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理论在“传递观”“文化观”后，继续探索新的传播学认识论。随着技术的发轫，媒介环境革新、社会情感氛围急遽变化，而传播学的认识论却凝滞不前。这种停滞反映且加剧了传播研究和传播学发展的困境。传播学应如何发展，以何种姿态去做面向社会的、公共的、有力量感的研究，是传播学人共同关切的问题。本文就杨国斌教授提出的“作为翻译的传播”对其进行访问。杨国斌教授从态度和方法方面阐释“传播翻译观”，强调要尊重差异，以谦卑的学习态度，反思、改善和修正原有成见，做具有关怀和希望的学术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报刊教育功能观发展至成熟阶段，突出表现为教育在与宣传、组织功能地位的动态变化中出现了一个明显跃升，成为报刊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1943年初胡乔木撰写的《报纸是教科书》为此提供了历史依据。本文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报刊教育功能观的具体内涵、逻辑基础、理论意义以及与其他报刊功能之间的关系。作为以“报纸是教科书”为中心隐喻的延伸式隐喻篇章，“教育”语域与“新闻”语域中的各要素自然地形成映射关系，建构了包含党报的角色与特征、报纸工作者的职责与伦理的报刊教育功能观念框架，为党报改版提供了有力的诠释。“报纸的党性与人民性”“宣传”“组织”“中共特色新闻学”“为教育而学习”等观念构成了理解报刊教育功能观的意义之网，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深度嵌入社会，使社会技术系统内的知识流转与传播网络更加复 杂。已有研究多关注平台、技术在知识传播中的中介作用，忽视了人类在知识传播网络中 的知识转译和传播功能。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本研究以医疗职业陪诊师在医疗健康系统的知识中介和转译实践为切入点进一步拓展了相关讨论。研究发现，陪诊师在摆渡患者疾患经验和医疗专业知识、医疗组织系统的隐性知识，以及数字医疗技术系统知识中扮演“知识专家”“知识领航人”和“知识修补师”的角色。他们通过对医疗系统相关知识的中介和转译，成为嵌入医疗健康系统的人类补丁。将人作为重要的中介因素纳入知识传播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揭示人在复杂知识传播网络中所扮演的认知调节角色，及其在支撑知 识流动过程中发挥的桥接与补足作用。

本研究意图兼顾结构性与能动性因素，探索主客观相对不平等维度对数字不平等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数据，分析结构性社会资本、认知性社会资本、相对剥夺和主观幸福感影响数字不平等的程度、路径与群体差异。数据分析发现，认 知性社会资本和主观幸福感是影响感知数字不平等的关键因素，其中，认知性社会资本显著负向预测数字不平等，在男性或者青年群体中更为显著；主观幸福感同样显著负向预测数字不平等，在女性或者青年群体中表现显著；相对剥夺与结构性社会资本影响不显著。因此，研究认为，数字不平等是一个多视角、多维度、多阶段的议题，在确定增进数字平等的干预措施时，需要从长期视角，结合社会与技术发展前景与预测，整体考虑多方因素如主客观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等，采取多主体、多层面、多维度的综合性措施。

从媒介学的视角入手，本文首先较为完整地呈现了“谦乐桥”的经验材料，包括历史演变与现状，以及在桥头举行的各种民间仪式等。紧接着，文章对中文中的“桥”的含义进行梳理，以此阐明在中文语境中“‘桥’何以成为‘媒介’”。在此基础上，文章再度勾连“谦乐桥”的经验材料，充实、完善了“桥”作为“媒介”的一层特定意义——连通与阻隔，进而，基于经验材料又发掘出了“桥”作为媒介的又一层特定的意义，即其连通与阻隔还体现在阴阳之间，具有“灵媒”的意义。这样的讨论，对于丰富“媒介学”理论话语，实现中西方话语在学术层面的融合，具象化媒介学的某些抽象话语，实践中国传播研究的“在地化”“理论化”等，均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西部乡村初中生因青春期特质与地域限制，易陷入问题性手机使用困境。家庭作为青少年的主要社会化场域，揭示其内部沟通模式及其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机制，对理解与改善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情况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601名西部乡村初中生的心理与 行为数据发现：（1）在我国西部乡村地区约858.73万名初中生中，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整体发生率达31.6%至39.2%，高于国内外同龄群体，且男生尤为严重；（2）受西部儒学传统与现代教育思潮双重影响，西部乡村家庭沟通呈现“权威-服从型”“引导-服从型”“尊 重-对话型”三种模式；（3）家庭沟通模式显著影响西部乡村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其中“引导-服从型”更容易催生其孤独情绪，进而正向预测问题性手机使用，这种内生于家庭的孤独在高水平学校联结的调节下，其中介效应进一步被强化。由此，解决“媒介过 载”的关键在于弥补家庭内部的“链接失落”。

村干部是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中间者”。国家政务平台下乡往往需要村干部对接执行。基于对湘西州政务“平台下乡”过程及村干部平台使用的实践经验研究，本研究发现：村干部需“承包”国家的信息收集、平台下载等数字任务，村干部出现屏幕化趋势。平台界面结构固定了村干部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身份，国家标准化的数字类型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形成乡村社会的清晰治理。国家与村干部的互动本质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国家通过平台与村干部互动形成更为制度化的乡村社会交往秩序，这是国家平台的“中间”治理。但平台下乡过程中也出现乡村社会“数字形式主义”“数字悬浮”等问题。本研究旨在对村干部平台使用的经验进行研究或创新数字时代国家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讨论媒介化治理，需要超越媒体逻辑，进入到更深的社会结构层面。通过对江苏省M村的一个农文旅项目的田野考察，研究发现，乡村治理的中介化逻辑是媒介化治理的技术和内容之外的更为基础性和结构性的逻辑。农文旅项目作为居中媒介，不仅连接着城乡经济和价值，还能对城乡关系进行能动性再生产，进而创生出城乡融合的新乡村。这个整体性的过程体现了乡村治理的中介化逻辑，包含三个层次。首先强调连接，调和矛盾；其次强调联结，关注媒介居中进行能动性再生产的能力、过程和对两端事物带来的改变；最后强调新生，从过程转向结果，关注两端因碰撞而生长出来的具有时代性和未来性的新事物。

“列宁主义”一词在华早期传播的表述大致经历了列宁的/过激派的主义这一偏正短语，译自英语和日语的广义派主义、过激主义，以及借用英文“Bolshevism”原词及其音译、意译，到自觉阐释并最终定型为“列宁主义”这一专门概念的过程。“列宁主义”出场前后及其接受与定型显示了列宁主义由“了解的非正式知识”逐步转向“掌握的正式知识”，进而成为行动指南的过程。这一过程揭示了作为知识的列宁主义在华早期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媒介偏向、权力关系乃至偶然因素。其中，既包括国内对“列宁主义”知识来源的洞察和列宁主义由思想转入实践过程中的意义争夺，也包括特定事件、人员流动乃至翻译及书写的影响，由此提示了历史选择的过程。

数字连接所产生的时间错置、干扰、边界模糊和暴露效应危及数字福祉，基于技术可供性的断连和优化连接成为用户的另类选择。不同于“精装”朋友圈和“无人问津”的微博，微信状态用户通过想象可见性及平台具象可见性搭建了能够展示真实自我和获取关注的中台。在中台，用户驯化微信状态的部分功能以打破“线上围城”、降低社交倦怠，线上社交的“去连接”行为增加。为满足在线社交难被感知、能被遗忘和塑造认同的新社交需求，用户通过微信状态调用“电子日记”、网络“树洞”和仪式性“心愿池”等传统人内传播方式实现在线社交空间中区化，在平衡隐私与表达之间取径线上交往的“再连接”。无论是基于连接功能的去连接社交实践还是基于断连需求的再连接社交表达，都是用户驯化技术的反连接交往行动，在此过程中实现线上社交调节。

“自证”的实践在当今国内饭圈颇为普遍：从贩售周边商品、到加入线上社群，再到发表言论，“自证”已成为粉丝间建立信任的关键环节。“自证”的标准化与常规化反映出数字时代个体面临的信任危机，为研究青年群体数字交往提供了一个切口。本研究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粉丝群体进行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在“透明社会”的理论视角下梳理了粉丝“自证”现象的生成脉络，并分析其背后的技术背景和文化权力运作机制。研究发现：在数字交往背景下，“自证”可被视为粉丝自我“治理”的过程，作为圈内的共享规则，“自证”既是粉丝交往的前提，也是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回溯性地建构透明主体的方式；在信任制度的构建上，粉丝群体通过多元的形式展演“信誉资本”，并基于复杂的“多元货币”体系评估爱意的浓度和作为粉丝的“本真性”；当粉丝间的人际信任逐渐转向更为抽象的技术信任，列表、截图、水印等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然而，在使用数字技术追求“透明”的过程中，信息爆炸和对情感差异的抹除引发了个体焦虑和信任困境，其潜在的暴力问题亟待反思。

情感转向不仅关涉知识议程的变动，还提示了情感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突显。莱克维茨在构建诊断当代社会的理论时，将互联网称为情感机器，但并未详细论证。本文以莱克维茨的实践理论和独异性理论为主线，试图分析互联网何以成为情感机器。现代社会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便开始成为一个以情动人的独异性社会，而互联网是不同社会事物竞争独异性的关键场所，社会事物能否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被承认为独异之物，则取决于能否在情感层面触动他人。因此，互联网的核心不在于作为信息媒介就事论事地传播信息，而在于作为情感机器通过叙事化、审美化等方式撩拨情感，其产物便是情感公众。这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理解，为何打破回音室（也即“晓之以理”）无法有效解决依靠“动之以情”驱动的网络极化现象。

中国直播电商在飞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独特情感互动特征的商业模式。本研究基于齐泽克的批判性精神分析理论，采用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对电商主播的情感劳动进行“征兆性解读”，探讨意识形态机制与主播心理层面的深层关联。研究发现，电商主播的情感劳动在数字技术的中介下被重构为“杂合性情感劳动”，其核心征兆是“数字化亲密感”，具体表现为主体的双重分裂——感知分裂和认知分裂，揭示了情感商品化的矛盾性与特殊性。通过分析杂合性情感劳动中资本逻辑与欲望逻辑并行的剥削形态，本研究从两个层面探讨如何穿越数字大他者的剩余快感幻象，即重塑情感以及重构认同，提出电商主播应强化情感劳动的具身性与真实性，回归劳动本质，以此实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效抵抗。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其能够将人、机器、物体等各种事物紧密联结，形成万物互联的社会形态，扮演愈发关键的媒介角色。但各国如何理解、塑造和治理人工智能的媒介应用还有待分析。本研究采取话语网络分析法，以中美欧的人工智能治理政策为研究对象，从协同治理体制的结构和权能配置两个方面分别提炼人工智能社会技术想象的想象内容、主体关系及建构逻辑。研究发现：各国治理目标和治理主体均存在一定差异，面临不同的话语封闭问题。这也说明人工智能协同治理是一种主观的政治决策。为了避免人工智能的 社会技术想象因话语封闭而陷入科林格里奇困境，本文认为，我国可以通过观察他国的治理体制，在立足自身国情的基础上，丰富人工智能社会技术想象的内容、促进想象主体的多元化。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人机交互的突破性跨越，由此引发的人对自我身份的迷惑和人机信任危机需引起理论研究的重视。AI主播的出现，不仅助推了网络直播行业智能化的深刻变革，也给媒介信任重塑以及新型人机信任关系建构带来巨大的机遇与挑战。本 文将社会信任理论作为研究基础，以媒介等同理论为研究视角，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AI主播媒介性考察，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发展下人机信任关系构建的路径与机制。研究发现，拟人化和智能化的媒介性呈现对AI主播的人机信任具有直接影响；媒介性还通过感知价值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人机信任关系；技术自我效能感在媒介性与信任形成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具有较高技术自我效能水平的个体在互动中更易形成对AI主播的信任。研究提出的创新性观点可以促进以“智能为善、技术为人”为核心理念的新型人机关系的构建，进而完善新技术背景下的社会信任体系。

在线健康信息回避是数字时代的“讳疾忌医”，现已成为老龄化社会趋势下的重要公共健康问题。本研究旨在揭示算法推荐内容对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机制，并验证数字反哺作为家庭干预手段的有效性。子研究一（N = 343）基于“压力源—心理负担—行为”（SSO）框架，构建了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影响模型，并通过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进行检验。子研究二（N = 110）通过子代数字反哺干预实验，验证其干预路径及有效性。研究发现：1.算法推荐内容的信息相似性与过载表征会通过影响老年人信息倦怠感，引发健康信息回避行为；2.信息相关性不会引发健康信息回避行为；3.子代数字反哺能显著减少老年人对数字健康信息的倦怠感，并有效抑制由此引发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以及制定有效治理措施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高龄少子化国情下，以陪伴机器人为代表的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正走进我国家庭。想要陪伴机器人更好地服务老人，来自家人的内层社会支持十分重要。通过9个月的参与式观察与四阶段深度访谈，研究发现，我国老年人使用陪伴机器人获得的来自子孙、配偶的内层社会支持主要体现为工具支持、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其中代际支持呈现出“不支持—有限支持—适度支持—过度支持”的动态、交织过程；老年人也会对子孙代使用机器人提供反向支持；配偶支持以情感支持为主，男性老年人较少支持女性伴侣使用陪伴机器人，而女性老年人更依赖配偶的支持；作为“他者”的陪伴机器人在家庭中更像是一个联结老年人社会关系的中介，而非人机传播中的陪伴者。

国际传播不仅要重视“说了什么”和“怎么说”，更要重视“关系”的创建与维护。本研究以指数随机图模型为分析框架，以“一带一路”议题为案例，考察了X（原Twitter）上媒体账户的“情感”与“身份”属性对其互动关系创建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情感上，消极情感抑制了互动的发出，被消极情感主导的媒体表现出“独白”式的言说倾向；积极情感具有同质性效应，被积极情感主导的媒体形成了联系紧密的“情感社群”。在身份上，共同的区域身份促进了互动的发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媒体具有明显的外向性特征；并且区域身份具有同质性效应，“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媒体之间形成了联系紧密的“区域身份共同体”。理论上，研究阐明了情感与身份属性对媒体间互动的影响机制；实践上，研究为如何从“关系”视角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启发。

共情是揭示全球化时代个体情感如何连接的重要因素，对于“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而儿童形象呈现通常是唤起共情的“视觉锚点”。本研究基于传播生理心理研究中的眼动追踪技术，采用2（儿童视觉框架：有儿童 / 无儿童）×2（图片说明：有图片说明 / 无图片说明）×2（图片形象化程度：高 / 低）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探讨新闻图片中的儿童视觉框架、图片说明与形象化程度对个体注意及共情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儿童视觉框架虽然能够显著引起注意，但并不能唤起受众的共情；详尽可能性模型（ELM）中的双路径在风险传播领域会产生适应性变化，动态的、流动性的认知路径判断更符合当下风险传播的情境；高形象化程度的新闻图片并未提高个体注意，在瞬时效果之外还需关注其长期效果。

不同于西方“断连”研究着眼于基于技术的、作为个体的人与媒介之间的“连接”或“断开”，本文基于中国经验的“疏联”研究，是将社交媒体中个体的断连实践放置于中国的关系情境中，关注受个体文化影响的当代青年在“关系-个体化”情境，与自家人、熟人关系间的重新联结以及由此产生的差序格局的变化。首先，在横向的自家人关系中，对父母顺从的“应有之情”不再被强调，呈现出“亲而不尊”的情感表达与“孝而不顺”的格局建构特征。在纵向型熟人关系中，中国人人情-面子法则依然是主要的交往动力。遵循上下等级的“序”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呈现出“尊而不亲”的情感表达和关系建构特征。在平行型熟人关系中，工具、情感维度的交织共同决定了关系走向。在数字媒介的中介化作用下，与潜在关系缔结的“网缘”成为新的网络熟人关系。一方面，工具性考量使得这类关系趋于疏联，另一方面，“真有之情”成为这类关系的趋近动力。总之，“疏联”是当代青年在“关系-个体化”情境中的一种个体化（自我文 化）与关系文化的耦合关系策略，它不仅契合了中国人的关系格局和个体化进程之间的张力实践，同时也具备与西方“断连”概念对话的本土理论潜力。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法不仅是一种军事战术，更是一种哲学思辨的社会组织方式，它处理的“流动”与“稳定”这对矛盾是事物发展中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辩证关系。游击办报脱胎于游击战法，过往新闻史研究关注到了这种办报方式在抗战时期的高度流动化特点，但对办报过程中如何处理流动作业与稳定运行之间的辩证关系鲜少讨论。本文通过分析《新华日报》（华北版）相关史料认为，游击办报的新闻采编形式、媒介物料生产、多样化发行网络的构建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根据地流动与稳定之间的矛盾，展示了解决媒介物质性问题的特殊方式，使得边区媒介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协调，团结根据地军民革命共同体，并随着战争形势不断变化，从而更好地完成联系群众、动员革命的传播职能。这种灵活的辩证思维与实践活动既是中国独立自主新闻学理论体系的体现，也是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4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持续返本开新，取得丰硕成果，彰显了学术自觉。诸多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通过对革命导师办报实践及新闻思想的考辨与重思，发挥了正本清源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的指导思想，学界从多元维度着眼，持续深化探索，极大拓展了马新观研究范畴。与此同时，许多研究立足当下，融合理论与实践，围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发展进行论述，展现出“体用贯通”的鲜明特征。展望未来，学界应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迈向新高度、实现新发展。

2024年，不仅是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服务的第30个年头，也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大量爆发的一年。今年，学者们主要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与人机关系等议题展开大量相关讨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思考。本文依据选题的新鲜度、理论视角的新颖性和研究的深入程度等标准，从2024年核心期刊的新媒体研究中提炼出五大议题，即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知识生产范式的变革、人机关系的新局面与新问题、人工智能时代的跨界交往与新情感实践、数字游民研究、微短剧研究，并分门别类加以简要地述评，以期通过这种有限的梳理与整合，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本文以研究问题意识、现实关怀、理论视野与方法规范性为主要标准，从2024年18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中遴选出148篇研究，并对其加以分类，以传播研究范式的延续和变革、人机传播与人机关系、批判算法研究、平台劳动与数字游牧、健康传播、数字交往、媒介记忆、数字时代的乡村治理、媒介化时代的养育实践和老龄化、边缘群体的媒介实践、媒介物质性共计十一个话题勾勒了过去一年中国传播研究的知识图景。

本文从2024年近30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中遴选出在研究问题、观点视角和论证方式等方面较为创新的新闻学论文。2024年中国新闻学研究保持较为稳定的议题聚焦与视角创新。首先，新闻理论、新闻生产、媒体融合、新闻从业者以及新闻用户等方面的研究，支撑起过去一年新闻学知识生产的基本盘。其次，随着数智传播技术对新闻实践的不断重塑，关于新闻业务与多元叙事的理论探讨重回新闻研究的前沿视野。此外，研究者们在中国新闻创新实践的追踪与比较、经典新闻学概念的反思与钩沉、新闻史与社会政治史的交叉研究以及新闻与社会性别等议题的探索上亦有亮点。

在环境心理学视角下，本研究着眼于“人—广告—光线环境”三者所建构的广告传播的具体的物理情境，通过三个实验聚焦光线环境对广告效果产生影响的具体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产品类型在光线环境和消费者的产品态度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即对实用品而言，明亮的光线环境中消费者对产品的态度更为积极；而对享乐品而言，昏暗的光线环境中消费者对产品的态度更为积极。这一调节作用通过消费者的自我呈现意识这一中介变量得以实现，对实用品而言，自我呈现意识发挥中介作用，即明亮的光线环境中，消费者的自我呈现意识被激发，对实用品持有更积极的态度，但对享乐品而言，自我呈现意识未发挥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对广告理论视角的拓展和广告实践具有一定启发。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交机器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本文从计算传播学的视角出发，探讨社交机器人田野实验的概念界定、方法建构、实验设计及其实际应用，认为社交机器人田野实验结合了大数据分析与仿真方法的优势，已发展为一种高度可控的实验法。社交机器人田野实验为观察、分析与理解数字媒体环境中的传播现象提供了新思路，将助力于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验证、探索与拓展。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通过社交机器人田野实验对过滤气泡的成因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发现，即使控制了社交机器人账号的阅读行为偏好，其在随机阅读实验后仍可能陷入过滤气泡。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灾害给灾难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基于2021年郑州暴雨救援中广为传播的《待救援人员信息》在线协作文档，探索了自组织社群通过媒介化的方式实现灾难救援中的协同治理的过程。研究结果表明，自组织社群中的持续参与者是促成救援成功的核心要素。首先，持续参与者通过扮演网络中介和缩短成员间的互动距离，成功提高了待救援人员转化为成功救援人员的概率；其次，正是由于持续参与者针对救援文档中出现的问题促成的供需匹配、资源部署、加速信息流动、联结多元行动者等解决方案，包括国家、市场和公众在内的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持续互动的利益调和与联合行动过程才得以实现。最后，本文讨论了灾害中的媒介化治理的特征，回应了在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之下，基于数字媒介技术的治理革新如何实现治理效能优化的问题。

版权正当性多次受到重大技术变革的考验，对其反思是一个传统又常新的话题。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由“量变”到“质变”的标志，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大模型不仅挑战了现行版权法，更是对版权正当性再次提出了质疑，支撑版权正当性的传统基础理论面临新环境适应性的挑战：劳动财产理论的赋权依据和标准“失灵”，人格理论的先决条件难以为继，激励理论的激励愿景无法达成。ChatGPT语境下单一理论不能完成版权正当性的证成任务，应转而寻找一种多元观念指引下的理论集合：劳动财产理论、分配正义理论和社会规划理论分别在权利范围划定、经济利益分配和社会文化建设层面证成了版权的多元价值，为新技术语境下的版权正当性建构了一个相对连贯、逐级递进的理论基础。

值此基特勒所著Aufschreibesysteme 1800/1900即将出版40周年之际，本文返回该著，对其核心术语，也是贯穿基特勒媒介理论的基础性概念——“Aufschreibesystem”进行解析。论文分析了英美学界将“Aufschreibesystem”译介为“话语网络”的原因，从词源学上考证其真正含义为——“铭文系统”。本文梳理了该概念与香农—韦弗的信息论、福柯的“外部性”、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德里达的文字学等渊源和关系，着重揭示出“铭文系统”包含的“铭刻”“转换”“表面”等具体意涵，并通过比较福柯、拉康和德里达的相关思想，勾勒出其“铭文”的世界图景。这不仅打开了基特勒媒介理论中长期被忽视和遮蔽的诸多面向，揭示其构建媒介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也为解析历史和当下留下了独特而重要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