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期“空间转向”铺陈的众多话语中，福柯的“全景敞视”模型与拉图尔的“独景窥视”恰恰标识出两条相异的空间—权力分析路径。借由全景敞视到独景窥视之理论脉络的钩沉，本文尝试展现出两种不同的空间—权力分析模型，进而在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今天重新检索两种理论资源的适用性问题。本文认为，如果说福柯为媒介研究提供了一种专注于媒介生产中的信息、话语与文本的“表征式”理论模型的话，那么拉图尔的思想启迪恰恰根植于媒介之“物质性”本身，从而为传播学者重新阐释媒介如何作用于社会空间，产生社会效应提供了全新的“非表征式”理论模型。
本文探讨1920年创刊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的栏目设置及其蕴藏的群体逻辑。研究发现，《劳动界》的创办者通过设置“演说”“界”和“来信”三种栏目，对新兴崛起的工人群体展开动员。其中，“演说”诉诸听觉，将工人从读者变成集体式的听众。“界”则报道上海、全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使之获得“可见性”，工人们借此知晓自己处于更大的群体之中。“来信”将刊物变成一个“开放空间”，工人的现身说法和叙事主体性增强了读者的认同感。尽管这些栏目并非《劳动界》首创，但《劳动界》综合了它们，首次将中国城市中文化程度最低的工人群体看作社会力量，这种政治诉求使刊物呈现一种特定的样式，表达了清晰的群体逻辑，成为中国近代诸多报刊应因启蒙和革命需要而对特定群体展开动员的代表。
”脱胎于革命文艺路线的当代中国大陆综艺娱乐的发展史是19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结构转型的一个表征，是当代中国“娱乐”观念的正当性建构与复杂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结合的一个具体实践场域，同时也是观察当代中国娱乐观念的正当性建构、形式创新和规制迭代的重要窗口。本文在对中国大陆当代娱乐观念史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参与式观察对近几年若干热门电视和网络综艺节目的创意、生产和审核过程进行案例研究，从历史脉络和现实语境两个角度解析新旧视听媒体产业中的综艺娱乐内容生产在不同历史时期遭遇了何种不同的正当性危机，又是如何通过具体的实践策略来重构自身的正当性的，以及这一过程反映了当代中国什么样的文化政治生态。
知识社会学与传播研究原本同根相系，但却随着美国传播研究的学科化而分道扬镳，如今又呈现出一种重新融合之势。或许正因同根相系，曼海姆在20世纪初为知识社会学奠基的同时，也对知识社会学与传播研究的融合进行了有益探索。他对传播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了知识社会学这个一般分析方法，以及对意识形态和政治传播的论述，还在于开辟了一条知识社会学与传播研究相融合的早期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也是一种知识传播学，他以广义的知识为立足点，探讨了“知识”及其偏向性在历史发展中的社会来源、不断扩散、相互碰撞和综合提升这一完整的知识传播过程。其知识传播学虽然相对忽视了媒介的偏向性，但却对知识社会学与传播研究的融合进行了先驱性的探索，为二者在当今的重新融合奠定了基础。
在网络信息和内容生产中，“社会回音室”及其媒介信息内容趋同，虽得到一定关注，但其媒介逻辑和过程，仍有待具体而深入的实践考察。针对网络信息趋同化与传播热度之间的确定性关联机制，集中分析网络信息如何随着媒介化传导程度的变化展现出对应的同化、封闭。对重要网络媒体之一“今日头条”样本的分析显示：（1）热度层级越高的帖子组，与周期内全体信息的平均相似度越高，趋向于头部最热层的相似度越高，层级内部的相互趋同性越高；（2）每层与全局内容的趋同性、与头部信息的趋同性、层内趋同性这三者高度相关和一致，共同构成信息过程中分化而统一的不同面向；（3）社会信息的趋同性随热度的变化，不是断裂或跳跃、定性的区分，而是连续、平滑的渐变；（4）选取的24种周期长度内，上述现象及其随热度演化的曲线函数变化差异很小，对于舆论周期的长短并不敏感；（5）不同热度的信息其趋同程度，与信息传导热度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和有规律的共变，二次函数可做出R方高达90%以上的高度拟合。网络媒介和公共领域研究要加强重视从局部“回音室”朝向“社会回音室”的聚焦及其社会文化挖掘，充分审视从网络局部“巴尔干化”到网络整体“巴尔干化”的信息异化风险。
作为分析媒介与文化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理论，英尼斯的传播偏向理论虽然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中出现了解释力不足与理论“失灵”的问题，但其从传播媒介的角度对帝国及其文化的洞察分析与深刻批判，值得借鉴与发展。这一理论在当下“失灵”的根本原因在于，英尼斯先验地使用了媒介这一概念，并未对媒介的哲学本质进行探讨，致使其对媒介传播偏向性的分析存在路径盲点。因此，本文以唯物辩证法的一元论为哲学立场，通过对媒介的哲学本质进行思考与分析，以此来延伸和扩展英尼斯传播偏向理论的分析路径，为文化帝国主义研究提供一种来自于传播学理论视域下的切入点。
多重制度逻辑通过影响新闻从业者的角色认同，造成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作用，角色互动与融合的好坏进而体现为新闻从业者的工作满意度。经过实证分析发现，“职员角色”认同、“职业角色”认同以及“专业角色”认同都会增加工作满意度，“职业角色”认同与“专业角色”认同分别扮演着从角色认同到工作满意度的重要中介变量。多重制度逻辑视角下，“职员角色”“职业角色”与“专业角色”不是对立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特别是新闻从业者“专业角色”是角色融合的催化剂。要提高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角色”认同，从根本上是需要国家逻辑与集团科层逻辑加强与专业逻辑合作，让渡一些注意力配置给新闻从业者发挥“专业角色”。
全球化时代和流动的社会大背景下，民族认同和情感构建问题相较过去更为突出，本研究在以往的有关民族认同和共同体研究基础上，提炼了容易被忽视的情感视角，尝试分析情感共同体的媒介建构问题。文章以2015年至2020年中国大陆官方媒体网站上涉及中国留学生的12188篇报道为基础，以文本分析法为主，话语分析方法为辅，研究了报道中对民族认同情感的具象化传递，分析了“情感共同体”媒介想象之路。研究发现了官方媒体报道中建构国家为强有力的行动主体，媒体塑造的以“祖国”为中心且有序的行动网络结构，隐喻了以爱国之情为主导，以厌恶、恐惧、愤怒等情绪为辅助的复杂情感蕴涵网络。这些情感和网络产生了凝聚民族的重要作用，在媒体对中国留学生犯罪事件以及遇难事件等叙述中，否定性话语让厌恶情绪展露无遗，强化了家国自我和他者的边界；媒体的策略性和诗性话语帮助减轻恐惧情绪，拉近国家与海外游子的心灵距离，而爱的情感乃至民族自豪感进一步推动集体凝聚；书写哀伤记忆的文本凝缩时空，建构“我们”认同；义愤的话语传递着鼓舞民族成员团结一致及采取行动的力量；在新闻报道对中国留学生群体维权行动的主张中，情感成为道德和价值判断标准，在情感和行动褒贬之中，媒体想象了一种兼具理性的情感公民，其生存于这样一种想象的情感共同体之中，且有助于推动此种共同体的成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