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了马克思《普鲁士出版法案》的撰写背景，认为此文是其出版自由观演进之一环。
1848年革命后德国废除书报检查，马克思利用法治环境积极倡言，《普鲁士出版法案》一文便是
其中代表。新闻人是马克思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社会职业，莱茵省的自由风气与师长朋友的引介
邀约都促成他拿起笔杆。主编《莱茵报》、《新莱茵报》的马克思务实稳健，明显有别于街头的
革命者，这也保证报纸能够赢得市场。《新莱茵报》后马克思仅偶然短时主持过几家工人报刊，
究其原因或许是精力转移、流亡身份所限，但绝非办报失败所致。
本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审理《新莱茵报》诉讼案的陪审法庭的发言（以“《新莱茵报》审
判案”为标题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进行考证。在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法律思想的同时，对
马克思和恩格斯新闻出版自由思想的一贯性进行了论述，以原著为依据解释了自由报刊的本质。
恩格斯的《关于招贴法的辩论》一文，是恩格斯对1849年对普鲁士议会关于招贴法辩论的评
析，他对普鲁士当权者试图取消招贴、控制出版自由的种种借口进行了批驳。恩格斯在该文中指
出，唯有每一个人，尤其是工人阶级真正享有出版自由，才能和平地、公开地在思想上开展阶级斗
争。
马克思在1861年5月写的《伦敦〈泰晤士报〉与帕麦斯顿勋爵》一文，主要论述了《泰晤士
报》与英国政治当权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在考察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尝试论证，报纸与政治之间
存在复杂关系，但是，并非政治完全决定报刊取向，而是由其自身利益决定之；在某些特定情况
下，它对政治力量的依附是为了获得公众的认同。
本文在对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一文写作缘起、发表背景，及其不同版本翻译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细致考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恩格斯通过驳斥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
而阐发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重要原则。
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之时，恩格斯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终刊号上发表
了《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在信中，他高度评价了该报在社会之中争取新闻出版
自由和在工人政党之内保障言论自由的重要作用，提出在合法时期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承诺放弃非法
斗争的重要观点，为德国工人运动明确了斗争策略。
危机传播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较弱，一些基本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论证。本文对危机传
播研究的缘起、危机的概念及危机传播的研究对象这三个问题进行了仔细辨析：危机传播研究的源
头，是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之下的危机小组；从传播学角度理解危机，可以认为危机是与事物
的根本目标相悖的一种破坏性的变动，具有变化的剧烈性、高度的关联性等特征，会形成重大的社
会影响和关注；危机传播的研究对象是与危机相关联的社会信息系统及其各部分的结构、功能、过
程及互动关系，探索、发现和克服危机领域的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的科学方法，找到社会信息系统
良性循环的机制，以此来减少危机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损害。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受众研究领域经历了一次“民族志的转向”，引发了学界的广
泛争议。在回顾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此轮范式之争的脉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爬梳与分析。
对“编码-解码”模式的质疑、固有的学术政治规范以及媒介消费的全面兴起，促成了接受研究
向媒介民族志的转向，带来了研究对象的语境化和政治立场的位移；面对多重挑战，“民族志转
向”的倡导者们继续强调媒介民族志研究在全球化、数字化时代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明晰主导性新闻观念、确立明确的“新闻主义”是时代的要求。本文认为，建立在“发展新
闻主义”与“专业新闻主义”统一基础上的“发展新闻专业主义”，是当代中国主导新闻观念的
可能选择。在观念论视野中，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就是以新闻专业主义观念实现新闻业自身健康
发展、促进社会整体发展、促成新闻领域与其他社会领域良性互动发展的“新闻主义”。
作为在1839-1840年期间创办的中国第一份译报《澳门新闻纸》的赞助人，林则徐通过对译
员的经济、社会地位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的不可分型赞助，间接地影响了该翻译作品的生成，进
而对其编译策略和技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采用描述分析的方法考察林则徐的赞助人身份
对于《澳门新闻纸》翻译策略与技巧的影响。
竞争性购剧联盟即一些覆盖市场有重合的电视台为购剧结成的联盟，它们在中国主要分三
类：卫视频道之间的联盟、卫视频道与和其有覆盖重合的地面频道之间的联盟、一省之内有覆盖
重合的地面频道的联盟；在选择伙伴时，主要应考虑资源的互补性、资源的可整合性、效益的双
赢性、组织文化的兼容性、战略目标的一致性、伙伴的可信任性六个指标；最终确定的伙伴选择
模型原理是将六个指标的估值加权求和，最大者即为最佳联盟伙伴。
我国传媒经济（管理）学的研究一直以来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晚清民国时期传媒经济（管
理）学研究所取得的既有成果，但相关文献显示，在晚清民国时期不仅大量存在报业企业化经营
的活动，还出现了有关传媒经济（管理）学的非自觉与自觉的研究，甚至还出现了传媒经济（管
理）学的专门论文、专著、教材与专业课程。
本文试图从观念研究的角度，以“同人办报”为参照，探讨“同人报”何以既声名显赫，
却面目模糊。实际上，在现已公开的史料中，“同人报”的提法始见于1957年，原本只是“集体
所有制报刊”的同义词。由于初始意义并不具体，而看似相仿的“同人办报”又早就被认定为错
误路线。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同人报”被重新解读、赋予意义，和“资产阶级报刊”等同起
来；并藉此暴得大名，沉淀为集体的记忆，乃至成为基本的表述语汇。正因为从一开始，在不同
理解之间，存在太大的差异，所以始终难以在理念上形成具体的共识。随着历史流转，当时语境
逐渐消散，“同人报”的含义也就越发飘忽难定。
当前人文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起源于对文本的重新认识。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态，近代画
报出现并风行于清末民初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图像不仅是一个时代的记录，
也是某种观看方式的载体。近代画报图像所承载的新的观看方式意味着新的看与被看的关系。这
种新关系对于理解中国的现代转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现代性在大众传媒中的表征。本文认
为，从视觉文化角度关照近代画报，探索图像表征现代性的诸多可能，研究画报对普通读者所具
有的教化功能，将有助于新闻传播学界在人文学科文化转向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近代画报图像的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并对理解当前各种层出不穷的视觉文化现象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范长江抗日战争时期在《浙江潮》上所发表的五篇文章，此前一直未见学界著录或者述及，
应为其新闻轶文。这五篇文章一篇是新闻报道，四篇为专论，是构成范长江整体新闻实践的有机
组成部分，对我们研究范长江的新闻经历及其贡献具有一定的帮助。
在中日“满洲交涉”中，《顺天时报》不惜牺牲多年来因“呼吁立宪改革”积攒的声誉，想
方设法为日本辩解；并且针对清朝上下国民心理，展开“理”与“势”的分析，诱导、迫使国人
让步。这是日本民间团体的在华报纸，首次在中日两国的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言论策略影响
了后来日本侵华时期的在华媒体。
印度早期报刊的诞生和发展是与英属东印度公司联系在一起的。本文从印度早期报刊的诞
生、发展和新阶段各个时期中，东印度公司对报刊的恐慌、反扑和退场三方面进行研究，从而发
现东印度公司经历了初期的被动反应，中期的积极应对和后期的无奈隐退的角色转型，因而认为
东印度公司在早期印度报刊的发展中具有双重性质。即东印度公司虽然主观上不乐见报刊业，但
为了利用报刊业达到其目的，不自觉地推动了印度报刊业的发展。
2012年普利策辞世整整一百年。本文对普利策署名发表的《舆论的力量》一文进行版本和真
实性的考据，在此基础上总结并分析了普利策的舆论思想。本文认为普利策所处的特殊时代，普
利策对美国式民主遭遇危机的反思以及他对新闻业功能的定位奠定了其舆论思想的基调，具有启
发意义。
《模糊：信息过载时代如何知晓真相》，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著。纽约：布鲁
姆斯伯里出版社，2010年，238页。ISBN:978-1-59691-56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