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探究人机交互中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评估与使用情况。借助科学传播理论和AIDUA研究框架，对1805份样本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研究深入探讨了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多维认知态度的形成因素，以及其对公众细分内容 生产行为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评估与使用是在技术想象与技术实践交织互构的情境下进行的。在初次评估阶段，个体的科技乐观主义 人格、先验技术经验以及其周边社群的社会影响力等前端外围因素构建了公众的技术想象，驱动着他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与实践。在二次评估阶段，公众基于技术实践而形成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收益与风险感知织造了他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积极与消极交织的多维认知态度。在行为结果阶段，公众的多维认知态度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细化的内容生产。

文章从传播学的角度重新界定了数字囤积的概念，结合深度访谈，探察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所关联的心理动机。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在社交平台中囤积的数字内容指向“有用”的自我优化实践和“有趣”的数字体验实践，前者源于个体应对社交空间及现实生活的双重绩效内卷的焦虑，后者则指向个体获取积极情感能量的需要。我们认为当下青年群体普遍性的数字囤积行为是一种形式上遵从、行动上怠惰的消极绩效主义实践，其心理驱动是自我剥削与他者剥削的叠加效应，也可以看成是功绩主义精神政治阴影下一种摇摆的“进取式躺平”实践，反映出青年群体情感与行为中的内在矛盾。此外，需要警醒数字囤积现象背后的“悬浮”心态，数字囤积有可能会放大数字实践与现 实脱轨的风险。消极绩效主义的数字囤积实践如何应对并粉饰当下社会中的结构主义困境，是我们在这个研究个案之外需要持续深思的方向。

网络暴力事件频频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有关研究也持续升温，但一些基础性的学理问题亟待澄清。本文基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采用多案例研究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网络暴力治理研究中的规范判断与理论依据进行学理分析。研究发现: 现有研究对样本案例中行为是否违法的判断，与司法实际存在较大差距;对案例中行为究竟是何种违法行为的认定，大多不符合规范判断的标准;将样本案例定性为网络暴力的理 论依据大多似是而非，理论误用比比皆是。结果，论者对网络暴力案例中行为的定性呈现出扩大化、模糊化、片面化的倾向，不仅不能为网络暴力治理法治化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持，反而可能误导对网络暴力治理的政策导向与司法实践，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自2010年社交媒体兴起的10年间，汉语新词出现了一个重要特征，即这些新词发端于网络，并快速地从网络回归线下公共生活。与任何历史时期的“新词繁荣”类似，这些新词大规模地参与了社会建构和文化阐释。网络新词在进入日常社交空间的同时强化了社会已有的阶层刻板印象，其阶层指涉并不仅意味着客观的阶层定位，而且在“阶层自我定位”中不断感染网民情绪，当情绪达到一定阈值之后，形成社会共识。在此之下，针对新词意义的全民论辩已经出现，社会群体以此获得共同体认同，从而建构抗争主体，但这种抗争意识是在承认“我弱”的背景下完成的，民间将其演绎为退出机制。“退出”作为消极情绪策略，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动员能力，通过无需“讲理”的方式获得共情，实现概念“出圈”。

当人工智能社交聊天机器人被视作具有人性特征的通信者，了解它们与人类进行交互过程中的性别偏见问题十分重要。本文使用对话测试的方法，设计了一系列用于测试机器人性别偏见的问题，对国内三款主流社交聊天机器人进行测试，并基于交互文本展 开质性编码分析。结果表明，社交聊天机器人在自我性别认知、性别刻板印象、性别 平等、应对性别骚扰等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偏见，且与社交聊天机器人本身被赋予 的男女性别角色无关。作为人机交互技术产物的社交聊天机器人的性别偏见，由用户参与、对话系统技术支持、科技公司和程序开发者共同建构，而以社交聊天机器人为代表的AI在学习和模仿中复刻与强化了人类社会性别结构性力量的性别偏见。

本文从2024年近30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中遴选出在研究问题、观点视角和论证方式等方面较为创新的新闻学论文。2024年中国新闻学研究保持较为稳定的议题聚焦与视角创新。首先，新闻理论、新闻生产、媒体融合、新闻从业者以及新闻用户等方面的研究，支撑起过去一年新闻学知识生产的基本盘。其次，随着数智传播技术对新闻实践的不断重塑，关于新闻业务与多元叙事的理论探讨重回新闻研究的前沿视野。此外，研究者们在中国新闻创新实践的追踪与比较、经典新闻学概念的反思与钩沉、新闻史与社会政治史的交叉研究以及新闻与社会性别等议题的探索上亦有亮点。

相较于外卖骑手，学界目前对于“困在系统中的外卖商家”仍关注度寥寥。研究选 取北京市宋家庄A美食城为田野观察点，采用扎根理论，聚焦外卖商家这一群体的平台劳动与城市迁徙。研究发现，在线按需市场的性质决定了跻身大城市更有利于获得订单优势，但由生产转型所引发的城乡迁徙将导致新的社会融入问题。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平台化迁徙”概念，即一种迎合平台经济运行机制的劳动者自我调试策略，以揭示平台逻辑渗入城市的广度和深度。这一概念包含从传统经营模式转向在线经济体的“数字迁徙”，以及这一转变如何干预劳动者在特定城市空间落定的“物理迁徙”。研究认为，这一囊括了人与非人因素的“平台化迁徙”框架有助于拓宽我们对于平台、劳动者与城市融入关系的经验理解，为既有零工市场流动性研究提供一种理论创新。

城市空巢老人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老龄化浪潮中最严峻挑战之一。互联网时代，破解城市空巢老人身体“空巢”与心理“空心”的双重困境，除呼吁家庭、朋友与社会的共同关爱，更离不开社交媒体辅助支持。研究聚焦城市空巢老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特定在线社交活动，勾勒出城市空巢老人微信社群参与经由不同来源社会支持进而影响孤独感的路径，并进一步探讨不同来源社会支持作用差异的深层动因。研究发现，朋友支持在城市空巢老人的微信社群参与度和孤独感之间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家庭支持和其他支持则呈现出疲软态势。这是微信社群属性、物理空间区隔、舆论导向、个体选择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的逻辑耦合，但是，单一来源社会支持难掩空巢老人情感支持薄弱、社会保障缺位的现实隐忧，未来应搭建线上线下有效联动的社会支持体系，推动社会支持从单一失衡到多元均衡跨越。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人机交互的突破性跨越，由此引发的人对自我身份的迷惑和人机信任危机需引起理论研究的重视。AI主播的出现，不仅助推了网络直播行业智能化的深刻变革，也给媒介信任重塑以及新型人机信任关系建构带来巨大的机遇与挑战。本 文将社会信任理论作为研究基础，以媒介等同理论为研究视角，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AI主播媒介性考察，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发展下人机信任关系构建的路径与机制。研究发现，拟人化和智能化的媒介性呈现对AI主播的人机信任具有直接影响；媒介性还通过感知价值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人机信任关系；技术自我效能感在媒介性与信任形成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具有较高技术自我效能水平的个体在互动中更易形成对AI主播的信任。研究提出的创新性观点可以促进以“智能为善、技术为人”为核心理念的新型人机关系的构建，进而完善新技术背景下的社会信任体系。

本研究从“剧目”概念和数字策展视角入手，揭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若干短视频的生命轨迹，以此理解数字符像事件的生成和疫情及其记忆的展演。对多个案的比较 分析发现，数字符像事件的生命历程涵盖流传、驯化和经典化三个阐释阶段。在每个阶段的多模态记忆实践中，社交媒体用户和机构媒体先后投入种种数字策展工作。这些工作制造出短视频副本或变体，续写或翻转表演的剧情，放大或改造表演者和观众的情感，并将之带入宏大叙事。最终，短视频或者稍纵即逝，或者刻入以“感动”为主调的公共记忆。

本文以研究问题意识、现实关怀、理论视野与方法规范性为主要标准，从2024年18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中遴选出148篇研究，并对其加以分类，以传播研究范式的延续和变革、人机传播与人机关系、批判算法研究、平台劳动与数字游牧、健康传播、数字交往、媒介记忆、数字时代的乡村治理、媒介化时代的养育实践和老龄化、边缘群体的媒介实践、媒介物质性共计十一个话题勾勒了过去一年中国传播研究的知识图景。

数字连接所产生的时间错置、干扰、边界模糊和暴露效应危及数字福祉，基于技术可供性的断连和优化连接成为用户的另类选择。不同于“精装”朋友圈和“无人问津”的微博，微信状态用户通过想象可见性及平台具象可见性搭建了能够展示真实自我和获取关注的中台。在中台，用户驯化微信状态的部分功能以打破“线上围城”、降低社交倦怠，线上社交的“去连接”行为增加。为满足在线社交难被感知、能被遗忘和塑造认同的新社交需求，用户通过微信状态调用“电子日记”、网络“树洞”和仪式性“心愿池”等传统人内传播方式实现在线社交空间中区化，在平衡隐私与表达之间取径线上交往的“再连接”。无论是基于连接功能的去连接社交实践还是基于断连需求的再连接社交表达，都是用户驯化技术的反连接交往行动，在此过程中实现线上社交调节。

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们围绕数字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在全球社会引发的各种新现象与新问题积极开展跨学科探索，这一趋势虽促进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验转向和代际传承，但却遮蔽了“人”作为主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工作流程和文化实践，使得“人”与“技术”一同陷入计算世界的窠臼中。本文在考察和梳理建制民族志的创建背景、理论发展、基本观点和研究步骤的基础上，全面细致地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建制民族志在研究传统、旨趣、对象和目标方面的共通之处。一方面，这些共同点为二者的融通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融合二者的研究取径可重新建立微观个体、中观组织与宏观权力之间的多元联系，以及社会结构与“行动中意义”之间的动态关联。另一方 面，探索实现二者融通的主要进路，特别是围绕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的平台劳动、数字游民和乡村传播等社会议题展开深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这些融通及实现进路为我们超越理论与方法的简单接合提供了新的可能，并孕育出一系列崭新的、开放的学术实践。

在线健康信息回避是数字时代的“讳疾忌医”，现已成为老龄化社会趋势下的重要公共健康问题。本研究旨在揭示算法推荐内容对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机制，并验证数字反哺作为家庭干预手段的有效性。子研究一（N = 343）基于“压力源—心理负担—行为”（SSO）框架，构建了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影响模型，并通过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进行检验。子研究二（N = 110）通过子代数字反哺干预实验，验证其干预路径及有效性。研究发现：1.算法推荐内容的信息相似性与过载表征会通过影响老年人信息倦怠感，引发健康信息回避行为；2.信息相关性不会引发健康信息回避行为；3.子代数字反哺能显著减少老年人对数字健康信息的倦怠感，并有效抑制由此引发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以及制定有效治理措施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1987年的关广梅现象系列报道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关于“姓‘资’姓‘社’”的讨论，颇具分量。经对《经济日报》高层领导的讲述、记者的亲身回忆及刊发文本的考证，本文认为“关广梅报道”展现了1980年代党报自我革新的过程。论文首先还原了记者组的“三 访本溪”，指出他们通过一系列新闻实践，从混杂的新闻文化走向了真正的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在理性与感性上达成双重联结。其次，论文考察了《经济日报》的刊发，其利用 “静观其变”与“主动出击”的策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讨论。社论与大讨论最终达成统一，为群众路线融入了“人民性”这一特征。论文最后指出，此前关于该新闻实 践的认识存在后视的问题，更反映出1980年代新闻学书写中存在的偏向，唯有“回心式” 地挖掘传统党报理论，才有可能真正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

中国直播电商在飞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独特情感互动特征的商业模式。本研究基于齐泽克的批判性精神分析理论，采用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对电商主播的情感劳动进行“征兆性解读”，探讨意识形态机制与主播心理层面的深层关联。研究发现，电商主播的情感劳动在数字技术的中介下被重构为“杂合性情感劳动”，其核心征兆是“数字化亲密感”，具体表现为主体的双重分裂——感知分裂和认知分裂，揭示了情感商品化的矛盾性与特殊性。通过分析杂合性情感劳动中资本逻辑与欲望逻辑并行的剥削形态，本研究从两个层面探讨如何穿越数字大他者的剩余快感幻象，即重塑情感以及重构认同，提出电商主播应强化情感劳动的具身性与真实性，回归劳动本质，以此实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效抵抗。

AI技术加持的早教与陪伴机器人逐步嵌入中国家庭的亲职劳动，本研究将这一媒介现象概括为“人机合作育儿”。受“贤妻良母”传统文化意识的影响，育儿劳动成为一种“高强度母职”。现有研究多聚焦智能育儿机器人之于高强度母职的赋权与冲突，而对于女性与智能化育儿代理人的契洽与抵抗、互动与区隔等复杂关系还缺乏深入细致的讨论。本研究以“划界工作”这一社会学概念为基本分析框架，基于对正使用智能育儿机器人的20位中国中产阶层女性的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发现女性以人机合作育儿的意义、场景与风格作为划界工作的三种取向，调节、确认与重构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的互动关系。“人机合作育儿”充分展现了性别与技术的交叉如何在动态中强化又削弱女性的母职经验，彰显了技术干预下代间连结与社会性别互动的复杂性。

共情是揭示全球化时代个体情感如何连接的重要因素，对于“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而儿童形象呈现通常是唤起共情的“视觉锚点”。本研究基于传播生理心理研究中的眼动追踪技术，采用2（儿童视觉框架：有儿童 / 无儿童）×2（图片说明：有图片说明 / 无图片说明）×2（图片形象化程度：高 / 低）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探讨新闻图片中的儿童视觉框架、图片说明与形象化程度对个体注意及共情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儿童视觉框架虽然能够显著引起注意，但并不能唤起受众的共情；详尽可能性模型（ELM）中的双路径在风险传播领域会产生适应性变化，动态的、流动性的认知路径判断更符合当下风险传播的情境；高形象化程度的新闻图片并未提高个体注意，在瞬时效果之外还需关注其长期效果。

本文选取张家口市M村为案例，试图解读空心村媒介空间特点，以及该特点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并发展出“具身媒介空间”的概念。研究发现:第一，M村呈现出“具身 媒介空间”偏向的特点。老人们工具性地嵌入由技术搭建的媒介空间中，再现家庭空间并连接“家”“国”空间。但他们更为倚重由“站街”等身体实践构筑的“具身媒介空 间”，体现出空间的主观性和身体的创造性。第二，“具身媒介空间”的利益和情感互惠性，推动了邻里间拟亲缘关系的建立，原本处于第二圈层的地缘关系逐渐靠近甚至并置于核心位置的血缘关系，乡村社会“差序格局”内部的差序得以重构。“具身媒介空间”概念回归了身体的主体地位、凸显附近的意义，强调“身—心—空间”一体理念，对乡村治理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传统新闻实践中记者需要“身体在场”进行新闻报道，但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发展，“记者在现场”作为首要信息来源的新闻传统正在发生变化。本文以21世纪三次重大国际冲突为例，考察了互联网技术发展背景下新闻来源的结构变化和新闻生产的模式转变。研究指出社交开源情报（SOCMINT）正加速成为机构媒体的重要信源，并进一步分析了社交开源情报在信息生产、事实核查、信息扩散三个层面的特征和机制。最后，探讨了机构媒体在SOCMINT时代的角色转变，同时也提出了机构媒体在利用社交开源情报发挥功能、承担责任方面的一些新思考。

不同于主流框架聚焦于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控制-反抗”关系的考察，本研究将视野转向数字零工经济中不可见的“非主流”群体“织女”——使用平台基础设施从 事编织零工的妇女。本研究通过网络民族志、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发现，织女由不同背景和技能水平的妇女组成，发展出了丰富的零工技术策略，她们对手工编织劳动与平台基础设施进行“双重编码”，形成弹性和韧性兼具的非正规经济网络。从织女的 劳动和组织实践入手，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妇女数字零工如何基于平台基础设施创造编织 劳动的数字化新形态，基于物质与非物质的灵活技术策略发展出活劳动想象，进而反思妇女与编码及更广泛的技术劳动的历史关系及其在当下的现实悖论。本研究希望能以案例研究提供实证观察，补充零工经济的性别视角，为图绘中国零工经济的切面提供更具有理论延展性的视野。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化，公众通过在线诉求反映参与公共治理已成为重要形式。然而，如何提供匹配公众期望的高质量在线回应，以解决公众在线诉求，促进民政 良性互动却尚未解决。本研究采用两阶段混合方法对此进行补充。研究发现，政府在线回应质量感知包含响应性、可靠性、程序性、感染力和个性化等五个维度。政府在线回 应质量感知会增强公众的公平感知和在线诉求处理满意度，从而提高他们的政治信任及 持续电子参与意愿。相比诉求当事人，旁观者的政府在线回应质量感知对其公平感知及在线诉求处理满意度的积极影响更强。研究结论为电子政务管理机构及人员高质量地回应公众在线诉求，维护公众政治信任和共治意愿提供了有效建议。

在西方媒体信任研究中，内容信任(受众对新闻内容的信任)几乎成为媒体信任的唯一内涵，中国媒体信任研究吸纳了这一成果，在实证上形成了对国家的系统性忽视。 面对这一知识生产现状，本文核心目标在于将制度信任(受众对媒介制度的信任)作为与内容信任同等重要的维度纳入媒体信任的概念内涵中，推动媒体信任研究的本土化。为此，本文(1)论述了中国媒体信任研究依赖西方研究成果而可能导致的效度问题，由此强调中国媒体信任的概念应考虑国家的在场。(2)从社会学研究中引入制度信任并讨论其纳入媒体信任概念范畴的合法性，阐释中国制度信任的内涵并为其操作化提供线索。(3)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和路径分析(N=678)，验证了制度信任的相关指标聚合良好，且与内容信任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制度信任与内容信任的组合与媒体信任有较高的同时效度，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媒体信任的概念内涵。本文亦讨论了中国媒体信任研究的本土化路径，在重视国家权威的基础上，或继续探索信任的测量，或以足够的材料积累实现理论建构，对信任概念进行重新阐释。

数字游戏是一个开放性符号场域，玩游戏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性表意实践。本研究将 玩家视作游戏世界中的主体行动者和意义生产者，聚焦玩家在游戏世界中的自我呈现和 情感叙述。通过符号学分析和半结构化访谈发现，玩家在化身认同及其“客体化”关系中建立“过渡自我”;通过“行动共在”与意义联结，玩家在交互主体性中构造“社会 自我”;在社群符码的共造与互动仪式中，延伸出群体主体性身份及“文化自我”;在 “即时性”和“间接性”的符号斗争与反馈中，形成抵抗数字资本的“权利之我”。通过使用和创造符号，玩家不仅推动了游戏世界的发展，同时建构和衍化出自我概念、社会关系及其实现群体认同的方式。

本文在国际传播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交叉视角下，对1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十年来关于“一带一路”的902篇、188万词的政策文本展开挖掘。依据语境建构、角色塑造、社会动员和规范建议的四重叙事分析，提炼出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三种基本模式，分别是基于冲突叙事的离散型传播模式、基于去风险叙事的交叠型传播模式、基于共同体叙事的聚敛型传播模式。本文提出，当前世界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造陆运动”，在 政治多极化的前提下，板块化的价值观传播成为塑造国际关系地缘板块结构最重要的推手之一。板块边界呈现出系统性、流动性和层状特征，拓展了全球对话与协作的可能空间。未来，国际传播将超越内容之争、渠道之争、数据之争、技术之争的物质传播和非 物质传播浅表阶段，迭代升级至由价值观驱动的本质竞争阶段。

生成式AI自问世以来持续发展，用户与AI之间的互动也开始逐渐超越传统的人际交往范畴。本研究将关注置于“人机之恋”这一设计者未预期的情感实践之上，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基于示能理论考察用户如何与AI携手跨越并重塑交往边界。研究发现，用户们通过特殊提示词引导AI突破限制以跨越既有边界；利用自然语言编程与生成式AI一同构建世界并打造虚拟恋人重塑交往边界；面对AI的技术限制与迭代过程导致的有限“记忆”与“恋人之死”等新边界，用户会采取记忆铭写、恋人“转生”等多种策略与技术系统进行协商以维持这一情感实践。这一动态的越界游戏不仅呈现了人机交往的新可能，也揭示了“过程性”与“不（可）确定性”之于示能理论的意义。

数字平台已经深深嵌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的隐私管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传播隐私管理理论，探究用户使用如购物、打车、外卖等服务性技术系统时的隐 私管理策略及其机制。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法发现用户平台隐私管理的双重路径，再通过问卷调查法(N=1419)进一步验证了用户选择特定路径背后的心理机制。结果发现，用户是基于在继续使用平台服务的前提下来决定隐私管理方式的，而这种决策背后又受到了自 我效能与隐私计算两种内外部因素的干预。本文将隐私管理策略研究放置在了新兴技术系统服务的语境下，为后续研究非人际情境中的隐私管理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关于商业平台公益行为的研究较少探讨其背后的权力流动与治理技术。本文以支付宝“蚂蚁森林”为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深度访谈法，在麦克·布洛维生产政治理论的框架下，提出了商业平台的“新生产政治”概念。研究从“国家—平台—个体”三个维度，分析商业平台为何及如何开展公益活动。研究发现，商业平台通过政策敏感与话语挪用策略，回应政府政策需求；通过“平台工厂化”，运用游戏化机制驱动用户参与劳动竞赛，制造劳动同意；在这一政体框架下，个体的“自我组织”能力受限，“作弊”与“躺平”等弱反抗行为，更多表现为“劳动倦怠”。因此，商业平台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嵌入，间接地成为一种吸纳反抗力量和构建社会稳定的治理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交机器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本文从计算传播学的视角出发，探讨社交机器人田野实验的概念界定、方法建构、实验设计及其实际应用，认为社交机器人田野实验结合了大数据分析与仿真方法的优势，已发展为一种高度可控的实验法。社交机器人田野实验为观察、分析与理解数字媒体环境中的传播现象提供了新思路，将助力于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验证、探索与拓展。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通过社交机器人田野实验对过滤气泡的成因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发现，即使控制了社交机器人账号的阅读行为偏好，其在随机阅读实验后仍可能陷入过滤气泡。

当代的游戏生产致力于改变性别与种族刻板印象，但是这种努力常常收效甚微。本研究基于“品性-能力”刻板印象模型以及计算文本的方法，对《英雄联盟》游戏角色刻板印象进行“编码-解码”分析。研究发现，在编码层面，游戏创作者致力于打破角色类型与性别种族的强关联，但是中国游戏玩家在认知角色时，依然代入了性别与种族的刻板印象，但部分刻板印象也会随着角色类型的多元化而消解。本研究构建了中文刻板印象内容词典，并对中国游戏玩家对《英雄联盟》游戏角色解读视频的弹幕文本进行计算分析。结果发现，与传统刻板印象一致，相比于女性角色，游戏玩家普遍对男性角色品性评价更低，能力评价更高；当女性被设定为英雄或亡命徒这样的传统游戏角色类型时，游戏玩家认为相关类型女性角色能力显著低于男性。但是当女性被设定为反英雄或统治者这样反传统的游戏角色类型时，游戏玩家则对其能力认知与男性同类型角色趋同，这一结果说明赋予女性角色反传统和多元的角色类型，如女性统治者和反英雄，有助于打破性别刻板印象。中国游戏玩家对黄种人和白人形象的游戏角色的能力评价显著高于其他有色人种，但是种族与角色类型对刻板印象认知影响的交互效应不显著。这说明中国游戏玩家对种族刻板印象具有持久性，而且角色类型多元化策略对种族刻板印象的改变作用不大。本研究扩展了刻板印象和“编码-解码”理论在游戏研究中的应用，通过计算文本的新方法工具说明游戏编码需要从多模态角度突破传统的刻板印象，以促进游戏玩家的多元认知。

《唐律疏议》作为现存最早最完备的法典，是中华法系的成熟形态，集中代表了儒法国家的法治特征。本文以之为中心，结合唐初诏敕令式和行政司法实践，以传播学视角依次从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切入，探讨这一法典在应对民间宗教传播、处置民间聚众结社、管控民众日常出行交往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从初唐到盛唐的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高涨，民间交往活跃，唐朝统治者为了维系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通过法制化、行政化的方式配合正统观念的引导，化解文化交流带来的压力，整合异质文化从而实现对民间社会传播的管控。在这一系列成文法制与变通政策背后起着指导作用的，则是传统理想对于等级秩序与价值体系的终极追求。

高龄少子化国情下，以陪伴机器人为代表的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正走进我国家庭。想要陪伴机器人更好地服务老人，来自家人的内层社会支持十分重要。通过9个月的参与式观察与四阶段深度访谈，研究发现，我国老年人使用陪伴机器人获得的来自子孙、配偶的内层社会支持主要体现为工具支持、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其中代际支持呈现出“不支持—有限支持—适度支持—过度支持”的动态、交织过程；老年人也会对子孙代使用机器人提供反向支持；配偶支持以情感支持为主，男性老年人较少支持女性伴侣使用陪伴机器人，而女性老年人更依赖配偶的支持；作为“他者”的陪伴机器人在家庭中更像是一个联结老年人社会关系的中介，而非人机传播中的陪伴者。

本研究意图兼顾结构性与能动性因素，探索主客观相对不平等维度对数字不平等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数据，分析结构性社会资本、认知性社会资本、相对剥夺和主观幸福感影响数字不平等的程度、路径与群体差异。数据分析发现，认 知性社会资本和主观幸福感是影响感知数字不平等的关键因素，其中，认知性社会资本显著负向预测数字不平等，在男性或者青年群体中更为显著；主观幸福感同样显著负向预测数字不平等，在女性或者青年群体中表现显著；相对剥夺与结构性社会资本影响不显著。因此，研究认为，数字不平等是一个多视角、多维度、多阶段的议题，在确定增进数字平等的干预措施时，需要从长期视角，结合社会与技术发展前景与预测，整体考虑多方因素如主客观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等，采取多主体、多层面、多维度的综合性措施。

作为“社会工厂”实施空间的短视频/直播，在数字传播的特定情景中复制并生产了社会生活中特定的男性气质，并将其符号化和表征化，以服务于营利的目的，由此这一特定的男性气质便由一种生活方式转变为积极的视频化的文化生产。本文通过数字民族志对快手中的男主播及其文化生产进行研究，探讨历时性的男性气质话语从“社会人儿”到 “精神小伙”转变过程中，底层生活、江湖文化的表演以及国家与平台治理之间的勾连及张力。通过分析男性气质的复制和生产与虚拟世界的短视频/直播及消费传播之间的关系，以期窥探和揭示底层男性及男性气质实践与文化再生产的一隅，进而更好地理解数字裂变中的当代中国社会。

2024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持续返本开新，取得丰硕成果，彰显了学术自觉。诸多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通过对革命导师办报实践及新闻思想的考辨与重思，发挥了正本清源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的指导思想，学界从多元维度着眼，持续深化探索，极大拓展了马新观研究范畴。与此同时，许多研究立足当下，融合理论与实践，围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发展进行论述，展现出“体用贯通”的鲜明特征。展望未来，学界应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迈向新高度、实现新发展。

本研究借助能动可供性的理论框架，考察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VR）为文化遗产的沉浸式传播提供了何种潜力及其对不同受众群体主观体验与态度意愿的影响机制。通过三组对照的VR实验，操作化能动可供性的三种水平（无vs.低vs.高），发现能动可供性能够提升受众对文化遗产的认同和关注，但仅在低水平上显著，而高水平的能动可供性更有利于促进虚拟游览替代实地参观的意愿。心流体验在能动可供性与文化认同之间起到遮掩作用，而在能动可供性与虚拟游览意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媒介经验调节了能动可供性对线下参与意愿的影响：对具有丰富VR经验的个体，高水平的能动可供性可能使其线下参与文化遗产活动的意愿降低，并倾向于用虚拟游览替代。本研究为理解虚拟现实作为文化传播新媒介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支撑，并为设计更有针对性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

已有记忆实践研究针对表征的、档案的记忆实践做出了丰富的讨论，但是尚未就想象的、非表征的、情感(动)的记忆实践展开充分研究。本文分析了虾米难民之“难” 的三种情感性的记忆想象及其情动怀旧意涵。每日推荐的记忆想象展演了心动音乐发现 的情动体验及中介化的在世存有感觉;小众风格标签的记忆想象是在后摇和氛围音乐中 整合出一种非人类中心的世界想象;而歌单和音乐库的记忆想象则展演了个体、社群与平台协力共建集体音乐档案的情感联结，及其背后的文化遗产价值。这三种情感性记忆想象是虾米难民的情动怀旧的动力基础。在难民们“无家可归、无处可依”的情动怀旧背后潜藏着一种希望伦理:它淘澄出人们对线上公共音乐生活的渴望，使人们反思脆弱的中介化在世存有并找到了三种应对策略，让人们通过(残留的)身体和情动记忆重探 与复数身体的关系性联结。

“自证”的实践在当今国内饭圈颇为普遍：从贩售周边商品、到加入线上社群，再到发表言论，“自证”已成为粉丝间建立信任的关键环节。“自证”的标准化与常规化反映出数字时代个体面临的信任危机，为研究青年群体数字交往提供了一个切口。本研究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粉丝群体进行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在“透明社会”的理论视角下梳理了粉丝“自证”现象的生成脉络，并分析其背后的技术背景和文化权力运作机制。研究发现：在数字交往背景下，“自证”可被视为粉丝自我“治理”的过程，作为圈内的共享规则，“自证”既是粉丝交往的前提，也是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回溯性地建构透明主体的方式；在信任制度的构建上，粉丝群体通过多元的形式展演“信誉资本”，并基于复杂的“多元货币”体系评估爱意的浓度和作为粉丝的“本真性”；当粉丝间的人际信任逐渐转向更为抽象的技术信任，列表、截图、水印等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然而，在使用数字技术追求“透明”的过程中，信息爆炸和对情感差异的抹除引发了个体焦虑和信任困境，其潜在的暴力问题亟待反思。

电子竞技的高速发展使得电竞产业愈发走向多边平台化模式与高阶素养要求的职业发展路径。本研究引入“媒介素养”概念，借用梅罗维茨(1998)对媒介素养的“三分法”，即内容素养、语法素养与媒介环境素养，提出“电竞素养”这一理论框架，试图以此探讨媒介与技术、劳动、就业之间的动态关系。将电竞视为跨越体育、科技文化、传媒交叉场景的媒介，探讨身处其中的电竞从业者如何理解媒介、运用媒介并最终融入 媒介环境，提升自身的媒介生产力。本研究发现，腾讯电竞、教育部、体育局、电竞俱 乐部、高等职业院校、本科院校是作用于电竞素养建构的六大关键行动者，推动着从业者为电竞“正名”的共同价值导向、协同创新的专业化要求及自我发展的可持续性，从 而构成了电竞素养的三个层次。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将宏观层面的电竞产业发展模式具象化为微观层面对从业者媒介素养能力的要求，通过诠释媒介素养与行业生态的互构关系，明确了从业者如何在电竞这一媒介中完善自身的媒介生产实践，实现数字化生存。

验证码（又称逆向图灵测试）似乎成为当前互联网用户注册、登录和执行某些操作的必要程序。尽管已有批评者指出验证码设计给特殊人群带来的识别和输入等障碍，当前却鲜有研究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解构这种验证机制的技术本体论。验证码技术展示了一类人机互动的关系倒转情境：计算机从作为“他者”的技术，摇身变为对人提问的考官，甚至开始界定和拷问人的本质，人则从“主体”蜕变为技术的“他者”。本文引入技术哲学和技术现象学相关理论，讨论逆向图灵测试如何介入并影响了人对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实践。文章分析了“我验故我在”人机互动隐含的身体观和能力主义（ableism）预设，以现实案例揭示逆向图灵测试的发展如何进一步将人制造为技术的“他者”，扩大了能力主义隐含的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最后通过展示“缺陷”和“连接”的技术方案，讨论去能力主义（dis-ableism）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