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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话题: 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
  • 本期话题: 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
    全面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性质
    杨保军
    2022, 44(7):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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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提出，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性质问题，是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中“前提中的前提问 题，是基础中的基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文章认为:当代中国新闻学是一门相对自主独立的学科，是具有强烈人文色彩的社会科学;当代中国新闻学，在时代性质上属于现代新闻学;在理论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社会性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新闻学;在阶 级性上属于无产阶级新闻学，是以党性集中体现无产阶级先进性、人民先进性、民族先进性 的新闻学。当代中国新闻学，是当代中国语境中现代性、理论性、社会性和阶级性(集中表 现为党性)相统一的新闻学，并不是多种新闻学;现代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社会主义新闻学、无产阶级新闻学等，不过是从不同属性维度对当代中国新闻学的定性和描述，正是这些属性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新闻学的“中国性”。只有全面准确理解了当代中国新闻学 的“中国性”，才能真正把握当代中国新闻学的真实面目，构建起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知识体系。
  • 本期话题: 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
    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重访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中国问题
    盛阳 王宇琦
    2022, 44(7): 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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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理念与实践是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密切关注的理论命题。斯迈思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两次调研，为其独特的传播理论谱系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本研究基于对斯迈思档案材料、调研笔记和未刊手稿的文本细读和知识社会学分析，以“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为线索，探讨中国问题在西方批判 传播理论生成过程中的角色。研究发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理论的历史性探索，不仅为斯迈思打开了理论视野，也成为其传播思想形成的关键线索，中国问题在其中扮演了从对象到坐标的历史角色，激发了斯迈思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内部重新思考文化的政治经济属性议题，促使他发生有别于其他任何同辈学人的“唯物主义”转型;思想形成的 历史语境，既包括他两度访华的经历、其本人深陷西方批判传播理论论战的曲折遭遇，也内在于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全球互动和理论对话脉络;斯迈思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所彰显的激进性，甚至撬动了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再度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本研究突 破了“西方思想/中国实践”的二元论叙事，在西方批判传播思想内部讨论中国的历史 角色及其理论意义，有助于为打开传播思想史领域的“灰色地带”提供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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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私并置 追求共赢: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
    陈先红 李颖异
    2022, 44(7): 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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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关系实践中“公共”对“公共性”的追求和“关系”对“私人性”的推崇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是造成中国公共关系实践合法化和污名化危机的根本原因。本文以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公共性概念和公共关系理论中的公共性特征为参照，通过问卷调查和扎根理论方法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权变模型”，用以阐释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研究表明: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生成于家国天下的文化传统，在“公”与“私”的权变博弈中呈现出一幅变动不居的“公私混合”图景，其中以“公私 并置”的公共性实践形态最具伦理性。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会受到组织特征、媒介特征、环境特征、公众特征四个显性因素和从业者关系特征这一隐性因素影响，在 “极公”和“极私”的公共性程度连续带上不断变化。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不排斥关系性，且关系性会不同程度地促进或制约公共性表征的生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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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论文
    底层群体为何拒用智能手机?——基于重庆棒棒的扎根研究
    刘国强 颜廷旺
    2022, 44(7): 7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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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传播学领域的底层研究展开，采用扎根理论，选取重庆棒棒对底层群体的智能手机拒用动因进行研究，对既往底层媒介使用研究进行了补充。经三级编码后，本文提炼出消费保守主义、熟人社会、“弱者”身份建构3个核心解释范畴。研究认为，消费保守主义构成了这一群体拒用智能手机的观念基础，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模式则消解了智能手机在工作场域中使用的必要性，为他们的拒用行为提供了实际支持;底层群 体在主客观层面均高度认同“弱者”身份，而智能手机作为与弱者形象互斥的元素被弃置。消费保守主义和熟人社会根植于棒棒的乡土观念，“弱者”身份则源于长期的社会排斥与刻板认知。二者之间相互递推、动态互构，智能手机因此成为底层棒棒的一种负担。经验表明，底层群体的智能手机拒用行为渗透着理性考量，可以视作对新技术浪潮的日常抵抗行动，这为反思数字鸿沟理论提供了情境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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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空间中国家主义话语的分野与互动——基于232位微博意见领袖的探索性研究
    周莉 郭瑜鸾 胡珀
    2022, 44(7): 9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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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政治表达逐渐成为现代政治生活的常态，网络空间中的国家主义话语不仅是思维的表征，还具有显著的现实诉求和行为指向。对网络空间中国家主义意见领袖 的话语分析表明，当前国家主义话语存在以理性看待国际交往为特征的“理性国家主义派”、以追求国家经济繁荣为特征的“当代新国家主义派”，及以注重意识形态建设为 特征的“国家中心主义派”的分野，但三类聚群的意见领袖具有高度相似的用户画像。 历时性的互动网络分析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三个聚群间由“核心社群的高密度互动” 转向“多社群的均质化互动”，不同聚群间呈现出话语层面区隔而互动层面融合的趋势。由此，网络空间中国家主义思潮的未来走向并不确定，一方面存在进一步话语融合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可能受情绪框架影响而走向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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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纯粹媒介的货币:作为媒介理论的“货币哲学”
    王佳鹏
    2022, 44(7): 11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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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美尔不仅是人际传播的奠基者，而且是先驱性的媒介理论家，尤其是其“货币哲学”。他站在先验主义的立场，从形式主义和关系主义视角出发，以现象学式的方法， 对货币这一范例性现象进行了透视。他认为日益脱离实体的货币是媒介功能的最巅峰表达或最纯粹形式，从这一范例可透视现代社会的纯粹形式化、媒介化趋势。具体则是通过剖析货币经济学这一经验科学“之前”的“先验”和“之后”的“后验”，来把握纯粹形式化和媒介化的“逻辑前提”和“社会文化后果”。齐美尔的媒介理论尽管不乏一些零散的拾穗者，但却似乎没有明确的继承人。重新阐述齐美尔媒介理论的当代意义在于将媒介理论提升到社会理论的高度，不但在范围上扩展为“万物皆媒”，而且在理论取向和方法论上超越强调媒介技术性、物质性的媒介中心主义的媒介化理论，建构能够凸显出媒介社会性、文化性的非媒介中心主义的媒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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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员“情感”:演唱会现场的应援棒实践与对物的反思
    黄华 吴越
    2022, 44(7): 13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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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从实践理论的情感维度出发，聚焦演唱会现场的粉丝“应援棒实践”，探查中控应援棒这一人工物如何勾连起实践中的其他要素，应援棒作为“情感发生器”如何触发和调节在场粉丝的共有实践。粉丝身体成为应援棒的摆置对象，在场粉丝受控于由应援棒调节的规范化的情感力量，遵从一种新的现场纪律机制，配合这场仪式的完 成。在演唱会现场之外，面对包括应援棒在内的周边，粉丝同样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成为物的附庸。对应援棒实践和周边的商业逻辑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物是塑造粉丝的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物将分散的粉丝个体组织和集结起来、形成新的动员结构和集体秩序的同时，对人的情感的调节和动员事实上成为娱乐工业的操控体系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物也是一种社会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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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进奏院状报读者构成特点及影响
    魏海岩 彭翠 宋伟龙
    2022, 44(7): 15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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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进奏院状报读者由基本读者和扩散型读者两部分构成。基本读者是诸道长官，扩散型读者包括诸道幕职人员，支郡、县的官佐，诸道长官门客等。状报读者群构成特点由中唐以后特殊政治形势决定。读者特点对状报社会作用发挥有直接影响。在政治领域，状报基本读者数量少影响了诸道长官政治反馈的积极性和政治舆论的形成;在文化领域，读者构成制约状报成为诗歌创作新题材、民间修史的新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