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媒介与经济交叉研究的“盲点”，此次研究首先澄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话语的根本立场，然后结合媒介化理论，指出媒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中的关系建构过程属于经济媒介化，媒介、媒介化与媒介逻辑是经济媒介化分析的操作化概念，最后通过历史性回顾展现了人类社会经济媒介化的元过程，即在基础设施媒介、经济媒介与信息媒介的配合与发展下，经济媒介化先后经历了渗透、延伸、改变与内化四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媒介逻辑对经济发展具有建构与遮蔽的双刃效应。经济媒介化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物质生产背后“看不见的关系”的补充研究，为深化媒介与经济交叉研究以及媒介化社会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进路。
在纪实领域，“真实性”问题始终是视听传播持续追问的基本命题。互联网时代，泛纪实类视听内容虚实边界消融，反映真实与制造真实的悖论催生出新一轮的真实性问题。本文在文化与技术双重视野下梳理了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影电视领域蔓延至互联网场域纵贯四十余年的纪实美学革命，试图呈现纪实文化与我国当代文化的互构历程。经“原生态”这一表层话语内涵、实践演变过程，来探查人们对于互联网视听内容真实性的理解、表达、概念是如何随着“原生态”一词的泛化而被改变的。本文认为，在平台与资本深度卷入下，视听传播中的“原生态”等概念在多方角力中被异化，纪实文化出现了从追求真实到体验“真实感”的转变，平台方通过算法成为定义“真实”、影响内容生产的结构性力量，通过景观的制造实现了对视觉传播“真实性”的统治。基于此，我们认为平台应协同参与重构关于“真实性”问题的边界意识。重启社会对纪实美学意义的再认识，才能抵达审美复归与价值纠偏的根本目的。
看电视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休闲方式，作为家庭媒介的电视也长期是中国的第一媒介，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是幸福感的源泉，看电视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看电视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和间接影响。基于2013和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文发现日常看电视和空闲时间看电视（或看碟）均直接提升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但只有至少达到“经常”或“每天”看电视才能显著提升人们的幸福感，表明电视使用对幸福感的提升具有一定的门槛。本文通过相互竞争的两个中介机制分析了看电视对主观幸福感的间接影响，中介分析发现，看电视通过促进人们的社会交往间接提升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但看电视并没有因为提升了物质主义倾向而降低幸福感。
历史剧《觉醒年代》在LOFTER平台掀起了同人文历史题材的创作热潮，提供了中国本土同人文群体参与历史书写实践的案例。本文通过网络民族志、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等方法，探析数字时代同人亚文化群体参与历史书写与社群维系的新机制。研究发现，同人文群体通过“穿越”情节设计、“代入”式想象和“萌化”编码等亚文化方式展开历史书写，同人群体在遵循平台逻辑和主流价值观的框架下展开对话协商、凝聚情感；同人文社群发展、商业逻辑、互联网治理和历史情境互嵌整合，形成情感与历史的“接合”，维系着同人文社群的有序运作。然而，同人文社群历史创作的可持续性还面临着不确定性。本研究有助于审视公众历史书写在数字时代亚文化平台中的可能性机制，以及在中国网络亚文化情境下的创造性转化。
本研究对389名60岁及更为年长的智能手机用户进行问卷调查，考察了同辈亲属、晚辈亲属、朋友和社区等社交圈层在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时提供的社会支持状况，以及这些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证实，晚辈亲属在帮助老年人弥合数字鸿沟时给予最多的信息、情感和工具性支持。同时，同辈亲属、朋友以及社区在这一过程中提供的社会支持也得到了初步验证。研究结果还表明，老年人获得的晚辈亲属支持会显著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而朋友支持则通过感知效能发挥中介效应。本文基于老年数字鸿沟语境，区分了不同社交圈层提供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路径，发展了社会支持的“缓冲器”模型，亦为提升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主观幸福感提供建议。
本文依托媒体政治传播理论，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索中国主流媒体对民众政治支持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大样本网民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主流媒体使用对政治支持的正向作用路径部分是以形塑使用者的官方意识形态立场为中介的；（2）威权人格弱化了主流媒体使用者意识形态立场的中介作用；（3）主流媒体使用、使用者意识形态立场与政治支持的关系具有较强异质性。未来还需引入前沿政治传播理论，构建更加细化的分析框架，深化中国主流媒体使用之于民众政治支持作用机制的研究。
本文基于“亚洲现象”来整体观察亚洲广告，结合对2010-2019这十年间戛纳国际创意节CLIFC中所有获奖的亚洲广告测评分析，认为亚洲广告在策略和创意上表现出亚洲文化因素和科技技术的合力作用。一方面，亚洲广告为文化意味所浸透，文化观念与文化方式影响了亚洲广告的创作和表现；另一方面，随着亚洲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亚洲广告逐渐在广告方式与效果方面体现出更多的科技元素和技术特征。随着科技介入亚洲广告程度越来越强，文化与科技互为的作用促成亚洲广告的激发式传播和想象性创造，共同推进亚洲广告的发展。
本文立足媒介化和时间社会学的理论视域，从教育场域切入，聚焦“混合式教学”这一实践，运用焦点小组为主、深度访谈为辅的方法，探究了媒介技术对时间纪律的重构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关系变化。研究发现，数字媒介推动“复合时间”的形成，冲击了源于工业时代的时间纪律。为此，教师采用确认教学时段中身体的在场、规定教学活动的时刻与流程、限制数字终端的时间边界等方式修补时间纪律。学生则通过建立时点与事件的虚假关联、构建复合时空等手段尝试驯化时间控制技术。对时间进行详尽、实时的数据化监测与留痕，延续和强化了技术治理的化简逻辑，将时间从多元的主观体验中抽离，进而挑战了时间与自我的深层关系。
在本土国际传播研究中，主流研究较多聚焦于文本、受众、效果，甚少关注国际传播的物质基底，这实则内藏着一种“非物质性迷思”。事实上，国际传播长期以来都与海底电缆、人造卫星、数据中心等媒介基础设施密切关联。尽管这些媒介基础设施甚少在日常生活得到关注，但若运行失常，人们惯常的网络交流都难以实现。有鉴于此，在近年来的“物质性转向”思潮影响下，海底电缆、人造卫星等媒介基础设施逐渐见诸于本土国际传播研究，但此类研究目前仍较为“碎片化”，在研究方法、理论概念等方面仍存在一系列迷思。对此，本文邀请媒介基础设施与全球传播相关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尼克尔·斯塔罗塞尔斯基，探讨媒介基础设施与国际传播研究的关联、相关研究方法、理论概念、分析路径，借此为在物质层面寻觅国际传播的“另类想象”提供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