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柏拉图看作是坚定的反媒介主义者，这种基于洞穴隐喻的推断表面上看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完全将柏拉图从他所处的媒介环境的语境中剥离出来，不利于理解柏拉图媒介思想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柏拉图身处文字崛起的时代，他反对口语文化，尤其是反对行吟诗人和悲剧作家的口语创作对雅典公民心灵的劫持。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实就是文字共和国。晚年柏拉图对无形无相的媒介本身持相当积极的态度，围绕“廓落”这个概念，已经可以在柏拉图身上看到媒介本体论的萌芽。然而，媒介本体论与围绕“理念”的形而上学有着巨大的分歧，使晚年柏拉图的本体论深陷矛盾之中。在媒介本体论看来，柏拉图能想象到的一切，包括他的理念世界，都只不过是他的文字可以表述的那些东西。
民族志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实践和文本，在跨学科场域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但也存在方法论不明晰、数据不透明、研究可复制性、可检验性较低等问题，导致其严谨性、专业性和权威性不断被质疑。基于此，本文在知识社会学视角和“边界工作”理论框架下，梳理了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民族志知识生产的三次转折，批判性审视在实证主义与“现象学-诠释学”的理论张力下，民族志知识生产如何建构与协商其合法性。本文重点解析数字时代技术中介对民族志面对面直接观察这一核心方法的改写，提出“中介化民族志”作为一个敏感性概念，用以探究数字时代民族志边界的销蚀和重构，倡导民族志应更加重视数字社会和文化的中介化机制以及关系生成，型构以“数据/技术物”为中介的新的主体间性和人机组合的民族志研究新框架，在认识论层面回应当前数据实践对现象学的挑战。
作为推动科技变革的主要驱动力，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重构人机交互的传统范式。深入探究人智交互机制不仅有助于充分释放技术潜力，更能促进人机协同的深度发展。本研究基于“计算机作为社会行动者”理论，构建了关于人智交互与社会资本的概念模型，并探讨其具体机制。基于1800份样本的实证分析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的社会资本水平显著高于非用户；在人智交互情境中，交互程度与社会资本呈显著正相关，并与联结型线上社会资本的关联最为突出。进一步分析发现，拟人化程度与媒介丰富度均正向预测人智信任，而人智信任在这两类人工智能属性与社会资本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此外，社会临场感正向调节人智信任对社会资本的作用路径。本研究为智能技术因素融入社会资本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评估新兴技术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
进入家庭、楔入亲子关系的数字育儿装置，看似是孩子的电子护身符，却可能变成危机四伏的陷阱。本文以儿童智能手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8名父母和孩子的深度访谈，从孩子、父母与技术公司三方之间动态协商的视角出发，探讨育儿装置在抚育实践中遭到的整合、改造和拒绝。研究发现，亲子双方通过协商达成了对育儿装置技术意义的“暂时性缝合”，并将之纳入家庭生活。但经由不断地优化升级，儿童智能手表逐渐成为一种俘获家庭的潜在陷阱。在持续与之拉锯的过程中，孩子逐步建构起对技术运行原理和家长管控策略的认知，发展出应对与抵抗策略，甚至通过弃用或者与技术厂商展开盗猎游戏，逃脱乃至破坏陷阱，由之中介的媒介化抚育就此走向中断或脱轨。
新闻真实自19世纪出现以来，其内涵虽变动不居，但总体而言都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且认为受众具有追求真实的理性。然而随着新媒体与后现代的夹击，新闻真实面临着不同形式的解构，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解释困境。既有的新闻真实观或囿于认识论视角，回避价值论问题而陷入机械唯物主义；或诉诸价值检验，在克服前者观点僵化问题的同时，却动摇了真实的唯物主义根基。因此有必要正本清源，从哲学的真理论中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真理论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作为实践的新闻真实观——新闻述真，而该理念则集中体现在“用事实说话”这一著名论断中。
香港兴中会早期宣传者谢缵泰编织的英国报业记者关系网，为起步阶段的革命事业迅速积累了社会资源。这一网络的形成，与此后香港兴中会致力于推翻满清的组织、宣传、军事等诸多方面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以香港为中心，渐次辐射内陆的英语舆论空间。本研究整理出《申报》与《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中谢缵泰与香港主流英系报业记者形成政治联盟的确据。谢缵泰精神内核中西方文明扎根下来的特质，决定了他亲英国媒体的宣传策略。然而，其所创《南华早报》在诞生初期虽隶属于英国报业阵营，却是一份倾向中国革命党人的宣传性报纸。1895年至1905年间，香港兴中会发动武装起义前注意到利用报纸进行动员，但其运作机制仍不成熟，兴中会旋即分裂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对外发声。
时尚文化因其遍在的日常性和突出的实践性较容易被学术研究忽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推进，中国成为全球南方日常时尚的重要供给者，时尚产品亦成为全球南方文化个体想象和认知中国流行文化的重要方式。研究选择“中国制造”服装在全球南方的流通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跨国田野调查，关注全球南方文化个体如何理解和想象中国日常时尚文化。研究发现，中国商人成为塑造“在地化想象”的主要行动者，他们与非洲商人共同作为“新文化中介”，推动全球南方个体对“中国制造”的服装形成独特的“在地化想象”，主要体现为真实性想象、创造力想象和去平台化的数字抵抗想象。本文认为，相较于北方文化进入南方国家的过程，实现从“南方”到“南方”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应基于实用主义视角构建三类核心想象：植根于日常生存的互惠性文化协同想象、植根于有限文化知识的民间命运关系协同想象和植根于“有根世界主义”的外来文化开放型想象。
媒介考古研究以跨学科著称，但也因跨学科特性产生了定位不清晰、方法论模糊等问题。基于齐林斯基教授的观点，媒介考古学并非全新学科，而应该被理解为当代媒介理论与历史中的断裂点。本文围绕柏林早期的媒介研究，与齐林斯基教授展开对话，意在透过媒介研究的角度对媒介考古学定位提供理论借鉴与参考。通过对话得出结论：早期柏林媒介研究深受当时的历史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早期柏林媒介研究诞生于语言学/诗歌、社会学、语言学/符号学、电子传播学等多个领域的跨学科土壤；媒介考古学脱胎于媒介研究体系，链接起过去与未来的文明多样性。对话希望深度溯源媒介考古学的缘起和定位，从而对传播学相关领域研究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