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期”表示一个历史过程，充满着各种不同的事件，但在报刊史中，“时期”成为事件的定性，有什么“时期”，就必然有什么报纸及其作用；报纸按照“时期”的要求亦步亦趋发挥作用，因而也就没有自身的“时间”，也不是历史“时期”的成就者。本文指出，报刊史研究者的根本误区，在于其“时期”的划分和改变，不是从具体报刊的作为入手，而是当成了一种纯粹逻辑的推演，既无问题意识，亦无理论视角，报刊史的“时间”也就因空洞而失去本该有的力量。文章最后建议，可以考虑从“报刊事件性时间”着眼，使“分期”时间和报刊的“时间”——其时其刻的所作所为相互交织和贯通，从而创造出新的报刊史时间及其体例。
运动理论从政体特征或央地博弈出发，对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治理方式进行解释。本文借助这一理论视角，对党的历史上三次假新闻治理事件进行系统梳理，结合其所嵌入的政治背景，发现在不同时期，治理假新闻分别具有推进土地改革、肃清“四人帮”余毒走出“文化大革命”阴影，以及加强对市场化媒体和新媒体平台文化领导权的意义。新闻实践与观念具有互相建构关系，三次反假新闻运动既体现出治理者对纯净新闻舆论环境和纯正政治德性的要求，表现了运动理论所指出的“革命教化政体”的道德使命感和追求“超常绩效”的特点，也解释了国家通过开展反假新闻运动实现合法性再生产的制度动力。
本研究认为《每日纪闻》（Acta Diurna）作为新闻史研究中追溯报刊源头的关键起点，同时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他者”的重要映象。当报刊起源的讨论初入中国时，中外古代报刊的起源总是被拿来一起讨论，二者是古代报刊起源的一体两面。不过早期的谈论，更多是作为社会人士闲暇议论的谈资出现，并没有转化为一种真正的学科知识。当新闻学进入中国时，古代报刊起源的描述需要以一种被锚定的状态被加以确认。《每日纪闻》则在戈公振等人的引介和阐释下，被认定为西方古代报刊的起源，并成为用来引出中国古代报刊起源和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靶子”。但在引介的过程中，对《每日纪闻》的考证方式同时也延续到了戈公振等人对中国古代报刊起源的考证，忽略了对“实物”的考证和质疑，也造成早期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实物”的缺乏，和对外国古代报刊起源缺乏质疑的传统。而随着唐代以进奏院状为代表“唐代说”的出现，作为“惯例”的《每日纪闻》的影响才开始逐渐散去。
作为崇高建筑的历史延续与当代表征，电视塔虽遍布全球都市，但其强烈的政治与经济、技术与文化属性及其引发的议题却鲜受人文社科界观照。本文在文化研究跨学科的研究视阈下，将电视塔从视觉取向的建筑批评引入新闻传播领域，首度指认“电视塔研究”在本学科的合法性及学术意义。回顾文献可见，文化研究领域仅有零星个案关注20世纪后半叶左翼政权兴建电视塔的现象，讨论其显在的视觉政治及潜在的意识形态症候；同时，深居西方文化理论腹地的“凝视理论”，充当了法国文艺界对埃菲尔铁塔开展现代性批判的“前理论”。囿于新自由主义去政治化的遮蔽和文化研究自身的方法论盲点，既有研究及理论均未能辨析当代电视塔“再政治化”和“经济构成复杂化”的诸多变化。因此，本文将重访文化研究在批判学派中的论争焦点，重申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鉴折中并向人类学方法论发展的共识，确认将电视塔置于“基础设施研究”领域的合宜性。本文借助新近电视塔研究的田野发现，阐明人类学取径何以兼顾电视塔研究者对“技术政治性”的批判性识别，对“行政与资本资料”的选择性收集，以及对“视觉文化理论传统”的重新召唤，以此揭橥电视塔研究的路径、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研究引入技术可供性视角，基于SOR（Stimuli-Organism-Response，刺激—机体—反应）模型，采用“应用程序漫游法”与问卷调查法，尝试回答“直播平台的技术可供性如何影响观众持续观看意愿”这一问题。418份样本数据的结果发现：第一，直播平台基于弹幕、在线PK、礼物打赏、点赞评论分享、同城模式等技术功能与算法系统为观众与主播间“联合表演”“连接性”与“归属性”的形成提供可能。第二，“联合表演”可供性与“归属性”可供性作为外部刺激（S）分别正向影响观众的“虚拟临场感”体验及“商品化亲密关系”感知。第三，个体感知（O）越强烈，观众的持续观看意愿（R）越高。此外，受限于互动情境与终端设备，平台单一的弱连接并不足以刺激观众的虚拟临场感或制造亲密，这启示我们：即使在“网络化个人主义”时代，平台仍需着重发展指向“群体”“圈层”“组织”等关键词的“归属性”技术机制。在提高观众黏性上，弱关系的力量比弱连接大。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从技术可供性视角理解直播平台与观众间的互动机制，为既往质性研究补充量化的实证依据。现实意义在于为直播行业维系观众黏性提供参考。
今天的网络社会中，同情是推动社会融合的重要力量。要将对“他者之痛的观看”转化为社会团结，首先需要厘清网络舆论场的同情“门槛”问题，即“中国特色”的理想受害者是如何建构的。本研究根据立意抽样，从互联网社会热点聚合平台“知微事见”选取35例网络热点事件（2017—2023）作为案例库，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确定四条理想受害者形象建构路径，并提炼出四种结构特质，由此解析出中国网络舆论场的同情门槛。本研究还从微观政治视角分析网络大众、媒体与受害者在同情表达场域的权力博弈，以解释同情门槛的产生，提出各自主体应有的同情责任以实现社会团结这一同情的终极目标。
20世纪40年代，勒温在生涯晚期实现了学术转型。远离格式塔心理学后，他转向关注社会治理问题的应用心理学研究，并将场论演绎为更具传播视角的“渠道理论”。基于群体动力学与拓扑心理学，勒温借助二战期间所开展的“饮食习惯研究”，观察群体内部的信息传播与资源流动机制，提炼出“把关人”“门区”“渠道”等一系列关键概念，对后来的新闻生产社会学和传播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在怀特等人引介勒温学说的过程中，整体性的“渠道理论”框架遭到忽视，仅有“把关人”这一概念被抽取并凸显，勒温原有理论中关于社会冲突、群体心理与物质性要素的复杂思考则被淡化。加之早期把关研究深受信息论范式的影响，其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渠道理论所强调的群体结构路径。随着勒温的早逝，该理论未能得到系统完善与广泛传承，最终成为传播学术史中的“灰色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