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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 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熊澄宇 张虹
    2023, 45(4):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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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介的发展呈现出技术的“杰纳斯脸”:在带来便利与繁荣的同时,也暗藏风险和危机。一定程度上,新媒介技术的演变正推进着新媒介发展为一种宏观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中,“安全”不断进入各国的政策和媒体议程,作为安全问题中一个重要的类别,国家安全问题也在此语境中表现出了新的类型与特征。由于安全话语性质的凸显,国家安全问题在新媒介语境下不仅是一个兼具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问题,也是一个经由新媒介参与的话语过程和总体实践,交织发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等总体国家安全层面,呈现出泛化、加速、杂糅的特征。这些问题背后涉及建构主义安全观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机制“安全化”,本文认为国家安全问题在新媒介构建的内外环境中经历了原生与诱发两种安全化触发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类交织的安全问题将不同的主体、多元的行动者整合到了新媒介的技术逻辑之下,形成了从主体间话语性到场域间风险性的影响机制。理论与现实地看,对总体国家安全问题的语境构成、类型特征、过程机制的理解,可以为整体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总体的前因性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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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论文
    杜骏飞
    2023, 45(4): 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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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联结”定义了数字交往的价值理性,即:在“盖娅”的尺度上寻求团结。如果说信息是传播的起点,那么普遍联结就是交往的信念。本文讨论了几个理论问题:(1)“类生物隐喻”。数字交往的演化哲学是联结主义的,并以系统生物性为方向。(2) “现实虚拟”。数字交往的决定因素仍然是社会与人,而非媒介与技术;现实虚拟的观念意味着,虚拟中所蕴含的现实性决定了虚拟自身。(3)“数字团结”。普遍联结的方向不是整体一律,而是一多共存的数字团结;只有秉持社会公正,才能减少数字排斥。(4)施拉姆曾期望,传播学将消失——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吸收到行为科学统一体之中;这或许意味着,新传播学应致力于建设具有生态性、价值理性、超工具性的普遍联结,并进而成为一门基础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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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琳 袁艳
    2023, 45(4): 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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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6年以来,中国大陆市场涌现了大量的儿童陪伴机器人,这些机器人作为育儿类家庭智能媒介迅速地进入中国的千家万户。目前,有关研究大多聚焦机器人本身的性别,而对于研发机器人的人以及研发过程中人与技术的复杂关系还缺乏深入细致的讨论。为了调查AI技术与性别的相互形塑,本文作者在国内某知名科技公司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民族志,亲身参与了一款儿童陪伴机器人的研发。研究发现,儿童陪伴机器人技术是男性化的,这一技术的男性气质也让研发者“智伴爸爸”加深了“做主”的男性气质。但是,技术的男性化在技术落地过程中也会发生转变,为了满足用户的“育儿”需求,感性化的女性气质和母职经验被需要,这也促使“智伴爸爸”在技术实践中作出男性气质“妥协”。“智伴爸爸”多元男性气质的出现表明,技术与性别不是本质主义的,它们在实践中相互形塑。所谓“男性化的AI技术”并不会让男性技术精英自然而然地完成支配地位的延续和巩固。在本研究中,研发工程师“智伴爸爸”的男性气质调整也为机器人的性别协商提供了一定的机会。总之,厘清研发者的男性气质生成机制有助于理解当下儿童陪伴机器人的男性性别与多元男性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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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皓然 谢清果
    2023, 45(4): 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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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中国传统地图制图活动的发展历程一直被总结为理论水平和工艺技术随时代而不断积累进步的科学实践过程。本文尝试摆脱这种科学史视角下的既定结论,而从制图作为一种建构并传播地理信息的传播实践的角度上,重新理解其社会功能与历史意义。中国的传统制图活动从巫术传统中产生,又因为它作为媒介的良好展示性和信息直观度,一直被兼作为权力关系的象征和在科层实践中生产权威的政治工具。在中国古代,地图的生产、流通和运用始终是与政治资源的流动密切相关,这也导致它在传播活动中表现出鲜明区别于西方制图学的“具身”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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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爽
    2023, 45(4): 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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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智能传播环境下,移动媒介的场景化、数字化趋势带来了人类认知、行为方式的变革,并对传统“在场”和“缺席”的概念进行重新整合。物理的、数字化的、多重含义的传播实践赋予身体在场以更多的内涵与社会关联。由此,本文基于“媒介—场景 观”、身体意象等理论框架,着力探讨在运动媒介实践中,用户的身体与环境、信息、他者之间产生的新的关联与互动情况,以及在此过程中对其身体认知与想象产生的深刻影响。通过组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并结合运动媒介用户的实践经验,本研究发现:一方面,在技术的参与和推动下,基于“场景化”(包括情绪场景、界面场景、话题场景)的媒介互动在用户身体意象的唤醒、建构、重构环节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其“嵌入”或“延伸”体现了技术或身体的胜利;另一方面,在光、电、声等技术要素的推动下,个体通过“凝视”他者的数据身体以实现对自我数据身体的规训与改造,在这一过程中,生理身体实际上是“缺席”的;同时,运动媒介用户在“媒介—身体—生活”经验不断交织深化的过程中开始对身体主体性进行反思和追问,由此实现了“媒介—生命”体验的激活,被技术切割、驯顺的身体却“更加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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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立兵
    2023, 45(4): 11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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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是什么,意义来自何处?这取决于观察视位的选择:源于印刷时代的传统阅读观将视点置放于文本之“中”,以致将阅读窄化为发生于头脑内部的非物质性符号接受行为与意识活动过程,丧失了对数字技术引发的新一轮阅读革命的解释力。而依据现象学理论与媒介研究的物质性取径,若将研究视域由文本中心移至潜隐于阅读之“后”的物质基底、人类身体以及文化情境等“边缘”地带,将对阅读理论创新产生怎样的催化效应?基于此,本文运用“实践现象学”的方法,通过对阅读过程的现象学反思,发现阅读不仅是基于文本的心理表征,更是一种物质性、具身性、情境性的实践活动;意义不仅蕴含于文本之“内”,还生成于文本之“外”,并表现为一种文本、身体和物质性的“纠缠”结构与“冲撞”过程。文章认为,阅读实践理论对于检视由数字信息技术所引发的新一轮阅读革命,树立实践存在论意义上的知识观,展现当下人类媒介化生存境遇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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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长春 陈素白
    2023, 45(4): 13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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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媒时代,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成为社会焦点议题。本研究以“风险-收益”框架为基础,重点考察了隐私侵犯经历对个人信息保护意愿的影响机制,并勾勒出不同群体(促进定向vs. 预防定向)的态度差异。通过对全国16城进行问卷调查(N = 4,800)发现:第一,隐私侵犯经历与个人信息保护意愿之间呈正U型曲线关系,即保护意愿随着隐私侵犯经历的增加出现先下降后上升两个阶段。第二,感知风险和感知收益均会发挥中介作用,在下降阶段,感知收益解释力更强,在上升阶段,感知风险解释力更强。第三,促进定向用户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强于预防定向用户,但在隐私侵犯极度严重时,预防定向用户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强于促进定向用户,在平衡风险和收益的过程中,预防定向用户拐点出现明显早于促进定向用户。研究结果为理解中国智媒用户的隐私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 研究论文
    薛毅帆 曹培鑫
    2023, 45(4): 15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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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television—电视”命名史的考据,具有追溯中国电视史原点的重要意义。西方自1920年代以来的电视技术研制活动,引发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并提出多种针对“television”的译名。1934年,带有官方背景的《物理学名词》将“电视”确定为“television”的标准译法,由此赋予该译名以权威性。从“television”到“电视”的翻译逻辑并非以往研究声称的策略性挪用,而是一种继承性创造:物理与电气工程领域的科学共同体,继承了晚清以来形成的“tele—电”的对译传统,以“电报”、“电话”等已有 译名为中介词,构造出“电视”一词。同时,科学共同体也通过参与大众媒介传播,积极将这一专业概念推广到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内,扩大了“电视”一词的流通范围和影响力。“television—电视”的翻译命名史实质上是一次以翻译为外在表征的自主知识再造活动,体现出近代国人在知识引入中的文化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