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本质是“连接”。互联网的演进也是“连接”的演进。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互联网发展经历的阶段及其主要特征是：前Web时代是机器连接构成“终端网络”；Web1.0时代是超链接形成“内容网络”；Web2.0时代是个体连接形成“关系网络”。Web2.0与Web1.0并不是一个相互取代的关系，这两者的结合，带来了 “内容网络”与“关系网络”的融合及交互。今天互联网上的“服务网络”也正在兴起，它也将与内容网络、关系网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渗透。而Web3.0则意味着内容网络、终端网络的质变：内容的关联逻辑将扩展到信息之间、信息与人之间的智能关联，而物联网将改变整个互联网的终端网络的性质，使一切物体都有可能成为终端。以上四种网络内部要素的变化、要素关系的变化，以及四种网络交互方式的变化，共同决定了互联网的演进线索及未来方向。
大数据时代，宪法隐私权和私法隐私权同等重要。本文比较分析了美国、德国隐私权保护从传统隐私领域理论到信息隐私、信息自主权的演变，认同台湾学者将隐私权分为私密领域和信息自主两部分，避免在隐私权外另行创设一个独立的信息自主权的学说。
依托于互联网而构建起来的网络文化不可避免要受到互联网诸多属性的影响，因此网络文化建设的问题自然也应以此为切入点。本文认为，互联网主要具有与技术相连、与资本联姻、与现实交错三大“关联”属性，这决定了网络文化建设的三条可行性路径：重视网络文化自身的“内力”作用、加强网络文化产品管理、提升网民的媒介素养。
本研究以2011年11月至2012年1月在上海市五所大学中开展的问卷调查为基础，在使用与满足理论框架下，考察了大学生所学专业对于其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与动机的影响，并利用相关检验分析原因。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上海的大学生使用社交网站（社交媒体的一种）的动机主要为“认知需求”与“情感需求”，而非显示身份或者单纯的释放压力。其次，所学专业对于上海大学生社交网站与微博的使用行为与动机有显著影响。文/商科大学生比理/工科大学生使用社交网站与微博的时间更长，也更为活跃；前者对于社交网站“搜索研究信息”、“保持灵通”、“消磨时间”与“娱乐消遣”的需求更强烈。
与西方“依法抗争”、“依理抗争”不同，受资源和参与渠道限制，中国的网络抗争往往表现出“以势抗争”、“以死抗争”的形态，愤怒、悲情、戏谑等情感成了事件发展的重要线索。因此，中国的网络抗争很大程度上并不遵循理性计算的逻辑，而是情感动员的逻辑，在这一逻辑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谣言，谣言与情感动员的互动是贯穿网络抗争事件的主线。
本文研究了微博新闻对社会问题的追溯现象，即原本作为新闻背景的社会问题素材，在经过微博一系列发布、转发和评论后，在关注度上逐渐取代了最近发生的新闻，成为新的关注点。本文认为，微博的角色引导力推动了追溯的实现。微博新闻的传播特点助推了追溯现象:微博传播中“沉默的螺旋”被拉直，为追溯的实现提供了便利；议程设置呈现出新特点，为追溯的实现提供了条件；微博新闻把关人的自我管理相对缺失，为追溯管道疏通提供了渠道。微博新闻对社会问题的追溯的现实意义在于：展示了舆论自由的正向作用；强化了对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和问责；弘扬了正确的社会价值观。
本研究通过对河南、云南、贵州、四川和甘肃5省乡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与个别深度访谈，探讨了中国乡村居民政治信息的获取途径和实际体验。研究主要发现：乡村居民对于中央政府以及和自己距离较近的政治信息有更大的兴趣，而对于中间层级（如省市地区）政府的信息则不大关注；具有自主、独立、民主意识的乡村年轻一代，比其父辈具有更强的政治效能感和信息获取积极性。在数据分析基础上，本文就乡村居民生存状态、乡村政治文化氛围等影响乡村居民政治信息获取的因素进行了相关讨论。
这篇文章通过分析1971至1982年《明报》有关香港前途的242篇社评，发现该报以维持现状为主调，即维持香港作为殖民地的地位和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明报》社评认为，维持香港现状对香港和中国大陆均为有利。这些论述，或从中苏关系着眼，或侧重中国大陆现代化，或以香港利益为诉求，通过外在现实内在化，将一切变动解读成对香港维持现状有利，实际上在建构身份认同。本文认为，维持现状的主调在香港前途未明的情况下产生，反映的是冷战时代下香港的殖民地经验，它对今天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后殖民时代的香港来说，弊大于利。
高尔基的新闻活动跨越了沙俄、苏俄和苏联三个重要历史时期。而批判精神是高尔基新闻实践及新闻思想的重要支撑。在社会剧烈的变迁中，高尔基写下了数量很多的针对新闻及报刊的批评文字，其中涉及新闻理念、新闻制度、新闻业务等方方面面。本文从高尔基新闻活动所跨越的三个历史时期着眼，在梳理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其不同时期的新闻批评实践和思想作初步探讨。
本文以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和“深度描写”理论来研究运动式微博治理。主要观点是，该手段依赖国家专断权力，无视社交媒介场域中的文化持有者及其文化，造成了治理权力的内卷化和惩罚的弥散性,引发大规模的符号抗争，加大了规制成本。
如何有效利用电视旅游广告这种传播形式塑造积极的、优质的地方旅游形象，是业界和学界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旅游广告播放集中的中国中央电视台进行考察，对旅游广告片的内容数据进行抽样分析，解析中国旅游 电视广告的基本传播模式及特点，分析中国旅游电视广告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孙本文1925年撰写的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上的中国》因为种种原因一直被中国的传播研究者忽略。本文通过分析其内容，认为这篇文章应该被看作中国最早的传播研究之一。结合孙本文的社会思想演变，本文试图回答：社会学家孙本文为何要做传播研究，后来为何又放弃了传播研究？同时，这篇论文的重新发现也有助于目前反思传播研究史封闭的线性叙事的问题。
本文用框架理论分析了中国新华社从1985年到2007年有关国内外艾滋病的新闻照片。作者将这23年分成三个阶段(1985-1999, 2000-2003, 2004-2007)。中国政府抗击艾滋病的态度在后面的阶段比前面的阶段更加坚定。在这三个阶段里，新闻照片的思想主题和情感基调的侧重有所不同，但是在照片构图上没有区别。另外， 关于国内艾滋病的照片和关于国外艾滋病的照片在思想主题，感情基调，和照片构图的侧重都有所不同。总体而言，新闻照片展现最多的是支持的思想主题。展现这一思想主题的照片常常呈现支持抗击艾滋病活动的场景。关于国外艾滋病的照片也最多展现支持得思想主题。关于国内艾滋病的照片则最多展现教育的思想主题。国内艾滋病的新闻照片数量随着政府关键举措施媒体重大报道而有所增加，而且似乎更突出展现教育的思想主题。但是三个阶段里国内新闻照片的思想主题侧重点变化不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