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崛起，微博成为社会热点事件的重要信息源、策源地和意见发酵池，对热点事件在微博的传播机制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选取近两年新浪微博中的21个热点事件，通过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发现加V认证用户和男性是社会热点事件的议题设置和积极转发者，转发深度和转发宽度符合无标度和小世界现象，热门事件传播网络中的群集系数更高于其他话题，看似话语平权的背后是话语再集权，形成了新的话语权力新贵；热点事件的传播结构和事件自身的性质具有很大关联性，热点事件传播具有多信息源、多中心、多层和随机性等特点，要理性看待社会热点事件在微博传播中的谣言现象。
本研究以社会化媒体语境下互联网的议程融合和迈克尔·沙库等人的议程设置串联动力模型
为理论框架，用网络搜索引擎采集数据，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对网络流言传播造成的议程设置效果
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社会化媒体对流言的放大能产生议程设置效果，由社会化媒体产生的流言
在网络议程设置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流行语的“去中心化”反映了媒介技术创新下社会变迁的“去中心化”趋势。在互联网语
境中，流行语的生成经历了一个公众对普通词语再生产的过程，其往往体现了对权力的“去中心
化”。或者说，一个词语即使再平白无奇，一旦被公众赋予“去中心化”的意义，就具有广被传
播，成为流行语的可能。
传播新技术划定和塑造青少年的同辈关系，深刻影响该群体的社会化过程。采用“社会网络
分析”（SNA）范式，本研究考察青少年基于“社会交互式传播技术”（SITs）的同辈关系网对
现实社会中同辈友情关系的可能影响。基于关系数据的分析表明，SITs使用对青少年的现实交往
具有增进作用，提高了友情关系网络结构的丰富性，但也呈现出与现实友情网中不同的权力资源
分布状况。同时，受访青少年的现实友情网络指标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SITs关系网的相应指标。
本文揭示了社会网络分析范式对新媒体社会效果研究的方法论价值，也体现出通过引入新的解释
概念以比较与融合不同的理论假设，以及开掘新的理论拓展方向的潜能。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检验在北京朝阳区哪些老年人在使用电脑/互联网，以及通过定量分析
找出这些老年人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本文的数据来自2010年北京市朝阳区城乡老年人口状况
调查问卷，共有1963个样本（年龄在60岁-92岁之间）参与了调查。数据结果显示，他们当中男
性使用电脑/互联网的人更多；年龄较低、文化程度较高、离退休之前具有干部身份的人也更倾向
于使用电脑/互联网，并且朋友支持会影响他们对电脑/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文章最后就研究存在
的不足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议程设置、框架理论和铺垫理论是三个经常被共同讨论的理论模式。从传播学史看，它们都
为研究媒介内容与公众意见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其中，铺垫理论借鉴了心理学概念，
从微观角度探讨了议程设置如何发生的过程。然而，这一理论在从心理学借用到传播学领域的过
程中，由于缺乏方法和成熟的范式、以及研究对象的不同，其原初意义和应用环境都发生了迁
移，这也使得传播学者对铺垫效果的关注相对有限。
本文以探索传播学学科核心范式的演化进路作为建构审度学科史的新视角，并在这种新的历史
透视框架中，寻找解决学科自主性问题的出路。传播学学科核心范式自形成起，经历了内部整合与多
元研究传统表层整合阶段，目前正进入深层整合阶段。
1768年正值康乾盛世，但“叫魂”妖术谣言却在这一时期被广泛传播。盛世之下，谣言为何会肆
虐传播？对叫魂犯的清剿缘何成为一场闹剧？透过妖术谣言，可以看到富庶之地民众的恐慌是谣言
产生的隐蔽逻辑，信任缺失的地方官员只能亦步亦趋地应对谣言，极度猜疑的统治者将谣言解读为
政治阴谋。这个社会的信任危机促使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演化为一种实在的生存斗争。
本文将乡村社会变迁置于“媒介化社会”的基本背景下，认为关注乡村社会群体或个人的社会结
构变动、经济生活发展、文化差异及变迁等问题时应该把媒介及其传播活动纳入到考量的范畴之内。
文章以几个深入调查和研究的个案为基础，观察传播与乡村社会变迁及传统乡村社会转型的不同路
径或方向，尝试发现和解析媒介与乡村社会生活互动、变迁的一些基本规律。
本文将美国华文移民媒体《世界日报》与美国主流媒体《今日美国》关于奥巴马主持新移民入籍
仪式的新闻报道进行对比，采取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发掘和解释两者在报道中存在的差异，从
而揭示华文移民媒体对美国政府和华人自身形象的呈现，及其所建构的“社会迷思”图景，借此探索
华文移民媒体对美国华人族群与主流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潜在影响。
从委托-代理视角来看，中国广告代理制是一种契约，但并非最优契约。这便导致广告公司的逆
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发生，进而，不仅影响广告业健康发展，而且导致中国广告代理制走向消亡。本文
建议，以改造后的效益分配制为交易机制、并以整合营销传播代理为分工机制来重构中国广告代理
制，设计最优契约。
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我国广告产业发展的四大关键性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
广告产业制度优化的路径及策略，即实现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广告管理制度的转变，以国家
广告产业园区建设为契机优化广告市场结构，鼓励和扶持媒介广告公司与企业广告公司发展，强化
对外资并购与国际媒介购买公司媒体采购活动的规制。
我国自2005年至今一直在大力整治虚假违法广告，但迄今为止的结果表明了广告行政监管的失
灵。既有研究多认为是法律体系不周或行政执法不严所致。本文结合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了我国广告
行政监管长期普遍存在的三大特征：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治理和便宜式执法，证明政府私利及相应
的控权不足是导致我国广告监管政府失灵的深层次原因。论文最后提出了向私法自治转型的解决思
路。
建构适应媒介融合时代的规制模式不仅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求，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论探讨。本
文认为当前规制主体和对象更加多元化，规制过程更加复杂化，规制类型日渐多重和方式也更加综
合，因此，亟需改变基于行业区隔的规制思维，突破单一的政府规制模式，建构复合规制模式，内容
规制和结构规制也需转型，规制方式向联合模式转变。
本文首先比较了中俄两国记者权利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着重对比分析了中俄在新闻记者职务
权利的保障、限制和监管三个层面上的异同，以期能为今后我国相关制度的制定和有效执行提供启
示和借鉴。
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两千多年，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封建统治的制度文化。其中在社会的思想传播
方面，统治阶级严加控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封建言论专制制度。本文从传播学视域探讨这一制度
的思想源流、形成过程，着重论述儒家、墨家、法家的言论传播思想对封建言论专制制度建构的影
响。
马克斯·韦伯曾指出：《京报》(即明、清《邸报》)“数十年来一直受到英国人的注意”。
19世纪，《京报》不仅被西方来华人士所重视，其影响范围还扩展至欧美本土。在华英文报纸对
《京报》翻译和利用活动，特别是《字林西报》开设的“《京报》摘要”专栏影响了19世纪中英
关系的构建，1873年五国公使团觐见同治帝即为其中的典型事例：此事被当时的英文报刊称作
“觐见问题”（Audience Question）。事件交涉的核心——“跪拜之礼”问题的解决未能打破
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成见，在华英侨在觐见之初所持的乐观心态反而最终归于失望和不满，其态度
的转变与之对《京报》的先期定位及对相关译稿的后期解读紧密相关。
弘报处是日本占领东北期间设在伪满洲国的新闻宣传监管机构。在东北沦陷的十四年中，它
严密监控着东北的新闻传媒，对殖民地民众进行奴化思想灌输，是日本在殖民地进行奴化宣传的缩
影和中枢。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于伪满弘报处的研究一直尚付阙如，该机构如何设立？如何行使
职能？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对国人进行舆论控制？这些问题学界尚语焉不详。笔者以弘报处官方刊物
《弘宣》为史料，从中管窥弘报处对东北新闻舆论的钳制，并揭示其政治传播的技巧与策略。
传统新闻史认为，旧制度时期的法国新闻业处于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之下，因此在1789年革
命前没有发起过对旧制度的攻击。然而，新研究表明，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曾经在政治上突
然变得激进化。这一现象与一批涌入新闻业的受挫剧作家有关，更与当时新君即位、莫普改革失
败和高等法院被恢复等政治事件密切相关。但是，激进的新闻业不久便遭到官方镇压，重新被纳
入王权书报审查制度控制之下。到了1779年，一切归于沉寂。然而，这次昙花一现的新闻自由还
是对岌岌可危的旧制度造成了沉重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