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必须面向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和新闻传播实践。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研究，需要突破“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思维桎梏，坚持“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学术宗旨。新闻传播学者应深深扎根于本土，把握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全局性和独特性，把握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社会文化脉络和关键前沿议题。只有坚持以总结中国经验、回答中国问题为学术立场，新闻传播学者才能创新具有本土内涵和普遍意义、具有实践关怀和理论追求、具有历史纵深和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
本项研究报告一个此前未知的网络舆论现象：若无外来力量干涉或外来信息注入，且读者群体和转者群体的偏好维持稳定，则选择螺旋的数学本性使其趋向“同音”。即，经过选择发布、选择接收、选择转发、再接收、再转发，环生若干轮之后，接收和转发这两个群体之一所偏好的某类信息成为几乎唯一被转被读的信息，从而独霸特定信息场和舆论场，尽管另一群体和发布群体的偏好可能相异甚至相反于主导群体。
本项研究分析的三个案例中，都是读者群体偏好的一类信息最终“霸场”，导致读者意愿主导的同音。发布群体和转发群体的偏好与读者群体的偏好相异甚至相反。发布群体偏好的内容甚至可能在螺旋早期占据信息场的大部空间。群体间的偏好相异或相反影响同音所需的螺旋轮数，从而影响同音速度，但未能改变读者群体主导、同音和霸场的趋向和结局。
在众多的图像理论中，傅拉瑟的技术图像理论另辟蹊径，从装置和程序的角度理解现代图像的生成机制，打开图像研究的物质面向。然而，以往的研究大多将技术图像等同于现代媒介技术所生成的图像，忽略了传统技术在图像生产中的作用。本文聚焦编织这一人类古老的技艺，将编织产生的图像——织纹——与傅拉瑟的技术图像理论进行对话，尝试跨过现代与传统的鸿沟，看到一个不同的“技术图像的宇宙”。研究发现，织纹虽然产生自编织这一传统技术，其中却包含着决定图像生成过程的装置和程序，是技术图像的另一种形式。同时，织纹独特的物质性及其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打破了以往关于技术图像的诸多陈见，它不仅将技术图像的历史延伸到了文字产生之前，而且呈现了一种不同的图像与表面的关系，也召示着一种非对抗式的人机关系和跨越人与非人的分布式智能。本文希望借这一研究引发更多关于编织的媒介思考。
危机回应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沟通方式，是组织为了避免或减少舆论危机对其声誉产生不良影响的常用方法之一。然而，危机回应时组织应该“如何说”在很大程度上被研究者所忽视。本研究利用双重编码理论和解释水平理论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传播表达模式的具象度对组织声誉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危机情境中组织采用高具象度的传播表达模式会给组织声誉带来积极影响，该影响是通过受众对回应信息的可理解性起作用的，但这一过程会受到距离感的调节。高具象度的危机回应将为被受众感知距离接近的组织带来更高的组织声誉；相反，低具象度的危机回应将为被受众感知距离遥远的组织带来更高的组织声誉。
算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文化逻辑，但由于算法技术的结构性隐匿，关于算法的知识被框定为系统的纯粹技术性专业知识，忽视了对算法的社会性解释。在与用户对算法的感知研究和知识社会学的学术对话中，本研究概念化了“算法的社会性知识”，用以指涉与技术性算法知识相对的、在算法结构化的社交媒体中由用户集体建构的与算法有关的本土化问题解释。通过对短视频内容创作者进行的数码和实地民族志，本研究揭示了算法知识片段从算法-用户互动的具体日常情境中涌现的过程及其类型。这些局部的知识片段通过“私密验证”的方式进行关系性的拼贴，在松散的民间算法知识社群中被集体建构为“算法的社会性知识”。“算法的社会性知识”作为社会性的，而非认知性的实践知识，指导人们协商与算法的关系以导向应对算法的行动策略，并因此被纳入到算法的递归反馈回路之中，随不稳定的算法生态而快速变动。
以各地各类专志以及调研所得材料为依据，本文初步估算出在近代中国，至少有1126个并非上级政区驻地的普通县出现过本地报刊。在大致厘清“有报之县”的空间、时间分布的前提下，通过（1）将普通县所属省级单位划分为口岸地带“较多”与“较少”（2）将已确证为所在县首份本地报刊名目及出现时间的1092种报刊划分为“机关报”和“非机关报”，可以得出：在整个“近代中国”的时空范围内，“机关报”至少从1912年以来就是造就“有报之县”的首要动力，这一机制在广袤的内陆地区尤其显著。在此基础上，通过将858种既是本县首份本地报刊，又是“机关报”的报刊再度细分，还能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造就“有报之县”的方面，具有极其显著的能力优势与业绩胜势。而在“近代中国”是以“后发大国”为关键面相的历史情境下，由于“都市报刊”始终未能有效覆盖举国的基层区域，县级报刊在此时中国的报刊发行-阅读网络中份量甚重。就此而言，对“有报之县”增长轨迹及其动力机制的梳理，也是在“中国报刊史”书写中践行“以中国为方法”的路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