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2024年近30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中遴选出在研究问题、观点视角和论证方式等方面较为创新的新闻学论文。2024年中国新闻学研究保持较为稳定的议题聚焦与视角创新。首先，新闻理论、新闻生产、媒体融合、新闻从业者以及新闻用户等方面的研究，支撑起过去一年新闻学知识生产的基本盘。其次，随着数智传播技术对新闻实践的不断重塑，关于新闻业务与多元叙事的理论探讨重回新闻研究的前沿视野。此外，研究者们在中国新闻创新实践的追踪与比较、经典新闻学概念的反思与钩沉、新闻史与社会政治史的交叉研究以及新闻与社会性别等议题的探索上亦有亮点。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人机交互的突破性跨越，由此引发的人对自我身份的迷惑和人机信任危机需引起理论研究的重视。AI主播的出现，不仅助推了网络直播行业智能化的深刻变革，也给媒介信任重塑以及新型人机信任关系建构带来巨大的机遇与挑战。本 文将社会信任理论作为研究基础，以媒介等同理论为研究视角，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AI主播媒介性考察，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发展下人机信任关系构建的路径与机制。研究发现，拟人化和智能化的媒介性呈现对AI主播的人机信任具有直接影响；媒介性还通过感知价值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人机信任关系；技术自我效能感在媒介性与信任形成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具有较高技术自我效能水平的个体在互动中更易形成对AI主播的信任。研究提出的创新性观点可以促进以“智能为善、技术为人”为核心理念的新型人机关系的构建，进而完善新技术背景下的社会信任体系。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全球传播在文化维度上的核心理念应从“跨文化传播”升级为“转文化传播”。“转文化传播”具有三大理论来源，分别是“媒介参与全球化的结果”“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传统”和“方法论的反思”。本文从这三个面向分别进行理论溯源，并将其放入当下的全球政治、文化和传播语境中进行阐释，接通其与中国全球传播实践的对话。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中国全球传播“转文化”路径的三个实践向度：一是以“关系性思维”创建多文化的连接，编织世界各文化间的“意义之网”。二是要在“批判性转文化主义”框架下关注“杂糅”与权力结构，实现各文化主体在现实政治中的“解放性”，并通过“文化冲合”带动自身与其他文化共同的“转化式繁衍”。三是以全球文化流动的整体视角，汲取传统哲学中的“天下”理念，将“超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体纳入视野，在文化互动与变迁中构建基于“理性—认知”的“世界主义风险共同体”。以上三个向度彼此关联、相互促进、价值共振，在实践中共同形成良性的运转机制。

2024年，不仅是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服务的第30个年头，也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大量爆发的一年。今年，学者们主要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与人机关系等议题展开大量相关讨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思考。本文依据选题的新鲜度、理论视角的新颖性和研究的深入程度等标准，从2024年核心期刊的新媒体研究中提炼出五大议题，即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知识生产范式的变革、人机关系的新局面与新问题、人工智能时代的跨界交往与新情感实践、数字游民研究、微短剧研究，并分门别类加以简要地述评，以期通过这种有限的梳理与整合，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不同于西方“断连”研究着眼于基于技术的、作为个体的人与媒介之间的“连接”或“断开”，本文基于中国经验的“疏联”研究，是将社交媒体中个体的断连实践放置于中国的关系情境中，关注受个体文化影响的当代青年在“关系-个体化”情境，与自家人、熟人关系间的重新联结以及由此产生的差序格局的变化。首先，在横向的自家人关系中，对父母顺从的“应有之情”不再被强调，呈现出“亲而不尊”的情感表达与“孝而不顺”的格局建构特征。在纵向型熟人关系中，中国人人情-面子法则依然是主要的交往动力。遵循上下等级的“序”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呈现出“尊而不亲”的情感表达和关系建构特征。在平行型熟人关系中，工具、情感维度的交织共同决定了关系走向。在数字媒介的中介化作用下，与潜在关系缔结的“网缘”成为新的网络熟人关系。一方面，工具性考量使得这类关系趋于疏联，另一方面，“真有之情”成为这类关系的趋近动力。总之，“疏联”是当代青年在“关系-个体化”情境中的一种个体化（自我文 化）与关系文化的耦合关系策略，它不仅契合了中国人的关系格局和个体化进程之间的张力实践，同时也具备与西方“断连”概念对话的本土理论潜力。

AI技术加持的早教与陪伴机器人逐步嵌入中国家庭的亲职劳动，本研究将这一媒介现象概括为“人机合作育儿”。受“贤妻良母”传统文化意识的影响，育儿劳动成为一种“高强度母职”。现有研究多聚焦智能育儿机器人之于高强度母职的赋权与冲突，而对于女性与智能化育儿代理人的契洽与抵抗、互动与区隔等复杂关系还缺乏深入细致的讨论。本研究以“划界工作”这一社会学概念为基本分析框架，基于对正使用智能育儿机器人的20位中国中产阶层女性的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发现女性以人机合作育儿的意义、场景与风格作为划界工作的三种取向，调节、确认与重构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的互动关系。“人机合作育儿”充分展现了性别与技术的交叉如何在动态中强化又削弱女性的母职经验，彰显了技术干预下代间连结与社会性别互动的复杂性。

既有研究常以“制造同意”为瞄向，将实习生刻画成“积极进取”的形象，但实际上其私下存在愤慨、抗拒的一面，那么，该如何理解这前后台的形象反差？这种反差如何形成？基于此，本文尝试以“潜隐剧本”为理论基础，依托过程性视角，探求互联网“大厂”实习生入职前后的心态转变及各阶段的本真状态。研究发现，面对理想与现实间的种种落差，实习生会对“大厂”历经一个“期待—祛魅—抵触”的情感过程。然而，出于现实因素的考量，他们不得不以“妥协”的姿态暂时隐忍；此时，伴随本真自我的觉醒，其会采取剧本调适的策略来最大化维护权益。当然，这种“妥协”并非无度，当触发导火索事件后，实习生很可能会为泄愤而作出罢演行为。

城市空巢老人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老龄化浪潮中最严峻挑战之一。互联网时代，破解城市空巢老人身体“空巢”与心理“空心”的双重困境，除呼吁家庭、朋友与社会的共同关爱，更离不开社交媒体辅助支持。研究聚焦城市空巢老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特定在线社交活动，勾勒出城市空巢老人微信社群参与经由不同来源社会支持进而影响孤独感的路径，并进一步探讨不同来源社会支持作用差异的深层动因。研究发现，朋友支持在城市空巢老人的微信社群参与度和孤独感之间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家庭支持和其他支持则呈现出疲软态势。这是微信社群属性、物理空间区隔、舆论导向、个体选择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的逻辑耦合，但是，单一来源社会支持难掩空巢老人情感支持薄弱、社会保障缺位的现实隐忧，未来应搭建线上线下有效联动的社会支持体系，推动社会支持从单一失衡到多元均衡跨越。

我们所感知的事物与概念及其意指之间产生联结的过程即是表征。华特迪士尼公司百年历史中，除了通过塑造“公主”“超级英雄”等系列形象的视听作品占领全球文化市场，其打造的动物主题电影更是因老少咸宜而深入人心，而对迪士尼动物主题电影及其全球传播的研究还鲜少受到中国传播学者的关注。本文梳理了百年迪士尼动画电影中的动物形象及其动物观表征的历时演变进程，探究迪士尼文化产品实现全球传播的价值工具。研究发现，迪士尼在不同历史时期都生产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动物主题电影，其动物观表征与全球生态思潮的历史发展交相呼应，这成为其文化产品具有全球文化影响力的主要原因。但是进入21世纪后，作为资本主义文化产业的代表，迪士尼不再紧随环境正义等更为国际主义的生态思潮，且对数字技术手段过分依赖，其动物主题电影陷入到表征的双重陷阱中。生态思想价值工具失灵使迪士尼动物主题电影在21世纪的全球传播失去了引领动力。

从最初仅在网络上被趣缘群体关注，到如今成为街头巷尾的日常景象，汉服文化不断突破圈层，逐渐成为大众关注热议的话题，也成为青年文化研究的对象。文章认为，要深入理解汉服作为文化现象所蕴含的复杂张力，首先应当将其视为一种“媒介物”，通过这一视角，我们能够从物质文化研究的传统出发，审视汉服在当代社会中的“创生” 过程以及它所关联的社会关系。其次，应引入边界研究的理论视角。这样不仅可以从物的研究传统开拓现有汉服的讨论范围，还可以从边界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多元主体在划界和脱圈过程中的动态互动，从而捕捉汉服作为一个“再造传统” 所包裹的多元动力，也能捕获其前进方向的线索。

新闻偶遇是社交媒体用户接触新闻的重要方式，对偶遇新闻的不同处理策略影响用户的知识获取、新闻参与和社会参与，但现有研究很少关注用户对偶遇新闻的处理策略，这使得新闻偶遇的效果研究缺乏知识累积性。论文基于PINE模型，将偶遇新闻处理策略分为浏览和阅读，并采用组态分析方法，从用户、社交网络、内容三个维度出发选取因素，研究各因素如何通过复杂的组合和互动影响用户对偶遇新闻的处理策略。研究发现了社交媒体用户浏览和阅读偶遇新闻各自的条件组态，认为新闻线索和社交线索共同决定用户对偶遇新闻的处理策略。研究结果揭示了社交媒体用户处理偶遇新闻的原因，并对新闻偶遇的现有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和理论整合。

传统新闻实践中记者需要“身体在场”进行新闻报道，但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发展，“记者在现场”作为首要信息来源的新闻传统正在发生变化。本文以21世纪三次重大国际冲突为例，考察了互联网技术发展背景下新闻来源的结构变化和新闻生产的模式转变。研究指出社交开源情报（SOCMINT）正加速成为机构媒体的重要信源，并进一步分析了社交开源情报在信息生产、事实核查、信息扩散三个层面的特征和机制。最后，探讨了机构媒体在SOCMINT时代的角色转变，同时也提出了机构媒体在利用社交开源情报发挥功能、承担责任方面的一些新思考。

本研究借助能动可供性的理论框架，考察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VR）为文化遗产的沉浸式传播提供了何种潜力及其对不同受众群体主观体验与态度意愿的影响机制。通过三组对照的VR实验，操作化能动可供性的三种水平（无vs.低vs.高），发现能动可供性能够提升受众对文化遗产的认同和关注，但仅在低水平上显著，而高水平的能动可供性更有利于促进虚拟游览替代实地参观的意愿。心流体验在能动可供性与文化认同之间起到遮掩作用，而在能动可供性与虚拟游览意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媒介经验调节了能动可供性对线下参与意愿的影响：对具有丰富VR经验的个体，高水平的能动可供性可能使其线下参与文化遗产活动的意愿降低，并倾向于用虚拟游览替代。本研究为理解虚拟现实作为文化传播新媒介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支撑，并为设计更有针对性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

“身份认知”一直是传统新闻研究的重要议题，新闻传播、收受、消费的主要空间已然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转向了大型互联网公司运维的社会化平台，但平台热点运营者的身份认知一直未被充分讨论。本文以工作内容与职业新闻生产者部分相似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中的平台热点运营者为研究对象，在将二者展开比较的分析框架下，采用从工作常规归纳身份认知的既有分析取向，以“职业身份”与“自我身份”为核心概念拓展既有讨论。本文发现，平台热点运营者主要扮演的角色是勾连内外媒体的“联络员”、完成考核指标的“操盘手”、寻找工作规律的“分析师”。这三类主要工作既在客观上造成了平台热点运营者在话语资源和行动限度两方面的职业困境，也使得其将自我归类至“打工人”的流行语之中。本文进一步指出，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首先，这一负向身份指认折射出商业主义主导下社会化平台存在的“体制内和外”“平台整体目标与从业者个体定位”的结构性矛盾；其次，相较于职业新闻生产者具有理想偏向的“同构型身份认知”，平台热点运营者形成的是具有现实偏向的“异构型身份认知”，导致“职业”目标与“自我”认知产生难以弥合的裂隙。这为进一步思考平台和新闻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份具有价值的经验材料。

值此基特勒所著Aufschreibesysteme 1800/1900即将出版40周年之际，本文返回该著，对其核心术语，也是贯穿基特勒媒介理论的基础性概念——“Aufschreibesystem”进行解析。论文分析了英美学界将“Aufschreibesystem”译介为“话语网络”的原因，从词源学上考证其真正含义为——“铭文系统”。本文梳理了该概念与香农—韦弗的信息论、福柯的“外部性”、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德里达的文字学等渊源和关系，着重揭示出“铭文系统”包含的“铭刻”“转换”“表面”等具体意涵，并通过比较福柯、拉康和德里达的相关思想，勾勒出其“铭文”的世界图景。这不仅打开了基特勒媒介理论中长期被忽视和遮蔽的诸多面向，揭示其构建媒介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也为解析历史和当下留下了独特而重要的思想遗产。

过去，AI写作在新闻生产中通常被用于主观性、逻辑性较弱的新闻体裁。然而，随着近来AI能力的提升，AI写作能否被扩展到更具主观性、创意性的新闻生产环节当中引发了讨论。财经评论兼具结构性、主观性和逻辑性，其本身也是用以探究AI写作应用边界的一类较为合适的新闻体裁。基于系统化-启发式（HSM）模型，本研究通过两组情境实验考察了AI作为评论作者对财经评论感知专业度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制。研究一在未提示受众关注作者的情况下，探讨了受众对AI生成与人类撰写的财经评论之间感知专业度的差异。结果显示，当受众通过系统化处理路径阅读财经评论时，很难区分AI与人类记者撰写的评论在专业度上的差异。研究二采用2（实际作者：人类 vs. AI）× 3（作者署名：人类记者 VS. AI VS. 不署名）因子设计，通过在线实验探讨启发式处理路径下，受众对不同作者的财经评论的差异化感知机制。结果表明，当受众注意到评论的作者身份时，署名为AI的财经评论可以通过权威启发式（authority heuristic）和机器启发式（machine heuristic）提高内容的感知专业度，而受众对AI写作的态度能够有效增强机器启 发对内容感知专业度的提升作用。但是，署名与否则会降低受众的权威启发式水平进而折损受众对于内容的专业度感知。结合两研究来看，过往专业财经媒体赖以生存的权威性、专业性在当前的AI时代也开始面临着极大挑战。因此，应对AI写作的冲击有必要充分重建财经媒体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交机器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本文从计算传播学的视角出发，探讨社交机器人田野实验的概念界定、方法建构、实验设计及其实际应用，认为社交机器人田野实验结合了大数据分析与仿真方法的优势，已发展为一种高度可控的实验法。社交机器人田野实验为观察、分析与理解数字媒体环境中的传播现象提供了新思路，将助力于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验证、探索与拓展。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通过社交机器人田野实验对过滤气泡的成因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发现，即使控制了社交机器人账号的阅读行为偏好，其在随机阅读实验后仍可能陷入过滤气泡。

相较于外卖骑手，学界目前对于“困在系统中的外卖商家”仍关注度寥寥。研究选 取北京市宋家庄A美食城为田野观察点，采用扎根理论，聚焦外卖商家这一群体的平台劳动与城市迁徙。研究发现，在线按需市场的性质决定了跻身大城市更有利于获得订单优势，但由生产转型所引发的城乡迁徙将导致新的社会融入问题。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平台化迁徙”概念，即一种迎合平台经济运行机制的劳动者自我调试策略，以揭示平台逻辑渗入城市的广度和深度。这一概念包含从传统经营模式转向在线经济体的“数字迁徙”，以及这一转变如何干预劳动者在特定城市空间落定的“物理迁徙”。研究认为，这一囊括了人与非人因素的“平台化迁徙”框架有助于拓宽我们对于平台、劳动者与城市融入关系的经验理解，为既有零工市场流动性研究提供一种理论创新。

“自证”的实践在当今国内饭圈颇为普遍：从贩售周边商品、到加入线上社群，再到发表言论，“自证”已成为粉丝间建立信任的关键环节。“自证”的标准化与常规化反映出数字时代个体面临的信任危机，为研究青年群体数字交往提供了一个切口。本研究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粉丝群体进行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在“透明社会”的理论视角下梳理了粉丝“自证”现象的生成脉络，并分析其背后的技术背景和文化权力运作机制。研究发现：在数字交往背景下，“自证”可被视为粉丝自我“治理”的过程，作为圈内的共享规则，“自证”既是粉丝交往的前提，也是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回溯性地建构透明主体的方式；在信任制度的构建上，粉丝群体通过多元的形式展演“信誉资本”，并基于复杂的“多元货币”体系评估爱意的浓度和作为粉丝的“本真性”；当粉丝间的人际信任逐渐转向更为抽象的技术信任，列表、截图、水印等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然而，在使用数字技术追求“透明”的过程中，信息爆炸和对情感差异的抹除引发了个体焦虑和信任困境，其潜在的暴力问题亟待反思。

传播理论在“传递观”“文化观”后，继续探索新的传播学认识论。随着技术的发轫，媒介环境革新、社会情感氛围急遽变化，而传播学的认识论却凝滞不前。这种停滞反映且加剧了传播研究和传播学发展的困境。传播学应如何发展，以何种姿态去做面向社会的、公共的、有力量感的研究，是传播学人共同关切的问题。本文就杨国斌教授提出的“作为翻译的传播”对其进行访问。杨国斌教授从态度和方法方面阐释“传播翻译观”，强调要尊重差异，以谦卑的学习态度，反思、改善和修正原有成见，做具有关怀和希望的学术研究。

作为一种壮大个人声望、逃避公共讨论的话语样态，胡说八道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泛滥威胁着日渐稀薄的沟通理性。本研究通过三项彼此关联的调查或实验（N = 400），依次考察了中国网民对伪深刻话语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伪深刻媒介话语接受度的领域间差异以及哪些系统性手段能够实时增强人们对胡说八道的识别能力，发现中国网民的胡说八道接受度相对较高，直觉信念和表演性精致降低了其对胡说八道的敏感度，市场经济偏好带来的话语怀疑被规避不确定性而接受伪深刻的文化权威服从机制部分抵消。人们对经验议题、广告和回避型胡说八道的识别能力相对较好，但在特定议题下无法区分机器生成段落与人类作品。研究对运用公共问责写作任务和阻塞厌恶激发降低伪深刻媒介话语接受度的效果和条件进行了探讨，为避免胡说八道污染公共话语的途径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媒介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非实存的唯物主义。从话语网络1800到1900的断裂，也即从语音的物质性到铭写的物质性的转向中，基特勒所关注的媒介，始终存在于非实存的意指机制，并建构于（后）结构主义对语言的物质性的理解。在话语网络1800，语音的“最小所指”与意义、主体直接关联，意指无需媒介居中“调解”，媒介此时尚未存在；而话语网络1900的断裂，先验所指被技术媒介、反形而上学以及心理物理学实验否定，意指必须经过作为能指的媒介，并在能指的滑动中成为无意义的能指游戏。而媒介在物质性的断裂中出现，又重复显现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不同经验性领域，其中便包括有形的、固实的媒介物。基特勒所谓媒介物质性，并非媒介的物质性，而是语言的物质性断裂产生了媒介及媒介物。当我们追溯基特勒意义上媒介物质性的本真意涵，厘清物与物质性、媒介物与媒介等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便会发现，在基特勒那里，媒介物质性是某种非实存的语言结构、符号形式或意指机制的物质性。正是基于非实存的媒介唯物主义观，能真正丰富我们对物质性的想象，从物质性角度理解当下的媒介世界。

本文以研究问题意识、现实关怀、理论视野与方法规范性为主要标准，从2024年18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中遴选出148篇研究，并对其加以分类，以传播研究范式的延续和变革、人机传播与人机关系、批判算法研究、平台劳动与数字游牧、健康传播、数字交往、媒介记忆、数字时代的乡村治理、媒介化时代的养育实践和老龄化、边缘群体的媒介实践、媒介物质性共计十一个话题勾勒了过去一年中国传播研究的知识图景。

“列宁主义”一词在华早期传播的表述大致经历了列宁的/过激派的主义这一偏正短语，译自英语和日语的广义派主义、过激主义，以及借用英文“Bolshevism”原词及其音译、意译，到自觉阐释并最终定型为“列宁主义”这一专门概念的过程。“列宁主义”出场前后及其接受与定型显示了列宁主义由“了解的非正式知识”逐步转向“掌握的正式知识”，进而成为行动指南的过程。这一过程揭示了作为知识的列宁主义在华早期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媒介偏向、权力关系乃至偶然因素。其中，既包括国内对“列宁主义”知识来源的洞察和列宁主义由思想转入实践过程中的意义争夺，也包括特定事件、人员流动乃至翻译及书写的影响，由此提示了历史选择的过程。

当代的游戏生产致力于改变性别与种族刻板印象，但是这种努力常常收效甚微。本研究基于“品性-能力”刻板印象模型以及计算文本的方法，对《英雄联盟》游戏角色刻板印象进行“编码-解码”分析。研究发现，在编码层面，游戏创作者致力于打破角色类型与性别种族的强关联，但是中国游戏玩家在认知角色时，依然代入了性别与种族的刻板印象，但部分刻板印象也会随着角色类型的多元化而消解。本研究构建了中文刻板印象内容词典，并对中国游戏玩家对《英雄联盟》游戏角色解读视频的弹幕文本进行计算分析。结果发现，与传统刻板印象一致，相比于女性角色，游戏玩家普遍对男性角色品性评价更低，能力评价更高；当女性被设定为英雄或亡命徒这样的传统游戏角色类型时，游戏玩家认为相关类型女性角色能力显著低于男性。但是当女性被设定为反英雄或统治者这样反传统的游戏角色类型时，游戏玩家则对其能力认知与男性同类型角色趋同，这一结果说明赋予女性角色反传统和多元的角色类型，如女性统治者和反英雄，有助于打破性别刻板印象。中国游戏玩家对黄种人和白人形象的游戏角色的能力评价显著高于其他有色人种，但是种族与角色类型对刻板印象认知影响的交互效应不显著。这说明中国游戏玩家对种族刻板印象具有持久性，而且角色类型多元化策略对种族刻板印象的改变作用不大。本研究扩展了刻板印象和“编码-解码”理论在游戏研究中的应用，通过计算文本的新方法工具说明游戏编码需要从多模态角度突破传统的刻板印象，以促进游戏玩家的多元认知。

共情是揭示全球化时代个体情感如何连接的重要因素，对于“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而儿童形象呈现通常是唤起共情的“视觉锚点”。本研究基于传播生理心理研究中的眼动追踪技术，采用2（儿童视觉框架：有儿童 / 无儿童）×2（图片说明：有图片说明 / 无图片说明）×2（图片形象化程度：高 / 低）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探讨新闻图片中的儿童视觉框架、图片说明与形象化程度对个体注意及共情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儿童视觉框架虽然能够显著引起注意，但并不能唤起受众的共情；详尽可能性模型（ELM）中的双路径在风险传播领域会产生适应性变化，动态的、流动性的认知路径判断更符合当下风险传播的情境；高形象化程度的新闻图片并未提高个体注意，在瞬时效果之外还需关注其长期效果。

2024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持续返本开新，取得丰硕成果，彰显了学术自觉。诸多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通过对革命导师办报实践及新闻思想的考辨与重思，发挥了正本清源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的指导思想，学界从多元维度着眼，持续深化探索，极大拓展了马新观研究范畴。与此同时，许多研究立足当下，融合理论与实践，围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发展进行论述，展现出“体用贯通”的鲜明特征。展望未来，学界应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迈向新高度、实现新发展。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灾害给灾难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基于2021年郑州暴雨救援中广为传播的《待救援人员信息》在线协作文档，探索了自组织社群通过媒介化的方式实现灾难救援中的协同治理的过程。研究结果表明，自组织社群中的持续参与者是促成救援成功的核心要素。首先，持续参与者通过扮演网络中介和缩短成员间的互动距离，成功提高了待救援人员转化为成功救援人员的概率；其次，正是由于持续参与者针对救援文档中出现的问题促成的供需匹配、资源部署、加速信息流动、联结多元行动者等解决方案，包括国家、市场和公众在内的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持续互动的利益调和与联合行动过程才得以实现。最后，本文讨论了灾害中的媒介化治理的特征，回应了在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之下，基于数字媒介技术的治理革新如何实现治理效能优化的问题。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讨论媒介化治理，需要超越媒体逻辑，进入到更深的社会结构层面。通过对江苏省M村的一个农文旅项目的田野考察，研究发现，乡村治理的中介化逻辑是媒介化治理的技术和内容之外的更为基础性和结构性的逻辑。农文旅项目作为居中媒介，不仅连接着城乡经济和价值，还能对城乡关系进行能动性再生产，进而创生出城乡融合的新乡村。这个整体性的过程体现了乡村治理的中介化逻辑，包含三个层次。首先强调连接，调和矛盾；其次强调联结，关注媒介居中进行能动性再生产的能力、过程和对两端事物带来的改变；最后强调新生，从过程转向结果，关注两端因碰撞而生长出来的具有时代性和未来性的新事物。

日常实践中边界的概念是重要的，不仅决定了日常活动开展的资源划分，还塑造了社会世界的发展轨迹。本文讨论的问题是当边界被镌刻于算法之上时，边界的实质是什么？程序员如何嵌入到算法实践中去生产边界？研究认为，算法程序员作为“技术专家”追求流程的无可争议性、工具模型的有效性、技术认知的连贯性，“技术天才”的集体身份是他们对技术和组织做出的某种深刻承诺，由此建立的社会边界扩大了程序员的技术权威性。然而，程序员的技术感受并非建立在乌托邦意义上，而是建立在物质报酬基础上，企业组织通过财富允诺鼓励技术人员日复一日、充满激情地付出，而不计较自我价值的快速贬损。算法程序员将自我能力和职业身份的描述化约为对数据指标和模型的优化，臣服于标准化的组织实践，不加批评地获取鲜活的用户体验，“技术天才”并没有成为社会判断力的正义使者，仿佛算法机器中的一颗齿轮。当有一天，他们的价值被组织拾取殆尽，便成了技术社会大分工中剩余类别的一种。被裁的程序员要重新进入社会寻找岗位，这并非是个人所想要追求的流动，而是被迫在社会竞争中被重新定价和排序。集体的技术聚合并没有产生额外的个人活力，边界工作与边界对象成为一个逆向过程（reverse process）。

我国西部乡村初中生因青春期特质与地域限制，易陷入问题性手机使用困境。家庭作为青少年的主要社会化场域，揭示其内部沟通模式及其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机制，对理解与改善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情况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601名西部乡村初中生的心理与 行为数据发现：（1）在我国西部乡村地区约858.73万名初中生中，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整体发生率达31.6%至39.2%，高于国内外同龄群体，且男生尤为严重；（2）受西部儒学传统与现代教育思潮双重影响，西部乡村家庭沟通呈现“权威-服从型”“引导-服从型”“尊 重-对话型”三种模式；（3）家庭沟通模式显著影响西部乡村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其中“引导-服从型”更容易催生其孤独情绪，进而正向预测问题性手机使用，这种内生于家庭的孤独在高水平学校联结的调节下，其中介效应进一步被强化。由此，解决“媒介过 载”的关键在于弥补家庭内部的“链接失落”。

关于商业平台公益行为的研究较少探讨其背后的权力流动与治理技术。本文以支付宝“蚂蚁森林”为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深度访谈法，在麦克·布洛维生产政治理论的框架下，提出了商业平台的“新生产政治”概念。研究从“国家—平台—个体”三个维度，分析商业平台为何及如何开展公益活动。研究发现，商业平台通过政策敏感与话语挪用策略，回应政府政策需求；通过“平台工厂化”，运用游戏化机制驱动用户参与劳动竞赛，制造劳动同意；在这一政体框架下，个体的“自我组织”能力受限，“作弊”与“躺平”等弱反抗行为，更多表现为“劳动倦怠”。因此，商业平台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嵌入，间接地成为一种吸纳反抗力量和构建社会稳定的治理技术。

本文以陈直事件的媒体文本为分析对象，考察传媒如何中介农民工与主流群体之间的距离，揭示其中的叙事、话语策略及其影响。研究发现，最初发布的非虚构写作以及后续大多数评论文本在农民工与主流群体之间创造了一种建立在“追求意义”之普遍人性基础上的亲近性设定，它将阶层差异收编为平等主义视阈下的身份差异，掩盖了不平等的物质面向。在亲近性设定之外，少数文本通过重新书写个体差异与阶层差异展现了不同的距离构造方式，勾画了媒体定位公众及其道德坐标的另类图谱。借鉴西尔弗斯通“适当的距离”，本文认为上述三类文本实践，即去差异化书写、对个体差异与阶层差异的重新书写，充分体现了远方他人的中介化作为一项政治、道德事业的复杂性。媒体文本道德力量和政治效能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对“附近的我们”与“远方的他人”之亲近性与差异性的不断协商与开放讨论中。

版权正当性多次受到重大技术变革的考验，对其反思是一个传统又常新的话题。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由“量变”到“质变”的标志，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大模型不仅挑战了现行版权法，更是对版权正当性再次提出了质疑，支撑版权正当性的传统基础理论面临新环境适应性的挑战：劳动财产理论的赋权依据和标准“失灵”，人格理论的先决条件难以为继，激励理论的激励愿景无法达成。ChatGPT语境下单一理论不能完成版权正当性的证成任务，应转而寻找一种多元观念指引下的理论集合：劳动财产理论、分配正义理论和社会规划理论分别在权利范围划定、经济利益分配和社会文化建设层面证成了版权的多元价值，为新技术语境下的版权正当性建构了一个相对连贯、逐级递进的理论基础。

在线健康信息回避是数字时代的“讳疾忌医”，现已成为老龄化社会趋势下的重要公共健康问题。本研究旨在揭示算法推荐内容对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机制，并验证数字反哺作为家庭干预手段的有效性。子研究一（N = 343）基于“压力源—心理负担—行为”（SSO）框架，构建了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影响模型，并通过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进行检验。子研究二（N = 110）通过子代数字反哺干预实验，验证其干预路径及有效性。研究发现：1.算法推荐内容的信息相似性与过载表征会通过影响老年人信息倦怠感，引发健康信息回避行为；2.信息相关性不会引发健康信息回避行为；3.子代数字反哺能显著减少老年人对数字健康信息的倦怠感，并有效抑制由此引发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以及制定有效治理措施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国际传播不仅要重视“说了什么”和“怎么说”，更要重视“关系”的创建与维护。本研究以指数随机图模型为分析框架，以“一带一路”议题为案例，考察了X（原Twitter）上媒体账户的“情感”与“身份”属性对其互动关系创建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情感上，消极情感抑制了互动的发出，被消极情感主导的媒体表现出“独白”式的言说倾向；积极情感具有同质性效应，被积极情感主导的媒体形成了联系紧密的“情感社群”。在身份上，共同的区域身份促进了互动的发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媒体具有明显的外向性特征；并且区域身份具有同质性效应，“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媒体之间形成了联系紧密的“区域身份共同体”。理论上，研究阐明了情感与身份属性对媒体间互动的影响机制；实践上，研究为如何从“关系”视角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启发。

在环境心理学视角下，本研究着眼于“人—广告—光线环境”三者所建构的广告传播的具体的物理情境，通过三个实验聚焦光线环境对广告效果产生影响的具体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产品类型在光线环境和消费者的产品态度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即对实用品而言，明亮的光线环境中消费者对产品的态度更为积极；而对享乐品而言，昏暗的光线环境中消费者对产品的态度更为积极。这一调节作用通过消费者的自我呈现意识这一中介变量得以实现，对实用品而言，自我呈现意识发挥中介作用，即明亮的光线环境中，消费者的自我呈现意识被激发，对实用品持有更积极的态度，但对享乐品而言，自我呈现意识未发挥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对广告理论视角的拓展和广告实践具有一定启发。

近年来，媒体研究经常关注当代数字技术如何重塑社会和个人意识。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关于传播、媒体和交通的关系以及“媒体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利弊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提出，研究应该如何与媒体研究、传播学、文化研究、交通地理学和流动性研究等学科相关联，以及我们想要建立或超越什么样的学科界限。这也引发了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的思考，以及如何最好地使用概念来说明时代之间的断裂和连续。这里，需要扭转对技术影响的通常看法，并将新技术纳入可以回答的问题中。这对强调解除管制的后福特主义社会的具体特征很有用，为富裕的北半球温带地区的媒体运营提供了条件，也为许多分析提供一个通用模板。因此，还需要考虑该领域的“去西方化”的问题，以及我们所生活的后疫情时代的特殊性如何有助于确定当代传播形式的背景。

本研究意图兼顾结构性与能动性因素，探索主客观相对不平等维度对数字不平等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数据，分析结构性社会资本、认知性社会资本、相对剥夺和主观幸福感影响数字不平等的程度、路径与群体差异。数据分析发现，认 知性社会资本和主观幸福感是影响感知数字不平等的关键因素，其中，认知性社会资本显著负向预测数字不平等，在男性或者青年群体中更为显著；主观幸福感同样显著负向预测数字不平等，在女性或者青年群体中表现显著；相对剥夺与结构性社会资本影响不显著。因此，研究认为，数字不平等是一个多视角、多维度、多阶段的议题，在确定增进数字平等的干预措施时，需要从长期视角，结合社会与技术发展前景与预测，整体考虑多方因素如主客观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等，采取多主体、多层面、多维度的综合性措施。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深度嵌入社会，使社会技术系统内的知识流转与传播网络更加复 杂。已有研究多关注平台、技术在知识传播中的中介作用，忽视了人类在知识传播网络中 的知识转译和传播功能。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本研究以医疗职业陪诊师在医疗健康系统的知识中介和转译实践为切入点进一步拓展了相关讨论。研究发现，陪诊师在摆渡患者疾患经验和医疗专业知识、医疗组织系统的隐性知识，以及数字医疗技术系统知识中扮演“知识专家”“知识领航人”和“知识修补师”的角色。他们通过对医疗系统相关知识的中介和转译，成为嵌入医疗健康系统的人类补丁。将人作为重要的中介因素纳入知识传播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揭示人在复杂知识传播网络中所扮演的认知调节角色，及其在支撑知 识流动过程中发挥的桥接与补足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