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宏观社会历史视角考察“非典”十年以来中国公共关系事业的发展和变革，提出风险社会和重建现代性构成了公关事业演进的语境，而互联网时代的对话主义则主导了公关范式。“非典”昭示了现代性危机和风险社会的到来，致力于沟通、共识和信任的公共关系特别是危机管理在随后十年获得较大发展。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出路在于“对话以重建现代性”，尤其是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从支配式宣传到平等对话，在对话中化解风险、维系利益认同、再造意义共同体，成为“非典”至今公关发展的主线和路径。
在“非典”爆发后的十年中，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冲击、后现代社会心理的生成以及社会转型的推进，政府所面对的危机特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单纯靠完善针对事件性公共危机的“一案三制”体系已经不足以应付这种新的局面。本文通过梳理“非典”十年来65件代表性政府危机事件后发现，中国政府危机管理的重点与难点出现了三个显著变化：即从“外因诱发”为主向“内因导致”为主衍变；从事件性危机向结构性危机衍变；从管理危机向信任危机衍变。并据此对优化政府的危机管理提出自己的思考与建议。
本文定量考察了“非典”十年来中国大陆四本权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中的危机传播研究文献，对危机传播研究中的理论传统与贡献、研究视角与框架、研究重点与议题等作出定量分析，并与西方三十年来的危机传播研究进行对比，以此思考当前中西方危机传播研究取得的成就、差异以及未来理论发展的方向。
形象修护理论（IRT）和情境危机沟通理论（SCCT）是主导危机传播研究的两大理论基础。最近的研究却发现，现实危机案例使用的策略与IRT和SCCT所建议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并不全然相符，显示出理论与现实的不同思维。本研究以台湾地区之相关研究案例为对象，以后设分析法再度检视实务案例与IRT/SCCT的相符程度。结果发现，台湾的危机案例的确实践了SCCT的“谣言应使用否认”和“意外事故应使用善后处理”两大建议，却没有符合“犯罪应采用修正策略”、“天灾应使用降低伤害”与“组织过失使用降低伤害”等主张。此外，本研究也发现主策略之使用是否符合理论建议，与危机处理之成败并无显著关联。
2003年，人类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引起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注意，它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社会发展，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以当代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研的方法，探讨了“非典”十年之后，“非典”认知对当代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典”认知对健康信念理论中的感知罹患性、感知严重性、感知利益性三个维度具有正向影响，对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环境保护在当下中国具有较高的政治合法性与民意基础，使生态环境风险及其社会抗争极易获得高“媒体能见度”。公民基于“邻避情结”的社会抗争与新媒体驱动下的参与式传播，解构与颠覆“权利—资本”精英联盟下的环境风险论述，在表达自我的环境生存权益、监督和参与公共决策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环境公民社会与环保公共领域的浮现与生成，构成环境“善治”的前提。新媒体为公民记者赋权，促进基于新媒体平台的社会与国家的互动，拓展了民主的政治空间。新媒体构成环境善治的重要社会机制，而环境风险的“善治”强调公共参与、多元协商与理性妥协以及民主过程的开放和有效。
本文基于对唐福珍事件发生地的实证调查，以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发现，由于大众传媒在拆迁报道中的不当表现，“拆迁心理”已泛化为转型时期普遍的群体心理：在认知层面塑造了公众对政府与媒体的认知偏差；在情绪层面导致负面情绪的泛化；最终恶变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缺失。媒体可以通过改善当前的传播结构，塑造公众对政府的理性认知、疏导负面情绪、缓冲政府与公众间的矛盾，发挥缓释拆迁心理、重建政府信任的功能。
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工作应建立在有完善科学调查的基础之上，使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工作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文化符号是文化的主要成份之一。本文在对四国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受访者对中国文化符号有一定的认知度但好感度不高；对于“龙”的理解则是正负各半；对于中餐和中医的评价较好。
本文基于美国新闻史来考察新闻真实作为一个观念的发展过程，即在美国社会的大背景下来探究新闻真实观念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同时呈现美国新闻界对新闻真实观念的多种阐释，进而思考影响新闻真实观念实现的内外矛盾。
2002年以来，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民生新闻在我国新闻界异军突起，不少人认为，民生新闻的未来走向就是公共新闻。本文以2010年在某省级电视台一档民生新闻栏目的田野研究为个案，探讨民生新闻转型的可能性。受众或市场的力量将民生新闻推向成功的同时，也埋下了民生新闻衰微的种子，将会制约民生新闻的未来转型。
展现“死亡”，是一个高关注度与高争议度并存的新闻报道领域。本文从这一报道领域的悖论性入手，分析“死亡”新闻从新闻选择、新闻表现到传播动机与效果上的诸多矛盾，并探讨了“死亡”新闻与时代、文化、技术及深层社会观念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发现，尽管展现“死亡”的新闻常常会产生争议，但这类新闻与生俱来的悖论性使得社会对新闻媒体的道德指责很难奏效，而增强对这一特性的理解，也许并不能消除争议，却可能有助于新闻界以更加自觉和自省的意识去展现“死亡”，并获得社会的尊敬。
用户规模的逐渐扩大和网站视听节目规制的相对宽松，推动了2012年视频观看超越搜索成为互联网第一大应用。在原创节目领域，媒介生产主体日益多元化，分析其生产机制，笔者将其归纳为从家长制（制作者主权为中心）向消费者制（消费者主权为中心）的体制转换，不同生产主体各自保持其本色参与节目制作链，并在互动中交叉渗透形成了动态的参与式的媒介生产网络。
《新闻联播》将“新闻连续剧”搬上荧屏，把完整的新闻事件分为2集或2集以上，每天连续播出，注重对议题或人物发展过程的纪实与呈现，在对立冲突关系中设置悬念，延宕叙事过程，吸引受众关注。本文对《新闻联播》一年来播出的“新闻连续剧”做整体样态勾描，并以《曹家巷拆迁记》为典型个案，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对其新闻议题的架构选择、分集节目的整体编排、新闻语言的表达叙事等进行分析，并尝试在目前电视新闻生产改革的社会语境下对这一新的节目样态的特征及其出现的社会原因做出阐释。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企业权力对新闻业的影响，即新闻媒体自身的企业化和集团化及其商业逻辑、广告商企业的广告投入成为传媒的主要财源，以及企业公共关系为新闻生产提供信息贴补。通过对发生在中国和北美的两场方向相左、性质迥异的媒体改革运动进行比较研究，本文认为以北美媒体改革运动历史为镜鉴来反思国内过去三十年里的媒体改革，有助于我们校准传媒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重视公民社团组织矫正商业媒体之负外部性的作用，并重新认识国家和市场在媒体改革中的角色。
中国近代报刊史和近代中国城市的变迁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城市是窥视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历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在以政治史、革命史范式为主导的近代中国报刊史研究中，城市与报刊的关系被“需要与被需要”的框架所束缚。本文认为可以在近代城市史的视角下，重视近代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对报刊产生的影响，从而突破“需要与被需要”的解释框架，构建一个立体的、丰富的、互动的城市与报刊关系。
1897至1914年德占青岛时期，德国人创办各种报刊十余种，最具特色的是中德双语报纸，近期从德国国际报刊博物馆和德国国家图书馆获得部分原始报刊资料，其中有《青岛官报》、《中德法报》、《自东徂西》三种。《青岛官报》是中国境内第一份中德双语报纸，由德国胶澳总督府出版，面向青岛中国民众、德国侨民以及德国本土发行；《中德法报》和《自东徂西》属学术知识类期刊，由青岛特别高等学堂创办，此前国内均无收藏和资料陈述。值得一提的是，《自西徂东》出版于1913年，是中国近代最早采用中文左起横排版式的期刊。这一发现是对以往学术观点的更正。
本文以《人民日报》1950年间由范长江领导的党报“大转变”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建国初期中央党报开展制度构建以改进党报城市办报工作的原因和经过。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共新闻业，在完成了从农村办报向城市办报的转移后，需要通过“大转变”来纠正进城办报以来出现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办报”的孤立局面。但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新闻改革，最终因为“新闻本位”和“宣传本位”两种新闻观念的冲突所引发的农村党报新闻干部的集体反抗而不得不中断。
1953年广西《宜山农民报》事件引发中宣部做出“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规定，影响深远。本文所呈现的相关史料，有利于学界进一步研究宜山农民报事件和舆论监督问题。作者认为，有关部门对广西《宜山农民报》事件的调查处理不够严谨和慎重。《宜山农民报》批评宜山地委效果是积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