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一词在华早期传播的表述大致经历了列宁的/过激派的主义这一偏正短语，译自英语和日语的广义派主义、过激主义，以及借用英文“Bolshevism”原词及其音译、意译，到自觉阐释并最终定型为“列宁主义”这一专门概念的过程。“列宁主义”出场前后及其接受与定型显示了列宁主义由“了解的非正式知识”逐步转向“掌握的正式知识”，进而成为行动指南的过程。这一过程揭示了作为知识的列宁主义在华早期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媒介偏向、权力关系乃至偶然因素。其中，既包括国内对“列宁主义”知识来源的洞察和列宁主义由思想转入实践过程中的意义争夺，也包括特定事件、人员流动乃至翻译及书写的影响，由此提示了历史选择的过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讨论媒介化治理，需要超越媒体逻辑，进入到更深的社会结构层面。通过对江苏省M村的一个农文旅项目的田野考察，研究发现，乡村治理的中介化逻辑是媒介化治理的技术和内容之外的更为基础性和结构性的逻辑。农文旅项目作为居中媒介，不仅连接着城乡经济和价值，还能对城乡关系进行能动性再生产，进而创生出城乡融合的新乡村。这个整体性的过程体现了乡村治理的中介化逻辑，包含三个层次。首先强调连接，调和矛盾；其次强调联结，关注媒介居中进行能动性再生产的能力、过程和对两端事物带来的改变；最后强调新生，从过程转向结果，关注两端因碰撞而生长出来的具有时代性和未来性的新事物。

村干部是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中间者”。国家政务平台下乡往往需要村干部对接执行。基于对湘西州政务“平台下乡”过程及村干部平台使用的实践经验研究，本研究发现：村干部需“承包”国家的信息收集、平台下载等数字任务，村干部出现屏幕化趋势。平台界面结构固定了村干部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身份，国家标准化的数字类型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形成乡村社会的清晰治理。国家与村干部的互动本质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国家通过平台与村干部互动形成更为制度化的乡村社会交往秩序，这是国家平台的“中间”治理。但平台下乡过程中也出现乡村社会“数字形式主义”“数字悬浮”等问题。本研究旨在对村干部平台使用的经验进行研究或创新数字时代国家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

我国西部乡村初中生因青春期特质与地域限制，易陷入问题性手机使用困境。家庭作为青少年的主要社会化场域，揭示其内部沟通模式及其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机制，对理解与改善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情况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601名西部乡村初中生的心理与 行为数据发现：（1）在我国西部乡村地区约858.73万名初中生中，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整体发生率达31.6%至39.2%，高于国内外同龄群体，且男生尤为严重；（2）受西部儒学传统与现代教育思潮双重影响，西部乡村家庭沟通呈现“权威-服从型”“引导-服从型”“尊 重-对话型”三种模式；（3）家庭沟通模式显著影响西部乡村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其中“引导-服从型”更容易催生其孤独情绪，进而正向预测问题性手机使用，这种内生于家庭的孤独在高水平学校联结的调节下，其中介效应进一步被强化。由此，解决“媒介过 载”的关键在于弥补家庭内部的“链接失落”。

从媒介学的视角入手，本文首先较为完整地呈现了“谦乐桥”的经验材料，包括历史演变与现状，以及在桥头举行的各种民间仪式等。紧接着，文章对中文中的“桥”的含义进行梳理，以此阐明在中文语境中“‘桥’何以成为‘媒介’”。在此基础上，文章再度勾连“谦乐桥”的经验材料，充实、完善了“桥”作为“媒介”的一层特定意义——连通与阻隔，进而，基于经验材料又发掘出了“桥”作为媒介的又一层特定的意义，即其连通与阻隔还体现在阴阳之间，具有“灵媒”的意义。这样的讨论，对于丰富“媒介学”理论话语，实现中西方话语在学术层面的融合，具象化媒介学的某些抽象话语，实践中国传播研究的“在地化”“理论化”等，均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意图兼顾结构性与能动性因素，探索主客观相对不平等维度对数字不平等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数据，分析结构性社会资本、认知性社会资本、相对剥夺和主观幸福感影响数字不平等的程度、路径与群体差异。数据分析发现，认 知性社会资本和主观幸福感是影响感知数字不平等的关键因素，其中，认知性社会资本显著负向预测数字不平等，在男性或者青年群体中更为显著；主观幸福感同样显著负向预测数字不平等，在女性或者青年群体中表现显著；相对剥夺与结构性社会资本影响不显著。因此，研究认为，数字不平等是一个多视角、多维度、多阶段的议题，在确定增进数字平等的干预措施时，需要从长期视角，结合社会与技术发展前景与预测，整体考虑多方因素如主客观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等，采取多主体、多层面、多维度的综合性措施。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深度嵌入社会，使社会技术系统内的知识流转与传播网络更加复 杂。已有研究多关注平台、技术在知识传播中的中介作用，忽视了人类在知识传播网络中 的知识转译和传播功能。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本研究以医疗职业陪诊师在医疗健康系统的知识中介和转译实践为切入点进一步拓展了相关讨论。研究发现，陪诊师在摆渡患者疾患经验和医疗专业知识、医疗组织系统的隐性知识，以及数字医疗技术系统知识中扮演“知识专家”“知识领航人”和“知识修补师”的角色。他们通过对医疗系统相关知识的中介和转译，成为嵌入医疗健康系统的人类补丁。将人作为重要的中介因素纳入知识传播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揭示人在复杂知识传播网络中所扮演的认知调节角色，及其在支撑知 识流动过程中发挥的桥接与补足作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报刊教育功能观发展至成熟阶段，突出表现为教育在与宣传、组织功能地位的动态变化中出现了一个明显跃升，成为报刊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1943年初胡乔木撰写的《报纸是教科书》为此提供了历史依据。本文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报刊教育功能观的具体内涵、逻辑基础、理论意义以及与其他报刊功能之间的关系。作为以“报纸是教科书”为中心隐喻的延伸式隐喻篇章，“教育”语域与“新闻”语域中的各要素自然地形成映射关系，建构了包含党报的角色与特征、报纸工作者的职责与伦理的报刊教育功能观念框架，为党报改版提供了有力的诠释。“报纸的党性与人民性”“宣传”“组织”“中共特色新闻学”“为教育而学习”等观念构成了理解报刊教育功能观的意义之网，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播理论在“传递观”“文化观”后，继续探索新的传播学认识论。随着技术的发轫，媒介环境革新、社会情感氛围急遽变化，而传播学的认识论却凝滞不前。这种停滞反映且加剧了传播研究和传播学发展的困境。传播学应如何发展，以何种姿态去做面向社会的、公共的、有力量感的研究，是传播学人共同关切的问题。本文就杨国斌教授提出的“作为翻译的传播”对其进行访问。杨国斌教授从态度和方法方面阐释“传播翻译观”，强调要尊重差异，以谦卑的学习态度，反思、改善和修正原有成见，做具有关怀和希望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