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电视媒体在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冲击和社会转型的影响下，遭遇了观众分流和公信
力下降的现实危机。在新的媒介环境下，电视媒体选择了主动改变自身并积极与新兴媒体展开合
作。在此过程中，我国电视新闻在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和合作中悄然发生了改变，它不仅重新确立
了直播日常化的基本理念，还将文本引入了一个相对开放的叙事时空。在本文中，笔者不仅对电
视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下面临的三重挑战予以了分析，还在此基础上着重阐述了电视新闻在新媒体
环境下发生的几重转变：直播美学的重新确立、生产平台的战略调整、受众地位的历史转变。
媒介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也加速推动着传统媒体向融媒体的转型。媒介生态
发生改变，媒介语境也发生了改变。广播电视媒体，在价值属性上更多地体现公众诉求和公民利
益。由媒介技术所带来的广电媒体结构性变化，有力推动着媒介制度的变迁。
电视在火爆、强劲发展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已经被称为传统媒体，面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
兴媒体的冲击，摆在电视面前的发展道路是什么？电视与新媒体的关系是怎样的？新媒体给电视
带来诸多的机遇与挑战，电视借助于新媒体拓展了传播疆域，突破了频道制生存，实现了点播收
视，获得了搜索引擎，电视凭借内容优势纷纷抢滩新媒体领域，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不断实现节目
样态的改革与创新，电视与新媒体相互借力，形成了全新的传播格局。
新媒体的发展带动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传统的视听信息传播方式——
电视，正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本文考察了网络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传播技术等方面
的变革，并以此为基础探讨视听信息的接收者在此过程中发生的转变。本文认为，视听信息的接
收者正在从被动接收、单次接收信息的“受众”（receiver）变为表现出主动选择和多向传播的
信息“使用者”（user），而这种转变将带动视听信息传播路径的多级化和传播效果的多元化。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电视观众出现分化趋势，传统电视为此进行了栏目专业化和频道专业
化的尝试，但“收视率为王”的赢利模式使得这种尝试仍难摆脱困境。进入网络时代后，视频内
容生产工具、传播工具的普及，以及搜索成本的降低，最终促成了电视“长尾”的形成。新媒体
电视为“长尾”生存提供了空间，传统电视亟需改革。
赫伯特·席勒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精神领袖，在其逝世后的十余年，有必要重读席勒，重新
发掘其思想价值。席勒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的概念，批判思想管理和观念操纵，反对新自由主义
媒介政策，揭露信息时代的谎言和悖论，对信息不平等导致的社会危机表示了深深的忧虑。虽然
偶尔失之片面，但席勒的研究仍然是有价值的，在当代语境下，仍然值得我们研读。
本文从当代中国语境出发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兴起的历史分析做了再思考。论文分析认为，
公共领域是一个构成中的历史现象，媒介与私人性的关系是理解公共领域之可能的重要路径。这
体现在：媒介是私人从私人领域中进入公共交往的重要平台和纽带，在国家-社会相分离和独立
的体制下，独立的私人能够在这一平台上，通过自由、公开、平等的理性讨论获得自身主体性，
从而形成公众、公共舆论也即公共领域。论文就此指出，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以此视角理解并实践
“公共领域之可能”的问题，将为媒介与民主、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革提供更深刻的洞察。
传播学领域对福柯一直有着持续的研究兴趣，若要恰当地把福柯理论运用到传播学研究，首
先必须尽可能准确地把握福柯的整个理论体系，从而理解福柯思想与传播学研究的交集域。本文
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把福柯思想的核心要素“权力”、“知识”、“主体”与符号的“交往关
系”联系起来，在不割裂福柯思想体系的前提下，探究福柯理论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与意义。
本文尝试识别并界定一种“技术迷思”的概念来回应当下发展传播研究停滞不前的困境。具
体而言，在回顾发展传播学术思想的过程中，将“技术迷思”视为理解发展背景下媒介角色及作
用的研究透镜，通过它检视发展传播知识生产中被强调和被忽略的方向，以发展传播研究不同范
式针对“技术迷思”的“对话”来厘清范式间的复杂关系，同时反思技术迷思对发展传播理论的
负面影响。
莱文森继承了媒介环境学的传统，但流于肤浅。他认为技术悲观论者们只注意技术的弊端，
而没有从演化的视角评估技术。莱文森认为技术在初生阶段所带有的弊端将在演化的过程中被淘
汰或补救。但莱文森的进化论面临三个问题：谁在进行选择？何以选择？选择的结果如何评估？
对这三个问题，莱文森的答案都是“自然——人性”，并给出了一幅黑格尔式的理论图景。但他
错误地设定了某种前技术的“自然状态”的人性，未能贯彻媒介环境学从生态整体考察媒介的基
本立场，没有意识到价值标准也存在范式革命。
本文通过对本雅明作品的文本分析，认为“灵韵”是一种本雅明式的独特感知方式，建立在
经验交流的基础上，其运作的心理机制是普鲁斯特式的非意愿记忆和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法。此
概念是本雅明传媒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起点，由此形成的一套传媒文化理论在今天仍具有认识论的
指导意义。
本文将国家形象界定为国家客观现实经过文化价值观、国家利益观、大众媒介三重偏曲后
投射在国内和国际公众意识中的主观映像。以此为基础，作者认为对国家形象的准确分析需要将
其还原到由空间和时间构成的四维认知情景中去，并逐一分析了认知对象国、认知环境、认知者
（目标国家受众）和时间这四个构成要素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此外，对国家实力形象和国家意图
形象的划分也为解析国家形象提供了新的维度。
中国社区报纸的发展目前正处于关键时期，本文从中美社区报纸比较、社区报纸与都市报纸
比较、社区报纸与新媒体的联系三个维度展开观察和思考，对社区报纸的定位、办报策略及未来
走势进行论述。
划清新闻文体与其他文体、新闻文体彼此之间的界限是新闻学研究的第一步。本文以普利策
奖的设立及发展为切入点，对美国新闻体裁的分类建构历史进行勾勒。通过对不同分类标准的取
舍，普利策奖体现出与美国报业实践的天然接近性和相对独立性。
本文拓展运用“网络信息隐私关注”概念模型，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上海市大学生
网络使用状况调查》的数据，探讨一般网络使用行为中的网络信息隐私关注、网络隐私保护行为
的状况及其理论关系。研究发现，当前上海大学生普遍担心自己的网络信息隐私安全，且自认缺
乏保护网络信息隐私能力；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的网络信息隐私关注度高，网龄越长的大学生网
络信息隐私关注度越低；但是，网络使用频次越高的大学生网络信息隐私关注度越高；网络信息
隐私关注只对隐私保护行为中的“伪造”类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对“保护”和“抑制”类行为的
影响不显著；研究需引入“信任”等因素作为中介或调节变量，来检测隐私关注与隐私保护行为
之间的复杂关系。
产品植入的效果和模式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早在1896年，法国卢
米埃尔兄弟的影片中就开始有了产品植入的痕迹，但国内外学者往往以1982年里斯糖果在《E.T
外星人》中的植入为起点，很少考察之前大量存在的早期植入活动。因此，本文以对产品植入的
概念溯源为起点，考察了1896—1982年间产品植入的发展历史和驱动因素，并对贯穿其中的早期
传播模式进行整理，为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献基础和研究参考。
王安石变法时期，北宋朝廷从人事、采编和法律三个方面对进奏院状的管理制度进行了改
革。这次改革体现了神宗皇帝的集权意识，充满了变法群体与反变法群体之间的斗争与妥协。
民国期间的新闻研究生教育众说纷纭。笔者以丰富的中外史料分析认为：民国时期新闻研究
生教育从1920年代的燕大新闻学系开端，并在1930年代结出硕果。燕大新闻学系先后招收过8名
新闻研究生，仅有葛鲁甫1人于1931年5月撰写完成学位论文Advertising in China，获得硕士学
位，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硕士学位的新闻研究生。1940年代，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新闻研究室和
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先后进行过类似研究生教育的实践探索活动，但成效甚微，并非今日
意义的研究生教育。因此，民国期间新闻研究生教育处于萌芽探索阶段，未能持续发展成为正规
的新闻研究生教育体系。这充分反映出中国新闻研究生教育艰难的起步历程。
1912年8月，《泰晤士报》驻京著名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 E. Morrison）辞去
记者之职，接受袁世凯的聘书成为其领导的北京政府顾问。对于莫理循为何从无冕之王转而涉足
政坛的原因，学界鲜有探讨。有学者认为莫理循辞职的主要原因是迫于财务上的压力，同时兼有
其他复杂原因，但对此并无详述。本文认为，莫理循放弃新闻职业从政的原因既有他渴望成就一
番大事业的性格内因，也有当时他所处情境的各方面外因，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自身
性格和对中国人民的感情两个因素之外，造成莫理循辞职的外在因素至少有以下几点：1、和袁
世凯交好。2、和报社上司长期不和。3、对记者职业感到倦怠。4、疾病缠身、经济窘迫、即将
成家。
本文对美国新闻传播教育专刊《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 J o u r n a l i s m & M a s s
Communication Educator）近10年的148篇研究性论文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对不同媒介类型
和不同学科方向的关注、作者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内容分析，以期管窥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现
状，从而为世界尤其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研究发现，美国新闻传播研究
所涉主题丰富，理念争论减少，教育制度、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问题的研究增多；研究方法倾
向于使用调查法、内容分析法等定量研究方法；新闻传播教育的核心目标不在于为某个类型的媒
体培养合格的人才，而在于培养学生掌握其所在专业要求必须掌握的基本能力；作者呈国际化、
多学科化、多层次化的特点，但仍存在一定的学术垄断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