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生产的关键是从客观对象中发现问题、回答问题、阐释问题，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在于，对关于对象的成体系的问题做出成体系的科学回答和阐释。能否把新闻活动领域的客观问题特别是当今新闻活动领域整体性的客观变化转化为真实的、高质量的“学术问题”，直接决定着我们能否建构出高质量的当代中国新闻学“问题体系”，也自然决定着能否建构起高质量的自主知识体系。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人与新闻的关系问题”是新闻学的总问题。总问题分为两大领域问题：新闻领域问题和新闻与社会的关系领域（新闻关系）问题。新闻领域问题可分为两大范围问题体系：新闻本体论问题体系，新闻业态论问题体系。新闻关系领域问题也可分为两大范围问题体系：新闻与社会整体发展的关系问题体系，新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问题体系。如此，当代中国新闻学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就可以依据新的实际变化与发展趋势从“四大问题体系”着手去建构。
论文重新考证了“全党办报”这一中国特色新闻学关键概念的提出与早期运用情形，指出该概念表述在1944年《本报创刊一千期》发表前的半年间，已经成为《解放日报》的一个常用语汇，同时在陕甘宁边区党政系统中广为流行。考察新整理的材料发现，“全党办报”的核心要旨是使党报真正成为“集体的组织者”，运作机制是党报的“平台化”，即报纸扮演党政系统交流工作经验的建制化“平台”角色，起到组织和推动实际工作的作用。“全党办报”兴起的深层动因在于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机制的革新，在延安时期形成的独特政治文化和制度条件下，政党开掘和利用媒介技术的潜在功能，将报纸改造成一种常规化的组织技术，由此带来新闻实践的深刻变化。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当下中国正面临其基本概念的现实与理论挑战，这一挑战肇因于飞速发展的传播现实与马新观概念体系中“新闻”本体的巨大张力。回应这一中国之问、时代之问的切实路径，是从更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观拓展马新观的概念外延，使其概念含义突破传统认识论中的“新闻”限制，跃升至信息传播等广域范畴，通过外延扩容赋予其概念限度以多重性意涵，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获得更加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更为高阶的指导效能。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视角并结合新的时代语境，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概念扩容予以重新检讨，以此尝试提出创新马新观“概念实践”的若干路径。
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人手一码的健康码和遍布各地的核酸检测点无疑构成了中国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在“城市进化”“后种系生成”和“控制论”的交叉视野下，健康码是一种外置免疫器官，它在人类针对新发病毒的自然免疫屏障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时，充当着宏观城市层面的外置免疫系统的信息枢纽，尤其是其在疫情监测和识别上的作用，与机体细胞层面的免疫监测和识别，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逻辑上的相似性。与此同时，健康码也以一种外置免疫器官的方式，制造出一系列新型“他者”。自我/他者这个萦绕着整个20世纪的老问题，在健康码所提供的21世纪的特殊社会文化语境中，又获得了重新提出和演绎。健康码首次大规模地让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层面，经历了一种控制论意义上打破生物和技术边界的状态。其中技术与人的关系，呈现出“后种系生成”或“技术异化”两种可能。我们一方面要肯定技术进步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需反思其中存在的风险。
顺网于2005年推出的“网维大师”只是一个辅助网吧进行信息安全维护的软件，但逐步拓展为一个“顺网云海”的泛娱乐平台，这是互联网进入中国初期时所难以预料的商业模式和技术方案。本研究以网吧演化进程中的重要平台“顺网”作为研究案例，梳理出顺网平台化过程中的技术化封装与物质性变迁：将自上而下的网吧监管和自下而上的网吧维护封装到技术平台之中，逐步将硬件封装到软件背后的黑箱，并通过捕获其他第三方技术完成了从网吧管理软件到泛娱乐平台的转化。这一过程揭示了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过程中虚-实、线上-线下、话语-技术、商业-公共的权力争夺和关系切换，促成网吧从实体共用空间变为了云游戏算力池，并生产出关于不断升级、持续竞演的技术修辞。本研究强调媒介物质性中的动态性、生成性和批判性，尤其是多个行动者及其目标的互动如何在管制、商业和技术形态上完成实体化，重视本土化发展脉络也可以拓展媒介物质性研究的批判维度。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学术界关于算法价值偏见的担忧和探讨。以搜索引擎自动补全算法为研究对象，本研究运用算法审计方法，在模拟创建大规模用户搜索词的基础上，对收集自主流搜索引擎的47011条自动补全预测词条所反映出的价值偏见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在性别、年龄、户籍三类社会群体属性上，自动补全算法偏见与长期存在的社会歧视一致，反映出女性相较于男性、中老年群体相较于青年、农村相较于城市的不利社会地位；特征话题与搜索平台均显著调节这三类属性与算法负面偏见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在用户交互实践中社会偏见通过自动补全算法强化了其媒介可见性，而平台则受到流量商品逻辑的影响成为不平等再现的媒介载体。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算法偏见与数字不平等的交互机制、以及在对抗算法偏见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方的作用。
作为一类独特的网络主播群体，底层网络主播的走红及其陨落昭示着底层人民的数字生存逻辑和数字命运走向。本文以媒介生命史为研究方法，以MC天佑的媒介生命历程作为个案进行深入分析，探索底层网络主播如何通过短视频/直播进行数字劳动。面对底层网络主播“雷同”的媒介生命历程，本文认为主播们在数字劳动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和职业的双重生产，并生成了使主播们在各个平台上进行声名流动的媒介身份。当网络主播无法处理自我认同中的媒介自我身份带来的冲突时，“自我的悲剧”便使网络主播的媒介生命走向陨落；这种被动的“陨落”是治理的必然走向及结果。文章通过对底层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及身份认同的分析，以及治理结果的呈现，强调平台的可供性可以作为文化多元空间内的治理落点，需要用双向思维的连续性连通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从而在善治的思维中探索中国的数字治理路径。一种协商式的治理方式将给予底层网络主播更大的生存空间，也会使其文化生产更有活力和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