素养”概念，借用梅罗维茨(1998)对媒介素养的“三分法”，即内容素养、语法素养与媒介环境素养，提出“电竞素养”这一理论框架，试图以此探讨媒介与技术、劳动、就业之间的动态关系。将电竞视为跨越体育、科技文化、传媒交叉场景的媒介，探讨身处其中的电竞从业者如何理解媒介、运用媒介并最终融入 媒介环境，提升自身的媒介生产力。本研究发现，腾讯电竞、教育部、体育局、电竞俱 乐部、高等职业院校、本科院校是作用于电竞素养建构的六大关键行动者，推动着从业者为电竞“正名”的共同价值导向、协同创新的专业化要求及自我发展的可持续性，从 而构成了电竞素养的三个层次。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将宏观层面的电竞产业发展模式具象化为微观层面对从业者媒介素养能力的要求，通过诠释媒介素养与行业生态的互构关系，明确了从业者如何在电竞这一媒介中完善自身的媒介生产实践，实现数字化生存。

数字平台已经深深嵌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的隐私管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传播隐私管理理论，探究用户使用如购物、打车、外卖等服务性技术系统时的隐 私管理策略及其机制。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法发现用户平台隐私管理的双重路径，再通过问卷调查法(N=1419)进一步验证了用户选择特定路径背后的心理机制。结果发现，用户是基于在继续使用平台服务的前提下来决定隐私管理方式的，而这种决策背后又受到了自 我效能与隐私计算两种内外部因素的干预。本文将隐私管理策略研究放置在了新兴技术系统服务的语境下，为后续研究非人际情境中的隐私管理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本文从直播电商创业者关于算法的非正式知识——算法八卦入手，讨论平台与劳动者 之间的可见性政治。“八卦”强调这种算法知识的非正式性，是一种多见于口头流传、较 难捕捉且分析较少的研究对象。基于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本研究发现，算法八卦的内容分为归纳算法和审计算法两部分。归纳算法表明了创业者如何简化算法规则并确立劳动规范，包括明确执行内容生产、实时监视和分析平台反馈来生产数据的“跑数据”劳动过程。审计算法体现了创业者再阐释算法意义的同时也合理化了平台的治理措施，体现在创业者对算法的创新性、去中心化以及公共性的审计。文章最后总结了算法八卦体现的从边缘知识来理解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总体性技术环境的理论价值。

网络暴力事件频频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有关研究也持续升温，但一些基础性的学理问题亟待澄清。本文基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采用多案例研究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网络暴力治理研究中的规范判断与理论依据进行学理分析。研究发现: 现有研究对样本案例中行为是否违法的判断，与司法实际存在较大差距;对案例中行为究竟是何种违法行为的认定，大多不符合规范判断的标准;将样本案例定性为网络暴力的理 论依据大多似是而非，理论误用比比皆是。结果，论者对网络暴力案例中行为的定性呈现出扩大化、模糊化、片面化的倾向，不仅不能为网络暴力治理法治化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持，反而可能误导对网络暴力治理的政策导向与司法实践，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当代中国新闻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由历史新闻学、应用新闻学、理论新闻学和交叉新闻学四大分支构成的比较完备的学科结构，其中，历史新闻学是根源，应用新 闻学是基础，理论新闻学是灵魂，交叉新闻学是延伸。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标识概念是由四大分支领域的标识性概念构成的。本文主要从理论新闻学三大分支——新闻本体论、新闻业态论、新闻关系论——出发，初步分析了当代中国新闻学标识概念的基本构成情况。论文提出，在新闻本体(新闻本身)论视野中，标识概念主要有“正面事实”“正面新闻”“整体真实”等;在新闻业态论视野中，标识概念主要有“党媒”“耳目喉 舌”“党性”“人民性”“马新观”“新闻舆论”“正面宣传(报道)”“正确舆 论”“舆论引导”“全媒体”“媒体融合”等;在新闻关系论视野中，当代中国新闻关 系的典型表现模式是“偏向型”模式——宣传偏向、政治偏向与社会偏向，标识概念主 要有“人民中心”“新闻手段”等。尽管每一板块拥有各自的标识概念，但由于新闻理论本身是体系化的存在，因而三大板块的标识概念本质上也是内在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新闻理论的标识概念体系。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跃迁，不仅意味着一种技术的涌现，也带来了新话题的涌现以及旧议题生发出新意涵，由此而形成一个新的问题域。2023年，学者们主要围绕ChatGPT的应用以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人机关系与交往变化、人类的生 存环境与生存状态变化等方面进行大量讨论，展开了深入的探索与思考。本文依据议题的新鲜度、理论视角的新颖性和研究的深入程度等标准，从2023年核心期刊的新媒体研究中 提炼出六大议题，即人机新关系和新交往、知识生产新机制、智能机器、媒介物(技术 物、虚拟物)、乡村新媒介、“短视频+直播”研究，并分门别类加以简要地述评，以期 通过这种有限的梳理与整合，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互联网群聚传播》，隋岩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年，319页，ISBN:978-7- 03-075552-0，168元。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同中国革命斗争实践 和新闻宣传实践有机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闻观点，形成了毛泽东新闻思想。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孕育萌发、土地革命时期探索积累、全面抗战时期丰富提升、解放战争时期深化成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总结完善五个历史阶段。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为奠定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理论基础，引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道路，开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历史进程，作出了巨大理论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学习和重温毛泽东新闻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科学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作为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附着于个人肉身的隐私信息具备了“交换价值”与“劳动产品”的商品属性，并以合法劳动成果的形式流通于双边交易市场。数字 化社会中的隐私交易存在着集合挖掘与共享增殖的被动商品化形式与隐私披露的自我商品化形式，由此形成了双向商品化的交易机制。其中，用户数据隐私的权属争议与隐私披露行为中成本与收益的失衡成为隐私双向商品化的突出矛盾，导致隐私交易成为无法回避的社会焦虑症与群体性风险。隐私象征着人之为人的一种社会标识，只有融入隐私关切与数据合意的商品化机制，才能捍卫个人隐私以免陷入无私可隐的窘境。

本研究使用两个实验来考察公益短视频叙事视角和扩展叙事分别产生劝服效果的心理机制。实验一通过眼角膜捐献诉求短视频接触数据发现，叙事视角直接影响器官捐献意图，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相较于使用第三人称叙事的短视频更能触发人的沉浸感，而沉浸感正向影响个人的器官捐献态度和意图，验证了传输理论的基本论述。数据分析还发现，叙事视角通过沉浸感-器官捐献态度的序列中介作用对个人的器官捐献意图产生影响，显示既往研究对于叙事视角与健康行为关系的发现结果不一致，部分归因于人们在文本接触中沉浸感中介效果的差异。基于启发式处理模型，实验二进一步探究作为短视频扩展叙事的弹幕对说服效果的影响，发现眼角膜捐献诉求短视频所附着的积极的文字 弹幕触发个人启发式处理，进而显著提高个人对器官捐献的消极态度并减少积极态度，由此积极的文字弹幕通过中介效应反而降低了个人的器官捐献意图。

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的乔纳森·格雷教授深耕媒介与受众研究二十余年，尤其关注粉丝研究、电视受众研究等议题。乔纳森始终保持批判与反思的立场，另辟蹊径地关注到反粉丝、非粉丝以及对特定媒介产品抱有负面情感的受众，并指出受众研究在当下新媒介环境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此次访谈从乔纳森的研究历程开始，回顾粉丝研究的三波浪潮与领域内的最新研究进展，随后谈及他的新书《厌趣相投:媒介、受众和 品味动态》对一类特殊受众——即明确表达“不喜欢”的受众的研究。最后，我们回到《复兴受众研究》，讨论广泛意义上的受众研究的发展，反思受众理论式微背后的问题，同时展望新媒介环境下的受众研究。

无人机的应用改变了当代战争行动、记忆和再现的方式——战争本身被直接传播化而非被当作内容纳入传播。但以往的媒介研究对军用无人机的关切陷入了视觉中心主义话语，这种话语将电影的经典屏幕装置作为潜在的理论范式，从而遮蔽了军用无人机作为行动装置的维度和其中身体的重要角色。本文通过对军用无人机界面装置及操作的姿势现象分析，揭示出一种不同的人、图像与装置的具身关系。界面中的操作统摄了装置 和操作者身体的多重功能，实现了身体远程在场的行动，因而无法用视觉的监视概括，而是一种“瞄准”的具身实践。在以操作图像为扭结的反馈机制中，操作者通过身体操 作和视觉反馈在图像中的同步而认同于装置，其身体的在场贯穿了多重空间，形成了一种分布式的新型主体。由此，过去被视觉媒介分割的视觉与触觉重新统合于整体性的身体中，视觉超然、唯一的地位被取消。在操作中，图像抽离为朝向人体感官透明的表面，同时也屏蔽了诠释性的技术代码文本。操作的统摄不仅重构了媒介的感官配置，还显示了技术发展带来的一种新的人-图像-世界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