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研究”在理论上做出了一定贡献，并具有实践应用价值，也存在分歧和研究盲点。本文梳理解析当前政党形象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概念、时代背景、传播效果等内容的研究，发现当前研究呈现出多截面分析，少历时比较;多国内 形象传播研究，少国际形象传播研究;多形象传播单要素分析，少形象传播系统性讨论;多形象传播的话语性信息研究，少形象传播的施政性信息研究等特征。其未来学术研究拓展路径在于:一是从概念、背景、历史等角度提升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的理论化水平，二是 从党的活动、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等角度拓展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主体的研究，三是将中国共产党形象的研究置于国际政治权力格局中，并建立完善的受众研究和评估体系，四是深化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相关研究，从形象传播的目标入手来提升传播实效。

媒介信任的影响因素是国内外学者长期关注的话题，但对于文化作为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付之阙如。拟丰富该研究领域，本文以欧洲的24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基于霍夫斯泰 德文化维度的研究框架，采用了定性比较分析(QCA)这一研究方法，探究文化因素对一国社会媒介信任的影响，并深入探寻何种文化维度或何种文化维度组合能够与一国 媒介信任高低产生因果关联。研究结果显示，“个人主义”能够独立促成社会高媒介信任，但没有某一文化维度能独立促成低媒介信任。研究得到了引致高媒介信任的三个组合方案和引致低媒介信任的四个组合方案，拓宽了媒介信任的研究视角，为现有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结果。

近年来，外部舆论环境快速恶化，成为影响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和国际地位提升的不利因素。改善国际舆论环境，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效能。贴近不同区域、 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方向。针对西方国家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的现状，本研究提出一种基于政治光谱视角的受众分析方法。以美国 为例，本文重点研究了影响美国政治生态的三种意识形态群体——宗教右翼、经济民粹 主义和政治文化民粹主义——对中国的态度和认知。通过对Twitter数据的文本挖掘分析，结果显示:宗教右翼较少关注中国，经济民粹更关心中国人权议题，政治文化民粹对中国具有强烈的敌对情绪和意识形态偏见。

本文引入历史学的记忆之场理论，借助计算传播学方法中的命名实体识别技术追溯了媒介记忆之场的沉浮轨迹，系统勾画了《纽约时报》(1981-2018)中“共产主义” 刻板印象的变迁图景。研究发现，随记忆之场起伏流转的“共产主义”刻板印象，始终追随并服膺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及国家利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对抗西方民主的冷战敌人”，转化为“世界性的政治运动和威胁美国安全的激进同谋”，再转向当前“挑战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研究“共产主义”在西方媒体中的传播，既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新闻与政治逻辑关系背后的媒介意识形态实质，也有助于我们把握新一轮 “中国威胁论”的动机和本质。

Transcultualism一词常被用来描述全球化下日益复杂的跨文化现象，在当前中国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常被使用，并且已被学界普遍接受。但是，研究者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产生了不同的中文翻译，比如“跨文化”“超越文化”“转文化”等。究竟应该如何深刻理解 “transculturalism”一词的本质特征，辨析其在不同语 境下的内涵与意义?本文旨在分析transcultualism 一词在西方学术语境中的来龙去脉，以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该词的内涵与意义。本文辨识出这个概念的三个理论脉络，并详细阐述各自的时代背景、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核心主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transculturalism的翻译应该充分考虑到其所勾连的学术语境。文章进一步指出，尽管侧重点不同，transculturalism所对应的三个理论脉络都体现了学者们认识到了文化的共性和关联性，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强调文化的互通互鉴，并看到文化融合带来的新的未来。Transculturalism对我们思考、理解和分析跨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但其背后 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旨趣不容忽视。

《从“十字路口”到“中间地带”》可以被视为对英美学界围绕媒介社会学的“反 思式话语实践”的元话语分析，这项聚焦“实然”的研究却被姚文苑和胡翼青在“应然”层面误读为文章作者“失效”的边界工作。与这一根本性的误读相呼应，他们还对过往的媒介社会学传统予以传播学本位的、“去历史化”的评判，并力倡以“媒介化理 论”为核心的“真正的媒介社会学”。在回应商榷的基础上，本文强调，媒介社会学乃是一项历史性的事业，不宜定于一尊，而应被置于“连续统”的观念中加以考察，以便批判地继承或创造性地转化传统，并在数字时代激发出跨学科的想象力，理解“媒介的 社会逻辑”与“社会的媒介逻辑”之间的交错与渗透。此外，本文还利用调查数据，示例性地检视了中国媒介社会学者围绕媒介社会学的“定义”与“议题”等问题之“诠释社群”面貌。

数字技术引发新闻业盈利危机，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开始重新“发掘”以往不受 重视的受众，并通过各种测量技术获取受众的反馈。流量成为新闻生产的“指挥棒” 与“评判官”，但关于流量的劳动问题研究却一直是一个盲点。从“挣工分”到“挣流量”，互联网技术催生的“计流量制”绩效考核制度，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时代“计件 制”的主导地位，新闻编辑室内生出一种流量锦标赛机制。以流量论英雄的评优机制，强化新闻编辑室的流量文化，压倒了更成熟的专业价值理念，并通过评报这一仪式化机制，重申和确认新闻生产中“流量逻辑”的合法性。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分析，本文旨在通过对新闻记者“挣流量”劳动与新闻编辑室“流量锦标赛”的批判性检视，来反思受众地位的上升对新闻记者职业文化权威的挑战与侵蚀，并重新审视市场话语对新闻业公共价值的“殖民”。

近代上海小报以色情、无聊等负面形象遭到主流社会的批评，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以大报的对立面而存在。为挽救正当性危机，小报通过申述大报小报价值等同、自我夸赞、批评大报、攀附名人等话语策略以及呼吁“大报化”和建立小(型)报同业组织来 建构其正当性。然而，由于小报浓厚的商业性、缺少合作精神，小报文人迫于谋生、知识结构陈旧，以及当局管制不力，小报未能剔除其身上的痼疾，扭转社会的认知，致使正当性的建构成为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新的政权立即中止了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