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互联网史书写中，1994年与1987年是界定中国互联网开端的两个具有争议性的时间节点。而早在1986年，身处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就已开始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信息传播和社群联结，先后创立了全球第一份华人英语电子刊物、第一份中文电子刊物和第一个中文网络论坛。本文考察的是1986—1994年这个中国互联网的“史前时代”。研究发现，当时身处信息技术潮头以及国家边界上的知识精英充满着技术及文化上的现代化焦虑，这促使他们积极探索汉字的计算机输入法以及寻求基于社群的公共表达；这些中文网络社群虽逐渐衰落，但仍与国内产生了千丝万缕的交集，给国内互联网建设带来了人才和技术上的“火种”，在后冷战背景之下形塑了国内外对于中国互联网的政治想象，并为当下探索另类互联网文化和理解全球互联网史提供参照。

我国西部乡村初中生因青春期特质与地域限制，易陷入问题性手机使用困境。家庭作为青少年的主要社会化场域，揭示其内部沟通模式及其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机制，对理解与改善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情况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601名西部乡村初中生的心理与 行为数据发现：（1）在我国西部乡村地区约858.73万名初中生中，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整体发生率达31.6%至39.2%，高于国内外同龄群体，且男生尤为严重；（2）受西部儒学传统与现代教育思潮双重影响，西部乡村家庭沟通呈现“权威-服从型”“引导-服从型”“尊 重-对话型”三种模式；（3）家庭沟通模式显著影响西部乡村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其中“引导-服从型”更容易催生其孤独情绪，进而正向预测问题性手机使用，这种内生于家庭的孤独在高水平学校联结的调节下，其中介效应进一步被强化。由此，解决“媒介过 载”的关键在于弥补家庭内部的“链接失落”。

关于社交媒体上信息属性与传播效果关系的发现，以往大都基于文字信息得出，而以视听符号为载体的视频信息，亟待探索。诸如信息属性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为何？形式特征与内容特征，如何交互形成对传播效果的综合影响？本研究对三大中央级主流 媒体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2017全国两会短视频信息做全样本分析，采用计算机辅助编码与人工编码的方式进行内容分析，并结合参与式观察，考察短视频信息的标题文字表达特征、视频内容特征以及视听形式特征与传播效果的关系。研究发现，具有良好传播效果 的短视频信息，呈现出对积极、平等、稳定的信息属性的追求；对比前人基于文字介质做出的研究，视频信息强化了对社交媒体在信息沟通、情绪管理等社交属性上的契合；形式特征的正面影响则有限。

“列宁主义”一词在华早期传播的表述大致经历了列宁的/过激派的主义这一偏正短语，译自英语和日语的广义派主义、过激主义，以及借用英文“Bolshevism”原词及其音译、意译，到自觉阐释并最终定型为“列宁主义”这一专门概念的过程。“列宁主义”出场前后及其接受与定型显示了列宁主义由“了解的非正式知识”逐步转向“掌握的正式知识”，进而成为行动指南的过程。这一过程揭示了作为知识的列宁主义在华早期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媒介偏向、权力关系乃至偶然因素。其中，既包括国内对“列宁主义”知识来源的洞察和列宁主义由思想转入实践过程中的意义争夺，也包括特定事件、人员流动乃至翻译及书写的影响，由此提示了历史选择的过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讨论媒介化治理，需要超越媒体逻辑，进入到更深的社会结构层面。通过对江苏省M村的一个农文旅项目的田野考察，研究发现，乡村治理的中介化逻辑是媒介化治理的技术和内容之外的更为基础性和结构性的逻辑。农文旅项目作为居中媒介，不仅连接着城乡经济和价值，还能对城乡关系进行能动性再生产，进而创生出城乡融合的新乡村。这个整体性的过程体现了乡村治理的中介化逻辑，包含三个层次。首先强调连接，调和矛盾；其次强调联结，关注媒介居中进行能动性再生产的能力、过程和对两端事物带来的改变；最后强调新生，从过程转向结果，关注两端因碰撞而生长出来的具有时代性和未来性的新事物。

随着网络视频的兴起，国家新兴技术与科技成果的传播更加形象，伴随国家复兴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在评论区对国家的科技自信和认同情感也表现得更加强烈。本文以哔哩哔哩（Bilibili）平台科技类视频的评论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情感分析、语义网络分析、BTM话题模型分析等方法，通过认知—情感—行为意向模型探究青年受众在观看科技类视频后，对国家认同的态度问题。研究表明，青年受众观看科技类视频后，在认知层面，他们始终以国家为核心主体；在情感层面，他们表现出强烈的积极情感，并主要通过自我与他者对比、支持国产品牌、致敬科研人员、构建集体记忆这四种方式去进行情感表达；在行为意向层面，他们以支持、期待、致敬等积极行为意向为主。本文旨在探讨青年受众在科技类视频评论中对国家认同的认知、情感与行为意向的态度问题，为科技类视频传播的受众与传播效果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传播理论在“传递观”“文化观”后，继续探索新的传播学认识论。随着技术的发轫，媒介环境革新、社会情感氛围急遽变化，而传播学的认识论却凝滞不前。这种停滞反映且加剧了传播研究和传播学发展的困境。传播学应如何发展，以何种姿态去做面向社会的、公共的、有力量感的研究，是传播学人共同关切的问题。本文就杨国斌教授提出的“作为翻译的传播”对其进行访问。杨国斌教授从态度和方法方面阐释“传播翻译观”，强调要尊重差异，以谦卑的学习态度，反思、改善和修正原有成见，做具有关怀和希望的学术研究。

想象是人们认知早期互联网的手段之一，亦折射着互联网与社会互嵌的过程，可以成为理解早期中国互联网的路径。本文基于“长时段”的分析视角，借助社会技术想象的理论脉络，结合语言、修辞与行动等多维框架，挖掘公共话语与记忆话语对于早期中国互联网（1984—1999年）的想象。研究发现，作为物质性、意义和道德的集合体，早期的互联网想象从技术层面、价值层面和社会层面三个维度展开，呈现了连通世界、复兴家国、重构生活三大主题，具有宏观整体性、技术乐观主义色彩浓厚、实用主义导向明显等特征。在“赶超”“复兴”的想象叙事中，嵌入中国社会的互联网被认为可以创造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赶超发展的契机，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赋予互联网的独特意涵。1995年作为这一“长时段”的探索性节点，标志着互联网从抽象概念向社会实践的发展，想象主题亦由宏观叙事逐步延展至日常体验。借由互联网想象的“渡口”，可以洞察中国社会对互联网的认知演变，拓展互联网历史研究的理论空间。

本研究意图兼顾结构性与能动性因素，探索主客观相对不平等维度对数字不平等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数据，分析结构性社会资本、认知性社会资本、相对剥夺和主观幸福感影响数字不平等的程度、路径与群体差异。数据分析发现，认 知性社会资本和主观幸福感是影响感知数字不平等的关键因素，其中，认知性社会资本显著负向预测数字不平等，在男性或者青年群体中更为显著；主观幸福感同样显著负向预测数字不平等，在女性或者青年群体中表现显著；相对剥夺与结构性社会资本影响不显著。因此，研究认为，数字不平等是一个多视角、多维度、多阶段的议题，在确定增进数字平等的干预措施时，需要从长期视角，结合社会与技术发展前景与预测，整体考虑多方因素如主客观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等，采取多主体、多层面、多维度的综合性措施。

30多年前，互联网作为一种具有天然国际传播属性的的新型媒介进入中国。如今，国际传播已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既源于中国的发展进程，也与全球互联网深入普及相关。要把握中国国际传播的战略处境与时代使命，亟须重新审视互联网作为国际传播基础设施的本质及其历史脉络，并反思长期以来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相互割裂的认知模式。20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在中国引入，无论是在技术特性、应用方向、政策取向，还是在现实需求与主管体制上，均体现出其被视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契机，而非纯粹社会基础设施。重温这一历程，回归互联网由“内向”走向“外向”的开放取向与战略潜能，将是中国国际传播实现突破的关键。下一个互联网30年，中国国际传播的挑战不仅限于技术、应用、市场和政策等传统层面，更将深入到中国如何真正走向世界、与全球深度交融的“深水区”。

在当今移动互联网时代，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网吧都在消失。只有少部分城市网吧转型升级成了电竞馆，但乡村网吧无法完成转型升级，只能关门倒闭。因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平台社会的崛起，造成乡村网吧的发展出现层层脱嵌，这从根本上动摇了网吧存在的根基。为此，网吧行业出现倒闭潮并非简单的智能手机普及所能解释的，其背后是技术迭代驱动网络时代的变迁所引发的社会大转型。在此大转型中，新兴的平台技术体系对网吧这一老旧落后的基础设施形成了强大冲击，造成该基础设施与乡村社会逐步脱嵌而走向衰落。这也透射出中国互联网30年的发展变迁，乡村社会由此告别了过去网络基础设施不发达年代在网吧上网的日子，而逐渐融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平台体系。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深度嵌入社会，使社会技术系统内的知识流转与传播网络更加复 杂。已有研究多关注平台、技术在知识传播中的中介作用，忽视了人类在知识传播网络中 的知识转译和传播功能。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本研究以医疗职业陪诊师在医疗健康系统的知识中介和转译实践为切入点进一步拓展了相关讨论。研究发现，陪诊师在摆渡患者疾患经验和医疗专业知识、医疗组织系统的隐性知识，以及数字医疗技术系统知识中扮演“知识专家”“知识领航人”和“知识修补师”的角色。他们通过对医疗系统相关知识的中介和转译，成为嵌入医疗健康系统的人类补丁。将人作为重要的中介因素纳入知识传播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揭示人在复杂知识传播网络中所扮演的认知调节角色，及其在支撑知 识流动过程中发挥的桥接与补足作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报刊教育功能观发展至成熟阶段，突出表现为教育在与宣传、组织功能地位的动态变化中出现了一个明显跃升，成为报刊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1943年初胡乔木撰写的《报纸是教科书》为此提供了历史依据。本文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报刊教育功能观的具体内涵、逻辑基础、理论意义以及与其他报刊功能之间的关系。作为以“报纸是教科书”为中心隐喻的延伸式隐喻篇章，“教育”语域与“新闻”语域中的各要素自然地形成映射关系，建构了包含党报的角色与特征、报纸工作者的职责与伦理的报刊教育功能观念框架，为党报改版提供了有力的诠释。“报纸的党性与人民性”“宣传”“组织”“中共特色新闻学”“为教育而学习”等观念构成了理解报刊教育功能观的意义之网，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村干部是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中间者”。国家政务平台下乡往往需要村干部对接执行。基于对湘西州政务“平台下乡”过程及村干部平台使用的实践经验研究，本研究发现：村干部需“承包”国家的信息收集、平台下载等数字任务，村干部出现屏幕化趋势。平台界面结构固定了村干部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身份，国家标准化的数字类型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形成乡村社会的清晰治理。国家与村干部的互动本质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国家通过平台与村干部互动形成更为制度化的乡村社会交往秩序，这是国家平台的“中间”治理。但平台下乡过程中也出现乡村社会“数字形式主义”“数字悬浮”等问题。本研究旨在对村干部平台使用的经验进行研究或创新数字时代国家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

从媒介学的视角入手，本文首先较为完整地呈现了“谦乐桥”的经验材料，包括历史演变与现状，以及在桥头举行的各种民间仪式等。紧接着，文章对中文中的“桥”的含义进行梳理，以此阐明在中文语境中“‘桥’何以成为‘媒介’”。在此基础上，文章再度勾连“谦乐桥”的经验材料，充实、完善了“桥”作为“媒介”的一层特定意义——连通与阻隔，进而，基于经验材料又发掘出了“桥”作为媒介的又一层特定的意义，即其连通与阻隔还体现在阴阳之间，具有“灵媒”的意义。这样的讨论，对于丰富“媒介学”理论话语，实现中西方话语在学术层面的融合，具象化媒介学的某些抽象话语，实践中国传播研究的“在地化”“理论化”等，均有重要的意义。

已经消逝的网站是互联网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本文通过开展深度访谈和搜集整理互联网档案的方法，重访已经关停的西祠胡同分版“记者的家”，旨在为中文互联网历史研究提供一个关于新闻业的具体个案。该论坛在发展鼎盛期吸引了规模可观的新闻从业者在日常工作中使用，参与进了新闻产制的多个环节和职业社群的维系，成为中国市场化媒体记者在正式工作场所之外进行社会化的重要中介。研究认为，“记者的家”是互联网历史发展和中国新闻业改革发展交汇的产物，体现了新闻业在社交网络等非正式场合的职业社会化形态。这一非正式的社会化从工作实践和集体阐释上均对社群维系产生了积极效应。

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对生活在广袤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群体构成了尤为严峻的挑战。本文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首先通过对321份有效问卷的分析，验证了社会支持理论与应对评估框架相结合的作用与效果；随后结合安徽省南部某乡镇24位村民的深度访谈数据，探究基层精英与新媒体技术在信息传递中的互补作用如何为农村老年人健康保护行为提供有力支持，深入剖析基层力量在危机传播与公共卫生保障中的核心作用。研究发现，基层力量所提供的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以及信息性支持显著增强了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与反应效能感。依托社会支持理论，本研究不仅凸显了基层治理在打通健康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中的不可替代性，更揭示了社会环境作为塑造农村健康行为模式关键驱动力的重要性。

本文立足情动理论视角，探讨网络“发疯文学”所牵涉的主体感性经验，聚焦其在情动发生维度对现实既有经验序列-结构的“逃逸”，及在伦理维度显现的解放潜能。研究发现，“发疯”情动主要由交流行动前置性的权力、情感困境触发，“发疯文学”表达实践则凭借对语言符号的解域，导向对作为符号溢出的情感质料的堆叠，其言说主体则在“生成他者”的差异性设定中彰显着自身的实体存在。“发疯文学”情动生成也突显出身体感性维度在交流中所具有的基础意义，其使个体行动得以超离于表象机制的有限规定性，在自我技术的践行中找寻自身生命经验的真正风格和形式。

抖音火花为亲密关系缔造了虚拟数字契约，塑造了新型社交行为与社交文化。本研究采用观察法与深度访谈法分析火花在亲密关系中的象征意义、基于火花的亲密关系发展过程以及火花对亲密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火花作为虚拟中介物影响和调节用户行为；续火花的过程呈现出动态发展的特点——本研究在社会渗透理论和阶梯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契约隐喻”，将续火过程分为“契约签订”“契约遵守”“契约强化”“契约协商”“契约内化”以及“断契”六个阶段；火花对亲密关系产生了强化、降级或弥合的影响。本文引发了对火花这一虚拟中介物的思考，深入认识虚拟中介物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机制，以利于探寻亲密关系的缔造和良性发展路径。

在技术变革与媒介化社会发展过程中，媒体与社会的互动以及功能演进逐渐加剧。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去阐释媒体与社会、与人的关系，是现代社会媒体实践和理论指向的重要路径。中国媒体的功能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建构并发展起来的，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对媒体功能和价值的界定，而是有着自身的内涵、特征与指涉。基于这一基本立场，本文在反思西方功能主义与发展传播学的基础上提出，要回到真实世界，在中国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在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语境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揭示中国媒体社会功能的形成机制及其核心表现。本研究以社会系统理论为基本理论视域，以经验材料为基础，发现中国媒体的社会功能是在国家—社会—人—媒体“一体同构”的系统中形成和建构起来的，其独特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服务国家和社会治理，提供系统性的政务服务；二是塑造现代生活方式，促进人的现代化。

立足既有极客研究，从技术哲学视野出发，定性访谈技术爱好者后，本文探索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爱好者的人机互动实践。人工智能技术可作为一种数码物的存在，不断个化发展。技术爱好者组合技术元素，发明技术个体，铺陈技术基础设施的同时，也作为技术个体，与人工智能技术一齐组建缔合环境，并发展出技术性与物质性意义上的话语关系和存在关系。技术爱好者可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系统因果逻辑与时间关系，能够上手技术，不断“炼丹”，推进技术个体化进程。依托现象学意义上的预存和持存的回路，人工智能技术可作为第三预存与第三持存，介入到心理与集体层面的个体化进程，其中，技术爱好者为重要转导者。人工智能技术是毒药，也可为解药，而人机实践不排除技术异化可能，但本文更愿意强调技术爱好者作为“炼丹师”的潜力，以及人类拥有的“魔法”能力，以凸显主体之能动性。

近现代旅沪同乡报刊是流动社会中同乡观念与信息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居沪而言乡”的地方性报刊，迄今尚未引起学界充分关注。论文以“地方”为关键词，勾连起地方新闻史和人文地理学，分别从缘起地方、可见的地方、从空间到地方、改造地方、超越地方等方面，探讨了同乡报刊再造“地方”的多重维度和意义。研究发现，同乡报刊可使移民与故乡维系一种可见且持续的社会、文化和情感联结，有助于促进旅外乡民地方共同体的认同与聚合。同乡报刊也具有鲜明的乡土批判意识，致力于地方社会改造，以履行其“监督地方，向导乡民”的地方责任和历史使命。同时其引导同乡跳出地方主义的藩篱，培植他们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化乡民为国民，有益于国族认同在地方上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在乡、国之外，没有上海“城”的位置，同乡报刊并不鼓励旅沪同乡对上海的城市认同，显示了与美国移民报刊的差异。

流动儿童是当下城市化和人口流动议题中具有重要关注价值的群体，其身份的城乡二元对立使得他们面临无法返乡也难以融入城市的困境。本文以列斐伏尔提出的三元空间理论为理论依据，以行动研究为方法，选取西安市碑林区Y小学四年级三班19名流动儿童作为参与者，研究者带领他们进行了历时一年的七次新媒体互动课程、三次新媒体合作实践和三次城市空间探索活动。本研究将新媒体视为教学工具和参与平台，试图在“城市空间—媒介使用—社会关系”之间建立有机关联框架。研究发现，实施系统的干预措施能够有效提升流动儿童的新媒体素养和技能，并促使其从被动的媒体使用转向主动的利用媒体进行自我赋权。具体而言，新媒体传播能力的提升可增强其在城市空间中的表达能力和参与度；通过探索城市空间并利用新媒体平台，流动儿童在分享和互动的过程中实现了身份的“共享”，从而构建本地社会网络，提升城市融入感。

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办一个新的苏北”战略构想。在此时代背景下，新四军“文化人”以宣传实践参与对敌斗争和民主建设，从“做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到成为宣传文化干部，再通过集体行动创造“新文化”，继而成为“办一个新的苏北”的关键力量。以“新苏北”宣传文化干部为历史阐释的主体视角，透过对其个体行动和群体实践的研究，可以澄清这一历史事件的有机进程与发生逻辑。从“文化城”到“模范根据地”再到“新的民主共和国之一部分”的历史进程，实质上既是“新苏北”宣传文化干部群体参与革命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具体写照，也是先进知识分子改造主观自我，并以群体形象将自身塑造为新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历史性主体的双重“创造”过程。

本文试图探究显微镜影响疾病话语的具体机制和过程。显微镜中介了人对世界的意向，也中介了世界向人的呈现。前者将显微镜视为肉眼的延伸，研究不可避免地陷入显微镜对视觉的相似增强这一预设。后者则跳出身体中心视角，显微镜可见方式的特异性在对世界的呈现过程中凸显出来。基于后者，本文引入福柯的话语实践概念，提出显微镜通过规定疾病话语对象的可见方式框定了话语形成的可能性。本文认为，不同于肉眼观看，显微镜以技术图像的方式使得疾病话语对象可见，该话语对象是独立于病人身体的实体，其致病性是以技术图像之间的“是否”关系为判断标准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疾病话语要求围绕专业名词展开，精准客观地指向可见的、倾向于静态的、片断的疾病实体。本文尝试在身体、知觉层面之外打开显微镜这类技术物的媒介研究视野。

既有的人机互动研究多关注任务功能型互动，区别于此，本研究指向人机之间的情感 关系，考察基于特定情境的用户依据自身心理动机和需求选择具备情感交互功能的AI智能 体（AI情感智能体）进行情绪传递和情感互动的过程，进而探讨人机共情的可能及其发生机制。论文聚焦用户近年来对“生成式情绪”共情实践，通过深度访谈获取情绪互动的经验材料，探究人对AI情感智能体的情绪感知与共情以及背后存在的“共情困境”。研究发现，用户的心理动机是AI情感智能体生成情绪的核心，AI情感智能体的“数字记忆”成为其表达和回应人类情绪的主要依据。与此同时，用户对交互情境的设定与AI情感智能体对情境线索的捕捉和理解成为产生共情的关键要素。当人机共情成为“陌生社会”的社交策略，流动的情感从肉体与机械的交往中涌现出来，技术具身所产生的“见证感”成为人机共情的重要基础，也为重新审视智能体的道德和价值提供方向。

人工智能技术颠覆了广告一直以来以注意力攫取为核心的确定性范式，本文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对广告活动的影响，探讨了人工智能广告的确定性范式特征。首先，基于广告活动的历史发展，提出广告确定性范式的五个阶段：自然媒介时期“货”找“人”的不确定性、大众媒介时期“货”找“人”的确定性、互联网发展初期“人”找“货”的确定性、程序化广告发展初期“货”找“人”的确定性、人工智能时期“人”让虚实共生世界服务自身的确定性。其次，本文探究了人工智能广告确定性范式的核心机制：确定性是由媒介技术的时间域、空间域、互动域、感官域、互通域和透明域所决定的，时间的即时性、空间的立体性、推理的智能性和消费的生态性是确定性的关键特征，实现消费者、广告主、智能平台三方的需求和回报是确定性的最终目标。最后，本文讨论了人工智能广告运作中“人—货—场”的确定性建构，提出人工智能广告的运作机制是在“人—货”的生成式智能、“人—场”的具身智能、“货—场”的物联智能所构成的智能场域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在“人—货—场”智能交互中不断追求自身需求满足的确定性的过程。

流动性、圈层化的数字时代，多元行动者理性与情绪杂糅下的无序交往，消弭了公共与私人的边界，基于理性的传统交往理论难以对当下数字网络节点式的交往现状做出有力解释。从情感层面的共情出发，实现多元主体连接，并推动对话和协商的实现，达到“共通”和互惠性理解，是目前较为流行的思考方向。然而，即便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须有前置的“同”，共情的产生并非是自然而然的，需要有共同知识作为基础。本文试图融合心理语言学 “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和主要来源于哲学、逻辑学并广泛应用于认知语言学、心理学以及博弈论的“互知” （mutual knowledge）理论， 用“共知”（shared knowledge）来涵盖这两个理论的主要内涵，借此探究“共知”，包括“基础共知”和“新兴共知”，在数字交往中的前置作用，并讨论经验感召、语言表达和文化认同对共知形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在当下及未来数字交往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实现共通、共情，乃至达成共识的，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切入点。相较于传统的交往理论框架如“主体间性”“交往理性”等，“共知”在数字交往的生态中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解释力以及实用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创造性地采用包括“交往”（Verkehr）和系列以“交往”为词根的合成词在内的诸多核心概念，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由于历史的原因，“交往”和系列交往合成词长期被遮蔽，唯物史观的论述基本被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框定，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的社会学思想被忽略。本文论述了“交往”被忽略和曲解的四个原因；考察了该著全部168处Verkehr及对应的中译文；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其他全部论著中608处Verkehr及对应的中译文；简略考察了已发表的他们的笔记中采用的1119处Verkehr（目前绝大部分未译出）；研究了MEGA2提供的马克思论著异文表，从而证明：“交往”（Verkehr）和以其为词根的系列合成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之一、唯物史观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本文超越社会建构论的“地点制造”概念，以“地点织造”为理论框架，探讨数字平台条件下的社区团购对邻里空间的纹理化生成机制。通过对武汉市三个居民小区历时四年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社区团购中的邻里与平台在不同的媒介实践中产生动态多元的耦合，催生出复数的社区团购和叠加的邻里空间。大厂商业团的单一自动化装置和平织编码将邻里空间生产为类似平纹织布的均质化网格纹理；居民团的协作自动化装置和提花编码则涌现出如织锦般文质彬彬且独具特色的提花纹理。本研究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平台批判研究，指出平台的大规模技术理性在转化成小范围的具体劳动和日常生活过程中会发生意想不到的质变，产生属于小范围的秩序，数字时代的邻里空间仍然存在附近实践的可能。

新型主流媒体战略提出十周年之际，本研究立足本土的社会情境框架与传播体系，构建科学系统的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估量表，解决传统评价工具无法适配新传播场域与新型主流媒体的问题，既丰富中国特色的实践探索，也进一步完善媒体公信力理论。本研究严格按照量表开发程序，构建公众视角下的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二阶四维度量表。以相关文献为支撑，通过深度访谈与专家咨询筛选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备选测量条目；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量表初测（n=500），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与进一步信效度检验确定量表的拟合情况（n=1723）。最终，本研究建成涵盖“真实性/专业性”“国家形象/权威性”“公共价值”“播发技巧”四个维度的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量表，并与过往研究进行理论对话，探讨媒体公信力理论的延续和发展。

在宋代，粉壁晓示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方式，用于官方与民众之间的沟通。这种活动将文书内容公示于墙壁上，供人们阅读。粉壁晓示广泛应用于州县、乡邑等地，以明确告示政令、法规和公共事务的相关内容。通过粉壁晓示，官方能够有效传达各种重要信息，包括君主诏令、朝廷通告、法律条例等。同时，民众也能通过阅读粉壁上的公示内容，了解到政府的政策和规定，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和遵守法律法规。粉壁晓示在宋代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加强官民沟通的重要作用，为当时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由两大霸主晋国和楚国主导的弭兵之盟是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之间重构国际秩序的重大会盟活动，这次会盟活动的举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时国际舆论的推动。由于晋、楚两国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圈层，彼此之间难以相互信任，但双方都无力继续维持集团对抗的争霸局面。在晋国首先释放弭兵信号之后，宋国积极奔走于各国之间传递信息，逐渐推动形成强大的弭兵舆论，促成两大争霸集团在宋国达成盟誓。弭兵之盟的举行过程表明，尽管春秋时期的国际舆论受传播环境的限制，信息传播主要以人际关系为纽带，但它所体现的实力原则和信义原则作为国际舆论的基础至今依然成立。

作为传播概念的“告”，代表利用语言或文字进行的仪式性传播。自商代起，最早的“告”表示利用口头语言进行的祭祀仪式性传播，后来又表示利用语言或文字进行的政治仪式性传播以及礼仪性传播等，这反映了社会世俗化的进程。商、西周与春秋时期制度化的“告”，以及汉代以后的“布告”等，表明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以仪式性传播为显著特征，同时又兼具突破空间限制的传递性传播特征，这与更为凸显传递性传播的西方政治传播有所不同。以“告”代表仪式性传播的用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其核心内涵是诉诸公认的价值观念或传受双方的某些共识进行传播，这对于促进人类社会的相互理解与团结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雍正在位初年颇受流言困扰，曾静案发使得流言问题更为突出。所以，雍正并未将曾静投书视为谋反案，而是将其作为流言案来处理，其目的是利用曾静案彻底清除政治流言的影响。雍正的策略按现在的说法是“谣言止于公开”，他主动将各种流言以及他的驳斥汇刻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公开宣讲并广为传布，以期消除流言。但是，由于皇权思维自身的盲点，雍正的这一消除行动最后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反而使得流言流传更广、更久远。

当前，我国日结零工市场仍普遍存在聚集性“等活”现象，在蓬勃的零工平台化进程中，这一现象颇为罕见。基于对此问题的调查，本文尝试超越单一的媒介采纳逻辑，提供另一种分析与理解数字技术不使用行为的思路，即“数字拒斥”(digital rejection)，用以解释个体如何通过能动实践与关系联结确立数字使用边界，并以此实现对理想生活状态的掌握。在日结劳动的语境下，线下的日结零工市场不仅承载着工人“弱数字使用”的惯习，同时也维系着他们的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因此，坚守市场“等活”并选择性地拒斥日结招聘平台成为其决定自我生活方式的一种策略。“数字拒斥”的概念主张关注技术使用者的利益表达，强调将使用者的能动性与其社会生活相勾连，有助于解释日常化的数字技术不使用行为。

关于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既有研究普遍承认报刊发挥重要作用，但却很少讨论报 刊如何以及为何集体参与报道。受商会“联动”机制启发，本文将抵制运动的报道看作一场“合唱”，由此探究在没有统一组织的情况下，全国报刊联动的形式和原因。研究发现，在初始阶段，上海《时报》和《申报》共同为事件起头；一周后，全国报刊陆续跟进，扩展了运动传播的范围；在持续阶段，报刊通过参与抵制、设立专栏、互相转载和定点支援等方式，增强了运动的声音；此外，《时报》《申报》《大公报》等主要提供全国视野，其余报刊则偏向地方动员，这一“变奏”推动抵制运动深入地方社会。本文认为，1905年的报刊联动之所以可能，不仅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更是成长中的报界自身发展的结果，其要素至少包括报刊格局的演变和普遍持有的“天职”信念。

中国古代经学“述而不作”的传统和具体历史情境的演进脉络皆关乎传播。今古文经之争的内在机理暗藏“口语偏向”与“文本偏向”的传播线索，却尚被遮蔽。今文经因其口语传播偏向显现出通俗的、意义开放的、便于记忆的经学知识体系。口语偏向的今文经具备人类学的在场性，是诠释学意义上“此在”对自身和共在的他人之间的筹划，导向意义理解的开放性。文本偏向的古文经发展出了适合默读的疏、笺和章句等体例。汉字因其表意特征被赋予了内生权威性，文本偏向的古文经存在稳定而意义封闭的知识体系。不同的传播偏向通过塑造相应的知识体系为不同的政治文化提供了枢机。今文经的灵活开放为经世致用辟以空间，其政治思维往往偏好改革以解决社会制度性焦虑；古文经的稳定性知识与倾向于维护政治权威且复古的政治思维紧密联系。今古文经的传播偏向并非被动地被投射到政治场域，而是在具体历史文化情境中被主体性的人建 构为非此即彼的两条线索，二者的媒介性型构了不同的知识体系和政治文化。

学科转型是学科结构的变革，关系到学科发展的整体趋势。本文提出：马克思主义是讨论当代中国新闻学整体转型的总体性理论方法；数智时代的新闻实际和既有新闻学知识成果是讨论新闻学整体转型的出发点；以“职业新闻与非职业新闻”“日常生活新闻与非日常新闻”“人主体新闻与智能体新闻”为统一对象是讨论新闻学整体转型的对象基础；构建“主体性更为突出的新闻学”“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新闻学”“实践性与理论性相统一的新闻学”“稳定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的新闻学”“交叉性或跨学科性更强的新闻学”是当代中国新闻学整体转型的基本目标，只有展开如此整体转型的当代中国新闻学，才有更大可能在面向未来的发展中构建起比较系统完备 的自主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