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不仅要重视“说了什么”和“怎么说”，更要重视“关系”的创建与维护。本研究以指数随机图模型为分析框架，以“一带一路”议题为案例，考察了X（原Twitter）上媒体账户的“情感”与“身份”属性对其互动关系创建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情感上，消极情感抑制了互动的发出，被消极情感主导的媒体表现出“独白”式的言说倾向；积极情感具有同质性效应，被积极情感主导的媒体形成了联系紧密的“情感社群”。在身份上，共同的区域身份促进了互动的发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媒体具有明显的外向性特征；并且区域身份具有同质性效应，“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媒体之间形成了联系紧密的“区域身份共同体”。理论上，研究阐明了情感与身份属性对媒体间互动的影响机制；实践上，研究为如何从“关系”视角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启发。

共情是揭示全球化时代个体情感如何连接的重要因素，对于“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而儿童形象呈现通常是唤起共情的“视觉锚点”。本研究基于传播生理心理研究中的眼动追踪技术，采用2（儿童视觉框架：有儿童 / 无儿童）×2（图片说明：有图片说明 / 无图片说明）×2（图片形象化程度：高 / 低）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探讨新闻图片中的儿童视觉框架、图片说明与形象化程度对个体注意及共情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儿童视觉框架虽然能够显著引起注意，但并不能唤起受众的共情；详尽可能性模型（ELM）中的双路径在风险传播领域会产生适应性变化，动态的、流动性的认知路径判断更符合当下风险传播的情境；高形象化程度的新闻图片并未提高个体注意，在瞬时效果之外还需关注其长期效果。

不同于西方“断连”研究着眼于基于技术的、作为个体的人与媒介之间的“连接”或“断开”，本文基于中国经验的“疏联”研究，是将社交媒体中个体的断连实践放置于中国的关系情境中，关注受个体文化影响的当代青年在“关系-个体化”情境，与自家人、熟人关系间的重新联结以及由此产生的差序格局的变化。首先，在横向的自家人关系中，对父母顺从的“应有之情”不再被强调，呈现出“亲而不尊”的情感表达与“孝而不顺”的格局建构特征。在纵向型熟人关系中，中国人人情-面子法则依然是主要的交往动力。遵循上下等级的“序”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呈现出“尊而不亲”的情感表达和关系建构特征。在平行型熟人关系中，工具、情感维度的交织共同决定了关系走向。在数字媒介的中介化作用下，与潜在关系缔结的“网缘”成为新的网络熟人关系。一方面，工具性考量使得这类关系趋于疏联，另一方面，“真有之情”成为这类关系的趋近动力。总之，“疏联”是当代青年在“关系-个体化”情境中的一种个体化（自我文 化）与关系文化的耦合关系策略，它不仅契合了中国人的关系格局和个体化进程之间的张力实践，同时也具备与西方“断连”概念对话的本土理论潜力。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法不仅是一种军事战术，更是一种哲学思辨的社会组织方式，它处理的“流动”与“稳定”这对矛盾是事物发展中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辩证关系。游击办报脱胎于游击战法，过往新闻史研究关注到了这种办报方式在抗战时期的高度流动化特点，但对办报过程中如何处理流动作业与稳定运行之间的辩证关系鲜少讨论。本文通过分析《新华日报》（华北版）相关史料认为，游击办报的新闻采编形式、媒介物料生产、多样化发行网络的构建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根据地流动与稳定之间的矛盾，展示了解决媒介物质性问题的特殊方式，使得边区媒介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协调，团结根据地军民革命共同体，并随着战争形势不断变化，从而更好地完成联系群众、动员革命的传播职能。这种灵活的辩证思维与实践活动既是中国独立自主新闻学理论体系的体现，也是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4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持续返本开新，取得丰硕成果，彰显了学术自觉。诸多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通过对革命导师办报实践及新闻思想的考辨与重思，发挥了正本清源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的指导思想，学界从多元维度着眼，持续深化探索，极大拓展了马新观研究范畴。与此同时，许多研究立足当下，融合理论与实践，围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发展进行论述，展现出“体用贯通”的鲜明特征。展望未来，学界应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迈向新高度、实现新发展。

2024年，不仅是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服务的第30个年头，也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大量爆发的一年。今年，学者们主要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与人机关系等议题展开大量相关讨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思考。本文依据选题的新鲜度、理论视角的新颖性和研究的深入程度等标准，从2024年核心期刊的新媒体研究中提炼出五大议题，即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知识生产范式的变革、人机关系的新局面与新问题、人工智能时代的跨界交往与新情感实践、数字游民研究、微短剧研究，并分门别类加以简要地述评，以期通过这种有限的梳理与整合，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本文以研究问题意识、现实关怀、理论视野与方法规范性为主要标准，从2024年18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中遴选出148篇研究，并对其加以分类，以传播研究范式的延续和变革、人机传播与人机关系、批判算法研究、平台劳动与数字游牧、健康传播、数字交往、媒介记忆、数字时代的乡村治理、媒介化时代的养育实践和老龄化、边缘群体的媒介实践、媒介物质性共计十一个话题勾勒了过去一年中国传播研究的知识图景。

本文从2024年近30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中遴选出在研究问题、观点视角和论证方式等方面较为创新的新闻学论文。2024年中国新闻学研究保持较为稳定的议题聚焦与视角创新。首先，新闻理论、新闻生产、媒体融合、新闻从业者以及新闻用户等方面的研究，支撑起过去一年新闻学知识生产的基本盘。其次，随着数智传播技术对新闻实践的不断重塑，关于新闻业务与多元叙事的理论探讨重回新闻研究的前沿视野。此外，研究者们在中国新闻创新实践的追踪与比较、经典新闻学概念的反思与钩沉、新闻史与社会政治史的交叉研究以及新闻与社会性别等议题的探索上亦有亮点。

在环境心理学视角下，本研究着眼于“人—广告—光线环境”三者所建构的广告传播的具体的物理情境，通过三个实验聚焦光线环境对广告效果产生影响的具体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产品类型在光线环境和消费者的产品态度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即对实用品而言，明亮的光线环境中消费者对产品的态度更为积极；而对享乐品而言，昏暗的光线环境中消费者对产品的态度更为积极。这一调节作用通过消费者的自我呈现意识这一中介变量得以实现，对实用品而言，自我呈现意识发挥中介作用，即明亮的光线环境中，消费者的自我呈现意识被激发，对实用品持有更积极的态度，但对享乐品而言，自我呈现意识未发挥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对广告理论视角的拓展和广告实践具有一定启发。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交机器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本文从计算传播学的视角出发，探讨社交机器人田野实验的概念界定、方法建构、实验设计及其实际应用，认为社交机器人田野实验结合了大数据分析与仿真方法的优势，已发展为一种高度可控的实验法。社交机器人田野实验为观察、分析与理解数字媒体环境中的传播现象提供了新思路，将助力于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验证、探索与拓展。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通过社交机器人田野实验对过滤气泡的成因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发现，即使控制了社交机器人账号的阅读行为偏好，其在随机阅读实验后仍可能陷入过滤气泡。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灾害给灾难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基于2021年郑州暴雨救援中广为传播的《待救援人员信息》在线协作文档，探索了自组织社群通过媒介化的方式实现灾难救援中的协同治理的过程。研究结果表明，自组织社群中的持续参与者是促成救援成功的核心要素。首先，持续参与者通过扮演网络中介和缩短成员间的互动距离，成功提高了待救援人员转化为成功救援人员的概率；其次，正是由于持续参与者针对救援文档中出现的问题促成的供需匹配、资源部署、加速信息流动、联结多元行动者等解决方案，包括国家、市场和公众在内的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持续互动的利益调和与联合行动过程才得以实现。最后，本文讨论了灾害中的媒介化治理的特征，回应了在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之下，基于数字媒介技术的治理革新如何实现治理效能优化的问题。

版权正当性多次受到重大技术变革的考验，对其反思是一个传统又常新的话题。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由“量变”到“质变”的标志，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大模型不仅挑战了现行版权法，更是对版权正当性再次提出了质疑，支撑版权正当性的传统基础理论面临新环境适应性的挑战：劳动财产理论的赋权依据和标准“失灵”，人格理论的先决条件难以为继，激励理论的激励愿景无法达成。ChatGPT语境下单一理论不能完成版权正当性的证成任务，应转而寻找一种多元观念指引下的理论集合：劳动财产理论、分配正义理论和社会规划理论分别在权利范围划定、经济利益分配和社会文化建设层面证成了版权的多元价值，为新技术语境下的版权正当性建构了一个相对连贯、逐级递进的理论基础。

值此基特勒所著Aufschreibesysteme 1800/1900即将出版40周年之际，本文返回该著，对其核心术语，也是贯穿基特勒媒介理论的基础性概念——“Aufschreibesystem”进行解析。论文分析了英美学界将“Aufschreibesystem”译介为“话语网络”的原因，从词源学上考证其真正含义为——“铭文系统”。本文梳理了该概念与香农—韦弗的信息论、福柯的“外部性”、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德里达的文字学等渊源和关系，着重揭示出“铭文系统”包含的“铭刻”“转换”“表面”等具体意涵，并通过比较福柯、拉康和德里达的相关思想，勾勒出其“铭文”的世界图景。这不仅打开了基特勒媒介理论中长期被忽视和遮蔽的诸多面向，揭示其构建媒介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也为解析历史和当下留下了独特而重要的思想遗产。

本文以陈直事件的媒体文本为分析对象，考察传媒如何中介农民工与主流群体之间的距离，揭示其中的叙事、话语策略及其影响。研究发现，最初发布的非虚构写作以及后续大多数评论文本在农民工与主流群体之间创造了一种建立在“追求意义”之普遍人性基础上的亲近性设定，它将阶层差异收编为平等主义视阈下的身份差异，掩盖了不平等的物质面向。在亲近性设定之外，少数文本通过重新书写个体差异与阶层差异展现了不同的距离构造方式，勾画了媒体定位公众及其道德坐标的另类图谱。借鉴西尔弗斯通“适当的距离”，本文认为上述三类文本实践，即去差异化书写、对个体差异与阶层差异的重新书写，充分体现了远方他人的中介化作为一项政治、道德事业的复杂性。媒体文本道德力量和政治效能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对“附近的我们”与“远方的他人”之亲近性与差异性的不断协商与开放讨论中。

城市空巢老人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老龄化浪潮中最严峻挑战之一。互联网时代，破解城市空巢老人身体“空巢”与心理“空心”的双重困境，除呼吁家庭、朋友与社会的共同关爱，更离不开社交媒体辅助支持。研究聚焦城市空巢老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特定在线社交活动，勾勒出城市空巢老人微信社群参与经由不同来源社会支持进而影响孤独感的路径，并进一步探讨不同来源社会支持作用差异的深层动因。研究发现，朋友支持在城市空巢老人的微信社群参与度和孤独感之间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家庭支持和其他支持则呈现出疲软态势。这是微信社群属性、物理空间区隔、舆论导向、个体选择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的逻辑耦合，但是，单一来源社会支持难掩空巢老人情感支持薄弱、社会保障缺位的现实隐忧，未来应搭建线上线下有效联动的社会支持体系，推动社会支持从单一失衡到多元均衡跨越。

AI技术加持的早教与陪伴机器人逐步嵌入中国家庭的亲职劳动，本研究将这一媒介现象概括为“人机合作育儿”。受“贤妻良母”传统文化意识的影响，育儿劳动成为一种“高强度母职”。现有研究多聚焦智能育儿机器人之于高强度母职的赋权与冲突，而对于女性与智能化育儿代理人的契洽与抵抗、互动与区隔等复杂关系还缺乏深入细致的讨论。本研究以“划界工作”这一社会学概念为基本分析框架，基于对正使用智能育儿机器人的20位中国中产阶层女性的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发现女性以人机合作育儿的意义、场景与风格作为划界工作的三种取向，调节、确认与重构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的互动关系。“人机合作育儿”充分展现了性别与技术的交叉如何在动态中强化又削弱女性的母职经验，彰显了技术干预下代间连结与社会性别互动的复杂性。

新闻传播学需要关注研究的可复制性危机。在这次对谈中，我们讨论了对现象的描述如何作为获取经验知识的基本手段，可复制性如何成为知识生产的认识论原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考察了2023年新闻传播学五大期刊发表的论文。结果显示，其中经验研究的可复制程度普遍不高，尤其是在人文取向的质化研究中。针对这些结果，我们展开了科学认识论的分析和解读，并据此提出了提升经验研究可复制性的具体建议，以求走向可相互检验、提升社会公信力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新闻与文艺渊源深厚，但由于学术分工和专业细化，使得二者又时常泾渭分明。实际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抗战时期还是和平年代，都有着新闻战线与文艺战线的聚合。本文关注具体而微的细腻实践，聚焦于以晋察冀根据地战斗英雄李殿冰为原型集体创作的新剧种“新闻报道剧”，以及此后一度涌现的“新闻报道剧”风潮，探讨跨文本的“真人真事”和典型政治、跨媒介技术手段融合和传播形式更新、跨主体创作的集体规约和权能关系调整，从而展现如何以新闻与文艺相结合的方式，将新文化从中央到地方予以观念落地和深入实践。由此，论文进而延伸观照源自苏联的活报剧、中国当下的时代报告剧和数字新闻创新条件下的剧场新闻，以挖掘新闻性与艺术性融合发展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自2010年社交媒体兴起的10年间，汉语新词出现了一个重要特征，即这些新词发端于网络，并快速地从网络回归线下公共生活。与任何历史时期的“新词繁荣”类似，这些新词大规模地参与了社会建构和文化阐释。网络新词在进入日常社交空间的同时强化了社会已有的阶层刻板印象，其阶层指涉并不仅意味着客观的阶层定位，而且在“阶层自我定位”中不断感染网民情绪，当情绪达到一定阈值之后，形成社会共识。在此之下，针对新词意义的全民论辩已经出现，社会群体以此获得共同体认同，从而建构抗争主体，但这种抗争意识是在承认“我弱”的背景下完成的，民间将其演绎为退出机制。“退出”作为消极情绪策略，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动员能力，通过无需“讲理”的方式获得共情，实现概念“出圈”。

在当今社会，突发急性传染病是影响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威胁，官方、专家或专业机构传播健康信息施以引导对于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治至关重要，而作为亲历者的患者发布的相关信息及其作用也不容忽视，然而却少有研究对此进行探究。在短视频流行的背景下，本研究以抖音平台上新冠肺炎患者发布的自述视频为例，基于拓展平行反应模型，运用内容分析法考察其内容特征及其对公众在线参与和情绪唤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所有视频均至少存在威胁（严重性、易感性）和效能（自我效能、回应效能）成分中的一种。威胁和效能成分均分别对视频点赞量、评论量和收藏量具有正向影响。同时，高严重性成分和高易感性成分分别促进公众的恐惧唤起和焦虑唤起，而高自我效能成分则显著减少公众的恐惧唤起和焦虑唤起，此外低回应效能成分促进公众的焦虑唤起。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了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可信是“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以美国主流媒体在东盟有关“一带一路”的报道为例，探究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的情感倾向对中国可信政治形象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主流媒体报道越正面，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可信政治形象认知越正面，反之亦然。通过加入与美政治信任和与美同盟关系两个调节变量发现，与美关系越紧密的东盟国家越不容易受媒体影响，与美关系较疏离的东盟国家越容易受媒体影响。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间信任具有稳定性，一旦信任关系建立，则不易受媒体因素影响，而对于未建立信任关系的国家，媒体能产生有效的影响。结合“楔子战略”理论，本文就在国际传播中如何实现联盟预阻和联盟分化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促进东盟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

生成式AI自问世以来持续发展，用户与AI之间的互动也开始逐渐超越传统的人际交往范畴。本研究将关注置于“人机之恋”这一设计者未预期的情感实践之上，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基于示能理论考察用户如何与AI携手跨越并重塑交往边界。研究发现，用户们通过特殊提示词引导AI突破限制以跨越既有边界；利用自然语言编程与生成式AI一同构建世界并打造虚拟恋人重塑交往边界；面对AI的技术限制与迭代过程导致的有限“记忆”与“恋人之死”等新边界，用户会采取记忆铭写、恋人“转生”等多种策略与技术系统进行协商以维持这一情感实践。这一动态的越界游戏不仅呈现了人机交往的新可能，也揭示了“过程性”与“不（可）确定性”之于示能理论的意义。

为弥补人机传播研究在理论和视角等方面的不足，本文结合人际传播理论，探究了家庭成员在智能音箱“共同媒介参与”过程中面临的“失灵”现象及采取的“修复”措施。录像分析与对视频内容的质性分析结果（N=74）显示：智能音箱在识别灵敏性、互动稳定性、语料多元性、内容与功能丰富性上的缺陷，以及儿童语言机能水平和智识发展水平较低是造成人机互动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修复过程中，智能音箱会采用负面型和正面型两类措施，儿童会采取语音和语义修复及非口头语言措施，父母会辅助性地采取鼓励引导、提供建议、行为示范和直接修复等措施；与一般常识不同的是，在人机传播过程中，多数时候是用户在适应机器的逻辑。根据研究结果，本文认为“过程”是人际传播与人机传播的重要结合点，且“发展的”取向的人际传播理论更适用于人机传播语境。本文同时对人机关系、人机文明和技术政治等相关话题进行了讨论。

验证码（又称逆向图灵测试）似乎成为当前互联网用户注册、登录和执行某些操作的必要程序。尽管已有批评者指出验证码设计给特殊人群带来的识别和输入等障碍，当前却鲜有研究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解构这种验证机制的技术本体论。验证码技术展示了一类人机互动的关系倒转情境：计算机从作为“他者”的技术，摇身变为对人提问的考官，甚至开始界定和拷问人的本质，人则从“主体”蜕变为技术的“他者”。本文引入技术哲学和技术现象学相关理论，讨论逆向图灵测试如何介入并影响了人对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实践。文章分析了“我验故我在”人机互动隐含的身体观和能力主义（ableism）预设，以现实案例揭示逆向图灵测试的发展如何进一步将人制造为技术的“他者”，扩大了能力主义隐含的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最后通过展示“缺陷”和“连接”的技术方案，讨论去能力主义（dis-ableism）的可能性。

自建党以来，拨款制就成为党报业资金来源的主流，即由党或政府的财政来提供资 金支持。这种将党报刊与党或政府财政捆绑在一起的制度，在财政发生较大的波动时常常令党报刊陷入难以维持的处境。一旦这种状况发生，党报业的资金来源如何因应?本文以党历史上的三次财政入不敷出为考察背景，党报刊为减轻党或政府的财政负担，所做的资金来源的因应为考察对象。研究发现，百年来党报业的资金来源犹如钟摆一般，在拨款制与市场化之间震荡，形成多种组合，并在某种情形下发生转化。一旦发生财政困局，党报业便通过调整报价、刊登广告、健全发行网络、多元化经营等方式来缓解党 报业资金短缺的难题。

无人机的应用改变了当代战争行动、记忆和再现的方式——战争本身被直接传播化而非被当作内容纳入传播。但以往的媒介研究对军用无人机的关切陷入了视觉中心主义话语，这种话语将电影的经典屏幕装置作为潜在的理论范式，从而遮蔽了军用无人机作为行动装置的维度和其中身体的重要角色。本文通过对军用无人机界面装置及操作的姿势现象分析，揭示出一种不同的人、图像与装置的具身关系。界面中的操作统摄了装置 和操作者身体的多重功能，实现了身体远程在场的行动，因而无法用视觉的监视概括，而是一种“瞄准”的具身实践。在以操作图像为扭结的反馈机制中，操作者通过身体操 作和视觉反馈在图像中的同步而认同于装置，其身体的在场贯穿了多重空间，形成了一种分布式的新型主体。由此，过去被视觉媒介分割的视觉与触觉重新统合于整体性的身体中，视觉超然、唯一的地位被取消。在操作中，图像抽离为朝向人体感官透明的表面，同时也屏蔽了诠释性的技术代码文本。操作的统摄不仅重构了媒介的感官配置，还显示了技术发展带来的一种新的人-图像-世界关系。

当前，娱乐化的表达方式正逐渐占据公共领域，通过娱乐手段提升传播效果似乎已成为共识，但娱乐是否一定能促进传播效果尚需进一步的研究。本研究以防诈骗短视 频作为研究语境，以详尽可能性模型和一致性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通过对抖音上467个防诈骗短视频的内容分析，探究议题和媒介属性如何调节娱乐化对点赞量这一传播效果指标的影响。结果显示，防范教育和揭秘骗术信息抑制了娱乐化对点赞量的促进作用，但案件描述和财产损失信息强化了娱乐化对点赞量的提升效果。自媒体使用娱乐手段能显著提升点赞量，且这一效果不受任何类型信息的影响，但官媒的点赞量不受娱乐化影响。本研究不仅为使用娱乐手段进行公共传播提供了策略，还解释了娱乐化对传播效果的影响边界，对泛娱乐化背景下受众和媒体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解释。

数字游戏是一个开放性符号场域，玩游戏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性表意实践。本研究将 玩家视作游戏世界中的主体行动者和意义生产者，聚焦玩家在游戏世界中的自我呈现和 情感叙述。通过符号学分析和半结构化访谈发现，玩家在化身认同及其“客体化”关系中建立“过渡自我”;通过“行动共在”与意义联结，玩家在交互主体性中构造“社会 自我”;在社群符码的共造与互动仪式中，延伸出群体主体性身份及“文化自我”;在 “即时性”和“间接性”的符号斗争与反馈中，形成抵抗数字资本的“权利之我”。通过使用和创造符号，玩家不仅推动了游戏世界的发展，同时建构和衍化出自我概念、社会关系及其实现群体认同的方式。

2023年是中国大陆广告学专业教育开办40周年。由于传媒行业与技术环境的巨大变化，传统广告的运作模式受到严峻挑战。相应地，中国广告教育也面临转型升级的考验。本文通过对24家国家级一流广告学本科专业建设点相关教职人员的深度访谈，有如下发现:广告学专业正在为“泛广告”行业培养人才。信息生产的创意与创新能力培养 始终是广告教育的核心，而与时俱进的部分是对媒体环境、受众行为、新技术的学习。 广告学专业同时要培养学生“不变应万变”的素养与“以万变应万变”的能力。在一流专业评估标准方面应鼓励特色、打破量化指标的桎梏。研究结果或对新闻传播领域其他学科亦有参考价值。

不同于主流框架聚焦于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控制-反抗”关系的考察，本研究将视野转向数字零工经济中不可见的“非主流”群体“织女”——使用平台基础设施从 事编织零工的妇女。本研究通过网络民族志、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发现，织女由不同背景和技能水平的妇女组成，发展出了丰富的零工技术策略，她们对手工编织劳动与平台基础设施进行“双重编码”，形成弹性和韧性兼具的非正规经济网络。从织女的 劳动和组织实践入手，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妇女数字零工如何基于平台基础设施创造编织 劳动的数字化新形态，基于物质与非物质的灵活技术策略发展出活劳动想象，进而反思妇女与编码及更广泛的技术劳动的历史关系及其在当下的现实悖论。本研究希望能以案例研究提供实证观察，补充零工经济的性别视角，为图绘中国零工经济的切面提供更具有理论延展性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