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下版权如何保护，如何与其他网络传播者公平分享因内容产生的收益，一直是困扰媒体的复杂问题。在搜索引擎等服务提供商与传统媒体等内容生产商获益失衡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二者的版权法律关系，意义更加凸显。本文从版权法用益平衡精神出发，系统分析了媒体网络版权的保护与限制。并且分别对搜索结果提供一般链接、深层链接、装帧链接、快照、标题和前几行文字等行为的不同法律责任进行分析和甄别，划清侵权与否的分界。

媒体在创造着独特的新闻文化。媒体在创造新闻文化过程中，既是作品的创造者，也是作品的使用者。媒体在使用他人作品时，有时会侵害他人作品的版权。在处理版权纠纷过程中，作为版权侵权方的媒体，通常采取私下和解的方式进行。进入诉讼程序，法院也促成版权纠纷双方审前和解，最终多以原告撤诉结案。针对媒体版权纠纷中的两种和解现象，本文进行了剖析和批判。

本文主要关注2021年刊载于两岸四地学术期刊中的传播学研究，由十位研究者共同参与文章的收集与筛选，筛选标准主要是文章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发现与创新。本课题组兼顾主题聚类，最终将遴选出的传播学研究方向的文章分类整合成以 下八个专题，进行简要论述，分别为:媒介理论、媒介的时空之维、平台与数字劳动、 “明星-粉丝”关系与饭圈文化、数字媒体赋权、疫情与健康传播、物质性与身体问题、算法与人工智能。

随着短视频/直播的勃兴，线上情感劳动和线上情动劳动这两个区别而又联系的两种 理论进路日益在数字劳动之中融合，并使数字平台的研究呈现了新的特色。在论述了二 者理论起源与特色后，本文主要阐述两种不同理论的交叉勾连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我们 对当下数字平台和数字劳动的理解。线上情感劳动为数字劳动提供了一种个体的进路， 强调的是劳动者的主体性;相对的，线上情动劳动则提供了一种数字劳动研究共同体的 取向，更多面向数字平台。短视频/直播平台的数字劳动，需要网络主播这样以劳动者个 体为基础的线上情感劳动，全部的线上情感劳动的集合构成平台的线上情动劳动，从而 构成数字平台的特色与特征，它们所定义的平台运作逻辑，即平台风格，又作用于每一 个具体的线上情感劳动。以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直播平台的数字劳动表现出重视容貌与 肉体、关注语言及话术、认可模仿与复制以及强调人设及表演等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本文认为于未来的个案研究而言，线上情感劳动与情动劳动相融合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方 法或视角，乃至框架;同时，相关研究需要重视短视频/直播时代的劳动特性，并需将其 放置在具体的在线平台的情境之中进行研究和考察，这样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实践 背景之下的网络主播及其数字劳动;也需要以此为基础，更加深入地拓展对于线上情感 劳动和情动劳动理论的理解与重构。

社交媒体是主流的信息媒介，但是近年来用户对其产生倦怠心理。已有研究将倦怠 原因归结为信息量过大(感知过载)，本文则认为除了“量”的原因之外，还应存在 “质”的原因，故提出感知价值这一影响因素。本文以微信和微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法，研究发现中国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因受到感知利益 和感知成本两个方面的感知价值因素影响而产生倦怠。认知成本对用户倦怠心理的影响 最大，其后依次是时间成本、功能价值、信息质量和社会价值。认知成本和信息质量是 本研究发现的影响社交媒体倦怠的新维度，前者表明中国用户花费较多时间精力猜测解 读他人发布的信息并深以为苦，反映出高语境文化的特征;后者说明当前中国的社交媒 体信息环境亟待改善，需要提高信息可信度。

本文将批判性和经验性的注意力集中于算法受众的抵抗战术上，并将其置于控制社会的技术背景中去分析。算法社会呈现出弱空间化、重预测性与分体性的特点，看似为 个体打造了个性化的专属服务，但实质是用一套极其单一的标准代码征服着世界，将用 户需求精准置入代码运算中，最大范围的取消偏离常规的民间实践。当算法性能无法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时，受众开始构建自己的战术实践空间，对算法文本进行逃离、重 组、嵌入与反噬等一系列“底层运作”。受众抵抗战术作为一种底层政治迥异于上层技 术政治规则的固有形式，以一种体制外的方式发生作用，处于技术活动认定的正规活动 的可见光谱之外。然而，对于算法社会的受众来说，没有绝对的偏离，任何偏离都是新形式的参与，是另一种形式的链接。算法通过“技术包容”与“参与文化”将用户锁定 在平台提供的服务与规则中，个体被技术进行征服、定义和重塑，并给参与者更加社交 的幻觉，用户自以为聪明的抵抗实质变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不平等。

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成为提高性别意识、促成女性团结、呼吁社会变革的空间。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探索本土数字空间中就性别议题活跃发声的 青年女性用户的性别意识觉醒过程;并提出“媒介化情感团结”的概念，用以理解遭遇情感失调、经历意识觉醒、成为情感异类的个体，如何在社交媒体的连接可供性基础上彼此连接、相互支持、集体发声，形成情感共同体的团结感。研究认为，社交媒体等数字媒介重构了个人、集体和空间的关系，形塑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转换政治，情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本研究对389名60岁及更为年长的智能手机用户进行问卷调查，考察了同辈亲属、晚辈亲属、朋友和社区等社交圈层在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时提供的社会支持状况，以及这些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证实，晚辈亲属在帮助老年人弥合数字鸿沟时给予 最多的信息、情感和工具性支持。同时，同辈亲属、朋友以及社区在这一过程中提供的社会支持也得到了初步验证。研究结果还表明，老年人获得的晚辈亲属支持会显著影响其主 观幸福感，而朋友支持则通过感知效能发挥中介效应。本文基于老年数字鸿沟语境，区分了不同社交圈层提供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路径，发展了社会支持的“缓冲器”模型，亦为提升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主观幸福感提供建议。

从“守卫”新闻传播的内容之门，到“守卫”平台治理的社会之门，“守门人”概念的范式转变反映了技术进步与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延续了人类文明内在一致的时代 精神，也代表着整个数字时代人类社会传播与治理的范式转变。本文通过文献研究与跨学科比较研究，对“守门人”概念进行溯源，梳理其内涵与范式转变历程。经由新闻传 播领域“守门人”到互联网平台“守门人”，剖析其中的变与不变，对数字时代变革的本质与当今人类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展开辨析。从新闻传播的“守门人”到平台的“守门人”，本质上是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角色和作用的范式转变。在以数据为核心的新的人类传播行为主导下，传播学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需要被重构，以实现传播学真正的范式转变。“守门人”概念的转变为传播学的转向和重构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提出了重要警示。

贯穿于传播研究历史的“功能主义”不仅缺乏统一明确的定义，而且在价值特征上含混模糊。本文将功能主义置于社会理论与传播研究的源流演变中进行追溯，首先梳理了1940年代社会科学视野变换背景下，拉斯韦尔与默顿各自表述的功能主义涵义;接着探讨了赖特与卡茨如何在此基础上对功能主义进行再加工，并给传播研究贴上“功能主义”的标签;在此标签下，作为学界走出短期效果研究桎梏希望的使用与满足研究和效果研究殊途同归，标志着功能主义的固化。随着1960年代社会形态的变化，强调系统均衡的功能主义因素被逐渐重构，传播研究吸收了融合更多理论传统的功能主义取向，在断裂与延续中继续发展。

在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过程中，通过调适文化身份以促进其他文化群体成员适应、理解中国文化有何困境，又何以可能？研究通过引入身份传播理论创新文化身份研究的路径，对全球14所孔子学院的中方人员以及不同国家的“文化接触者”进行访谈和实践考察。研究发现，以“节日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居间”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亟需关注的界域，文化接触者在接触中国节日文化后的身份安全性感知受到身份差距、对话有效性、双文化身份背景等因素影响。进一步看，文化身份理解的困境主要归因于观念边界造就的身份差距，节日文化则通过形构意义共同体和开放对话的方式将身份传播理论框架中的四重身份联结起来，以设置微观叙事、制造文化体验、推动双向融合的方式实现赋魅，推动文化接触者个体文化身份的“唤醒-整合-归属”。

本研究旨在探究人机交互中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评估与使用情况。借助科学传播理论和AIDUA研究框架，对1805份样本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研究深入探讨了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多维认知态度的形成因素，以及其对公众细分内容 生产行为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评估与使用是在技术想象与技术实践交织互构的情境下进行的。在初次评估阶段，个体的科技乐观主义 人格、先验技术经验以及其周边社群的社会影响力等前端外围因素构建了公众的技术想象，驱动着他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与实践。在二次评估阶段，公众基于技术实践而形成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收益与风险感知织造了他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积极与消极交织的多维认知态度。在行为结果阶段，公众的多维认知态度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细化的内容生产。

短视频平台正在迅速发展，作为“数字移民”的中老年群体在这一新兴媒介上的使 用日益活跃，其媒介素养和信息识别判断能力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本研究对19名中老年人进行了短视频观看和信息判断的干预研究，针对中老年人在干预过程中的判断逻辑和日常短视频观看中的辨别方式进行深度访谈，运用结构化扎根分析法，构建了包含“系 统性路径”“边缘性路径”和“社交路径”三条路径在内的中老年人短视频信息识别和 判断机制模型。研究刻画和深描了在信息识别领域里中老年人表现出的三类不同画像: 情绪主导者、经验依赖者、综合分析者，并尝试对中老年人媒介素养提升策略提出建议，对内容生产的治理责任进行关注。

互联网时代，数字技术作为底层逻辑建构起一个人人连接的去中心化关系空间，个体意见在群体互动和集体行为中显现为某种规模力量，即“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网络舆论 作为一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是网络空间中规模力量的典型表现。如何对其进行应对和引导，是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立足后疫情时代背景，观察由流调引发的网络舆论，发现其中蕴含着“凝视、消费与建构”三重力量，并通过分析这种“无组织” 的组织过程及“组织力量”的社会作用机制，探讨其蕴含的公共价值及潜在风险。

本文通过对约瑟夫·斯特劳巴哈教授的学术访谈，探讨全球媒介研究如何立足于金砖国家媒体发展经验，并实现理论范式与方法论创新。具体来说，斯特劳巴哈教授最早基于巴西经验而提出“文化接近性”与“多层次文化认同”概念作为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工具，一面主张在理论上对“全球本土化”做批判性继承，强调受众的区域、地方层次文化认同对文化产品流动的影响力；一面主张在方法上重视开展质化的受众研究，充分认识民族志访谈与家庭史研究作为受众研究方法的重要价值。而在实践领域，依据上述理论对金砖国家媒体做定性的跨文化比较，将为学者理解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与软实力提升路径，提供新的研究视野。

元宇宙、人工智能等众多新技术与应用的加速发展，不仅让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诸多问题与矛盾凸显出来，也对当下社会的信息传播结构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2022年的 新媒体研究，针对上述种种问题，在社会实践、技术哲学和伦理等不同层面展开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本文通过对2022年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上新媒体相关研究论文的主题聚合，提炼出五大议题:元宇宙研究、具身传播研究、虚拟数字人与社交机器人研究、人机传播研究、健康码与数据研究，并分门别类加以简要述评，以期通过这种有限的梳理与整合，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作为一类独特的网络主播群体，底层网络主播的走红及其陨落昭示着底层人民的数字生存逻辑和数字命运走向。本文以媒介生命史为研究方法，以MC天佑的媒介生命历程作为个案进行深入分析，探索底层网络主播如何通过短视频/直播进行数字劳动。面对底层网络主播“雷同”的媒介生命历程，本文认为主播们在数字劳动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和职业的双重生产，并生成了使主播们在各个平台上进行声名流动的媒介身份。当网络主播无法处理自我认同中的媒介自我身份带来的冲突时，“自我的悲剧”便使网络主播的媒介生命走向陨落;这种被动的“陨落”是治理的必然走向及结果。文章通过对底层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及身份认同的分析以及治理结果的呈现，强调平台的可供性 可以作为文化多元空间内的治理落点，需要用双向思维的连续性连通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从而在善治的思维中探索中国的数字治理路径。一种协商式的治理方式将给予底层网络主播更大的生存空间，也会使其文化生产更有活力和生命力。

数字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全球流动变为一种低成本的常态化存在，在经济和政治的 双重助推下，跨境电商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实践方式。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以福建的一家跨境电商公司为例，从基础设施研究视角出发，洞察跨 境电商平台、人及数字资本运作的缔合关系。本研究认为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对媒介基础设施的研究而言具有本体论意义，因此按“经验/理论”的类型化原则将可见性/不可见性的 分析框架提炼为:视觉/物性、感觉/意识、规制/意识形态三个层面，探讨可见性/不可见 性的具体面向和指涉维度，以丰富这一概念的理论层次和学术肌理。鉴于物的表面特征与系统内在运作结构的分离，本研究进一步指出物质性结构的技术系统具有自创生特点。同时，技术系统依赖“商品数据化”与“数据商品化”的互相转化，对商品经济形式及现实 社会产生了基质性影响，造就了平台基础设施实践中经济活动的属性变革。

根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络 秀场直播的用户规模达到2.07亿，成为互联网中一项重要的经济产业。既有研究往往借 用情感劳动这一概念，聚焦于直播平台与公会如何异化和剥削从业者。然而，这一取向 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主播作为劳动者的主观体验;另一方面，情感劳动在解释主 播工作实践的过程中也显现出局限性。因此，本研究基于12个月的数码民族志，通过将 “关系劳动”与“平台化”这两个理论视角加以结合，考察了秀场主播如何理解并实践 自己与观众在直播间内/外形成的经济关系与亲密关系，并梳理出“标价”“区分”和 “界限”三种行动策略。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对关系劳动、平台化与秀场主播的 主体性这三个概念进行了理论反思。

本文以“媒介导航”为关键概念，借用技术哲学中奥德修斯的“桨”作为导航媒介 的意象，以鼠标对应计算机虚拟空间、手机对应移动网络时代的数字城市赛博空间，以 阐释随着计算机、移动网络、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柏拉图描绘的早期人类文明中的 双重导航——实体空间和话语空间实践——正趋向融合的历史进程。由此，大众媒介的 “受众”变身为数字时代的“用户”与“领航人”，媒介与人、社会的关系拓展到一个 崭新层面:媒介作为一个技术机器系统，与有机体系统、社会系统互嵌共生，成为直接 驱动人类社会运作的动力和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为国内外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现实语境。本文通过梳理和对比该语境下中外跨文化传播相关研究，发现两方学者各自独白、未能形成有效对话: 这既体现在研究的内容、时空跨度、研究者背景与学术阵地的表征错位上，也根植于双方在文明观、全球观等意识形态的本质差异中，更揭示了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学术主体性缺失的问题。本文提出，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应告别碎片化、应用型、以“我”为主的独白模式，拓展历史的深度和视野的疆域，融合跨学科智慧，在呼应“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价值观的基础上关注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形成具有主体意识的中国特色跨文化传播学术共同体和研究范式。

既有对中国舆论形态的研究一般认为网络舆论存在极化的现象，但这些研究仍停留在描述性分析层面，对背后的形成机制关注较少。基于网民调查数据，本研究通过两个典型舆论议题对中国舆论态度是否存在极化及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网民的舆论态度结构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双峰型，而是一种单峰型的分布态势。其中在国内争议性话题上网民的态度呈现出一种偏向中立的相对温和中庸的样态，在外交话题上 的态度立场则是一种“强烈同意”政府立场的一边倒分布样态。同时，中国网民中普遍存在高估他人与自己持有相同观点的“虚假共识”效应，且实际态度越极端的个体越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在舆论极端化的形成机制上，威权人格、政治价值观等心理因素以及 媒体接触均能有效地预测人们的态度极端化，但虚假共识效应则是态度极化的内在因果机制。本研究有助于学界了解中国舆论的真实形态，对建设健康正常的舆论场域亦具有启发意义。

本文从2023年23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遴选出113篇研究，主要关切文章的问题意识、现实关怀、经验视野与思路方法。最终以疫情与健康传播、智能时代的人机互动、技术的社会意义、数字连接与交往、数字时代的隐私问题、平台的历史与发展、媒介物质性与基础设施、媒介理论、媒介文化、媒介与家庭的交互、媒介化政治共十一个话题勾勒了过去一年中国传播学的知识图景。

作为一种案例导向的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QCA）在最近二十多年中已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领域得到普及和应用。本文对这一方法的研究逻辑、适用情境进行了介绍及分析，并就其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应用前景予以展望。文章同时介绍了该方法的操作步骤，以期将其引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拓展现有的方法论体系。

“可供性”（affordance）已成为当前媒介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由于概念脉络复杂 且难以把握，传播学对affordance概念的运用往往失之要义。本文梳理了该概念的来源和 背景，探索了该概念引入传播学的关键节点，指出了其中的范式变迁与概念转义，并辨 析了“可供性”这一译名的问题。本文建议将affordance译为“示能”。作为一个跨学科 概念，“示能”强调了具身性、物质性和主客体对称性三项属性，为媒介研究突破目前 困境提供了可能的进路，亦为传播学之转向与重构提供了有利的起点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规模迅速增长背景下，探究360度全景知识类短视频情境中的用户具身体验与内容认知间的动态交互机制，对有效提升其传播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具身认知理论，从用户具身体验与视频内容认知两个维度出发构建编码框架。在此基础上以Bilibili网站360度知识类短视频用户发布弹幕为数据来源，使用认知网络分析 法对数据进行编码并构建用户认知网络，剖析具身体验与内容认知维度下不同认知元素间的关系;并基于时间序列探究用户认知网络动态演化规律。研究发现，用户具身体验与视频内容认知关联，具身体验维度参与、在场与内容认知维度关注剧情、关注结果认知元素关联度最高。不同时间段内用户认知网络存在显著差异，学习过程中，用户明显增强了深层内容认知元素的关注和具身体验的调用，认知节点的关联深度与复杂度逐渐上升，体现了视频观看过程中认知建构的不断完善。

在当今网络流行文化中，尚未婚育的年轻女孩却热衷于以另类的方式“养娃”。少女文化碰撞母职研究，引发了我们关于“母职”在数字时代内涵和外延拓展及变革的思考。本研究聚焦于棉花娃娃玩家群体近年来形成的“赛博母职”实践，并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收集经验性材料。既往的“数字母职”研究关注技术如何影响生物性育儿，区别于此，“赛博母职”指向赛博格隐喻下人和技术双向交织的视角。研究发现，媒介技术、社会结构与少女的能动性共同塑造了以手作实践和视觉操弄为核心的“赛博育儿”实践，在与社会中的母职制度回响的同时，也在消解母职的神圣性。当“赛博母职”成了少女面对生活压力的一种柔性策略，流动的爱欲从顽固的二元论逻辑的裂缝中涌现出来，形成微弱短暂同时广泛流展的力量，为多元的性别主体-位置提供新的可能性。

本文以基于语料库的批判隐喻分析法，研究《人民日报》《财新周刊》和《三联生活 周刊》三家媒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1110篇报道，考察报道中使用的丰富隐喻。研究发现， 媒体报道以战争隐喻主导疫情议题框架，实现广泛的情感动员，与英雄中心叙事相结合， 淡化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借由家庭隐喻和身体隐喻，媒体报道勾连传 统“国家身体”观念与家国想象，建构国族共同体意识。党报与市场化媒体采取了差异化 的隐喻建构策略。单一隐喻的泛化存在负向功能，不利于对疫情的深入解读与理性反思。

网络暴力事件频频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有关研究也持续升温，但一些基础性的学理问题亟待澄清。本文基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采用多案例研究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网络暴力治理研究中的规范判断与理论依据进行学理分析。研究发现: 现有研究对样本案例中行为是否违法的判断，与司法实际存在较大差距;对案例中行为究竟是何种违法行为的认定，大多不符合规范判断的标准;将样本案例定性为网络暴力的理 论依据大多似是而非，理论误用比比皆是。结果，论者对网络暴力案例中行为的定性呈现出扩大化、模糊化、片面化的倾向，不仅不能为网络暴力治理法治化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持，反而可能误导对网络暴力治理的政策导向与司法实践，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随着以虚拟化、智能化、平台化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应用的发展，新媒体正呈现出虚实混融交往、人—机深层互动以及平台化发展的趋势。2021年的新媒体研究， 针对由这种趋势所引发的人与媒介、虚拟与实在、平台与治理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深 入的探索与思考。本文从2021年的新媒体研究中提炼出五大议题，即人—媒介新关系研究、算法研究、平台社会研究、数字劳动研究、社交媒体研究，并分门别类加以简要述评，以期通过这种有限的梳理与整合，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当今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的涉外传播与争议中，“国际绰号”是一种较为盛行的非主流民间话语形式，参与者甚至将其作为一种修辞策略来发起网络民族主义的“爱国动员”。通过语料库归纳，发现“国际绰号”是将国际关系“人际化”，将国别“拟人 化”的一种修辞方式，其中一部分为社交媒体中产生的新词，一部分为社交媒体中发生语义变迁的旧词。一些“国际绰号”具有蔑称指向，以隐喻或转喻开展反讽、攻讦和批 判，这有可能产生民粹隐患和伦理危机，不仅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处于道德被动地位，弱化国际话语权，而且影响了汉语在国际交流中的语言审美，破坏了“中国形象亲和力”，不符合“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的要求。

极化是群体互动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为探究舆论极化机制，本文以新冠疫情中的典 型舆论事件为例，整合多种计算方法，从意识形态立场、情感、注意力等路径剖析极化现象，并考察公众信息选择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舆论议题不断变换，但公众对同质化、热门内容存在选择偏好，短期内公众注意力被单一议题所支配。议题演化的背后是自由权利、民粹与国家利益三种立场的交锋。信息的热度和立场会对选择性接触 机制产生不同影响，国家立场会强化该机制，呈现出社会整合作用，而自由与民粹立场则削弱该机制，并抢占话语空间、巩固已有观念。最后，选择性接触强度可以预测短期公众注意力变化，这对理解中观信息传播如何影响宏观舆论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帝吧出征”事件在媒介舆论场中引起的震惊体验，刷新了文化精英和学界对以90 后、00后为主体的网络亚文化人群的认识，也带出了过往中国互联网和民族主义研究的理论和认知盲点。本研究从这一盲点出发，通过历史梳理，以及针对这一人群的在线多址民族志与生活史访谈为主要研究工具，尝试发展出一套“中层解释”——后现代商业文化语境下知情的民族主义者，用以描述在新媒体和流行文化工业环境下，更为丰富和复杂的文化与集体身份生产机制，同时，结合宏观的结构和历史化要素，讨论其未来可能的流变、潜能及限定。

社交媒体是否存在“回音室效应”仍存有较大争议。过往研究多将算法视为信息茧 房和态度极化的“罪魁祸首”，因为它营造了单一同质的信息环境，不利于公共领域的 健康发展，而异质、多元偶遇的信息则被当作“破茧”良方。本文借助在线-实验法，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设计了3(亲态度/反态度/平衡态度)×2(高论证质量/低论证质 量)的多因素组间实验，尝试探究反态度信息和平衡信息接触对用户态度的实际影响。 结果表明，多元信息共存的社交媒体并不必然带来开放理性的舆论环境，同质信息也不必然引发“过滤泡”效应。高质量反态度信息能够缓和或改变个人态度，但对高议题卷入度的人来说，反态度信息反而抑制态度去极化;人们同样会以处理片面信息的确认偏 误方式理解平衡信息，但那些无明确立场、低说服意图的平衡信息具备态度修正潜力。 因此，在考虑信息质量以及投放信息人群的议题卷入度的前提下，偶然信息投放能够有效缓解舆论极化问题。

近年来，随着男主播的热度不断攀升，以女性为主要建构对象的传统凝视理论已难 以解释网络直播的新动向。本文通过对斗鱼主播弹幕大数据的分析，提出凝视的新范 式。研究发现，“男性凝视”在弹幕构建的“环形监狱”中发生了变化，作为“监视 者”的观众通过“他者”身份的界定、资本的支持来规训主播，同时主播积极地接受这 种规训。观众对主播的身体关注呈现符号化、分割化的特点，窥视和占有的性别边界开 始模糊，男女二元对立的桎梏逐渐瓦解，“男色消费”兴起。

偏见于人与生俱来亦无处不在，是跨文化研究的经典议题。但传统的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范式取径单一，缺乏统合性的理论视角和模型指标。整合威胁理论沿袭了社会认同论、现实群体冲突论与象征种族主义对偏见的系统性探索，将对威胁的关注提升至偏见研究的中心地位，搭建起从多元前因到偏见后果的流程链路。研究以此出发，挖掘整合威胁研究的学术脉络、廓清理论体系，尝试在文化差异、群际关系、多元文明与边缘群体等维度将该理论应用于跨文化传播中来，以解构、重构核心议题，从而为穿越地方性文化场景探索文化偏见之源、理解多文明政治与跨文化交往的现实逻辑提供可扩展的方向。

在互联网技术及其时间逻辑的影响下，社会交往的便捷性得到了极大提高，与此同 时，社会关系的流动性也在增强，保持连接成为当前人们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内容。本文 利用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通过考察网络圈子参与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来讨论保 持连接这一集体性的媒介习惯所具有的意涵。本文发现，网络圈子不仅影响人们的生活 满意度，而且其影响在不同人群之间有所差异，并突出地表现在由工作单位的“体制” 属性分隔的群体之间。尽管本研究囿于数据限制，未能对此提供解释，但认为有必要对 这一结果保持敏感。本文进一步认为，在数字化时代，关注人们的日常媒介习惯具有不 同于以往的意义。媒介习惯是高度语境化的，即便是一种普通的媒介习惯，在不同的关 系语境和场域中，也会具有多样的肌理和意义;媒介习惯具有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功能; 媒介习惯之于特定群体的意义，需要放在他们的社会位置和生活境况中予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