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起，传播学领域开始对自身研究历史进行自反性书写，反思并批判了传统意义上的智识史与传记史。本研究以此为基础，借助知识社会学视角，从内部主义和外部主义两种取向出发，重新解释美国早期“知沟假说”的提出背景与理论推广过程。研究发现，从外部视角来讲，知沟假说的提出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改革运动和教育学研究的重要影响，可以被视为传播学对“伟大社会改革”的一次直接介入；从内部视角来讲，知沟假说作为一项研究议题，之所以可以获得较大发展，与明尼苏达小组的学术推广工作，以及美国北部农业州各增地学院的参与息息相关。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以知沟假说为例，实践并倡导一种知识社会学取向的传播学史研究。
新媒体时代的谣言传播较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提出的谣言传播公式“谣言的流通量=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Rumor= Importance× Ambiguous）及后续研究者对该公式的发展需随时代进一步调整。论文结合当下媒介环境的变化，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谣言传播公式：谣言的流通量=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传播者影响力/公众批判能力（Rumor=Importance× Ambiguous× Transmitter Influence/ Critical），并以新媒体时代的典型应用——微博为例，选取2016年7月东北虎致游客伤亡事件的新浪微博谣言文本进行实证分析，验证该谣言传播公式成立。
大众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是社会运动理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运动不仅具有政治和社会影响，也是一种传播现象。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下，二者的关系往往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和逻辑。媒体是社会运动所能依赖的重要政治资源，在缺少有效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中国，媒体尤其对社会运动的发展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本文以2009年南京老城南保护运动为案例，通过分析不同行动者的媒体策略揭示大众媒体与社会运动的互动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媒抗争”的分析概念，丰富既有研究对社会抗争资源动员的讨论。
本文选取了近十年120起社会抗争案例，尝试对情感与理性动员策略进行操作化定义，统计计算情感与理性的选择方式及动员效果。研究发现，情感与理性之策略选择受抗争者身份、社会资源、利益相关度、政治机会、回应方式等多变量的影响。数据显示，社会抗争事件中理性动员策略的使用比情感动员更为丰富，但二者的使用频率和强度未知。在影响要素方面，抗争者身份与理性表达手段的使用具有正向相关性，抗争者身份属于体制内时，更多使用理性动员手段，其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也较小；情感表达手段的使用与参与报道的媒体级别正向相关，情感表达策略丰富，采取的手段越丰富，越易受到媒体尤其是中央级媒体的关注。此外，报道媒体的级别与抗争结果显示差异性显著，仅有地方媒体报道的事件与有中央级媒体参与报道的事件在抗争效果上显示出显著差异。
“网络安全”概念，大体被置入技术、犯罪和恐怖主义、军事三大维度或领域内予以讨论，不同维度下的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分配与话语权博弈情况亦有所差别。网络安全领域规则创制中的话语权力（主导权力）的构成，更多体现为权力不对称分布特点。政府话语权的拓展有赖于技术开发与应用。技术开发应用能力，是网络安全领域中各行为主体话语权力的基石，网络技术强国和网络技术弱国在相应技术标准和协议制定上的话语权差异巨大。在网络安全的技术维度上，各国在相应安全标准或协议制定上的权力大小由两个因素决定：历史和技术。政府话语权力博弈集中体现为国际网络技术标准的创制竞争。然而，技术性权力仅提供给一国扩张话语权的基础，话语权的强固，仍有赖于一国政府的制度性权力和解释性权力的强化，能否将本国开发的技术标准推向全球、使其成为国际通行标准则为关键。从技术维度阐释国际网络安全规则创制中的国家（政府）制度性话语权力博弈，为本文核心所在。
转化率的高低决定了媒体的市场价值，成为继注意力之后建构媒体转型发展模式的关键因素。互联网公司的盈利模式逐步从早期的点击率和用户数转向建立高转化率的线上线下整合生态系统。与互联网公司相比，传统媒体基于广告的盈利模式转化率较低，逐步失去了市场竞争力。高转化率的商业模式不仅仅需要用户的注意力，更需要在支付、配送、营销、活动、信用、客户服务、产品线等领域进行整合。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了传统媒体的转化率与广告收入之间的关系、转化率水平与媒体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用户消费行为整合服务水平与转化率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相应的假说并进行了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