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下版权如何保护，如何与其他网络传播者公平分享因内容产生的收益，一直是困扰媒体的复杂问题。在搜索引擎等服务提供商与传统媒体等内容生产商获益失衡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二者的版权法律关系，意义更加凸显。本文从版权法用益平衡精神出发，系统分析了媒体网络版权的保护与限制。并且分别对搜索结果提供一般链接、深层链接、装帧链接、快照、标题和前几行文字等行为的不同法律责任进行分析和甄别，划清侵权与否的分界。

媒体在创造着独特的新闻文化。媒体在创造新闻文化过程中，既是作品的创造者，也是作品的使用者。媒体在使用他人作品时，有时会侵害他人作品的版权。在处理版权纠纷过程中，作为版权侵权方的媒体，通常采取私下和解的方式进行。进入诉讼程序，法院也促成版权纠纷双方审前和解，最终多以原告撤诉结案。针对媒体版权纠纷中的两种和解现象，本文进行了剖析和批判。

本文通过对约瑟夫·斯特劳巴哈教授的学术访谈，探讨全球媒介研究如何立足于金砖国家媒体发展经验，并实现理论范式与方法论创新。具体来说，斯特劳巴哈教授最早基于巴西经验而提出“文化接近性”与“多层次文化认同”概念作为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工具，一面主张在理论上对“全球本土化”做批判性继承，强调受众的区域、地方层次文化认同对文化产品流动的影响力；一面主张在方法上重视开展质化的受众研究，充分认识民族志访谈与家庭史研究作为受众研究方法的重要价值。而在实践领域，依据上述理论对金砖国家媒体做定性的跨文化比较，将为学者理解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与软实力提升路径，提供新的研究视野。

作为一种案例导向的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QCA）在最近二十多年中已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领域得到普及和应用。本文对这一方法的研究逻辑、适用情境进行了介绍及分析，并就其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应用前景予以展望。文章同时介绍了该方法的操作步骤，以期将其引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拓展现有的方法论体系。

“帝吧出征”事件在媒介舆论场中引起的震惊体验，刷新了文化精英和学界对以90 后、00后为主体的网络亚文化人群的认识，也带出了过往中国互联网和民族主义研究的理论和认知盲点。本研究从这一盲点出发，通过历史梳理，以及针对这一人群的在线多址民族志与生活史访谈为主要研究工具，尝试发展出一套“中层解释”——后现代商业文化语境下知情的民族主义者，用以描述在新媒体和流行文化工业环境下，更为丰富和复杂的文化与集体身份生产机制，同时，结合宏观的结构和历史化要素，讨论其未来可能的流变、潜能及限定。

伴随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个体在互联网上的每一个动作都会留下数据痕迹,这些数 据经过专业处理和挖掘,将形成具有鲜明个性的数据链,从而成功完成对个体的识别和 认知。数字化时代对个人网络隐私的法律保护提出新的要求。本文以欧盟委员会最新提 出的《个人数据保护提案》为切入点,探讨了提案改革重点——被遗忘权。以搜索引擎 谷歌和社交媒体脸谱网为例,依托欧盟立法改革和欧洲人权法院判例,从理论、立法、 司法和传统沿袭角度,分析了被遗忘权在大数据时代的本质含义,以及在数据搜集处 理、数据控制和适用范围等方面面临的瓶颈,认为数字时代有条件的遗忘,不能达到被 遗忘权制定的初衷。

在人工智能、物联网、VR/AR等新技术的推动下，媒体将出现智能化趋向。智媒化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万物皆媒、人机共生、自我进化。智能技术与新闻生产的结合，将带来五种新的新闻生产模式：个性化新闻、机器新闻写作、传感器新闻、临场化新闻以及分布式新闻。未来的传媒业生态也将在用户系统、新闻生产系统、新闻分发系统、信息终端等方面实现无边界重构。在机器和算法流行的时代，人更需要坚守自己的价值，人机博弈中，也始终要把人文关照放在首位。

根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络 秀场直播的用户规模达到2.07亿，成为互联网中一项重要的经济产业。既有研究往往借 用情感劳动这一概念，聚焦于直播平台与公会如何异化和剥削从业者。然而，这一取向 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主播作为劳动者的主观体验;另一方面，情感劳动在解释主 播工作实践的过程中也显现出局限性。因此，本研究基于12个月的数码民族志，通过将 “关系劳动”与“平台化”这两个理论视角加以结合，考察了秀场主播如何理解并实践 自己与观众在直播间内/外形成的经济关系与亲密关系，并梳理出“标价”“区分”和 “界限”三种行动策略。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对关系劳动、平台化与秀场主播的 主体性这三个概念进行了理论反思。

作为媒介技术的产物,网络围观的兴起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技术赋权的想象力。借 助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视角,本文认为网络围观本质上是利用了“圆形监狱”的权力机 制,通过携带权力的目光而造成被围观者的自我规训。不仅“理性围观”无法将被围观 者从精神的监禁中搭救出,“全民围观”还进一步的维护和巩固了现有的秩序。

在媒介渗透的社会背景下，媒介化成为最能够体现媒介重要性的概念之一，也是媒介 研究的新路径。本文基于文献爬梳与反思，辨析媒介化与中介化的差异，阐释作为元过程 的媒介化所蕴含的媒介逻辑，并进一步从网络社会中的日常生活实践角度出发来理解和分 析媒介化的社会空间表征及其向网络化逻辑延伸等问题。本文认为，传统的媒介逻辑本质 上是一种以时间面向为主导、以传播效果为目标的单向技术逻辑，而网络化逻辑在很大意 义上是基于日常生活的以空间面向为主导的多元实践逻辑。网络使得社会空间、心灵空间 和物理空间产生套叠和分离。网络社会表面上是媒介技术延伸的结果，其实质却是社会互 动关系的投射。未来的媒介研究应聚焦如何联结网络空间中的互动关系，探索打通时间和 空间问题的路径。

本文关注中国的民族主义，将民族主义根植于中国的历史环境中，并探讨了官方民族主义、大众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和消费民族主义的相通和区别之处。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发展，希望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理解民族主义。接着，文章研究了与民族主义所应对的普世主义（cosmopolitanism)，并指出现代中国通常在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之间摇摆。接下来，本文以帝吧出征为例分析网络民族主义的表现。从很大的意义上说，帝吧出征不仅仅是一种网络民族主义的宣泄，更是一种在消费文化和全球地缘政治大环境下有关身份政治的表演。这种表演不仅根植于我们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而且也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对中国文化、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的一种主张；是对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挫折（如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身份认同等）的一种应对，是国内和国际力量，政治和经济文化以及官方和民间因素的一种结合体。

从“守卫”新闻传播的内容之门，到“守卫”平台治理的社会之门，“守门人”概念的范式转变反映了技术进步与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延续了人类文明内在一致的时代 精神，也代表着整个数字时代人类社会传播与治理的范式转变。本文通过文献研究与跨学科比较研究，对“守门人”概念进行溯源，梳理其内涵与范式转变历程。经由新闻传 播领域“守门人”到互联网平台“守门人”，剖析其中的变与不变，对数字时代变革的本质与当今人类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展开辨析。从新闻传播的“守门人”到平台的“守门人”，本质上是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角色和作用的范式转变。在以数据为核心的新的人类传播行为主导下，传播学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需要被重构，以实现传播学真正的范式转变。“守门人”概念的转变为传播学的转向和重构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提出了重要警示。

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20余年，是信息技术从传播工具、渠道、媒介、平台进化为基础性社会要素的过程，它从本质上改变了人与人连接的场景与方式，推动社会关系网络从差序格局、团体格局向开放、互动的复杂分布式网络转型，引发了社会资源分配规则及权力分布格局的变迁。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权力来源，它对于个体与自组织群体的激活，更多地为社会中的“相对无权者”进行赋权，使权力和垄断资源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本文试图在社会学、政治学、复杂系统及自组织等学科、理论的交叉视域内，探讨关系赋权的动力机制与影响机制。

互联网的普及与快速发展，催生出网络社群这样一种新的互动模式群体。豆瓣网作为中国最成功的Web2.0网站之一，具有广泛的用户群体与代表性。以豆瓣网为研究对象建立整合型科技接受与使用模型，旨在揭示用户网络社群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绩效期望、社会影响正向影响用户的网络社群参与意愿；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使用意愿正向影响用户的网络社群参与行为；促成因素对用户的网络社群参与行为没有显著影响；性别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使用经验在努力期望对用户网络社群参与意愿的影响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

随着短视频/直播的勃兴，线上情感劳动和线上情动劳动这两个区别而又联系的两种 理论进路日益在数字劳动之中融合，并使数字平台的研究呈现了新的特色。在论述了二 者理论起源与特色后，本文主要阐述两种不同理论的交叉勾连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我们 对当下数字平台和数字劳动的理解。线上情感劳动为数字劳动提供了一种个体的进路， 强调的是劳动者的主体性;相对的，线上情动劳动则提供了一种数字劳动研究共同体的 取向，更多面向数字平台。短视频/直播平台的数字劳动，需要网络主播这样以劳动者个 体为基础的线上情感劳动，全部的线上情感劳动的集合构成平台的线上情动劳动，从而 构成数字平台的特色与特征，它们所定义的平台运作逻辑，即平台风格，又作用于每一 个具体的线上情感劳动。以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直播平台的数字劳动表现出重视容貌与 肉体、关注语言及话术、认可模仿与复制以及强调人设及表演等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本文认为于未来的个案研究而言，线上情感劳动与情动劳动相融合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方 法或视角，乃至框架;同时，相关研究需要重视短视频/直播时代的劳动特性，并需将其 放置在具体的在线平台的情境之中进行研究和考察，这样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实践 背景之下的网络主播及其数字劳动;也需要以此为基础，更加深入地拓展对于线上情感 劳动和情动劳动理论的理解与重构。

针对当下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之间频繁融合演化，加剧破坏舆论生态的现实，本研 究采取传播效果研究的视角，从个体层面上，探索了网络谣言向网络暴力演化过程中的 影响因素及其之间定量的作用关系。通过对821位网民心理和行为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 析，研究发现：契合网民道德焦虑，并能激发网民多元、复合道德情绪的网络谣言，能 够使网民形成对相关主体的消极道德判断，进而使网民实施网络暴力行为。这些网络谣 言也由此演化为网络暴力。 其中，对网络谣言相关主体的消极道德判断是演化过程的关键中介。四类道德情绪 线索和三类道德推理依据是促使演化的信息因素。在两个递进的演化阶段里，道德标 准、道德情绪、道德推理低理性和道德推脱等网民的道德心理因素也起到了显著的中介 作用和协同影响。 由此，研究揭示了网民在消极舆论活动中具有道德审判和道德伪善的倾向。认为整 合了多种社会焦虑的道德焦虑，以及表现为道德推脱的自我道德优越感，是演化活动的 心理根源。研究还通过证明网络谣言的原生属性与演化属性之间的对应关系， 指明了网 络谣言向网络暴力演化的自然性和必然性。最后基于研究成果既提示了进行专向治理的 必需和亟需，也启示了辩证应对的原理与方法。

新闻业旨在用新闻专业主义来建构职业的理想和职业规范性理论体系,但随着政治 权力与商业权力日久弥深的介入和新技术对传统的渠道霸权的解构,传统的新闻专业主 义理论受到多方面的挑战。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逐渐兴起的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主要是基 于主体中心理性或者工具理性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的,其理论缺陷在网络社会背景 下,似难以通过简单的修补得到实现,因此需要新的理论资源。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 性,就是重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最可行的理论基石。

为了消除学术界对传播符号学的刻板印象，本文描述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播符号学发展的三种趋势重要动向，即传播学与符号学形成交集，东方智慧出现复苏，传播符号学与应用性学科和自然科学的科际融合。这三种趋势和动向，对未来传播符号学发展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以技术接受模型为基础,对微信的使用和普及进行研究,对来自北京、武汉和 广州的20名不同职业、职位、学历、专业、性别、年龄的受访者进行了非结构性深度 访谈法。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本文还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有效回收样本为973 人。两种方法获得的研究数据证明,感知的有用性、感知的易用性和社会压力是用户选 择微信的主要原因,而信息过载、及对安全性的担忧,是制约微信使用的因素。

社交媒体是主流的信息媒介，但是近年来用户对其产生倦怠心理。已有研究将倦怠 原因归结为信息量过大(感知过载)，本文则认为除了“量”的原因之外，还应存在 “质”的原因，故提出感知价值这一影响因素。本文以微信和微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法，研究发现中国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因受到感知利益 和感知成本两个方面的感知价值因素影响而产生倦怠。认知成本对用户倦怠心理的影响 最大，其后依次是时间成本、功能价值、信息质量和社会价值。认知成本和信息质量是 本研究发现的影响社交媒体倦怠的新维度，前者表明中国用户花费较多时间精力猜测解 读他人发布的信息并深以为苦，反映出高语境文化的特征;后者说明当前中国的社交媒 体信息环境亟待改善，需要提高信息可信度。

健康传播作为传播学的新兴分支,因其与个人生活的紧密关联和重大社会影响力而 受到广泛关注。但目前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还停留在描述现象、个案讨论和概括此领域 宏观特征的初级阶段。本文以健康传播研究的理论探索与创新为主旨,探讨了如何在理 论关照下开展健康传播研究,探索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中、健康行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 影响因素;考察人与信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互动,以及健康信息传播带来的人的观 念、态度、行为的变化。本文详细阐述了理论模型与实测模型的构建及其对健康传播研 究的重要意义。本文主张健康传播研究要致力于理论指导下人的观念和行为的探索;致 力于研究课题、方法、研究结果的创新;强调这类考察与探索应该是具体的、可观察、 可测量的,通过考察事物间的重要关系(变量)而实现的。本文认为健康传播研究成果 需要对理解此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对理解健康传播过程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健康传播行 为贡献新的知识。

本文将批判性和经验性的注意力集中于算法受众的抵抗战术上，并将其置于控制社会的技术背景中去分析。算法社会呈现出弱空间化、重预测性与分体性的特点，看似为 个体打造了个性化的专属服务，但实质是用一套极其单一的标准代码征服着世界，将用 户需求精准置入代码运算中，最大范围的取消偏离常规的民间实践。当算法性能无法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时，受众开始构建自己的战术实践空间，对算法文本进行逃离、重 组、嵌入与反噬等一系列“底层运作”。受众抵抗战术作为一种底层政治迥异于上层技 术政治规则的固有形式，以一种体制外的方式发生作用，处于技术活动认定的正规活动 的可见光谱之外。然而，对于算法社会的受众来说，没有绝对的偏离，任何偏离都是新形式的参与，是另一种形式的链接。算法通过“技术包容”与“参与文化”将用户锁定 在平台提供的服务与规则中，个体被技术进行征服、定义和重塑，并给参与者更加社交 的幻觉，用户自以为聪明的抵抗实质变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不平等。

结合相关文献,本文对媒体人类学的概念、学术研究历史进行了简要梳理,在此基 础上,又对媒体人类学所涉及的一些相关理论视角进行了简要归纳。通过这样的梳理, 力图为媒体人类学的研究呈现出一个较为完整、清晰的知识图景。

本文主要关注2021年刊载于两岸四地学术期刊中的传播学研究，由十位研究者共同参与文章的收集与筛选，筛选标准主要是文章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发现与创新。本课题组兼顾主题聚类，最终将遴选出的传播学研究方向的文章分类整合成以 下八个专题，进行简要论述，分别为:媒介理论、媒介的时空之维、平台与数字劳动、 “明星-粉丝”关系与饭圈文化、数字媒体赋权、疫情与健康传播、物质性与身体问题、算法与人工智能。

  本文旨在探究政治卷入模式中政治知识、政治讨论、政治兴趣、政治功效感、 党派意识各要素与投票行为改变的关联，以此检视政治卷入模式对于电视辩论效果 的调节作用。基于对两岸不同社会政治情境的考量，组织两岸大学生在实验情境下 观看2012台湾大选电视辩论。研究发现，在大陆大学生中，政治知识对投票行为改 变起到了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政治知识占有量少者容易受到电视辩论影响从而发 生投票倾向的改变；在台湾大学生中，政治讨论和党派倾向对投票行为改变的反向调节作用显著，无党派倾向、政治讨论越贫乏者更容易受到电视辩论的影响改变投 票倾向。

作为符号动物的人类不断追求更有效的交流手段和更完美的符号。这种追求在语言中体现为一种“普天同文”的理想。本文从完美符号的理论构想解读入手，结合传播效用分析，得出了这种理想的现实悖论。连同图像语言在内的任何一种符号语言都无法对现有自然语言构成替代性关系，它们只是高度符号化的当代文明中涌现的又一组符号系统，而不是凌驾于语言之上的“元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普天同文”已经以多元化的方式实现。

随着以虚拟化、智能化、平台化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应用的发展，新媒体正呈现出虚实混融交往、人—机深层互动以及平台化发展的趋势。2021年的新媒体研究， 针对由这种趋势所引发的人与媒介、虚拟与实在、平台与治理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深 入的探索与思考。本文从2021年的新媒体研究中提炼出五大议题，即人—媒介新关系研究、算法研究、平台社会研究、数字劳动研究、社交媒体研究，并分门别类加以简要述评，以期通过这种有限的梳理与整合，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近年来，中国粉丝与明星之间形成的拟亲属关系，为考察大众文化生产与传播提供 了新的案例和视域。论文在质性研究和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粉丝-明星关系 感知的“双因素假说”，并对这一假说进行验证。通过扎根理论方法发现影响粉丝-明 星关系感知的四个维度：明星吸引感、心理满足感、关系卷入度和社会影响度，前两者 属于情感因素，后两者属于情境因素。论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证实，情感与情境 诸因素都对粉丝-明星关系感知具有显著影响，进而提出粉丝-明星关系感知的“情感— 情境”双因素模型。研究揭示了拟亲属关系感知的影响因素和机制，为理解粉丝文化的 意义逻辑和价值生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点。

随着内容生产的“算法转向”，内容生产者和信息中介平台围绕算法可见性的争夺 构成了“算法游戏”的实践。本文运用话语分析聚焦“算法游戏”的媒介话语建构，并 探讨平台对于内容生产管控的权力边界。中国语境下，围绕“算法游戏”的话语形成了 一个“流量贬低”的道德框架，包含对立、生态和合作三个主题，信息中介平台由此被 塑造为家长式的角色，制定和执行着内容生产领域的权威;基于自律、移植和主导秩序 的运作机制，平台家长主义与政治力量、科技神话相互交织，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平台和 内容生产者之间、不同阶层的内容生产者之间的权力鸿沟。

本文通过对色情网络公共话语实践的分析，检视了中国网络色情文化的变迁史， 描摹了作为当代社会意识形态重要症候的色情文化，如何参与到中国政治、经济、 文化的社会整体性变迁之中。“色情”在互联网的话语建构中，是信息自由流动、绝 对自由市场的象征，是分享文化、兄弟情谊的载体，是被征用成为政治反对的话语工 具、互联网新经济发展的欲望引擎，也是形塑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文化力量。以高知青 年男性为代表的新中间阶层既在掌握数字技术的过程中培育了群体意识与媒介表达能 力，成为了网络集体行动的重要力量；也沉浸在“信息自由流动”的赛博迷思之中， 试图接管文化生产与阐释权的同时摒弃了性别平等的文化政治安排。当被新经济所征 用的软色情消费文化蔓延之时、“性别战争”泛起之刻、“裸贷”激发剧烈争议之 际，中国社会亟需新的文化政治以促成新的社会共识。

本文从2021年近30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遴选出在研究问题、观点视角以 及论证方式等方面较为创新的新闻学论文，并从新闻学研究的本体论创新与认识论变革、 中国新闻业研究、新闻生产的多元行动者、新闻学基本概念的阐发与流变、数字媒介语境 下的新闻接受研究以及新闻史研究等六个话题勾勒过去一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知识版图。 研究发现，2021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过去一年，研 究者们就中国新闻学研究元问题的讨论与反思继续深入，目前已在学科建设、理论体系以 及概念流变等方面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专题阐发;其二，研究者对中国新闻实践研究几 个子领域(中国新闻业、新闻生产以及新闻接受者等)的聚焦坚持经典议题与视角创新并 重，力图呈现数字媒介语境下中国新闻生态所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复杂性;其三，新闻史 研究延续了过去一年的学术话题和理论视角，研究者们基于中国近代政治-社会语境，就 报刊阅读史、媒介传播网络以及职业新闻/观念实践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平台可供性研究过于关注媒介技术如何为人类提供作用，忽视了特定媒介生态系统 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及其复杂行动逻辑，以及个体在媒介生态中的情感主体性及其生存境 遇。本研究反思和超越想象可供性的理论框架，通过对MCN机构及其从业者的参与式 观察与深度访谈，并基于“规则可见性—时间秩序操纵—情感主体性”的递进逻辑，考 察MCN机构与直播平台的“双向连接”关系，以“他者的透视”想象行业规则逻辑，构 建出“依附/能动”的MCN机构行业实践与从业者的情感主体性，并最终落脚于从业者 个体在直播行业中的情感经验与生存境况。研究发现:平台在内容选择标准与审核规范 方面掣肘着MCN机构;平台对时间秩序的操纵规制着MCN机构的内容生产流程;MCN 机构从业者积极或消极的情感表达则是个体对直播平台中生存境遇的复杂情感投射。在 “双向连接”关系中，直播平台与MCN机构彼此生成意义空间，构建中国独特的网络直 播生态。最后，本研究还对想象可供性理论的未来研究提出反思。

本文以HY平台JA公会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的研究方 法，揭示出电竞主播这一新兴职业群体的劳动过程受制于游戏对局和网络直播的双重 “数据逻辑”，因此电竞直播演变为一种需要完成多重数据指标的“数据劳动”，它是平台经济奉行“流量至上”原则的产物。电竞主播数据“做”得越好，他们的用工关系越稳定，收入越有保障，则也越容易陷入“去技能化”和“去玩乐化”的困境。除停播或跳槽、二次创作与多平台投放直播视频外，电竞主播与运营人员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 和情感结成“趣缘共同体”，作为摆脱上述困境的行动策略。文章认为，平台经济中的 “数据逻辑”是一种具有高度严密性、隐蔽性和欺骗性的劳动控制方式，它加剧了平台 与数据劳动者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数字劳动”的出现和“数字泰罗主义”在全球 范围内的勃兴与扩张密切相关。

社会转型促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新生代农民工出现并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同时,网络社会也在中国崛起。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文化生产与社会 再生产也成为值得思考的议题,将文化研究与劳工研究相结合的保罗·威利斯的《学做 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则为这些问题的探讨提供充足的理论资源。面对地域 转换与时代差异,本文结合“杀马特”文化,从研究对象的转变;媒介、研究空间、研 究方法的转型等方面探讨对《学做工》理论进行继承与突破的可能。

  本文以“钻石模型”为框架，研究了迪拜媒体城这一阿拉伯地区新兴传媒产 业集群的竞争优势。研究发现，在政府投资友好型政策和阿拉伯地区形势的共同影 响下，迪拜媒体城的地理区位、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都比较优越。阿拉伯传媒产业发展迅速，在本地化内容、广告投放、新媒体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市场空 间。迪拜媒体城非常注重促进入驻企业的同业互动，整个迪拜的产业集群规划充分 遵循主营产业与相关及支持产业协同发展的原则。这些条件使迪拜媒体城成为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地区性产业中心。但未来的发展，仍有政策和文化碰撞等方面的问 题有待解决。

针对以计算为基础的智能传播活动，我们提出的认识论反思，不是仅仅把这些活动当作 客体性或直观性的形式，而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阐释由问 题本身所引发的实践战略与策略，探讨其意义的解读和做的方式，从而展望一种新的认识论 的方法论。本文力图从认识论的历史路径出发，提出如何区分认识主体和认知对象，回顾控 制论的崛起所带来的传播范式的革命，从认知科学的视角叩问计算的层面和意识的边界，透 过社会传播与机器意识的交叉辨析认识论的新平台，呼唤建设性的现实重构能力、信息评估 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

近年来,我国的民众利益表达与基层社会管理之间由于缺乏多元协商机制而陷入刚 性博弈。随着社区生活的发展成熟,社区居民自我赋权的意识和能力逐渐增强。媒介既 是凝聚社区民意、增强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也在维护权益、争取资源的同时实现了在 地发声和传播民主化,满足了社区赋权“主体性”、“在地化”和“实效性”的要求。 特别是新媒体的发展成熟,实现了线上线下的连结,成为社区赋权的有力途径。媒介与 社区赋权的路径主要集中在文化认同和集体抗争两个纬度,分别具有不同的作用模式。 植根于中国语境的媒介社区赋权在研究与实践中均强调赋权中“他助”,但从赋权的本 质出发还需培育社区居民的主体性,探寻公民、媒介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可持续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