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统性的回顾了双重编码理论的核心设定和基本假说及其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文章以大量典型的实证研究为例，细致地阐述了双重编码理论中言语编码与非言语编码系统的构成，两套编码系统各自的基本表征单元——词元和象元，系统的三种运作方式，以及概念桩与加和效果两个基本假说。在概念框架明细之后，文章检视了近年来双重编码理论在传播学中应用，并就其发展前景加以展望。
本文旨在探究政治卷入模式中政治知识、政治讨论、政治兴趣、政治功效感、 党派意识各要素与投票行为改变的关联，以此检视政治卷入模式对于电视辩论效果 的调节作用。基于对两岸不同社会政治情境的考量，组织两岸大学生在实验情境下 观看2012台湾大选电视辩论。研究发现，在大陆大学生中，政治知识对投票行为改 变起到了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政治知识占有量少者容易受到电视辩论影响从而发 生投票倾向的改变；在台湾大学生中，政治讨论和党派倾向对投票行为改变的反向调节作用显著，无党派倾向、政治讨论越贫乏者更容易受到电视辩论的影响改变投 票倾向。
本文试图回答在我国地方政府的环境传播战略中，公众信任是否应该继续扮演 关键角色这一问题。基于对福建省紫金矿业周边居民水污染风险感知的调查显示， 当地居民在关于环境风险议题的政府信任度上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城乡网络使用率的差异对公众信任差异有较为显著的预测效应，然而公众信任并不足以显著影响 居民对水污染风险的接受度。城乡居民特定的网络使用行为（即利用网络获取当地 环境信息与了解异地环境冲突事件的程度），并不影响公众信任，却对风险接受度有显著的预测效应。研究认为，地方政府不应将信任重建作为水污染风险传播的目 标，相反应当有序公开环境监测数据，辅助居民理性评估风险。
本文以“钻石模型”为框架，研究了迪拜媒体城这一阿拉伯地区新兴传媒产 业集群的竞争优势。研究发现，在政府投资友好型政策和阿拉伯地区形势的共同影 响下，迪拜媒体城的地理区位、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都比较优越。阿拉伯传媒产业发展迅速，在本地化内容、广告投放、新媒体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市场空 间。迪拜媒体城非常注重促进入驻企业的同业互动，整个迪拜的产业集群规划充分 遵循主营产业与相关及支持产业协同发展的原则。这些条件使迪拜媒体城成为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地区性产业中心。但未来的发展，仍有政策和文化碰撞等方面的问 题有待解决。
在新媒体技术发展和产业化运营背景下，新闻媒体对职务作品中的权利比重有 了更高的要求。对此，《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将新闻职务作品作为特殊类型加以规 定，使媒体、记者的权利分配发生逆转，但又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本文认为，应首先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未作约定的情况下，“专有使用权”已可基本满足媒体的权利需求，所以应将新闻职务作品归为任意性规范中的一般类型。同时， 应建立集体协商和司法矫正机制防止双方约定失衡。
本文利用词频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1991年、1994年、1997年、2009年 四个版本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解读数据结果， 研究发现我国新闻职业规范文本存在着语言风格单调固化、以政治词汇代替职业词汇、缺少现实操作性内容等问题，并指出了规范效力缺失将成为一种“虚置”的危 险和后果。
随着“大出版”观念的兴起和我国现代出版产业的逐步形成，出版评论功能日益凸显。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出版评论的出版导向、信息筛选、信息交 流、间接管理、间接促销、夯实媒体内容等六种功能，呼吁业界加强认识，以推动 当前出版业转制的进程和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