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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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媒介物质性

媒介与传播物质性研究：理论渊源、研究路径与分支领域

曾国华

2020, 42(11):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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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一二十年间，物质性（materiality）研究成为多个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由于其显而易见的跨学科性，物质性研究具有多元的理论源流和研究导向。本文主要关注多个语种的学术界中的媒介性、技术与物质性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尝试从思想史的视角概述媒介与传播物质性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论路径、学术渊源以及互动关系，从而简要勾勒这些理论与实践的学术演进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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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媒介物质性

网页隐喻与处理超文本的姿态

章戈浩

2020, 42(11): 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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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以不同方式日益嵌入人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大部分人对当代社会无所不在的计算技术的基本原理一无所知，其使用界面却愈发强调用户友好让我们对其熟视无睹。这种黑箱机制使不可见的软件技术与算法逻辑借以程序功能的形式呈现出来，远程非即时文件传输被命名为电子“邮件”，超文本文件传输协议下的文档读取被视作为 “页”，这种种物质隐喻及其参与形构的数字物质性，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人类的认知与具身行为。在当下对于数字媒体物质性的讨论之中，虽然有来自传播政治经济学、物质文化和媒体考古学等多重路径，其后既有辩证唯物主义，也有新物质主义等不同理论源流，但总体而言，它们在主体与客体、硬件与软件两个维度上各有取舍，共同构成了传播研究的物质转向。本研究试图从网页等这一个案出发，探讨万维网在形成之初，西方世界前数字时代文本的物质隐喻如何影响了数字时代我们对超文本文档的理解，希望能深入反思作为数字物质性的物质隐喻（material metaphor）与人类身体姿态（gesture）的关系。更希藉基于此进一步考察，移动终端、物联网方兴未艾之际，非西方世界接入并参与到互联网发展之后，来自诸如中国的日常生活技术实践形构互联网发展路径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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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媒介物质性

媒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传播、物质性与数字劳动

孙萍

2020, 42(11): 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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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传播研究过于关注虚拟层面的媒介传输，却忽视了背后物理性的基础设施和政治经济景观。文章试图跳出传播功能主义视角，来论证媒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并展现传播的物质性特征。本文以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送餐员及其电动车的使用为例，通过田野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电动车作为一种媒介如何展现物质的传输与交换、社会权力关系的建立与维持，以及政治话语的抗争与赋权。送餐员与电动车所建构的“人”“物”关系凸显了中国数字劳动的形貌与内里，并影响着数字经济下的劳动政治和中国的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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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研究

建构实在：大众媒体的运作 ——读尼克拉斯·卢曼的《大众媒体的实在》

黄旦

2020, 42(11): 5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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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技术的发明和运用，致使大众媒体作为一种社会功能系统分化而成。作为以传散沟通为形态的社会设置，大众媒体的运作是封闭的，并在与环境区分中，以讯息/非讯息为运作符码，以三个纲要为策略，以自我指涉和异己指涉为运作方式，建构出自己的实在。大众媒体的实在具有双重含义：它既是大众媒体进行着的可以观察的运作，也是运作所制造出来的社会与世界的实在。引导全社会系统的自我观察是大众媒体的功能，同时也是籍此，它为社会其他系统持续不断地提供背景知识，成为日常生活的知识来源和基础，并不能不被当作关于实在的讯息而接受下来，即便对之存有操弄的怀疑。卢曼的这些见解，完全不同于已有的新闻传播知识，这一方面颠覆了新闻传播学科及其研究的前提，另一方面，也为新闻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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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研究

草根全球化、技术赋权与中国农村青年的非洲叙事：对快手平台上三个视频主播的分析

范英杰李艳红

2020, 42(11): 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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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在中非战略合作背景下来到赞比亚的三位中国农村青年，关注他们制作并在快手平台上传播有关非洲主题视频的现象。将其视为“草根全球化”和“技术赋权” 双重背景下涌现的“自主传播实践”，本文的目的是理解这一群体如何通过媒介实践来传播和展演非洲之形象并表达种族化观念。基于对视频的内容分析、对直播实践的线上观察以及结合相关访谈，本文发现：尽管与非洲的直接接触及其草根身份在这一群体的媒介实践中催生了带着同情和平等意识的另类论述，但其非洲叙事的主线仍无法跳脱出现有的中介化经验，受制于或复制了主流逻辑。一方面，他们复制了西方对于非洲种族再现中的“奇观化”与“浪漫化”的双重叙事，进而将非洲“客体化”和“他者化”。另一方面，与中国中产阶级社群的种族化经验类似，他们也尝试通过“施助者叙事”将其纳入到民族主义荣耀当中，以确认自我在全球社会秩序中的位置。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这一作为自我表征的传播实践由于受到“平台”商业文化的影响，日益演变为市场盈利活动，导致了自主传播实践的异化。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反思技术对于草根赋权作用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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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研究

内容与技术如何协作？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新闻生产创新研究

肖鳕桐方洁

2020, 42(11): 9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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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媒体时代之后，新闻业面对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引入新技术被视为应对此次“新闻危机”的一种方式，掀起了新闻生产创新的热潮。本文立足于深入参与新闻创新的行动者，通过对5家媒体机构或媒体技术公司中10位内容和技术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具体展现内容和技术行动者的转译过程。研究发现，创新团队内部存在内容主导和无明确核心行动者两种网络模式。不同专业背景的确带来了团队合作的冲突，主要体现在技术需求矛盾、生产理念矛盾和内外部立场之间的矛盾。针对协作生产的困境，创新团队试图磨合出沟通机制以改善异质行动者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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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研究

“目击”即真实？ ——一项关于新闻“真实性”的实践策略考察

王敏

2020, 42(11): 11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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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新闻业诞生之初，“真实性”就一直是新闻最本质的特征。从业者在日常新闻操作中发展出了一套以“目击”（eyewitness）为核心的实践策略，来建构和强化其真实性权威。然而，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也一直伴随着对“目击”真实性的怀疑，并导向对传统的新闻生产方法是否有助于获取和呈现真相的质疑。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在全球媒体新闻生产范式转型的大背景下，大量出现的“公民目击”为新闻业重构真实性策略提供了重要契机。基于此，本文尝试从新闻生产的视角，梳理作为一种真实性策略的“目击”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发展历程，从实践层面补充长期以来对新闻真实性的理论争辩与思考，进而重新诠释和探讨新媒体环境下多元传播主体介入对新闻真实性观念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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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与探讨

大数据：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追溯与质疑

赵曙光吴璇

2020, 42(11): 13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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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大数据研究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编码分析，发现国内传播学研究对大数据方法的界定可以分为五种类型，所指代的含义复杂多样，而国际学术界并未将大数据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进行运用。无论是把“大数据方法”理解为具体的技术手段或定量方法或数据挖掘、搜集和分析的行为，都没有体现出其在本质上的突破性的创新，将“大数据方法”作为一种创新性的研究方法来看待也缺乏严谨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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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史研究

南征还是北伐？一场战争的两种视角 ——对民国画报的图像表征分析

徐沛杨璐嘉

2020, 42(11): 15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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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至1928年国民革命军向北洋军发起的北伐战争被后世普遍认为是“有道伐无道”。本文通过分析北伐战争中分居南北的大众媒体《良友》和《北洋画报》的政治图像表征，指出北伐并非是全然的“民心所向”，而是呈现出罗生门式的叙述。具体而言，南北两画报以完全对立的政治立场描绘出两种高度差异化的政治图景：天津的《北洋画报》以“南征”视角建构出一个“反赤”的、崇尚“武功”的北洋政府；上海的《良友》则以“北伐”视角呈现出一个“革命”的、崇尚“文治”的国民政府。前者在文化上表现为求新和反旧；后者则在追求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同时，更进一步表达了对 “普遍参与”的现代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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