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从情境崩溃理论出发，将“仅三天可见”视为微信朋友圈情境崩溃后的情境再分离的用户实践，探讨情境崩溃之后“再分离”的过程和策略;同时挖掘中国社会情 境的关系内涵，把中国人的脸面观和关系逻辑纳入到处理情境崩溃的具体实践之中。这种情境崩溃与情境再分离在中国语境下，不仅仅是社会情境意味的自我呈现问题，更是 关系情境中的关系建构、关系中的自我建构和脸面建构的问题。研究发现，“仅三天可 见”作为一种技术装置，赋予了用户改变情境定义和自我呈现的可能性，也赋予了观众对新的情境定义和人际关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性。用户通过对“仅三天可见”的创造性 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与他人的边界确定、自我与角色的分离、熟人与陌生人边界的确定，从而缓和了情境崩溃引发的冲突，实现了中国人对人际关系的“维持”倾向与脸面的修复，也引发了关系中的自我变化和对熟人关系的重构，从而使得“仅三天 可见”作为一种情境再分离在中国语境下是一种社会-关系情境的再分离。文章最后讨 论了“仅三天可见”作为技术可供性与用户创造性实践的中介，将作为宏观的加速社会结构和行动者对技术的中介使用的能动性连接起来，在社会-关系情境中，实现了结构与行动的松散耦合。

近年来，随着男主播的热度不断攀升，以女性为主要建构对象的传统凝视理论已难 以解释网络直播的新动向。本文通过对斗鱼主播弹幕大数据的分析，提出凝视的新范 式。研究发现，“男性凝视”在弹幕构建的“环形监狱”中发生了变化，作为“监视 者”的观众通过“他者”身份的界定、资本的支持来规训主播，同时主播积极地接受这 种规训。观众对主播的身体关注呈现符号化、分割化的特点，窥视和占有的性别边界开 始模糊，男女二元对立的桎梏逐渐瓦解，“男色消费”兴起。

本文基于传播学领域的底层研究展开，采用扎根理论，选取重庆棒棒对底层群体的智能手机拒用动因进行研究，对既往底层媒介使用研究进行了补充。经三级编码后，本文提炼出消费保守主义、熟人社会、“弱者”身份建构3个核心解释范畴。研究认为，消费保守主义构成了这一群体拒用智能手机的观念基础，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模式则消解了智能手机在工作场域中使用的必要性，为他们的拒用行为提供了实际支持;底层群 体在主客观层面均高度认同“弱者”身份，而智能手机作为与弱者形象互斥的元素被弃置。消费保守主义和熟人社会根植于棒棒的乡土观念，“弱者”身份则源于长期的社会排斥与刻板认知。二者之间相互递推、动态互构，智能手机因此成为底层棒棒的一种负担。经验表明，底层群体的智能手机拒用行为渗透着理性考量，可以视作对新技术浪潮的日常抵抗行动，这为反思数字鸿沟理论提供了情境化理解。

本文从2022年近30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遴选出在研究问题、观点视角以及论证方式等方面较为创新的新闻学论文，并从新闻研究元问题、新冠疫情下的新闻报 道的媒介建构、新闻从业者研究、数字新闻生产的平台逻辑、新闻接受者研究、嬗变的新闻真实性、中国新闻业转型研究、新闻职业伦理的多维视角、中国新闻场域中的地方实践以及中国新闻史研究等十个话题勾勒过去一年中国新闻学的知识版图。研究发现，2022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闻理论研究注重对学科范式与经典新闻观念的持续反思;二是，研究者们在平台逻辑与新闻业转型的双重语境下聚焦新闻生产的多元行动者，其中新闻从业者研究尤其凸显，体现了数字技术迷思在学术场域中的祛魅;三是，新闻史研究着力凸显以报刊实践为中心的传统研究路径，注重对报刊的社会话语建构、报界边缘群体以及报刊空间实践等议题的开掘与深耕。

本文从2022年近30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遴选出在研究问题、观点视角以及论证方式等方面较为创新的传播学论文，并从元宇宙、疫情与健康传播、传播思想史、媒介理论、媒介物质性、算法、平台劳动、媒介与空间、媒介文化、媒介记忆、手机/社交媒体的使用与交往等十一个话题勾勒过去一年中国传播学的知识版图。研究发现，2022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传播学研究注重与来自跨学科的经典理论对话，并对“何为媒介”等基本问题持续反思;其次，研究者兼顾新现象与日常性议题，注重新旧问题、理论之间的对话;最后，传播学者将研究视野放置于更多元的行动者、更丰富的研究场景之上，使得学界对空间、物等研究对象的认识愈发深入和全面。

20世纪90年代末期，人类传播形态逐步从国际传播转向全球传播。就传播目标而言，国际传播指向的是人群的差异或分化，而全球传播追求共同体的重建 。遵循历史唯物主 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路径，通过对十年来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主流媒体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状况的定量考察和话语分析，本文发现国际舆论对 这一中国方案的呈现，既有漠视与误读，也有关注与肯定。未来中国在对外传播中应加强一国一策精准化;理念日常生活化;叙事话语国际化;传播手段柔化;多元主体发声共奏传播复调，以回应国际舆论的关切和质疑，推动全球公众了解并认同这一中国方案。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伊始，一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论文引发了关于“科学家应先防控疫情还是先发论文”的公共讨论，一位 “科普网红”先后采取了两种信息呈现方式(长文章和视频)，以相同内容分别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网站哔哩哔哩进行了科学回应，并指出“实验室，同样是他们拯救生命的战场”。本研究即以此为背景，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通过两组实验分别对“信源身份”和“信息呈现方式”的调节作用进行 检验，以探究面对不同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的受众，信息呈现方式与信源身份是否对科普 信息的采纳程度产生影响。实验结果显示，长文章形式对于电子健康素养越高的参与者 说服效果更强，而视频形式对于电子健康素养与信息采纳意愿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较以往研究更进一步，本研究从中介路径检验中发现对于电子健康素养较高的参与者，长 文章(相比于视频)更能显著提高他们对于内容本身的信任，进而提升科普信息采纳 度。此外，与传统ELM理论不同的是，在电子健康素养对信息采纳度的影响中，网络科 普意见领袖的信源专业身份显露与否没有显著区别。本文进而从公共突发事件中科普辟 谣的现实情境出发，探讨对上述“信源悖论”的可能解释，亦探讨了研究的局限性，理论与应用价值。

古代中国早有“事实”之说，并在“虚-实”对应的话语框架中被国人长期使用。而清末对译英文“Fact”的“事实”则源自日本，构成“事实(客观)-理论(主 观)”二元对应的话语框架。此框架被引入报界后，转化为新闻思想领域关于“事实” 和“言论”关系的话语辨析，影响深远。清末侧重“言论”的作用，主张“言论为事实之母”，民初则突出“事实”的地位，强调“言论必于事实上负责任”。文章指出，两种“事实”概念在清末是分离的，至民初则结合到一起，它们最终促成彼时新闻界重 “事实”轻“言论”的认知取向。此种取向，为“五四”时期新闻本位思想的兴盛奠定 了基础。

本文主要从实践理论的情感维度出发，聚焦演唱会现场的粉丝“应援棒实践”，探查中控应援棒这一人工物如何勾连起实践中的其他要素，应援棒作为“情感发生器”如何触发和调节在场粉丝的共有实践。粉丝身体成为应援棒的摆置对象，在场粉丝受控于由应援棒调节的规范化的情感力量，遵从一种新的现场纪律机制，配合这场仪式的完 成。在演唱会现场之外，面对包括应援棒在内的周边，粉丝同样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成为物的附庸。对应援棒实践和周边的商业逻辑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物是塑造粉丝的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物将分散的粉丝个体组织和集结起来、形成新的动员结构和集体秩序的同时，对人的情感的调节和动员事实上成为娱乐工业的操控体系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物也是一种社会控制方式。

已经持续两年多、不断反弹的新冠疫情一再提醒国人必须严防死守每一个环节才能保障全国防护网的安全，而国家力量在场对于组织动员、共建全国防护网至关重要。中 国广大乡村既是全国防护网的重要环节也是薄弱环节，因此，有必要考察国家力量在公共卫生危机语境下在乡村的在场方式、所建构的防控传播体系以及乡村动员模式与效果。本文以湖南省双溪村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传播为研究对象，基于对该村疫情防控过 程的实时观察，对该村8名村干部、镇文化站站长以及4名经动员取消重要活动的村民进 行了深度访谈，并对450名村民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村干部上门讲解，“村村响” 大喇叭，微信网格群，流动宣传车等是农村基层组织在地危机传播体系的主要构成;大 喇叭和微信网格群等新旧媒介、媒介动员与人际动员“共在”局面呈现了多元在场的国家力量，其中大喇叭的乡村动员效果最为显著;村干部在疫情防控中扮演“国家代理 人”角色，借助新旧媒介或面对面讲解与村民互动，为乡村提供公共服务。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技术被认为是新闻生产与内容消费的下一个前沿。 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VR新闻兼具技术融合与内容创新的特征。研究采取焦点小组 访谈的方式进行，邀请参与者现场体验VR新闻并参与讨论，采用扎根理论的方式分析访谈文本，进而提取出“感知技术特征”“感知信息价值”“感知技术适应程度”“技术支持”“文本呈现”以及“环境状况”6个核心范畴，构造用户VR新闻使用体验模型， 并从“技术-内容”这一视角对用户的使用体验进行了分析与总结。研究发现，现阶段 用户对VR新闻的使用体验更偏向技术性，此外，VR新闻的发展需要和整体的媒介生态 相匹配。

微信已成为用户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其中健康类信息又是微信平台中最容易引发用户分享行为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当前关于健康信息分享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有限。因此本文在计划行为理论基础上，结合技术接受模型与社会认知理论建立研究假设，将影响因素分为态度、价值、环境三个层面，包含感知有用、信息质量、自我效能、感知收益、社会支持和群聚效应等六个具体指标。采用在线调查问卷收集数据 (N=375)，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模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以上变量均与微信用户健康信息分享意愿呈正相关。其中，价值因素的总效应最高;而个体对信息的态度及环境对个体的影响也是重要因素，但相关程度递减。同时，用户的年龄和自感健康状况也 会影响健康信息分享行为。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整合模型来解释微信用户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的影响因素，这也为未来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信息分享，从而激励公众参与健康传播提供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短视频平台正在迅速发展，作为“数字移民”的中老年群体在这一新兴媒介上的使 用日益活跃，其媒介素养和信息识别判断能力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本研究对19名中老年人进行了短视频观看和信息判断的干预研究，针对中老年人在干预过程中的判断逻辑和日常短视频观看中的辨别方式进行深度访谈，运用结构化扎根分析法，构建了包含“系 统性路径”“边缘性路径”和“社交路径”三条路径在内的中老年人短视频信息识别和 判断机制模型。研究刻画和深描了在信息识别领域里中老年人表现出的三类不同画像: 情绪主导者、经验依赖者、综合分析者，并尝试对中老年人媒介素养提升策略提出建议，对内容生产的治理责任进行关注。

网络媒介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存伦理与活动方式，也重新形塑了公民政治参与模式，在线政治参与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参与方式。本文尝试建构“心理倾 向-情境认知”分析框架，引入政府信任和政治效能感，探讨网络媒介使用对在线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机制。通过对2629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政府信任水平中介网络媒介 使用与在线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网络媒介使用负向影响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而公众的 政府信任度又负向影响在线政治参与，即网络媒介使用越频繁，对政府的信任度越低，而 较低的政府信任度又显著提高了公众的在线政治参与度。同时，政治效能感调节政府信任 度与在线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公众的政治效能感越强，政府信任度对在线政治参与的负向影响作用越小。

元宇宙、人工智能等众多新技术与应用的加速发展，不仅让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诸多问题与矛盾凸显出来，也对当下社会的信息传播结构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2022年的 新媒体研究，针对上述种种问题，在社会实践、技术哲学和伦理等不同层面展开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本文通过对2022年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上新媒体相关研究论文的主题聚合，提炼出五大议题:元宇宙研究、具身传播研究、虚拟数字人与社交机器人研究、人机传播研究、健康码与数据研究，并分门别类加以简要述评，以期通过这种有限的梳理与整合，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近年来，外部舆论环境快速恶化，成为影响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和国际地位提升的不利因素。改善国际舆论环境，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效能。贴近不同区域、 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方向。针对西方国家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的现状，本研究提出一种基于政治光谱视角的受众分析方法。以美国 为例，本文重点研究了影响美国政治生态的三种意识形态群体——宗教右翼、经济民粹 主义和政治文化民粹主义——对中国的态度和认知。通过对Twitter数据的文本挖掘分析，结果显示:宗教右翼较少关注中国，经济民粹更关心中国人权议题，政治文化民粹对中国具有强烈的敌对情绪和意识形态偏见。

齐美尔不仅是人际传播的奠基者，而且是先驱性的媒介理论家，尤其是其“货币哲学”。他站在先验主义的立场，从形式主义和关系主义视角出发，以现象学式的方法， 对货币这一范例性现象进行了透视。他认为日益脱离实体的货币是媒介功能的最巅峰表达或最纯粹形式，从这一范例可透视现代社会的纯粹形式化、媒介化趋势。具体则是通过剖析货币经济学这一经验科学“之前”的“先验”和“之后”的“后验”，来把握纯粹形式化和媒介化的“逻辑前提”和“社会文化后果”。齐美尔的媒介理论尽管不乏一些零散的拾穗者，但却似乎没有明确的继承人。重新阐述齐美尔媒介理论的当代意义在于将媒介理论提升到社会理论的高度，不但在范围上扩展为“万物皆媒”，而且在理论取向和方法论上超越强调媒介技术性、物质性的媒介中心主义的媒介化理论，建构能够凸显出媒介社会性、文化性的非媒介中心主义的媒介理论。

在后现象学视角下，本文关注媒介化旅行中的个体在行程中的感性经验，聚焦他们 对媒介技术和物理空间形成的多重界面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为了深入地解读这一现象，本研究对25位有媒介朝觐经历的人进行半结构性访谈，辅以照片引谈，并对其相关社交媒体内容进行文本分析。研究发现，媒介朝觐者与文本相遇时的经历可能成为其私人记忆一部分，而且会经由媒介叙事的引导而对相关的物理空间产生故事欲。旅程中，媒介朝觐者会选择性接受现实空间的信息或情动能量，从而维系对媒介界面的边界，而且会选择能产生更多情动联结的社交平台分享自身的旅行书写。不过，界面是多重和不确定的。部分受访者可能调动多重肉身感官，与媒介故事之外的人与物相遇，在 变化的行程中生成更多丰富的情感，用游戏的态度去感受现实的空间界面。也有部分受 访者则受制于移动界面，难以在具身参与中建立深入的情动联结。在此基础上，本文亦尝试对比媒介化旅行的结构主义与后现象学解读，借助“界面”概念探索自我、媒介与空间关系的理论可能。

《从“十字路口”到“中间地带”》可以被视为对英美学界围绕媒介社会学的“反 思式话语实践”的元话语分析，这项聚焦“实然”的研究却被姚文苑和胡翼青在“应然”层面误读为文章作者“失效”的边界工作。与这一根本性的误读相呼应，他们还对过往的媒介社会学传统予以传播学本位的、“去历史化”的评判，并力倡以“媒介化理 论”为核心的“真正的媒介社会学”。在回应商榷的基础上，本文强调，媒介社会学乃是一项历史性的事业，不宜定于一尊，而应被置于“连续统”的观念中加以考察，以便批判地继承或创造性地转化传统，并在数字时代激发出跨学科的想象力，理解“媒介的 社会逻辑”与“社会的媒介逻辑”之间的交错与渗透。此外，本文还利用调查数据，示例性地检视了中国媒介社会学者围绕媒介社会学的“定义”与“议题”等问题之“诠释社群”面貌。

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持续透露出各国基于阶层、种族、社会性别、技术、市场经济、国家等维度所体现的牢固坚韧的不平等鸿沟，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因疫情而深度参与了形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本文聚焦平台资本扩张与数字媒体的当代发展，主要综述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新冠疫情这一“例外事件”下围绕网络平台和资本主义所展开的批判性探讨，围绕全球环境传播危机、数据监控与隐私保护、虚假信息与阴谋论、在线工作与网络生产等四方面批判传播研究议题，检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自疫情暴发以来的研究成果，以此反思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所塑造的平台资本主义和数字媒体传播系统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并追问批判传播研究如何回应当前资本主导的平台媒体对社会整体价值观带来的挑战。

极化是群体互动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为探究舆论极化机制，本文以新冠疫情中的典 型舆论事件为例，整合多种计算方法，从意识形态立场、情感、注意力等路径剖析极化现象，并考察公众信息选择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舆论议题不断变换，但公众对同质化、热门内容存在选择偏好，短期内公众注意力被单一议题所支配。议题演化的背后是自由权利、民粹与国家利益三种立场的交锋。信息的热度和立场会对选择性接触 机制产生不同影响，国家立场会强化该机制，呈现出社会整合作用，而自由与民粹立场则削弱该机制，并抢占话语空间、巩固已有观念。最后，选择性接触强度可以预测短期公众注意力变化，这对理解中观信息传播如何影响宏观舆论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平台正在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现代社会发展。平台提供的软件服务， 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和欲望，并存留海量数据，反身滋养和优化技术发展，由此构成“技 术与技术”“技术与人”之间的多重交互和共同演化。本文与可供性理论对话，将处于 应用软件交互界面背后，隐匿于平台系统核心位置的“数据基础设施”作为动态的、成长性的媒介加以讨论，分别从企业内部应用软件联通、企业外部跨平台应用软件联通、 应用软件作用于人三方面探讨数据基础设施的可供性和可供力，以及更为复杂的“人*应用软件”所构成的新技术环境对数据基础设施的反向可供性。基于此，提出了数据基础设施作为隐蔽可供性所具有的可供力的分析框架，向纵深推进了媒介可供性理论，为平台和软件研究以及媒介实践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社交媒体推动了女性赋权广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在取得巨大商业效益的同时，女性赋权广告也因其后女性主义话语而被批评可能加剧性别不平等。论文聚焦微 博中的女性赋权广告实践，运用主题分析与语义网分析对广告中的后女性主义话语、以 及受众对后女性主义话语的回应与意义生产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自信文化”和“积极心态”获得了受众大量附和，“赋权”被建构为个体“实现美”的过程，“自信”与 “积极心态”的自我规训被视作“赋权”的关键途径，消费还被个体赋予了对广告商的 “嘉奖”意味。论文还引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聚焦后女性主义话语所折射的不平等经济关系与意识形态，探讨女性赋权广告的“真赋权”路线。

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拓宽了人们的消息来源，打破了传统媒体作为“把关人”的垄断地位。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和碎片化、快捷化阅读习惯的产生，视频类社交媒体日益成为全球用户的信息摄入的新阵地，也成为国际传播的新战场。本文对2019年-2021年在油管(YouTube)上发布的387730条中英文中国相关视频进行了内容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揭示了海外视频社交媒体上的中国相关子议题的类型、时间变化和跨语言差异。第二层和第三层议程设置分析的结果显示，尽管其他类型账号在对中国形象的构建上联系紧密，媒 体账号则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议程，并未很好融入油管舆论场。本研究对国际传播理论和议 程设置理论的结合作出了理论贡献，创新性地结合传统与计算传播方法对比了第二、三层议程设置效果，并对我国对外传播拓展视频类渠道提出了具体策略建议。

数字技术引发新闻业盈利危机，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开始重新“发掘”以往不受 重视的受众，并通过各种测量技术获取受众的反馈。流量成为新闻生产的“指挥棒” 与“评判官”，但关于流量的劳动问题研究却一直是一个盲点。从“挣工分”到“挣流量”，互联网技术催生的“计流量制”绩效考核制度，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时代“计件 制”的主导地位，新闻编辑室内生出一种流量锦标赛机制。以流量论英雄的评优机制，强化新闻编辑室的流量文化，压倒了更成熟的专业价值理念，并通过评报这一仪式化机制，重申和确认新闻生产中“流量逻辑”的合法性。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分析，本文旨在通过对新闻记者“挣流量”劳动与新闻编辑室“流量锦标赛”的批判性检视，来反思受众地位的上升对新闻记者职业文化权威的挑战与侵蚀，并重新审视市场话语对新闻业公共价值的“殖民”。

本文提出，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性质问题，是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中“前提中的前提问 题，是基础中的基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文章认为:当代中国新闻学是一门相对自主独立的学科，是具有强烈人文色彩的社会科学;当代中国新闻学，在时代性质上属于现代新闻学;在理论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社会性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新闻学;在阶 级性上属于无产阶级新闻学，是以党性集中体现无产阶级先进性、人民先进性、民族先进性 的新闻学。当代中国新闻学，是当代中国语境中现代性、理论性、社会性和阶级性(集中表 现为党性)相统一的新闻学，并不是多种新闻学;现代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社会主义新闻学、无产阶级新闻学等，不过是从不同属性维度对当代中国新闻学的定性和描述，正是这些属性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新闻学的“中国性”。只有全面准确理解了当代中国新闻学 的“中国性”，才能真正把握当代中国新闻学的真实面目，构建起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知识体系。

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赋予和增强了当代青少年多种形式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与信心。青少年如何在新闻信息刺激下进入公共领域是一个亟需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以1293名12-19岁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究青少年社交媒体偶遇式 新闻接触对网络政治效能感、政治讨论及潜在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 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对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具有显著正向作用;(2)网络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讨论分别在社交媒体偶遇式新闻接触对青少年潜在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中具有中介作用;(3)除了单独的中介作用外，网络政治效能感与政治讨论两者间的传递和联合作用还形成了远程中介作用。通过聚焦于青少年的认知发展特点，本文明晰了媒体使用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内在逻辑,构建了理解青少年政治参与的“使用-效能-讨论-行为”理论模型。

在当今网络流行文化中，尚未婚育的年轻女孩却热衷于以另类的方式“养娃”。少女文化碰撞母职研究，引发了我们关于“母职”在数字时代内涵和外延拓展及变革的思考。本研究聚焦于棉花娃娃玩家群体近年来形成的“赛博母职”实践，并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收集经验性材料。既往的“数字母职”研究关注技术如何影响生物性育儿，区别于此，“赛博母职”指向赛博格隐喻下人和技术双向交织的视角。研究发现，媒介技术、社会结构与少女的能动性共同塑造了以手作实践和视觉操弄为核心的“赛博育儿”实践，在与社会中的母职制度回响的同时，也在消解母职的神圣性。当“赛博母职”成了少女面对生活压力的一种柔性策略，流动的爱欲从顽固的二元论逻辑的裂缝中涌现出来，形成微弱短暂同时广泛流展的力量，为多元的性别主体-位置提供新的可能性。

本文以媒介建构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PLS-SEM模型，探讨不同类型媒介的接触对公众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认知建构作用。研究发现，主流媒体在影响公众主观认知及疫苗接种意愿上发挥着主导作用，为新冠疫苗接种营造了良好的媒介环境。此外，在心理认知层面，影响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并非是疫苗有效性感知和自我效能等个体层面的认知，而是社会规范这样的集体意识。新冠疫苗接种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责任，这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媒介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机制体现为:主流媒体引导的媒介生态通过宣传动员形成了“群防群治”的共识，并与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取向有效融合，激发起全民抗疫的集体意识与社会责任，进而促进了疫苗接种的集体行动。

作为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马拉松”，新冠肺炎疫情几乎触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众多个体的亲身经验在社交媒体上汇聚成多声部的疫情叙事，蕴含着巨大的公共记忆潜能。从数字记忆和见证书写的研究视角出发，本文借助“连接性见证”的概念，通过对豆瓣话题“#和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记忆”的分析，揭示个体如何见证、书写疫情，个体经验如何相互勾连，生成公共记忆。研究发现，身处疫情中心和世界各地的个体在豆瓣平台上展开多模态的记忆实践，接力完成了一场马拉松式的瘟疫书写。经由个体和 社区层面的连接机制，这些书写转化为平台化的公共记忆。数字“瘟疫年纪事”构造出 一份兼具韧性和脆弱性的新冠档案，也激发出以个体为单位、以连接为机制的弥漫性的数字记忆伦理。

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以人类共同价值为诉求，而且拥有丰富多维的内涵，其中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跨文化共同体、生态共同体和想象共同体等层面的内涵。从这五个不同视角去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对这一重大思想的全球传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全球传播应该从族群跨文化传播、内部跨文化传播、交流式跨文化传播、比较文化跨文化传播、介入式跨文化传播、多元跨文化传播、生成式跨文化传播和全球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去探析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话语在跨文化传播的经度和纬度上所蕴含的重要理论意义。本文认为，该思想在不同国度和文化环境中的“再现、传播和文化转化”形式和内容必然会与该地区的语言社会文化碰撞和融合，从而形成多元解读。尤其在融入其他民族文化过程中，该思想的多元解读会不可避免地呈现一种不断生成连续的偶然性特征，并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下经历其思想疆域意义上的解构和重构过程，从而扩大其全球性关联，加快其普遍化的趋势。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规模迅速增长背景下，探究360度全景知识类短视频情境中的用户具身体验与内容认知间的动态交互机制，对有效提升其传播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具身认知理论，从用户具身体验与视频内容认知两个维度出发构建编码框架。在此基础上以Bilibili网站360度知识类短视频用户发布弹幕为数据来源，使用认知网络分析 法对数据进行编码并构建用户认知网络，剖析具身体验与内容认知维度下不同认知元素间的关系;并基于时间序列探究用户认知网络动态演化规律。研究发现，用户具身体验与视频内容认知关联，具身体验维度参与、在场与内容认知维度关注剧情、关注结果认知元素关联度最高。不同时间段内用户认知网络存在显著差异，学习过程中，用户明显增强了深层内容认知元素的关注和具身体验的调用，认知节点的关联深度与复杂度逐渐上升，体现了视频观看过程中认知建构的不断完善。

本文以豆瓣小组“不要买｜消费主义逆行者”为研究对象，通过网络民族志观察与深度访谈，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分析反消费主义网络社区的文化现象与传播景观，认为反消费主义文化体现出部分青年群体的反身性、主体性觉醒等现实境况。“抵抗”不是基于拒绝，而是寻求平衡和免遭异化，选择并重构那些服务于现代社会的审美感受、意识形态和逻辑元素。通过网络社区将分散的个体相互联系起来，开辟了技术支持下的意义与反抗空间，为文化批判场域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可能。

当前，娱乐化的表达方式正逐渐占据公共领域，通过娱乐手段提升传播效果似乎已成为共识，但娱乐是否一定能促进传播效果尚需进一步的研究。本研究以防诈骗短视 频作为研究语境，以详尽可能性模型和一致性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通过对抖音上467个防诈骗短视频的内容分析，探究议题和媒介属性如何调节娱乐化对点赞量这一传播效果指标的影响。结果显示，防范教育和揭秘骗术信息抑制了娱乐化对点赞量的促进作用，但案件描述和财产损失信息强化了娱乐化对点赞量的提升效果。自媒体使用娱乐手段能显著提升点赞量，且这一效果不受任何类型信息的影响，但官媒的点赞量不受娱乐化影响。本研究不仅为使用娱乐手段进行公共传播提供了策略，还解释了娱乐化对传播效果的影响边界，对泛娱乐化背景下受众和媒体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解释。

新媒介的发展呈现出技术的“杰纳斯脸”：在带来便利与繁荣的同时，也暗藏风险和危机。一定程度上，新媒介技术的演变正推进着新媒介发展为一种宏观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中，“安全”不断进入各国的政策和媒体议程，作为安全问题中一个重要的类别，国家安全问题也在此语境中表现出了新的类型与特征。由于安全话语性质的凸显，国家安全问题在新媒介语境下不仅是一个兼具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问题，也是一个经由新媒介参与的话语过程和总体实践，交织发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等总体国家安全层面，呈现出泛化、加速、杂糅的特征。这些问题背后涉及建构主义安全观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机制“安全化”，本文认为国家安全问题在新媒介构建的内外环境中经历了原生与诱发两种安全化触发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类交织的安全问题将不同的主体、多元的行动者整合到了新媒介的技术逻辑之下，形成了从主体间话语性到场域间风险性的影响机制。理论与现实地看，对总体国家安全问题的语境构成、类型特征、过程机制的理解，可以为整体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总体的前因性参照。

2022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论述的时代化阐释、对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多样化解读、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中国 化探索，呈现出继承与创新、理论与实践、总结与展望三大鲜明特征。与此同时，新时代十年间的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得到凝练与深化;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成为研究新热点，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新闻事业的核心地位，开辟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境界。

国际知名社会学家、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约翰·厄里教授致力于流动性理论研究，力图 超越交通研究与社会研究之间的二元对立，探讨流动产生的资源和信息再分配以及社会差异。这涉及流动与非流动的关系、虚实空间的接合、流动的物质性等议题，此外还发掘流 动与地域、性别、阶级、种族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对约翰·厄里“新流动范式” 的细读和阐释，以及对戴维·莫利教授的半结构访谈，试图在不同理论的交光互影中探查新流动范式与传播物质性研究之间的隐显关系:一方面，新流动范式成为传播研究重返物质向度的理论支撑，建立超越媒体中心主义研究视角，拓展传播研究议程;另一方面，在 交通学、社会学以及传播学等跨学科研究视角下，重新审视流动性理论与日常流动实践，使传播学研究与社会现实在更多问题上有桥接的可能，拓展传播研究新的面向。此外，厄里的流动性理论对传播学的影响也有赖于戴维·莫利、杰瑞米·帕克以及保罗·亚当斯等 学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连接者和转化者的角色。

本文引入历史学的记忆之场理论，借助计算传播学方法中的命名实体识别技术追溯了媒介记忆之场的沉浮轨迹，系统勾画了《纽约时报》(1981-2018)中“共产主义” 刻板印象的变迁图景。研究发现，随记忆之场起伏流转的“共产主义”刻板印象，始终追随并服膺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及国家利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对抗西方民主的冷战敌人”，转化为“世界性的政治运动和威胁美国安全的激进同谋”，再转向当前“挑战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研究“共产主义”在西方媒体中的传播，既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新闻与政治逻辑关系背后的媒介意识形态实质，也有助于我们把握新一轮 “中国威胁论”的动机和本质。

本文全面总结和深入阐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方面的理论贡献：系统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核心问题；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百年发展的历史经验；科学引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学术研究；高度凝练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的理论精髓，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当代发展贡献了思想智慧和理论成果。

本文基于人机互动的赛博格视角对人工智能广告的时空性进行了探讨。结合对当前 广告业实践案例的分析与讨论，认为相较于传统广告所建构的时空，智能广告趋近于将 时空无限地延伸和拓展。而赛博格化可以说是智能广告最直观的变化，它通过媒介的智能化、信息的数字化、体验的感官化、用户的参与化、沟通的网络化、效果的直接化六方面颠覆了传统广告的时空性，促生了智能广告时空性的形成。由此，本文总结提出智 能广告的四个时空特性，即时空叠加性、时空流动性、时空压缩性、时空再造性，并从赛博格的视角将人工智能广告定义为:消费者以自身个体为界面，通过智能技术连接多维时间和空间，在人机融合的交互感官体验中获取任何所需的营销沟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