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视频的兴起，国家新兴技术与科技成果的传播更加形象，伴随国家复兴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在评论区对国家的科技自信和认同情感也表现得更加强烈。本文以哔哩哔哩（Bilibili）平台科技类视频的评论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情感分析、语义网络分析、BTM话题模型分析等方法，通过认知—情感—行为意向模型探究青年受众在观看科技类视频后，对国家认同的态度问题。研究表明，青年受众观看科技类视频后，在认知层面，他们始终以国家为核心主体；在情感层面，他们表现出强烈的积极情感，并主要通过自我与他者对比、支持国产品牌、致敬科研人员、构建集体记忆这四种方式去进行情感表达；在行为意向层面，他们以支持、期待、致敬等积极行为意向为主。本文旨在探讨青年受众在科技类视频评论中对国家认同的认知、情感与行为意向的态度问题，为科技类视频传播的受众与传播效果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对生活在广袤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群体构成了尤为严峻的挑战。本文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首先通过对321份有效问卷的分析，验证了社会支持理论与应对评估框架相结合的作用与效果；随后结合安徽省南部某乡镇24位村民的深度访谈数据，探究基层精英与新媒体技术在信息传递中的互补作用如何为农村老年人健康保护行为提供有力支持，深入剖析基层力量在危机传播与公共卫生保障中的核心作用。研究发现，基层力量所提供的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以及信息性支持显著增强了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与反应效能感。依托社会支持理论，本研究不仅凸显了基层治理在打通健康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中的不可替代性，更揭示了社会环境作为塑造农村健康行为模式关键驱动力的重要性。

关于社交媒体上信息属性与传播效果关系的发现，以往大都基于文字信息得出，而以视听符号为载体的视频信息，亟待探索。诸如信息属性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为何？形式特征与内容特征，如何交互形成对传播效果的综合影响？本研究对三大中央级主流 媒体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2017全国两会短视频信息做全样本分析，采用计算机辅助编码与人工编码的方式进行内容分析，并结合参与式观察，考察短视频信息的标题文字表达特征、视频内容特征以及视听形式特征与传播效果的关系。研究发现，具有良好传播效果 的短视频信息，呈现出对积极、平等、稳定的信息属性的追求；对比前人基于文字介质做出的研究，视频信息强化了对社交媒体在信息沟通、情绪管理等社交属性上的契合；形式特征的正面影响则有限。

30多年前，互联网作为一种具有天然国际传播属性的的新型媒介进入中国。如今，国际传播已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既源于中国的发展进程，也与全球互联网深入普及相关。要把握中国国际传播的战略处境与时代使命，亟须重新审视互联网作为国际传播基础设施的本质及其历史脉络，并反思长期以来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相互割裂的认知模式。20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在中国引入，无论是在技术特性、应用方向、政策取向，还是在现实需求与主管体制上，均体现出其被视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契机，而非纯粹社会基础设施。重温这一历程，回归互联网由“内向”走向“外向”的开放取向与战略潜能，将是中国国际传播实现突破的关键。下一个互联网30年，中国国际传播的挑战不仅限于技术、应用、市场和政策等传统层面，更将深入到中国如何真正走向世界、与全球深度交融的“深水区”。

在当今移动互联网时代，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网吧都在消失。只有少部分城市网吧转型升级成了电竞馆，但乡村网吧无法完成转型升级，只能关门倒闭。因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平台社会的崛起，造成乡村网吧的发展出现层层脱嵌，这从根本上动摇了网吧存在的根基。为此，网吧行业出现倒闭潮并非简单的智能手机普及所能解释的，其背后是技术迭代驱动网络时代的变迁所引发的社会大转型。在此大转型中，新兴的平台技术体系对网吧这一老旧落后的基础设施形成了强大冲击，造成该基础设施与乡村社会逐步脱嵌而走向衰落。这也透射出中国互联网30年的发展变迁，乡村社会由此告别了过去网络基础设施不发达年代在网吧上网的日子，而逐渐融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平台体系。

已经消逝的网站是互联网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本文通过开展深度访谈和搜集整理互联网档案的方法，重访已经关停的西祠胡同分版“记者的家”，旨在为中文互联网历史研究提供一个关于新闻业的具体个案。该论坛在发展鼎盛期吸引了规模可观的新闻从业者在日常工作中使用，参与进了新闻产制的多个环节和职业社群的维系，成为中国市场化媒体记者在正式工作场所之外进行社会化的重要中介。研究认为，“记者的家”是互联网历史发展和中国新闻业改革发展交汇的产物，体现了新闻业在社交网络等非正式场合的职业社会化形态。这一非正式的社会化从工作实践和集体阐释上均对社群维系产生了积极效应。

想象是人们认知早期互联网的手段之一，亦折射着互联网与社会互嵌的过程，可以成为理解早期中国互联网的路径。本文基于“长时段”的分析视角，借助社会技术想象的理论脉络，结合语言、修辞与行动等多维框架，挖掘公共话语与记忆话语对于早期中国互联网（1984—1999年）的想象。研究发现，作为物质性、意义和道德的集合体，早期的互联网想象从技术层面、价值层面和社会层面三个维度展开，呈现了连通世界、复兴家国、重构生活三大主题，具有宏观整体性、技术乐观主义色彩浓厚、实用主义导向明显等特征。在“赶超”“复兴”的想象叙事中，嵌入中国社会的互联网被认为可以创造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赶超发展的契机，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赋予互联网的独特意涵。1995年作为这一“长时段”的探索性节点，标志着互联网从抽象概念向社会实践的发展，想象主题亦由宏观叙事逐步延展至日常体验。借由互联网想象的“渡口”，可以洞察中国社会对互联网的认知演变，拓展互联网历史研究的理论空间。

在当前的互联网史书写中，1994年与1987年是界定中国互联网开端的两个具有争议性的时间节点。而早在1986年，身处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就已开始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信息传播和社群联结，先后创立了全球第一份华人英语电子刊物、第一份中文电子刊物和第一个中文网络论坛。本文考察的是1986—1994年这个中国互联网的“史前时代”。研究发现，当时身处信息技术潮头以及国家边界上的知识精英充满着技术及文化上的现代化焦虑，这促使他们积极探索汉字的计算机输入法以及寻求基于社群的公共表达；这些中文网络社群虽逐渐衰落，但仍与国内产生了千丝万缕的交集，给国内互联网建设带来了人才和技术上的“火种”，在后冷战背景之下形塑了国内外对于中国互联网的政治想象，并为当下探索另类互联网文化和理解全球互联网史提供参照。

传播理论在“传递观”“文化观”后，继续探索新的传播学认识论。随着技术的发轫，媒介环境革新、社会情感氛围急遽变化，而传播学的认识论却凝滞不前。这种停滞反映且加剧了传播研究和传播学发展的困境。传播学应如何发展，以何种姿态去做面向社会的、公共的、有力量感的研究，是传播学人共同关切的问题。本文就杨国斌教授提出的“作为翻译的传播”对其进行访问。杨国斌教授从态度和方法方面阐释“传播翻译观”，强调要尊重差异，以谦卑的学习态度，反思、改善和修正原有成见，做具有关怀和希望的学术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报刊教育功能观发展至成熟阶段，突出表现为教育在与宣传、组织功能地位的动态变化中出现了一个明显跃升，成为报刊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1943年初胡乔木撰写的《报纸是教科书》为此提供了历史依据。本文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报刊教育功能观的具体内涵、逻辑基础、理论意义以及与其他报刊功能之间的关系。作为以“报纸是教科书”为中心隐喻的延伸式隐喻篇章，“教育”语域与“新闻”语域中的各要素自然地形成映射关系，建构了包含党报的角色与特征、报纸工作者的职责与伦理的报刊教育功能观念框架，为党报改版提供了有力的诠释。“报纸的党性与人民性”“宣传”“组织”“中共特色新闻学”“为教育而学习”等观念构成了理解报刊教育功能观的意义之网，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深度嵌入社会，使社会技术系统内的知识流转与传播网络更加复 杂。已有研究多关注平台、技术在知识传播中的中介作用，忽视了人类在知识传播网络中 的知识转译和传播功能。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本研究以医疗职业陪诊师在医疗健康系统的知识中介和转译实践为切入点进一步拓展了相关讨论。研究发现，陪诊师在摆渡患者疾患经验和医疗专业知识、医疗组织系统的隐性知识，以及数字医疗技术系统知识中扮演“知识专家”“知识领航人”和“知识修补师”的角色。他们通过对医疗系统相关知识的中介和转译，成为嵌入医疗健康系统的人类补丁。将人作为重要的中介因素纳入知识传播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揭示人在复杂知识传播网络中所扮演的认知调节角色，及其在支撑知 识流动过程中发挥的桥接与补足作用。

本研究意图兼顾结构性与能动性因素，探索主客观相对不平等维度对数字不平等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数据，分析结构性社会资本、认知性社会资本、相对剥夺和主观幸福感影响数字不平等的程度、路径与群体差异。数据分析发现，认 知性社会资本和主观幸福感是影响感知数字不平等的关键因素，其中，认知性社会资本显著负向预测数字不平等，在男性或者青年群体中更为显著；主观幸福感同样显著负向预测数字不平等，在女性或者青年群体中表现显著；相对剥夺与结构性社会资本影响不显著。因此，研究认为，数字不平等是一个多视角、多维度、多阶段的议题，在确定增进数字平等的干预措施时，需要从长期视角，结合社会与技术发展前景与预测，整体考虑多方因素如主客观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等，采取多主体、多层面、多维度的综合性措施。

从媒介学的视角入手，本文首先较为完整地呈现了“谦乐桥”的经验材料，包括历史演变与现状，以及在桥头举行的各种民间仪式等。紧接着，文章对中文中的“桥”的含义进行梳理，以此阐明在中文语境中“‘桥’何以成为‘媒介’”。在此基础上，文章再度勾连“谦乐桥”的经验材料，充实、完善了“桥”作为“媒介”的一层特定意义——连通与阻隔，进而，基于经验材料又发掘出了“桥”作为媒介的又一层特定的意义，即其连通与阻隔还体现在阴阳之间，具有“灵媒”的意义。这样的讨论，对于丰富“媒介学”理论话语，实现中西方话语在学术层面的融合，具象化媒介学的某些抽象话语，实践中国传播研究的“在地化”“理论化”等，均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西部乡村初中生因青春期特质与地域限制，易陷入问题性手机使用困境。家庭作为青少年的主要社会化场域，揭示其内部沟通模式及其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机制，对理解与改善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情况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601名西部乡村初中生的心理与 行为数据发现：（1）在我国西部乡村地区约858.73万名初中生中，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整体发生率达31.6%至39.2%，高于国内外同龄群体，且男生尤为严重；（2）受西部儒学传统与现代教育思潮双重影响，西部乡村家庭沟通呈现“权威-服从型”“引导-服从型”“尊 重-对话型”三种模式；（3）家庭沟通模式显著影响西部乡村初中生问题性手机使用，其中“引导-服从型”更容易催生其孤独情绪，进而正向预测问题性手机使用，这种内生于家庭的孤独在高水平学校联结的调节下，其中介效应进一步被强化。由此，解决“媒介过 载”的关键在于弥补家庭内部的“链接失落”。

村干部是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中间者”。国家政务平台下乡往往需要村干部对接执行。基于对湘西州政务“平台下乡”过程及村干部平台使用的实践经验研究，本研究发现：村干部需“承包”国家的信息收集、平台下载等数字任务，村干部出现屏幕化趋势。平台界面结构固定了村干部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身份，国家标准化的数字类型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形成乡村社会的清晰治理。国家与村干部的互动本质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国家通过平台与村干部互动形成更为制度化的乡村社会交往秩序，这是国家平台的“中间”治理。但平台下乡过程中也出现乡村社会“数字形式主义”“数字悬浮”等问题。本研究旨在对村干部平台使用的经验进行研究或创新数字时代国家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讨论媒介化治理，需要超越媒体逻辑，进入到更深的社会结构层面。通过对江苏省M村的一个农文旅项目的田野考察，研究发现，乡村治理的中介化逻辑是媒介化治理的技术和内容之外的更为基础性和结构性的逻辑。农文旅项目作为居中媒介，不仅连接着城乡经济和价值，还能对城乡关系进行能动性再生产，进而创生出城乡融合的新乡村。这个整体性的过程体现了乡村治理的中介化逻辑，包含三个层次。首先强调连接，调和矛盾；其次强调联结，关注媒介居中进行能动性再生产的能力、过程和对两端事物带来的改变；最后强调新生，从过程转向结果，关注两端因碰撞而生长出来的具有时代性和未来性的新事物。

“列宁主义”一词在华早期传播的表述大致经历了列宁的/过激派的主义这一偏正短语，译自英语和日语的广义派主义、过激主义，以及借用英文“Bolshevism”原词及其音译、意译，到自觉阐释并最终定型为“列宁主义”这一专门概念的过程。“列宁主义”出场前后及其接受与定型显示了列宁主义由“了解的非正式知识”逐步转向“掌握的正式知识”，进而成为行动指南的过程。这一过程揭示了作为知识的列宁主义在华早期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媒介偏向、权力关系乃至偶然因素。其中，既包括国内对“列宁主义”知识来源的洞察和列宁主义由思想转入实践过程中的意义争夺，也包括特定事件、人员流动乃至翻译及书写的影响，由此提示了历史选择的过程。

数字连接所产生的时间错置、干扰、边界模糊和暴露效应危及数字福祉，基于技术可供性的断连和优化连接成为用户的另类选择。不同于“精装”朋友圈和“无人问津”的微博，微信状态用户通过想象可见性及平台具象可见性搭建了能够展示真实自我和获取关注的中台。在中台，用户驯化微信状态的部分功能以打破“线上围城”、降低社交倦怠，线上社交的“去连接”行为增加。为满足在线社交难被感知、能被遗忘和塑造认同的新社交需求，用户通过微信状态调用“电子日记”、网络“树洞”和仪式性“心愿池”等传统人内传播方式实现在线社交空间中区化，在平衡隐私与表达之间取径线上交往的“再连接”。无论是基于连接功能的去连接社交实践还是基于断连需求的再连接社交表达，都是用户驯化技术的反连接交往行动，在此过程中实现线上社交调节。

“自证”的实践在当今国内饭圈颇为普遍：从贩售周边商品、到加入线上社群，再到发表言论，“自证”已成为粉丝间建立信任的关键环节。“自证”的标准化与常规化反映出数字时代个体面临的信任危机，为研究青年群体数字交往提供了一个切口。本研究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粉丝群体进行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在“透明社会”的理论视角下梳理了粉丝“自证”现象的生成脉络，并分析其背后的技术背景和文化权力运作机制。研究发现：在数字交往背景下，“自证”可被视为粉丝自我“治理”的过程，作为圈内的共享规则，“自证”既是粉丝交往的前提，也是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回溯性地建构透明主体的方式；在信任制度的构建上，粉丝群体通过多元的形式展演“信誉资本”，并基于复杂的“多元货币”体系评估爱意的浓度和作为粉丝的“本真性”；当粉丝间的人际信任逐渐转向更为抽象的技术信任，列表、截图、水印等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然而，在使用数字技术追求“透明”的过程中，信息爆炸和对情感差异的抹除引发了个体焦虑和信任困境，其潜在的暴力问题亟待反思。

情感转向不仅关涉知识议程的变动，还提示了情感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突显。莱克维茨在构建诊断当代社会的理论时，将互联网称为情感机器，但并未详细论证。本文以莱克维茨的实践理论和独异性理论为主线，试图分析互联网何以成为情感机器。现代社会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便开始成为一个以情动人的独异性社会，而互联网是不同社会事物竞争独异性的关键场所，社会事物能否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被承认为独异之物，则取决于能否在情感层面触动他人。因此，互联网的核心不在于作为信息媒介就事论事地传播信息，而在于作为情感机器通过叙事化、审美化等方式撩拨情感，其产物便是情感公众。这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理解，为何打破回音室（也即“晓之以理”）无法有效解决依靠“动之以情”驱动的网络极化现象。

中国直播电商在飞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独特情感互动特征的商业模式。本研究基于齐泽克的批判性精神分析理论，采用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对电商主播的情感劳动进行“征兆性解读”，探讨意识形态机制与主播心理层面的深层关联。研究发现，电商主播的情感劳动在数字技术的中介下被重构为“杂合性情感劳动”，其核心征兆是“数字化亲密感”，具体表现为主体的双重分裂——感知分裂和认知分裂，揭示了情感商品化的矛盾性与特殊性。通过分析杂合性情感劳动中资本逻辑与欲望逻辑并行的剥削形态，本研究从两个层面探讨如何穿越数字大他者的剩余快感幻象，即重塑情感以及重构认同，提出电商主播应强化情感劳动的具身性与真实性，回归劳动本质，以此实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效抵抗。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其能够将人、机器、物体等各种事物紧密联结，形成万物互联的社会形态，扮演愈发关键的媒介角色。但各国如何理解、塑造和治理人工智能的媒介应用还有待分析。本研究采取话语网络分析法，以中美欧的人工智能治理政策为研究对象，从协同治理体制的结构和权能配置两个方面分别提炼人工智能社会技术想象的想象内容、主体关系及建构逻辑。研究发现：各国治理目标和治理主体均存在一定差异，面临不同的话语封闭问题。这也说明人工智能协同治理是一种主观的政治决策。为了避免人工智能的 社会技术想象因话语封闭而陷入科林格里奇困境，本文认为，我国可以通过观察他国的治理体制，在立足自身国情的基础上，丰富人工智能社会技术想象的内容、促进想象主体的多元化。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人机交互的突破性跨越，由此引发的人对自我身份的迷惑和人机信任危机需引起理论研究的重视。AI主播的出现，不仅助推了网络直播行业智能化的深刻变革，也给媒介信任重塑以及新型人机信任关系建构带来巨大的机遇与挑战。本 文将社会信任理论作为研究基础，以媒介等同理论为研究视角，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AI主播媒介性考察，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发展下人机信任关系构建的路径与机制。研究发现，拟人化和智能化的媒介性呈现对AI主播的人机信任具有直接影响；媒介性还通过感知价值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人机信任关系；技术自我效能感在媒介性与信任形成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具有较高技术自我效能水平的个体在互动中更易形成对AI主播的信任。研究提出的创新性观点可以促进以“智能为善、技术为人”为核心理念的新型人机关系的构建，进而完善新技术背景下的社会信任体系。

在线健康信息回避是数字时代的“讳疾忌医”，现已成为老龄化社会趋势下的重要公共健康问题。本研究旨在揭示算法推荐内容对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机制，并验证数字反哺作为家庭干预手段的有效性。子研究一（N = 343）基于“压力源—心理负担—行为”（SSO）框架，构建了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影响模型，并通过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进行检验。子研究二（N = 110）通过子代数字反哺干预实验，验证其干预路径及有效性。研究发现：1.算法推荐内容的信息相似性与过载表征会通过影响老年人信息倦怠感，引发健康信息回避行为；2.信息相关性不会引发健康信息回避行为；3.子代数字反哺能显著减少老年人对数字健康信息的倦怠感，并有效抑制由此引发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以及制定有效治理措施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高龄少子化国情下，以陪伴机器人为代表的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正走进我国家庭。想要陪伴机器人更好地服务老人，来自家人的内层社会支持十分重要。通过9个月的参与式观察与四阶段深度访谈，研究发现，我国老年人使用陪伴机器人获得的来自子孙、配偶的内层社会支持主要体现为工具支持、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其中代际支持呈现出“不支持—有限支持—适度支持—过度支持”的动态、交织过程；老年人也会对子孙代使用机器人提供反向支持；配偶支持以情感支持为主，男性老年人较少支持女性伴侣使用陪伴机器人，而女性老年人更依赖配偶的支持；作为“他者”的陪伴机器人在家庭中更像是一个联结老年人社会关系的中介，而非人机传播中的陪伴者。

国际传播不仅要重视“说了什么”和“怎么说”，更要重视“关系”的创建与维护。本研究以指数随机图模型为分析框架，以“一带一路”议题为案例，考察了X（原Twitter）上媒体账户的“情感”与“身份”属性对其互动关系创建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情感上，消极情感抑制了互动的发出，被消极情感主导的媒体表现出“独白”式的言说倾向；积极情感具有同质性效应，被积极情感主导的媒体形成了联系紧密的“情感社群”。在身份上，共同的区域身份促进了互动的发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媒体具有明显的外向性特征；并且区域身份具有同质性效应，“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媒体之间形成了联系紧密的“区域身份共同体”。理论上，研究阐明了情感与身份属性对媒体间互动的影响机制；实践上，研究为如何从“关系”视角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启发。

共情是揭示全球化时代个体情感如何连接的重要因素，对于“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而儿童形象呈现通常是唤起共情的“视觉锚点”。本研究基于传播生理心理研究中的眼动追踪技术，采用2（儿童视觉框架：有儿童 / 无儿童）×2（图片说明：有图片说明 / 无图片说明）×2（图片形象化程度：高 / 低）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探讨新闻图片中的儿童视觉框架、图片说明与形象化程度对个体注意及共情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儿童视觉框架虽然能够显著引起注意，但并不能唤起受众的共情；详尽可能性模型（ELM）中的双路径在风险传播领域会产生适应性变化，动态的、流动性的认知路径判断更符合当下风险传播的情境；高形象化程度的新闻图片并未提高个体注意，在瞬时效果之外还需关注其长期效果。

不同于西方“断连”研究着眼于基于技术的、作为个体的人与媒介之间的“连接”或“断开”，本文基于中国经验的“疏联”研究，是将社交媒体中个体的断连实践放置于中国的关系情境中，关注受个体文化影响的当代青年在“关系-个体化”情境，与自家人、熟人关系间的重新联结以及由此产生的差序格局的变化。首先，在横向的自家人关系中，对父母顺从的“应有之情”不再被强调，呈现出“亲而不尊”的情感表达与“孝而不顺”的格局建构特征。在纵向型熟人关系中，中国人人情-面子法则依然是主要的交往动力。遵循上下等级的“序”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呈现出“尊而不亲”的情感表达和关系建构特征。在平行型熟人关系中，工具、情感维度的交织共同决定了关系走向。在数字媒介的中介化作用下，与潜在关系缔结的“网缘”成为新的网络熟人关系。一方面，工具性考量使得这类关系趋于疏联，另一方面，“真有之情”成为这类关系的趋近动力。总之，“疏联”是当代青年在“关系-个体化”情境中的一种个体化（自我文 化）与关系文化的耦合关系策略，它不仅契合了中国人的关系格局和个体化进程之间的张力实践，同时也具备与西方“断连”概念对话的本土理论潜力。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法不仅是一种军事战术，更是一种哲学思辨的社会组织方式，它处理的“流动”与“稳定”这对矛盾是事物发展中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辩证关系。游击办报脱胎于游击战法，过往新闻史研究关注到了这种办报方式在抗战时期的高度流动化特点，但对办报过程中如何处理流动作业与稳定运行之间的辩证关系鲜少讨论。本文通过分析《新华日报》（华北版）相关史料认为，游击办报的新闻采编形式、媒介物料生产、多样化发行网络的构建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根据地流动与稳定之间的矛盾，展示了解决媒介物质性问题的特殊方式，使得边区媒介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协调，团结根据地军民革命共同体，并随着战争形势不断变化，从而更好地完成联系群众、动员革命的传播职能。这种灵活的辩证思维与实践活动既是中国独立自主新闻学理论体系的体现，也是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