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潮玩的全球传播为宣扬中华文化软实力开辟出了一条新赛道。在这条新赛道中，中国潮玩以地方性媒介的身份跨越国家空间，承载并诠释着国家地方文化，为思考文化传播、空间传播提供了全新的经验视角。有鉴于此，本研究“立足本土，放眼全球”，邀请了聚焦于地理媒介与空间传播的国际知名学者斯科特·麦夸尔教授进行面对面访谈，一同探讨国际知名的本土潮玩品牌——泡泡玛特在全球空间中的传播机理及其带来的理论启示，以期从经验与理论结合的视角为相关研究领域注入更多活力。

在智能手机深度嵌入日常交往的背景下，青年在移动社交中逐渐形成关于如何互动的共享规则，并由此影响媒介行为与心理福祉。基于社会技术视角与双过程模型，本文采用两阶段混合研究，首先通过6组焦点小组访谈（N = 36）从日常经验中归纳出四类互动规范：响应性、干扰回避、公开互惠与临场感规范；随后用问卷调查（N = 831）对规范结构进行量化验证，并检验“互动规范→目的性/习惯性手机查看→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路径。结果显示：响应性、公开互惠与临场感规范同时促发目的性手机查看，目的性手机查看与积极情绪相关，进而增强幸福感；干扰回避规范抑制目的性手机查看，并通过消极情绪对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习惯性查看同时与消极情绪与幸福感相关，呈现双面效应。本研究建构并验证了青年移动社交的互动规范类型，并揭示了社会性互动期待如何转化为个体媒介行为与心理后果，为理解媒介行为的社会性基础及其心理影响提供了机制解释。

本文聚焦新闻消费情境中“算法厌恶”，采用对照实验，系统考察新闻消费者对算法推荐与人工推荐文本的主观评价差异，并进一步探讨人口学特征与内容偏好对推荐偏好的调节作用。实验共有800名参与者，通过李克特量表度量推荐意愿、个性偏好和整体评价三个维度，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元线性回归及路径分析进行统计处理。结果显示，整体上人工推荐显著优于算法推荐，在用户整体评价维度上表现出更高的主观满意度，验证了“算法厌恶”在我国新闻消费领域中的存在。尽管在推荐意愿和个性偏好维度上，算法组得分普遍偏低，但差异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多元线性回归及交互效应分析显示，职业、性别、每日阅读新闻时间及是否主动搜索新闻等变量对不同推荐方式下的主观评价均有显著影响，特别是在“职业×推荐方式”和“内容偏好×推荐方式”方面，部分维度呈现显著或接近显著的交互效应，表明职业和新闻内容偏好能够调节用户对不同推荐方式的主观评价。例如，对国际新闻偏好高的用户，算法与人工推荐组间的满意度差距有所减小。三维度路径分析显示，整体评价在个性偏好对于推荐意愿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当算法推荐展现出对用户兴趣的精准理解时，用户更可能容忍算法的不透明性，提升整体评价，而单纯的技术优化效果有限。

本文以“超表征理论”为入射角，以“湍流”为核心概念，选取了数字地图的三个非主流应用场景，即创意绘图中的身体展演、街景地图中的时空穿梭、交通实况中的临时交往，分别从经验流、生命流、行动流三个层面考察数字地图的媒介实践。研究发现，在特定情境和目的下，数字地图不仅更加精确地表征位置和空间，更在人、地、图等多重互动关系中生成充满生机的经验与行动，这些表征与非表征融合共生的实践正在重新塑造世界。数字地图的超表征转向也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媒介作为通道”“媒介作为文本”之外的阐释路径，即“媒介作为过程”。

在数字时代，儿童电话手表作为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技术物，正在系统调适儿童社会化的路径。本研究基于功能主义视角，以中国9—12岁儿童为对象，通过混合研究方法探讨电话手表对儿童社会化中认知、角色与价值三个核心维度的调适作用。研究发现，电话手表带来“双刃剑”效应。一方面赋能儿童的社会连接与自主探索，另一方面也引入规训与控制风险。在认知层面，其定位、即时通讯和游戏化功能调适儿童对空间、时间与社交的感知，但也可能抑制其探索欲望、弱化线下互动能力，并使其过早面临功利化价值抉择。在角色层面，儿童在亲子互动中既是“安全依赖者”也是“积极协商者”。在同伴交往中，既是“社群参与者”也可能成为“边缘应对者”。角色流动虽激发其适应力，但快速切换易导致自我认同碎片化。在价值层面，儿童面临安全与隐私、自主与规则的协商，其社交关系呈现量化倾向，需在工具理性与情感需求间寻求平衡，自我价值易受外部指标影响。研究认为，电话手表通过与家庭、学校等传统机构的深度融合，形成一种全天候、数据驱动的“腕间社会化”新形态。为引导其健康发展，需构建多方协同干预框架。家庭通过弹性监护与数字素养对话平衡安全与自主；学校整合批判性媒介教育，揭示技术背后的资本逻辑；政策层面应推动技术伦理立法与设备互通标准，保障儿童数据主权与数据平权。唯有通过系统引导，才能使技术工具真正服务于儿童社会化的健全发展。

智能家居技术正在重塑家庭场域的劳动图景，是理解当代技术与性别关系互动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本文通过家庭参观和深度访谈的方法，结合性别气质理论，揭示数字化转型中的家务劳动是否以及如何成为性别分工重构的试验场?研究发现，智能家居的引入使家务呈现“去技能化”“链路化”与“分布式劳动”等新特征，过去被视为繁重与日常性的劳动转化为可管理的任务和触发式劳动，并为家务责任再分配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智能家居亦成为性别表演与气质再塑造的场域：女性可以通过家务转让与技术接管突破既有规训；男性则在延续技术权威的同时，呈现出向亲密关怀的多元气质延展。进而，本文指出中国家庭的智能家居使用动摇了“技术男性化—家务女性化”二元框架，提出家务分工的“去性别化”趋势，凸显了性别平等诉求嵌入日常实践的过程。

母职可否赋能职业发展?循此问题逻辑，本文聚焦考察媒体妈妈“工作—家庭”边界协商的技术实践。研究发现，媒体妈妈依托“专业禀赋+母职特质”的复合资源结构，在边界协商实践中培育“数智融合技能”，实现“时空套利”和母职身份的职业效能转化。“数智融合技能”是以数智媒介素养和创新思维基模为智识表征的具身技能，它进一步提升了数字资本与社会资源的耦合速率和渗透效率，并将媒体妈妈职业场域的专业技能转化为母职实践的创新路径，从而实现具身资本跨领域的正向溢出和反向赋能。进而，本文发展出“精英母职”的概念。研究揭示，以媒体妈妈为代表的“精英母职”是数智时代职业液态化与技术具身化等多重因素相咬合的新型母职实践，其折射出的“性别的微光”或将赋能智识女性，助其开拓丰富多元的职业生涯。

相较于监控对权力的塑造，个体的技术认知及其日常使用更为关键。本研究通过对四川B村个案的质性研究，以农村家庭监控的社会实践为切入点，考察监控作为媒介物如何影响乡土社会的信任格局。研究发现，家庭监控社会实践折射出熟人、半熟人和陌生人关系中的多重信任困境；监控的使用是村民改善困境的一种策略，但它并未彻底重塑乡土信任格局，而是被融入既有秩序中、发挥有限度的社会调节作用。村民的“情境主义技术信任”立场，即拥抱、认可技术可供性并用其填补人际信任罅隙，同时审慎地依据具体关系伦理策略性使用技术，规避技术对乡土社会秩序的过度冲击，最终导向了一种容纳技术理性与乡土性的新信任格局。研究为理解数字化进程中农村社会生活的动态运作机制、增进乡村治理成效提供了经验基础。

面对当代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伦理与制度挑战，“机器问题”不再只是技术治理中的一项边缘议题，而是对现代道德与法律本体论的根本拷问。大卫·贡克尔在《机器问题》《机器人权利》与《人、物、机器》等著作中，通过追索西方法律—道德传统中“人—物二分”的形成与演化，指出围绕“机器人权利”的诸多争论，实际上暴露出既有分类方式在多主体社会-技术组合体中的失效。访谈围绕“机器问题”的思想谱系、“人—物—机器”关系的重构、复杂人机系统中的责任分配困境以及亲密关系与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智能人造物展开。在中国与全球多元语境的交叉视野下，贡克尔主张以“关系性转向”来重新思考权利与责任，反思道德圆圈的历史性扩展及其盲点，进而为二十一世纪的道德与法律本体论提供一种开放的、多元对话式的重构路径。

在“媒介风险论”的公共语境下，限制型干预已成为家长普遍采用的育儿策略。本文探讨了限制型干预是通过减少娱乐导向的网络活动来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还是因触发青少年对家长权威的抵抗而加剧抑郁。基于对7,965名初高中学生的问卷数据分析，研究发现，频繁限制有助于减少网络娱乐，进而降低青少年抑郁水平。然而，这种限制同时会激发青少年的权威抵抗，不仅直接损害其心理健康，还导致他们的网络娱乐活动更频繁，从而削弱限制型干预的预期效果。不过，在亲子沟通较好的家庭中，限制型干预能在不触发权威抵抗的情况下显著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其保护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研究揭示了限制型干预效应的双重性与情境依赖性，为优化家庭数字育儿实践提供重要参考。

数字技术的普及正深刻重塑中老年群体的媒体信任结构。本文基于驯化理论，利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网络社群对我国中老年人媒体信任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深入分析了影响机制及不同类型网络社群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网络社群参与显著削弱了中老年人对媒体的信任，这一负向效应因年龄增长、代际支持缺失而增强，但社交网络可缓解其影响；第二，技术驯化通过“制度性权威解构”与“信任补偿关系重构”双重路径发挥作用，前者以政治信任下降为中介加剧媒体信任流失，后者通过社会评价提升媒体信任，形成部分遮掩效应，揭示了权威稀释与关系增生的认知调适特征；第三，不同类型网络社群存在差异性影响，功利性社群显著消解媒体信任，而关系性与兴趣性社群对媒体信任则无显著作用。研究表明，中老年人的媒体信任重构并非线性替代，而是制度性权威与关系性信任动态博弈的结果，凸显了技术驯化进程中算法逻辑与社会逻辑的辩证互动对媒介信任体系建构的重要影响。

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执行不同政策时存在不同的变通行为，如象征性政策执行、选择性政策执行、照搬性政策执行和观望性政策执行等。基于三级科层组织结构的分析框架，这些政策变通产生的原因在于县级融媒体中心（代理方）的注意力分配困境，导致多任务委托代理下的政策执行局部化；县委宣传部（管理方）的激励分配困境，导致激励扭曲下的路径依赖与创新动力缺乏；省委宣传部（委托方）的控制权分配困境，导致目标设定模糊和检查验收宽松下的弹性执行空间。矫正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变通产生的偏差，需要重新分配注意力，构建适应多任务的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重新分配薪酬绩效，激发人才创新活力；重新分配控制权，鼓励积极的政策创新。

2025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钩深致远，取得丰硕成果。新闻学界从理论脉络中厘清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内涵和范围边界，并重返历史源头，在经典研究中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生成路径和发展轨迹。同时，研究者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壮大历程，从重大历史节点出发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深化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路径，且将研究议题拓展到制度政策、话语文本以及教育实践方面，升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学界在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中深化了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十四五”期间，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学界的重要理论命题。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华夏传播研究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与知识积累，积极回应这一时代要求。铺展于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的更迭，华夏传播研究以贯通中华文化价值观、回应当代传播实践为旨归，一面从中国传播现实问题出发，激活本土经验中的问题意识，推动传播学中国话语的生成；一面通过系统回溯历史资源，将华夏文脉中的观念智慧转化为解释当代传播问题的理论资源，逐步形成具有内生逻辑的理论与方法储备。它正以自主自觉的学科意识，参与并推进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2025年，以DeepSeek为代表的开源大模型取得突破性进展，标志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深化应用的新阶段，社会传播生态随之发生深刻变革。本年度，学界紧紧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新生态和人类生存新境遇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文依据选题的前沿性、理论视角的新颖性和研究的深入程度等标准，从2025年发表于核心期刊的新媒体与智能传播研究论文中提炼出六大议题，即人机关系的变革与重构、人机情感实践、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知识生产变革、DeepSeek开源与国际传播研究新视界、平台语境下的“可见性”研究，以及作为“基础设施”的新媒介。通过对这些议题的梳理与整合，以期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本文以问题意识、方法规范、理论建构、现实关切为主要标准，从2025年18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中遴选出148篇研究论文，以传播思想史、数字劳动、平台研究、用户的算法实践、人机传播、媒介文化实践、数字交往、媒介化治理、健康传播、媒介学与媒介技术哲学、互联网历史、经典理论的新发展共计十二个话题勾勒了过去一年中国传播研究的知识图景。

通过对23种中文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或综合期刊专栏论文的筛选和聚类，本文从新闻理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主流媒体效能评估、中国新闻业、新闻生产、新闻从业者、新闻消费、中国新闻史等八个话题，大致勾勒过去一年智能传播语境对中国新闻学研究重点和议题的影响与塑造图景。

触觉器官是身体的感官系统得以可能的基础性和综合性器官。触觉的“双重统握”和自反性不仅启发了主客体统一的“原初身体”的发现，而且其非中介、非表征和前反思的特点致使其在传统认识论哲学中被遗忘，却在身体现象学中被标识为一种基础的生存论器官。在此背景下，触觉技术具有先天的“上手性”，由其集成的VR游戏典型地呈现为一种技术现象学的实践。在具体的游戏过程中，触觉通过联合其他感官与触觉技术构成初始化的知觉场，由身体与技术合成的技术主体在经历了分化与整合之后依然以“后身体”的形式在触感世界持存，该过程触觉媒介始终通过自行隐匿的方式来确保技术主体的生存论体验，而后身体意向下的触感世界则以身体触觉为出发点，通过身体和技术的意向性充实和场景构造推动着游戏机制的持续运转。进一步研究发现，VR游戏可被定义为一种经由技术中介的现象学姿势，它为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增设了“技术替补”，“游戏的人”在“深度游戏化”的背景下走向了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生存论操演。在学理上，游戏研究的现象学视角深刻重构了游戏的主体性、交互性及游戏性等理论内核，有望成为超越游戏学和叙事学之争的“第三条进路”。

当前，算法平台成为促发陌生人联结的新媒介，但“精准匹配”之后潜在的社交困境较少得到关注。本文以“小红书用户寻找线下搭子”为研究对象，经过多轮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收集资料，运用扎根理论分析其困境与成因。研究发现，困境可概括为寻搭者对陌生人关系的想象错位：实用主义者将陌生人关系误解为可以略过人情往来与熟识过程的加速联结；浪漫主义者受困于陌生人在亲疏关系之间的不确定角色。上述困境源于平台与文化塑造的弹性社交语境：通过放大事件巧合与人际相似，线上语境突出关系想象的契合；会面后，陌生人之间社交观念与惯习的差异不断浮现，困境随即产生。在此，个人对关系的认知并非“不确定递减”，而表现为“确定-不确定”摇摆。最后，研究将“搭子”概念化为“事缘关系”，以捕捉该区别于“趣缘关系”的新型陌生人社交形式。

以“一网通办”为代表的移动治理界面，高度整合、贯通虚实，将政府与公众的交互从信息、话语层面的对话和协商，拓展至多元社会技术系统的调用和交转，开启了政民交互的新面向。本文从媒介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浙里办”“随申办”移动政务应用的数字界面漫游，探讨了移动数字界面如何重塑政民交互。“一网通办”将传统以“街头官僚”为中介、面对面的互动，转化为标准化、程序化的软件流程，既为个体参与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促使公众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和权力边界，又带来了公共服务系统灵活性不足和社会公平方面的新挑战。

随着算法推荐技术在新媒体平台中的深度嵌入，部分用户产生了算法厌恶，影响了健康的用户—算法的关系。本研究基于创新抵抗理论，构建算法负面口碑对算法厌恶的影响机制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创新采用障碍和技术准备度。研究发现，算法负面口碑对算法厌恶的影响受到多种障碍因素差异化的中介作用。在算法负面口碑影响用户算法态度的过程中，使用障碍的作用相对较弱，而传统障碍的影响更为显著，风险障碍、价值障碍和形象障碍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技术准备度中的乐观性和创新性有助于减轻这些障碍对算法厌恶的影响，而不舒适感会加剧风险障碍与形象障碍对算法厌恶的影响。本研究为算法设计者通过优化设计减少用户算法厌恶，提升人机互动体验提供了建议。

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我国主流媒体的媒体融合，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自我摸索和2013年以来10多年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推动发展，始终未能摆脱身份、制度和新媒体产品市场格局等系统性困境。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AI时代，进入系统性变革阶段的主流媒体的媒体融合“旧困未了，新愁又起”，即旧困尚未摆脱，又面临着新的系统性困境。主流媒体走出AI时代的新系统性困境，并不能简单依托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术”的层面，更应该从根源层面的信心、理论等“道”的维度上寻找路径。在此基础上，主流媒体才能为关涉融媒发展关键掣肘的制度改革供给思想指引和理论支撑。与此同时，主流媒体在“术”层面发展融媒体可以利用主流价值观引领者和高质量内容供给者的应然定位和可能优势，充分借助AI技术打造主流媒体大语言模型。

数字新闻业的生产主体由多元行动者网络构成，但在中国的媒介环境下，“无证上岗”的“外围行动者”如何做新闻，却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环境—行动”可供性分析视角下，借鉴类型学研究思路发现，在技术环境赋权和制度环境限权的张力中，外围行动者积极行动，形成了搬运为主、原创为辅的依附式新闻生产常规，力图通过转载、编译、整合、有限自采编、叙述自我和输出观点，在效率与正当性间寻求平衡。这种积极行动纵然只是一种适应强势结构的有限能动性的体现，但也显著影响了数字新闻生产和网络舆论，主要表现为传统媒体从生产者被转译为“消息源”，新闻报道从终点转变为新闻再生产的起点。转译行动部分消解了传统媒体一锤定音的作用，数字新闻业进一步成为多元行动者争夺管辖权和话语权的复杂场域。从网络舆论治理的角度看，只有为外围行动者的新闻生产行为赋予制度正当性，才能调动外部约束力，倒逼其自我定位为专业媒体，用新闻业的既有规范约束自我，净化网络环境。

数字新闻环境的认知复杂性源于多元行动者的认知权威博弈。研究从社会认识论出发，超越以记者为中心的传统范式，将多元行动者新闻认知实践的互动置于数字新闻认识论的分析核心。研究提出认知混合这一核心概念，将互动过程划分为认知隔离、认知支配和认知杂交三类模式，认为三者共同推动新闻认识论的底层框架从传统二元对立转向动态、情境化的多元认识论。在此基础上，研究融合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立场，提出以确证真信念与认知正义为评判标准，构建兼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评判框架，为数字新闻实践的规范重建提供理论支撑。

事实核查作为新闻业因应数字化转型所尝试的创新实践方案，正在成为我国公共生活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本文引入参与式核查概念，尝试把公众带至事实核查的中心视野。通过一项四因素混合设计在线实验（N = 405），本研究围绕专业核查和参与式核查的勘误潜能及其在新闻素养方面所需的经验条件展开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常规核查与新闻素养的宣导相结合可有效帮助人们辨伪识真，在受众有机会直接参与新闻验证的前提下，新闻素养干预对提升其新闻辨识力不再具有额外的裨益。同时，公众参与事实核查或从外部干预新闻素养均可降低他们对新闻的准确度评价，特别在防止人们误信误判虚假新闻进而卷入对假新闻的扩散方面效果尤为显著。基于上述结果，我们在文章最后就公众参与事实核查对涵养公民素质和赋能知情公众的意义展开了讨论。

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由两大霸主晋国和楚国主导的弭兵之盟是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之间重构国际秩序的重大会盟活动，这次会盟活动的举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时国际舆论的推动。由于晋、楚两国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圈层，彼此之间难以相互信任，但双方都无力继续维持集团对抗的争霸局面。在晋国首先释放弭兵信号之后，宋国积极奔走于各国之间传递信息，逐渐推动形成强大的弭兵舆论，促成两大争霸集团在宋国达成盟誓。弭兵之盟的举行过程表明，尽管春秋时期的国际舆论受传播环境的限制，信息传播主要以人际关系为纽带，但它所体现的实力原则和信义原则作为国际舆论的基础至今依然成立。

人工智能技术颠覆了广告一直以来以注意力攫取为核心的确定性范式，本文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对广告活动的影响，探讨了人工智能广告的确定性范式特征。首先，基于广告活动的历史发展，提出广告确定性范式的五个阶段：自然媒介时期“货”找“人”的不确定性、大众媒介时期“货”找“人”的确定性、互联网发展初期“人”找“货”的确定性、程序化广告发展初期“货”找“人”的确定性、人工智能时期“人”让虚实共生世界服务自身的确定性。其次，本文探究了人工智能广告确定性范式的核心机制：确定性是由媒介技术的时间域、空间域、互动域、感官域、互通域和透明域所决定的，时间的即时性、空间的立体性、推理的智能性和消费的生态性是确定性的关键特征，实现消费者、广告主、智能平台三方的需求和回报是确定性的最终目标。最后，本文讨论了人工智能广告运作中“人—货—场”的确定性建构，提出人工智能广告的运作机制是在“人—货”的生成式智能、“人—场”的具身智能、“货—场”的物联智能所构成的智能场域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在“人—货—场”智能交互中不断追求自身需求满足的确定性的过程。

卖萌作为一种常见的软传播手段，在多个领域被广泛研究，但在政治传播领域受关注不足。本研究对社交媒体上卖萌政治宣传的说服效果和作用机制开展实证研究，补充了该议题在政治传播领域的实证证据。本研究概念化卖萌政治宣传，并借鉴相关政治心理学规律提出“双软”模型，强调软宣传策略与软内容之间的协调性，并开展在线实验。研究发现，政务微博上视频形式的卖萌软内容能在短时间内激发年轻人的积极情绪，并显著提高其特定支持。这表明，在采用视频形式、传播软内容、面向年轻受众并进行短期测量的条件下，“双软”模型得到了验证。本研究总结了数字时代中国软宣传的定义和特征，提出卖萌宣传“双软”模型，揭示其有效性边界条件及心理作用机制，为不同背景下的软宣传和卖萌宣传研究奠定基础，为数字时代政治宣传及说服活动提供重要的实践指导。

“流”作为一种拓扑，在传播技术、媒介形式与社会结构的激变过程中始终保持话语的持久性和流动性。“流”的话语拓扑在流视频时代得到了显性增强，但是从其媒介性及社会重构力量来说，流视频的“流”事实上发挥着“断流”的效果。流视频依托“界面流”“数据流”“刷看流”在编排、流通、接受三大层面上塑造了新传播秩序，也指向了其断流性的媒介实质。“即时性”“私人化”“交互性”是造成流视频断流的媒介性原因，其解构了此前由传统媒介结构起的社会时空和社会组织关系，塑造了现在主义时间与不稳定性主体，最终代言并加剧着超级现代主义的分隔与失衡。

当前，我国日结零工市场仍普遍存在聚集性“等活”现象，在蓬勃的零工平台化进程中，这一现象颇为罕见。基于对此问题的调查，本文尝试超越单一的媒介采纳逻辑，提供另一种分析与理解数字技术不使用行为的思路，即“数字拒斥”(digital rejection)，用以解释个体如何通过能动实践与关系联结确立数字使用边界，并以此实现对理想生活状态的掌握。在日结劳动的语境下，线下的日结零工市场不仅承载着工人“弱数字使用”的惯习，同时也维系着他们的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因此，坚守市场“等活”并选择性地拒斥日结招聘平台成为其决定自我生活方式的一种策略。“数字拒斥”的概念主张关注技术使用者的利益表达，强调将使用者的能动性与其社会生活相勾连，有助于解释日常化的数字技术不使用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