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以人类共同价值为诉求，而且拥有丰富多维的内涵，其中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跨文化共同体、生态共同体和想象共同体等层面的内涵。从这五个不同视角去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对这一重大思想的全球传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全球传播应该从族群跨文化传播、内部跨文化传播、交流式跨文化传播、比较文化跨文化传播、介入式跨文化传播、多元跨文化传播、生成式跨文化传播和全球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去探析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话语在跨文化传播的经度和纬度上所蕴含的重要理论意义。本文认为，该思想在不同国度和文化环境中的“再现、传播和文化转化”形式和内容必然会与该地区的语言社会文化碰撞和融合，从而形成多元解读。尤其在融入其他民族文化过程中，该思想的多元解读会不可避免地呈现一种不断生成连续的偶然性特征，并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下经历其思想疆域意义上的解构和重构过程，从而扩大其全球性关联，加快其普遍化的趋势。

本文以豆瓣小组“不要买｜消费主义逆行者”为研究对象，通过网络民族志观察与深度访谈，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分析反消费主义网络社区的文化现象与传播景观，认为反消费主义文化体现出部分青年群体的反身性、主体性觉醒等现实境况。“抵抗”不是基于拒绝，而是寻求平衡和免遭异化，选择并重构那些服务于现代社会的审美感受、意识形态和逻辑元素。通过网络社区将分散的个体相互联系起来，开辟了技术支持下的意义与反抗空间，为文化批判场域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连接逻辑主导的互联网发展史中，失联是另类的互联网实践，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关注主动网络失联的历史过程，将我国的主动网络失联分为局部连接阶 段(1994-2006)、普遍连接阶段(2007-2013)和泛连接阶段(2013至今)三个阶段。在 主动网络失联的演变中，浮现了个人信息权和失联权两个争议焦点，个人信息权的争论随 着连接阶段的发展而变化，而失联权的确立面临与“忙碌即成功”的组织文化的冲突，以及重新界定“工作-生活”边界的挑战。有关主动网络失联的争论围绕着其能否成为一种社会机制而进行，而网民开展情境化失联的生活减速探索，“游走”于连接和失联的状态之中。透过历史分析可见，主动网络失联有成为生活方式的趋势，但作为一种社会机制还存在诸多问题。

中共城市报人在1937-1956年间遭遇三次办报挑战:在国统区推出符合中共立场的 “合法”报道、从资本主义社会新闻模式切换到社会主义社会新闻模式、如何做好全党办 报下的“专业新闻工作者”。研究认为，解放前他们在国统区“戴着白手套”进行统战工作，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合法新闻宣传。解放后他们将“描红”和“尺度”作为其解 放后适应办报环境、提高办报水平的关键词，以跟上社会变革趋势。这既是两种办报范式政治学范式与哲学范式在不同时代的办报实践中消长变化的体现，也反映了中共城市报人在范式互动中的心理结构调整，及其在历史趋势中的能动作用。

既有对中国舆论形态的研究一般认为网络舆论存在极化的现象，但这些研究仍停留在描述性分析层面，对背后的形成机制关注较少。基于网民调查数据，本研究通过两个典型舆论议题对中国舆论态度是否存在极化及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网民的舆论态度结构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双峰型，而是一种单峰型的分布态势。其中在国内争议性话题上网民的态度呈现出一种偏向中立的相对温和中庸的样态，在外交话题上 的态度立场则是一种“强烈同意”政府立场的一边倒分布样态。同时，中国网民中普遍存在高估他人与自己持有相同观点的“虚假共识”效应，且实际态度越极端的个体越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在舆论极端化的形成机制上，威权人格、政治价值观等心理因素以及 媒体接触均能有效地预测人们的态度极端化，但虚假共识效应则是态度极化的内在因果机制。本研究有助于学界了解中国舆论的真实形态，对建设健康正常的舆论场域亦具有启发意义。

知识生产的关键是从客观对象中发现问题、回答问题、阐释问题，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在于，对关于对象的成体系的问题做出成体系的科学回答和阐释。能否把新闻活动领域 的客观问题特别是当今新闻活动领域整体性的客观变化转化为真实的、高质量的“学术问 题”，直接决定着我们能否建构出高质量的当代中国新闻学“问题体系”，也自然决定着能否建构起高质量的自主知识体系。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人与新闻的关系问题”是新闻学的总问题。总问题分为两大领域问题:新闻领域问题和新闻与社会的关系领域(新闻关系)问题。新闻领域问题可分为两大范围问题体系:新闻本体论问题体系，新闻业态论问题体系。新闻关系领域问题也可分为两大范围问题体系:新闻与社会整体发 展的关系问题体系，新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问题体系。如此，当代中国新闻学在自主知识 体系建构中，就可以依据新的实际变化与发展趋势从“四大问题体系”着手去建构。

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成为提高性别意识、促成女性团结、呼吁社会变革的空间。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探索本土数字空间中就性别议题活跃发声的 青年女性用户的性别意识觉醒过程;并提出“媒介化情感团结”的概念，用以理解遭遇情感失调、经历意识觉醒、成为情感异类的个体，如何在社交媒体的连接可供性基础上彼此连接、相互支持、集体发声，形成情感共同体的团结感。研究认为，社交媒体等数字媒介重构了个人、集体和空间的关系，形塑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转换政治，情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当今网络流行文化中，尚未婚育的年轻女孩却热衷于以另类的方式“养娃”。少女文化碰撞母职研究，引发了我们关于“母职”在数字时代内涵和外延拓展及变革的思考。本研究聚焦于棉花娃娃玩家群体近年来形成的“赛博母职”实践，并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收集经验性材料。既往的“数字母职”研究关注技术如何影响生物性育儿，区别于此，“赛博母职”指向赛博格隐喻下人和技术双向交织的视角。研究发现，媒介技术、社会结构与少女的能动性共同塑造了以手作实践和视觉操弄为核心的“赛博育儿”实践，在与社会中的母职制度回响的同时，也在消解母职的神圣性。当“赛博母职”成了少女面对生活压力的一种柔性策略，流动的爱欲从顽固的二元论逻辑的裂缝中涌现出来，形成微弱短暂同时广泛流展的力量，为多元的性别主体-位置提供新的可能性。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世界之中，彼此之间有着多种面向的公共性，数字技术开启了一种新的公共性协商领域。本文将聚焦于数字技术以及社会文化背景所引发之公共领域的变革，以社会联结的视角来分析社会，从而理解数字公共领域。我们生存的社会是各类异质行动者所构成的动态网络，也是不同权力交锋、对话、协作的空间。我们身处于共识理想遭遇挑战的当下，但众声可见，差异性的多元沟通，或将培育较为容忍的承认政治。数字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可能唤起人们对“社会”“公共性”和“社会秩序”等理念的再思考。

本研究从记忆与遗忘的辩证关系出发，聚焦中国社交平台上的“数字死亡”，即个体 用户的平台账号被关闭的现象。本文的经验材料包含131份网上发布的数字生命叙事和39份深度访谈，这些遭遇强制性删除后的个人书写和言说不仅将数字时代的记忆政治公之于 众，也将其公共化。研究发现，封号作为事件侵入了个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死亡般的沉痛和创伤，个体数字记忆被全面删除，(一部分)自我也被湮灭和剥离。诉诸书写是抵抗遗忘的方式，抗议平台加诸的越轨标签，被封号者的身份和主体性也在书写中得以重构和确认。从结果上看，通过删除制造遗忘的平台治理反而在社会实践中激发了积极的记忆铭刻，而删除给技术化的记忆结构所带来的长远影响则值得深思。

随着数据挖掘和推荐算法的日益精进，网络行为广告成为精准营销传播的利器，但业界和学界一直担心其隐私风险会导致严重的负向后果。文章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网络行为广告的感知特性（信息性、个性化和侵扰性）对消费者犬儒反应的影响以及隐私担忧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网络行为广告的信息性和个性化对消费者犬儒反应没有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侵扰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消费者犬儒反应，且个性化和侵扰性会通过隐私担忧的中介作用影响消费者犬儒反应。

《民法典》新闻舆论规范采用实质调整、普遍调整的规范模式，解决了前法典化制度对新闻舆论相关的利益因素衡量不足、解释成本高、适用范围有限、裁量空间过大等问题。维护公共利益是《民法典》优先保护新闻报道权、舆论监督权的实质理由。只要通过包含正当性判断、合目的性判断在内的公共利益审查，证明新闻舆论行为的目的是“为公共利益”，行为人即可依法不经同意合理使用他人的人格标识，原则上不承担影响他人名誉的民事责任。各种类型的行为人，包括不具备新闻采编资质的自媒体运营者、社交媒体用户，均可依据《民法典》主张优先保护自身的新闻报道权、舆论监督权。职业资质是体现行为人专业能力的利益衡量因素。为在利益冲突中保护新闻报道权、舆论监督权和降低工作风险，行为人应按照《民法典》的引导，提升自身的目的意识、比例意识、控制意识和证据意识。

通过对两名小红书(前)工作人员、七位MCN机构工作人员和38位时尚博主展开质 性田野调查，本文发现，在时尚领域，小红书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发展引致时尚博主这一劳 动类型的复杂变动和极速重构，并深刻重塑社会时尚观念。小红书内外部日益加深的数据化运营、商业化模式、女性化定位的运营逻辑使得时尚博主分化为三类。前两类是在小红 书之前已经以全职或兼职的方式推广时尚品牌的“老博主”，其面对小红书的态度可分为逢迎的“弹性老博主”以及拒绝的“顽固老博主”;第三类则以“数字土著”存在的“平台新博主”，其时尚产品的知识结构由其数字营销经验所建构。由于算法的不可见性、MCN机构的高度介入、平台后的平台(即小红书蒲公英)的“若隐若现”，平台的运作机制对绝大多数MCN机构员工和个体网红博主而言均不透明;在此情况下，更为抽象的 “网感”、流量词、数据化运营等惯习，重新定义了新平台博主的时尚想象。

在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过程中，通过调适文化身份以促进其他文化群体成员适应、理解中国文化有何困境，又何以可能？研究通过引入身份传播理论创新文化身份研究的路径，对全球14所孔子学院的中方人员以及不同国家的“文化接触者”进行访谈和实践考察。研究发现，以“节日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居间”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亟需关注的界域，文化接触者在接触中国节日文化后的身份安全性感知受到身份差距、对话有效性、双文化身份背景等因素影响。进一步看，文化身份理解的困境主要归因于观念边界造就的身份差距，节日文化则通过形构意义共同体和开放对话的方式将身份传播理论框架中的四重身份联结起来，以设置微观叙事、制造文化体验、推动双向融合的方式实现赋魅，推动文化接触者个体文化身份的“唤醒-整合-归属”。

作为一类独特的网络主播群体，底层网络主播的走红及其陨落昭示着底层人民的数字生存逻辑和数字命运走向。本文以媒介生命史为研究方法，以MC天佑的媒介生命历程作为个案进行深入分析，探索底层网络主播如何通过短视频/直播进行数字劳动。面对底层网络主播“雷同”的媒介生命历程，本文认为主播们在数字劳动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和职业的双重生产，并生成了使主播们在各个平台上进行声名流动的媒介身份。当网络主播无法处理自我认同中的媒介自我身份带来的冲突时，“自我的悲剧”便使网络主播的媒介生命走向陨落;这种被动的“陨落”是治理的必然走向及结果。文章通过对底层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及身份认同的分析以及治理结果的呈现，强调平台的可供性 可以作为文化多元空间内的治理落点，需要用双向思维的连续性连通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从而在善治的思维中探索中国的数字治理路径。一种协商式的治理方式将给予底层网络主播更大的生存空间，也会使其文化生产更有活力和生命力。

社交媒体是否存在“回音室效应”仍存有较大争议。过往研究多将算法视为信息茧 房和态度极化的“罪魁祸首”，因为它营造了单一同质的信息环境，不利于公共领域的 健康发展，而异质、多元偶遇的信息则被当作“破茧”良方。本文借助在线-实验法，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设计了3(亲态度/反态度/平衡态度)×2(高论证质量/低论证质 量)的多因素组间实验，尝试探究反态度信息和平衡信息接触对用户态度的实际影响。 结果表明，多元信息共存的社交媒体并不必然带来开放理性的舆论环境，同质信息也不必然引发“过滤泡”效应。高质量反态度信息能够缓和或改变个人态度，但对高议题卷入度的人来说，反态度信息反而抑制态度去极化;人们同样会以处理片面信息的确认偏 误方式理解平衡信息，但那些无明确立场、低说服意图的平衡信息具备态度修正潜力。 因此，在考虑信息质量以及投放信息人群的议题卷入度的前提下，偶然信息投放能够有效缓解舆论极化问题。

本研究以“深度疾病”患者的叙事分析为方法，以中国本土社会学的“脸面”模型 为框架，尝试从面子折损与获得的社交情境出发，探究以白化病为代表的这类“被看见”的病症，其患者从感知污名到污名内化为耻感的转化机制。研究发现，“月亮孩子之家”微信公众号的患者叙事呈现了“脸面”传导的三种效应:一致效应，家庭对“面子”的无视成为污名内化为耻感的重要“防线”;混合效应，白化病患者在获得社会支 持后努力通过个人进取、为自己“挣脸”的方式以“回馈”帮助者、维护帮助者的“面子”，社会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病耻感的内化;异质效应，社会关系中的他人要求 患者维护“面子”时，来自家庭与社会他者的双重压力使患者陷入习惯性自我怀疑与否定，污名转化为病耻感。在理论与方法层面，本研究尝试勾连中国本土面子理论与健康 叙事的内容与结构分析;在应用层面，希望藉此唤起健康干预对患者因面子问题而陷入社交、失业等恶性循环困境的关照，亦探讨了研究对患者群体的意义、局限性以及可能 进路。

本研究以可见性作为切入点思考残障视角下的媒介技术界面实践和影响。笔者分析了视障者在城市中遭遇了网络化的身份追踪和管理、视窗化操作的具身界面交互和界面化空间移动的感官适应问题，以及视障人群不得不为适应相关技术预设而作出的努力。本文借此讨论网络化城市中技术复杂化的“不/可见性政治”（in/visibility politics）。研究认为，网络化和高度媒介化的城市生活中，视障者面对的不只是符号意义上的不可见（“身份”或“形象”），更重要的是媒介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见性困境，即，媒介技术在具体时空下对感知的凸显与遮蔽。视觉中心主义主导下的媒介界面操作强加了健全主义“看见”方式的技术使用要求，并据此对使用人群加以区分和排序。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化的感知和凝视是窄视的，界面上下某些方面身体活动和感官体验的“消失”和“截除”使得相关的人和行动亦“不可见”。

社交媒体推动了女性赋权广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在取得巨大商业效益的同时，女性赋权广告也因其后女性主义话语而被批评可能加剧性别不平等。论文聚焦微 博中的女性赋权广告实践，运用主题分析与语义网分析对广告中的后女性主义话语、以 及受众对后女性主义话语的回应与意义生产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自信文化”和“积极心态”获得了受众大量附和，“赋权”被建构为个体“实现美”的过程，“自信”与 “积极心态”的自我规训被视作“赋权”的关键途径，消费还被个体赋予了对广告商的 “嘉奖”意味。论文还引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聚焦后女性主义话语所折射的不平等经济关系与意识形态，探讨女性赋权广告的“真赋权”路线。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构筑清朗的网络意见表达空间、建设良好的网络传播秩序 成为发展网络强国、建设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2020年1月20日至3月8日间，人民日报在新浪微博发布的43088条新闻及其1204769条相关评论的实证分析，考察沉默的螺旋理论视角下，作为意见表达的网络新闻回帖所形成的受众互动对群体极化的影响，揭示了情绪在受众互动和群体极化之间关系具有抑制性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受众互动对群体极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众互动越强烈，情绪效价越消极，情绪唤醒越强烈;正向情绪效价、低唤醒度的情绪更容易导致群体极化。

数字化环境下，流量正在深度嵌入到新闻工作中，影响着新闻业的基础议题。既往研究多从劳动控制出发讨论流量的负面影响，本文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闻学的层级模型，通过深度访谈法，探讨流量如何影响主流媒体的新闻工作流程和组织文化构建。研究发现，主流媒体已将流量正常化，这同时意味着主流媒体新闻品味的维系和权威身份的巩固，具体体现为媒体顶层设计中对流量的对抗式吸纳、编辑部对流量的策略性操控、从业者对流量的习得性无视。在以上三个层级中，媒体内部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实践经验会相互支持和强化，流量这一冲击性因素最终被收编于既有的新闻工作流程之中。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从经验层面重新检视了流量在新闻生产、新闻劳动与媒体组织文化中的位置，并基于主流媒体的经验材料还原了流量与新闻业关系研究的国家与社会语境。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学术界关于算法价值偏见的担忧和探讨。以搜索引擎自动补全算法为研究对象，本研究运用算法审计方法，在模拟创建大规模用户搜索词的基础上，对收集自主流搜索引擎的47011条自动补全预测词条所反映出的价值偏见进行了检验。 研究发现，在性别、年龄、户籍三类社会群体属性上，自动补全算法偏见与长期存在的社会歧视一致，反映出女性相较于男性、中老年群体相较于青年、农村相较于城市的不利社 会地位;特征话题与搜索平台均显著调节这三类属性与算法负面偏见之间的关系。研究认 为，在用户交互实践中社会偏见通过自动补全算法强化了其媒介可见性，而平台则受到流量商品逻辑的影响成为不平等再现的媒介载体。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算法偏见与数字不平等的交互机制、以及在对抗算法偏见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方的作用。

女性农民工是中国社会的边缘群体，她们不仅面临健康困境，且鲜有研究关注，但同属这一群体的医院护工又是其中最靠近健康资源的职业。研究在文化中心路径指引下，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关注女性护工生命历程中的健康实践。研究发现，在家庭私域、异乡漂泊以及照护工作阶段，宏观的经济政策、医疗保障制度和微观的家庭责任、工作环境等影响了其健康体验;而农村女性有着在地化的理性应对方式，直到她们成为护工后才形成传统乡土经验与现代医疗经验并置的健康理性。女性护工的健康实践是基于时空变化，由“家庭本位”传统驱动的发展理性，只有理解这种理性才能真正帮助她们从“他者化”的健康传播桎梏中解脱出来。

创意作为一种无形的生产要素，并不能均匀和无限地投入到文化企业的生产中，而是必须与特定的创意框架相匹配，并且历经灵感、纸面“草稿”、初加工“小样”和“创意母版”等几个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习得创意成本、初始创意成本、创意母版成本三部 分成本，还会出现边际成本的递增、激增以及沉没成本。文化企业可以利用创意能够“无限”重组生产要素的优势，来优化创意成本、降低生产风险。

研究基于情境视角，通过建构集体—个体的传言情境解释框架，选取新冠疫情传言 一个扩散周期内的571条网络传言，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社会学取向下的“滚雪球效应”进行验证与补充。研究发现，在包含暴发期、逆转期和平稳期的传言扩散周期里，传言者们集体定义了六种新冠疫情社会情境。研究认为，止于逆转期的传言“滚雪球效应”是传言者们为达成某种潜在社会合意而展开的相互结构化的理性交往，并呈现出双 重滚动特征。最终，由传言者们集体建构的社会情境，在中观维度具有了持续挑战乃至消解官方话语的权威性。研究囿于数据限制未能在更大范围内提供解释，但认为有必要 对传言中的“情境”保持敏感性。

近年来互联网成为公共事务参与的重要空间，性别议题一直在网络中被广泛讨论。在互联网的女性主义团结机制中，不断呈现出对于参与此议题的男性声援者的排斥乃至攻击性话语，一直以来此现象被视为网络中的女权群体极化，被学术界用“他者”政治 的视角予以解释，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此种来自女性主义团结的排斥话语虽然以高攻 击性言辞表现出来，却不能简单归结为“极端女权”的“情绪宣泄”，而有其丰富内涵和生成逻辑。这种排斥主要表现为对男性声援者的动机不信任、知识立场的质疑、对男性声援者及其亲近者的他异化。此种排斥现象有着复杂成因:网络公共事务参与中话语与行动的弱连续性;善意性别歧视与无歧视意图的文化行为的认识论困难，而互联网增加了这种辨识困难;互联网中团结机制依靠受害感及受害经验联结等因素。厘清并反思为何男性声援者会遭遇此种困局有助于增进两性的沟通理解，减少社会矛盾，更好地进行团结并促进两性平等;通过对“受益者悖论”进行理论补充，本研究也可为其他社会不正义话题的参与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本文结合爱德鲁·希罗德的“劳工空间修复”理论和德·塞托的“战术”与“盗猎” 概念，以深圳微信车队十年发展史为个案，将全国出租车司机联盟和出行平台(“滴滴出行”)置于纵向的历史维度和特有的经济、文化语境中，展示中国劳工自组织空间生产 (修复)与抵抗模式的独特性，试图在平台(技术)、组织与人的多重“权宜共生”关系中，揭示平台社会劳工能动性、组织行动与空间权力几何的复杂面向，以此与国外的相关研究展开对话。

2019年电子竞技员(也称电竞选手)成为人社部批准的新职业，这带动了电竞产业的蓬勃发展。论文以“残酷的乐观主义”和“希望”为理论资源，考察支撑该产业的核心元素:电竞选手的个体经验和情感形式，并将电竞选手呈现的情感形态扣连行业语境和政治环境做情境性分析，以探究当代电竞选手的情感生成逻辑及其情感带动的行为。本文发现大众文化、政策扶持和行业语境共同为电竞选手编织的美好承诺是有问题的欲望客体，并阻碍他们走向繁荣。失去欲望客体的体验让人如此心碎，以至于电竞选手抱持的希望和乐观反而磨损和消耗了他们的生命力，甚至将其引入“僵局”。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希望的残酷主义”，以思考和理解当代电竞选手的情感实践。

算法歧视现象构成个人数字化生存的伦理挑战。通过访谈22位国内算法工程师，本研究从技术的社会建构视角出发，探讨了他们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实践如何作用于有偏算法系统之产生、发展与应用。研究发现，算法歧视与工程师对真实和准确的理解、追求有关——他们试图打造“镜像世界”时，以数据、社会、统计因果等为“求真”的依归，最终导致了歧视的加固与强化;同时，面向算法公平和正义的算法“向善”，被“求真求 准”的价值目标和特定业务目标不断挤压;工程师所受教育和所处组织环境，让他们认为 “求善”并非他们的职责。加上公平等伦理概念本身难以量化，更为建设“数字花园”制造了技术难度。这些都让“求善”沦为工程师的一种弹性选择，影响了他们“去偏”和 “消歧”的伦理实践方案。这一研究为理解算法歧视提供了来自工程师伦理层面的实证依据，为理解有偏算法的社会建构提供了基于中国语境的业内见解。

美国主流传播学史叙事中对于“批判的宣传分析”出现集体性误读，将“批判的宣 传分析”误解为一种原始的功能主义研究，本文通过补全20世纪初美国传播研究史前 史，对“批判的宣传分析”诞生的背景、发展的脉络及其与美式主流传播研究的勾连进行梳理与再叙述，试图回答宣传远离传播学的原因并进行反思。研究发现，尽管“批判 的宣传分析”曾经作为主流出现在美国的社会研究领域中，但是它并非一种学术范式而是美国进步主义语境下出现的社会思潮，随着这一社会历史语境发生根本逆转，“批判的宣传分析”落寞退场。随后传播学的建制化以及社会科学的底层逻辑不断将宣传的概念边缘化、意识形态化，往后美国传播学史对于“批判的宣传分析”的有意误读，反映出美式现代性危机下传播研究的合法性焦虑，美国理性主义语境中宣传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与张力始终难以解决。

调用历史类比，在过去与当下的事件之间建立关联，是建构集体记忆、塑造公众认知的重要方式。本研究通过最相异系统设计的一项量化内容分析，考察了“9·11”、 孟买恐怖袭击和开罗示威三个本世纪以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大冲突事件的报道在美国、印度和中东北非等对应区域的代表性报纸中被调用历史类比的媒体逻辑。研究发 现，在这三个事件的报道中，媒体逻辑存在着“远方苦难”模式，以他人经历解释他人苦难;呈现显著的“驯化效应”，报纸会努力将“他们”建构为“我们”或能够理解的 人，在“他人”与“我们”之间建立认知关联和意义连接;媒体也会在本地区遭受暴力袭击事件时更多使用历史参照，展现出接近性机制。研究随后讨论了三种规律并存且依次递减的媒体逻辑及其对冲突性事件新闻报道的启示。

论文重新考证了“全党办报”这一中国特色新闻学关键概念的提出与早期运用情形，指出该概念表述在1944年《本报创刊一千期》发表前的半年间，已经成为《解放日报》的一个常用语汇，同时在陕甘宁边区党政系统中广为流行。考察新整理的材料发现，“全党办报”的核心要旨是使党报真正成为“集体的组织者”，运作机制是党报的 “平台化”，即报纸扮演党政系统交流工作经验的建制化“平台”角色，起到组织和推动实际工作的作用。“全党办报”兴起的深层动因在于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机制的革新，在延安时期形成的独特政治文化和制度条件下，政党开掘和利用媒介技术的潜在功能，将报纸改造成一种常规化的组织技术，由此带来新闻实践的深刻变化。

传播学实证研究关注媒介曝露及其影响，较少展开信息传播或个体行为预测。依循演绎逻辑进行建模的过程中则存在解释性和预测性建模的方法混淆，影响因果推断的准确性、有效性和可靠性。随着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者开始关注解释与预测认识论 上的区别。我们认为解释和预测的明确区分及有效整合将帮助传播学实现更好的因果识别和科学预测，本文归纳国内传播学实证研究在计算社会科学背景下的研究设计，澄清两者在本学科方法运用上的现状及问题。依据Pearl提出的因果阶梯，结合传播学议题 特殊性将运用在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提取为四个层级的目标和任务:(1)关联分析; (2)干预研究;(3)解释性研究;(4)反事实因果推理，并为因果建模中解释与预测模型的有效整合提出具体方法建议，通过分析层级上的循环验证更好地理解传播规律 与人类行为。

近年来，随着感官研究、多感官传播研究的兴起，感官与媒介间关系的讨论颇为热络。眼镜与助听器是弥补人类感官的最主要媒介，然而在传播与媒介研究中鲜有详细的考察。本文试图关联起一系列来自德国媒介理论传统的概念如卡普的器官投射、沃格的生成媒介与弗卢瑟的技术图像，探讨媒介与多重感官的关系。

中国庞大的网络内容体量和监管部门日益细化的审核要求使内容审核的用工规模不断增长。与西方研究者对脸书、谷歌的聚焦以及对全球南方审核劳动者的关注不同，对中国内容审核产业的分析揭示了其劳动状况更为丰富的细节及其与当下政治经济环境的深刻互动。本文通过对20名内容审核员/人力资源员工的深度访谈，勾勒出中国网络内容审核产业的劳动状况和运行机制，并尝试与经典的劳动控制理论开展对话。研究表明，算法技术成为内容审核劳动管理的主导性技术。算法的结构刚性和结构弹性使其在强约束的基础上灵活调整规则，实现对劳动者的强驱动和强支配。在平台及其算法工具和人力外包商构成的劳动管理架构下，技术工具和科层制体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融合。通过智能监控实现对劳动过程的深度介入，开展虚拟比拼和算法抽检、并推行一套诉诸文化资本贬值的灵活用工话语，平台及其人力外包商掌握了制定劳动规则、配置劳动资源、决定劳动关系的主动权，从而塑造了一个无法协商的互联网雇主。而雇主的无法协商同时也是当前社会整体劳动状况的一种典型映射。劳动不稳定的常态化和就业吸纳能力的萎缩也在持续降低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与此相关的劳动问题、就业问题、传媒经济治理问题亟待进一步研究。

延安时期的中共党报事业，是如何实现规范发展的?本文运用党报规范概念，通过对 延安时期以《解放日报》为代表的党报研究，根据党报的代表角色、执行角色和服务角 色，提出有两类基本规范:一是他律，首要是中国共产党掌握党报办报方向的党性规范， 包括以资格审查和政策保障为主的积极性规范，和以优化调整、批评为主的消极性规范; 其次是政府的行政规范，包括主要提供经费保障的积极性规范和批评建议的消极性规范; 还有以提供各种建设性意见、建议和批评为主的受众规范。二是自律，即党报为执行和服 务党性规范、行政规范和受众规范而进行的自我规范，以自我批评、自我纠正的积极性规 范为主。他律与自律的基本关系是，由党性规范、行政规范、受众规范组成的他律是支配 性规范，而围绕前者服务的党报自身的自律是被支配性规范;他律相对来说是显性的、主 动的，党报自律则是隐性的、被动的。通过对成长于中国革命历史实践中的中共党报规范 进行探究，可以找到我国目前新闻体制的源流与根本，也为党报的功能定位与创新发展提供框架与参考。

威廉·弗鲁塞尔的技术图像论位于其媒介哲学、传播哲学、翻译哲学、生存论哲学和 后历史哲学的关键位置。从反思启蒙现代性、唯科学主义与超越二元价值论的立场出发， 弗氏提出想象力与理性协调合作的批判思考方式，宣扬科学、艺术、哲学与创造一体的观念，主张通过技术图像及新的技术想象力重新整合现代性中真-善-美的价值观分裂、科 学-技术-艺术的文化分裂和主客体的分裂，重构文明的“元标准”。从犹太-基督教伦理观、间性论与对话哲学出发，弗氏经由技术图像探讨自我与他者、自由与责任的关系，主张通过技术图像生成主体间关系空间、意义空间与真正的人道主义媒介。作为“后历史图像”的技术图像在文明的危机中诞生并成为其表征，又以自身的辩证能量而提供了弥合与救赎危机的可能。人类必须在对技术图像的批判中达成对自身的批判，在远程通信社会的 革命中创造人道主义的后历史。在主体生成与在世存在的意义上，技术图像应被视为迈入后历史的人类重新定位自身、捍卫自由与创造新文明的“翻译”与“投射”实践。

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人手一码的健康码和遍布各地的核酸检测点无疑构成了中国 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在“城市进化”“后种系生成”和“控制论”的交叉视野下， 健康码是一种外置免疫器官，它在人类针对新发病毒的自然免疫屏障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时，充当着宏观城市层面的外置免疫系统的信息枢纽，尤其是其在疫情监测和识别上的作用，与机体细胞层面的免疫监测和识别，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逻辑上的相似性。与此同时，健康码也以一种外置免疫器官的方式，制造出一系列新型“他者”。自我/他者这个萦绕着整个20世纪的老问题，在健康码所提供的21世纪的特殊社会文化语境中，又获得了重新提出和演绎。健康码首次大规模地让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层面，经历了一 种控制论意义上打破生物和技术边界的状态。其中技术与人的关系，呈现出“后种系生成”或“技术异化”两种可能。我们一方面要肯定技术进步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需反思其中存在的风险。

随着搜索引擎的日常化，“谷歌效应”日益凸显，人们自身记忆能力被削弱。而文 章标记对阅读理解和记忆存在明显促进作用。本文使用文章作为实验材料，设计了一个 2×2的实验来考察在“谷歌效应”下，文章标记如何影响人们的记忆效果。结果发现，文章标记可以明显提高网络环境下的记忆效果，这一发现拓展了文章标记效应的研究场景，为数字化阅读提供了实际的记忆保持策略。尽管文章标记未完全抵消“谷歌效应”，但为减轻搜索引擎依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探究宏观标记与微观标记的可能差异。在方法上，也可以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神经科学技术，考察文章标记是如何影响大脑的记忆编码与提取过程的，解析其抵消“谷歌效应” 的神经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