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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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媒介理论研究

媒介导航的数字化生存

孙玮

2021, 43(11):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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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媒介导航”为关键概念，借用技术哲学中奥德修斯的“桨”作为导航媒介的意象，以鼠标对应计算机虚拟空间、手机对应移动网络时代的数字城市赛博空间，以阐释随着计算机、移动网络、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柏拉图描绘的早期人类文明中的双重导航——实体空间和话语空间实践——正趋向融合的历史进程。由此，大众媒介的 “受众”变身为数字时代的“用户”与“领航人”，媒介与人、社会的关系拓展到一个崭新层面:媒介作为一个技术机器系统，与有机体系统、社会系统互嵌共生，成为直接驱动人类社会运作的动力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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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媒介理论研究

由“路”及“道”:中国传播研究的一种新的可能

郭建斌王丽娜

2021, 43(11):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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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中国传播研究，本文把研究起点引向了一个更为基础的方面——“路”。文章首先对西方传播研究中“传播”与“交通”的分离进行了简要梳理，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说明。继而，文章提出在传播研究中可以把“路”纳入“媒介”的范畴，进而，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路”与“道”的关系，对以“路”为“媒”对于中国传播研究中的特定意义进行了说明。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通”是中文“传播之道”的核心。这样的讨论，对于传播理论话语的“中国化”，或许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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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媒介理论研究

“灵晕”即“启迪”:从原初性关系看媒介革命——本雅明媒介视域再阐释

孙藜

2021, 43(11): 4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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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讲故事到新闻信息，从绘画到摄影电影，从拱廊街到百货公司，在本雅明看来意味着整个人类感知与实践关系的革命性转变。其核心是蕴含着人与世界互惠关系的“灵晕”的消逝。依凭于神学传统下的模仿论语言观和历史哲学，本雅明的媒介视域寻视感知与交流方式的原初性存在，由此揭示媒介革命下的“传统崩析”与“人类更新”。这一视域特别瞩目于新媒介与集体经验中记忆方式的重组，既批判性呈现了现代经验空洞化、抽象化以及被操弄化的媒介机制，亦开放性地以“建筑”为隐喻，从潜意识与理性两种感知、记忆模式关系的角度，预示新媒介所生成的新公共文化实践。在“灵晕”于没落中转换“新生”的期备之中，这一媒介视域展示着回应数字媒介时代感知与交流方式演化的丰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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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媒介理论研究

媒介会甘于做一个信使么?——论媒介的“纠缠”与“衍射”

徐生权

2021, 43(11): 6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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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德国媒介理论中存在的“媒介生产了其传输的内容”的“媒介基要主义”，克莱默尔提出了“信使模式”，主张恢复传播的“邮递原则”，将媒介视为是一个中立的、他律的信使，只负责信息的传递。虽然信使模式有着其理论上的正当性，但是将媒介视为信使，仍然深处于一种表征主义范式，媒介只是在“再现”世界而已。在巴拉德 “能动实在论”视角之下，媒介的“表征”行动本身也会造成世界的重构，促使世界生成至一种新的实在。媒介更多的是在“衍射”世界，“衍射”意味着媒介是对世界的 “纠缠”式“再现”。强调媒介的“纠缠”与“衍射”对于摆脱对媒介的静态理解，或者仅是将媒介视为一个不受他者干涉的能动实体有着积极意义。媒介的中介过程是一个 “纠缠”的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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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研究

网络圈子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吗?——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

夏倩芳仲野

2021, 43(11): 8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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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技术及其时间逻辑的影响下，社会交往的便捷性得到了极大提高，与此同时，社会关系的流动性也在增强，保持连接成为当前人们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通过考察网络圈子参与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来讨论保持连接这一集体性的媒介习惯所具有的意涵。本文发现，网络圈子不仅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而且其影响在不同人群之间有所差异，并突出地表现在由工作单位的“体制” 属性分隔的群体之间。尽管本研究囿于数据限制，未能对此提供解释，但认为有必要对这一结果保持敏感。本文进一步认为，在数字化时代，关注人们的日常媒介习惯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意义。媒介习惯是高度语境化的，即便是一种普通的媒介习惯，在不同的关系语境和场域中，也会具有多样的肌理和意义;媒介习惯具有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功能; 媒介习惯之于特定群体的意义，需要放在他们的社会位置和生活境况中予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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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研究

“算法游戏”:平台家长主义的话语建构与运作机制

皇甫博媛

2021, 43(11): 1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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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内容生产的“算法转向”，内容生产者和信息中介平台围绕算法可见性的争夺构成了“算法游戏”的实践。本文运用话语分析聚焦“算法游戏”的媒介话语建构，并探讨平台对于内容生产管控的权力边界。中国语境下，围绕“算法游戏”的话语形成了一个“流量贬低”的道德框架，包含对立、生态和合作三个主题，信息中介平台由此被塑造为家长式的角色，制定和执行着内容生产领域的权威;基于自律、移植和主导秩序的运作机制，平台家长主义与政治力量、科技神话相互交织，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平台和内容生产者之间、不同阶层的内容生产者之间的权力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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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访谈

历史、语境与通路:当下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 ——对戴维·莫利教授的访谈

王鑫

2021, 43(11): 13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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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知名学者，伦敦大学金匠学院戴维·莫利教授深耕媒介与传播领域四十余年，其个人学术研究脉络也可成为媒介与传播研究议题和范式转迁的重要参照:即四十年来科技、政治、文化以及全球化过程与媒介和传播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莫利教授以贯穿始终的批判立场、跨学科的研究活力，超越狭隘的“以媒体研究为中心”的范式，对当下媒介与传播研究中的物质性、流动性、虚实空间接合、具身等问题予以回答，并始终保持问题思考的历史主义和语境化。莫利教授认为，新媒介技术并不会消除差异和不平等，“新”的物质地理图谱标识出虚拟和现实交流的特权，因此需进一步讨论虚拟和现实的流动性，也要把被忽视的交通等物质基础设施的研究纳入当代传播研究和全球化理论中，因此传播地理学的视角需要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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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学研究

广告代言人负面新闻对消费者产品态度的影响:基于文化差异和个体差异的实验法研究

宣长春李年林

2021, 43(11): 14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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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文化差异和个体差异，探讨广告代言人不同类型负面新闻对消费者产品态度的影响机制。通过两个实验发现，文化框架(集体主义vs.个人主义)和自我建构类型(相依我vs. 独立我)在名人不同类型负面新闻对消费者产品态度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相比能力型负面新闻，偏向集体主义的中国消费者和偏向相依我的消费者面对名人道德型负面新闻时表现出更加消极的产品态度。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相较于面对道德型负面新闻时的差异化产品态度，不同组别消费者在面对能力型负面新闻时的产品态度趋于一致。这说明中国消费者日益表现出一种文化折衷主义，多元价值观并存使得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共生。本研究为代言人负面新闻研究开辟新的视角，有助于为跨国企业更好地处理代言人负面新闻提供实践指导，同时，中国消费者文化折衷主义的发现为企业市场决策和危机公关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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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史研究

道德恐慌、电影应用与市场测试 ——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传播学视域的电影观众研究

卢康

2021, 43(11): 16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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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美国电影观众研究，源起于社会进步论者对不断增长的儿童观众的道德恐慌，以传播学结构、行为受众分析为主要方法，显现出社会、应用与市场三种不同目的与模式的研究路径。社会学者着意于观众构成，意图以科学的证据为电影审查提供依据;如军方、教育部门等电影媒体使用者，看重的是电影所能产生的宣传、学习效果与受众影响;电影工业则以实用主义原则进行市场测试。此类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早期观众研究，虽然随着20世纪60、70年代电影人文学科化而几乎中断，但却形塑了美国电影的研究传统，影响了当代电影观众理论以精神分析为主向认知、历史范式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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