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新闻实践中记者需要“身体在场”进行新闻报道，但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发展，“记者在现场”作为首要信息来源的新闻传统正在发生变化。本文以21世纪三次重大国际冲突为例，考察了互联网技术发展背景下新闻来源的结构变化和新闻生产的模式转变。研究指出社交开源情报（SOCMINT）正加速成为机构媒体的重要信源，并进一步分析了社交开源情报在信息生产、事实核查、信息扩散三个层面的特征和机制。最后，探讨了机构媒体在SOCMINT时代的角色转变，同时也提出了机构媒体在利用社交开源情报发挥功能、承担责任方面的一些新思考。

过去，AI写作在新闻生产中通常被用于主观性、逻辑性较弱的新闻体裁。然而，随着近来AI能力的提升，AI写作能否被扩展到更具主观性、创意性的新闻生产环节当中引发了讨论。财经评论兼具结构性、主观性和逻辑性，其本身也是用以探究AI写作应用边界的一类较为合适的新闻体裁。基于系统化-启发式（HSM）模型，本研究通过两组情境实验考察了AI作为评论作者对财经评论感知专业度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制。研究一在未提示受众关注作者的情况下，探讨了受众对AI生成与人类撰写的财经评论之间感知专业度的差异。结果显示，当受众通过系统化处理路径阅读财经评论时，很难区分AI与人类记者撰写的评论在专业度上的差异。研究二采用2（实际作者：人类 vs. AI）× 3（作者署名：人类记者 VS. AI VS. 不署名）因子设计，通过在线实验探讨启发式处理路径下，受众对不同作者的财经评论的差异化感知机制。结果表明，当受众注意到评论的作者身份时，署名为AI的财经评论可以通过权威启发式（authority heuristic）和机器启发式（machine heuristic）提高内容的感知专业度，而受众对AI写作的态度能够有效增强机器启 发对内容感知专业度的提升作用。但是，署名与否则会降低受众的权威启发式水平进而折损受众对于内容的专业度感知。结合两研究来看，过往专业财经媒体赖以生存的权威性、专业性在当前的AI时代也开始面临着极大挑战。因此，应对AI写作的冲击有必要充分重建财经媒体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身份认知”一直是传统新闻研究的重要议题，新闻传播、收受、消费的主要空间已然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转向了大型互联网公司运维的社会化平台，但平台热点运营者的身份认知一直未被充分讨论。本文以工作内容与职业新闻生产者部分相似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中的平台热点运营者为研究对象，在将二者展开比较的分析框架下，采用从工作常规归纳身份认知的既有分析取向，以“职业身份”与“自我身份”为核心概念拓展既有讨论。本文发现，平台热点运营者主要扮演的角色是勾连内外媒体的“联络员”、完成考核指标的“操盘手”、寻找工作规律的“分析师”。这三类主要工作既在客观上造成了平台热点运营者在话语资源和行动限度两方面的职业困境，也使得其将自我归类至“打工人”的流行语之中。本文进一步指出，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首先，这一负向身份指认折射出商业主义主导下社会化平台存在的“体制内和外”“平台整体目标与从业者个体定位”的结构性矛盾；其次，相较于职业新闻生产者具有理想偏向的“同构型身份认知”，平台热点运营者形成的是具有现实偏向的“异构型身份认知”，导致“职业”目标与“自我”认知产生难以弥合的裂隙。这为进一步思考平台和新闻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份具有价值的经验材料。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媒介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非实存的唯物主义。从话语网络1800到1900的断裂，也即从语音的物质性到铭写的物质性的转向中，基特勒所关注的媒介，始终存在于非实存的意指机制，并建构于（后）结构主义对语言的物质性的理解。在话语网络1800，语音的“最小所指”与意义、主体直接关联，意指无需媒介居中“调解”，媒介此时尚未存在；而话语网络1900的断裂，先验所指被技术媒介、反形而上学以及心理物理学实验否定，意指必须经过作为能指的媒介，并在能指的滑动中成为无意义的能指游戏。而媒介在物质性的断裂中出现，又重复显现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不同经验性领域，其中便包括有形的、固实的媒介物。基特勒所谓媒介物质性，并非媒介的物质性，而是语言的物质性断裂产生了媒介及媒介物。当我们追溯基特勒意义上媒介物质性的本真意涵，厘清物与物质性、媒介物与媒介等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便会发现，在基特勒那里，媒介物质性是某种非实存的语言结构、符号形式或意指机制的物质性。正是基于非实存的媒介唯物主义观，能真正丰富我们对物质性的想象，从物质性角度理解当下的媒介世界。

相较于外卖骑手，学界目前对于“困在系统中的外卖商家”仍关注度寥寥。研究选 取北京市宋家庄A美食城为田野观察点，采用扎根理论，聚焦外卖商家这一群体的平台劳动与城市迁徙。研究发现，在线按需市场的性质决定了跻身大城市更有利于获得订单优势，但由生产转型所引发的城乡迁徙将导致新的社会融入问题。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平台化迁徙”概念，即一种迎合平台经济运行机制的劳动者自我调试策略，以揭示平台逻辑渗入城市的广度和深度。这一概念包含从传统经营模式转向在线经济体的“数字迁徙”，以及这一转变如何干预劳动者在特定城市空间落定的“物理迁徙”。研究认为，这一囊括了人与非人因素的“平台化迁徙”框架有助于拓宽我们对于平台、劳动者与城市融入关系的经验理解，为既有零工市场流动性研究提供一种理论创新。

从最初仅在网络上被趣缘群体关注，到如今成为街头巷尾的日常景象，汉服文化不断突破圈层，逐渐成为大众关注热议的话题，也成为青年文化研究的对象。文章认为，要深入理解汉服作为文化现象所蕴含的复杂张力，首先应当将其视为一种“媒介物”，通过这一视角，我们能够从物质文化研究的传统出发，审视汉服在当代社会中的“创生” 过程以及它所关联的社会关系。其次，应引入边界研究的理论视角。这样不仅可以从物的研究传统开拓现有汉服的讨论范围，还可以从边界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多元主体在划界和脱圈过程中的动态互动，从而捕捉汉服作为一个“再造传统” 所包裹的多元动力，也能捕获其前进方向的线索。

日常实践中边界的概念是重要的，不仅决定了日常活动开展的资源划分，还塑造了社会世界的发展轨迹。本文讨论的问题是当边界被镌刻于算法之上时，边界的实质是什么？程序员如何嵌入到算法实践中去生产边界？研究认为，算法程序员作为“技术专家”追求流程的无可争议性、工具模型的有效性、技术认知的连贯性，“技术天才”的集体身份是他们对技术和组织做出的某种深刻承诺，由此建立的社会边界扩大了程序员的技术权威性。然而，程序员的技术感受并非建立在乌托邦意义上，而是建立在物质报酬基础上，企业组织通过财富允诺鼓励技术人员日复一日、充满激情地付出，而不计较自我价值的快速贬损。算法程序员将自我能力和职业身份的描述化约为对数据指标和模型的优化，臣服于标准化的组织实践，不加批评地获取鲜活的用户体验，“技术天才”并没有成为社会判断力的正义使者，仿佛算法机器中的一颗齿轮。当有一天，他们的价值被组织拾取殆尽，便成了技术社会大分工中剩余类别的一种。被裁的程序员要重新进入社会寻找岗位，这并非是个人所想要追求的流动，而是被迫在社会竞争中被重新定价和排序。集体的技术聚合并没有产生额外的个人活力，边界工作与边界对象成为一个逆向过程（reverse process）。

近年来，媒体研究经常关注当代数字技术如何重塑社会和个人意识。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关于传播、媒体和交通的关系以及“媒体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利弊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提出，研究应该如何与媒体研究、传播学、文化研究、交通地理学和流动性研究等学科相关联，以及我们想要建立或超越什么样的学科界限。这也引发了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的思考，以及如何最好地使用概念来说明时代之间的断裂和连续。这里，需要扭转对技术影响的通常看法，并将新技术纳入可以回答的问题中。这对强调解除管制的后福特主义社会的具体特征很有用，为富裕的北半球温带地区的媒体运营提供了条件，也为许多分析提供一个通用模板。因此，还需要考虑该领域的“去西方化”的问题，以及我们所生活的后疫情时代的特殊性如何有助于确定当代传播形式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