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微信成为公众获取疫情信息的最主要渠道。本研究从媒介使用视角出发，探究在武汉疫情防控“胶着对垒的关键时期”，聚焦于疫情信息的微信使用对武汉市民风险感知、公共信任及利他行为的影响机制。对1071位武汉市民的电话调查发现，公众对于微信上疫情信息的注意程度越高，其在社会层面的疫情风险感知与公共信任越强，践行遵从配合与助人帮扶两种利他行为的频率也越高。此外，风险感知与公共信任在微信使用对利他行为的影响机制中具有中介作用。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综合传播效果研究与健康行为理论，本研究同时将社交媒体、权威媒体、恐惧、感知严重性以及预防行为纳入分析框架，对比了不同媒介使用影响人们预防行为的机制。通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收集的446名武汉大学生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权威媒体与社交媒体发挥了互补性作用。两者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预防行为，其背后的机制呈现分野：权威媒体使用不仅能够直接正向影响预防行为，还通过感知严重性对其产生间接影响；而社交媒体使用仅间接作用于预防行为，恐惧和感知严重性在其中起着链式中介作用。总体来看，权威媒体对预防行为的促进效果显著强于社交媒体。在舆论多元化情境下，本文从经验层面证实了不同的媒介在风险治理中的差异性角色，为风险治理者和决策者定位与思考风险治理中媒介的作用提供参考。
新闻策展指社交媒体用户搜集、组合、阐释、分享其接触到的新闻信息，显示了移动网络媒体环境中受众信息传播的积极性。疫情期间，社交媒体用户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策展成为现象级的信息传播实践。本研究对重庆市的540名社交媒体用户进行问卷调查，借助结构方程模型（SEM）探寻媒介使用、恐慌感对其策展疫情新闻的影响。研究发现，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人际传播促进社交媒体用户策展疫情新闻，社交媒介疫情新闻获取则通过影响恐慌感间接促进社交媒体用户策展疫情新闻；在心理情绪对疫情新闻策展的影响方面，恐慌感促进社交媒体用户策展疫情新闻，风险感知则通过影响恐慌感间接促进社交媒体用户策展疫情新闻。本研究一方面丰富了新传播格局下普通社交媒体用户从事信息传播实践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将风险传播研究拓展至关注媒介塑造的受众恐慌感对其信息传播实践的影响。
本研究立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应急非常法环境，以保护动机理论为基础构建理论模型，对该时期互联网用户的隐私保护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网络用户对于生命健康威胁的安全恐惧感知对其隐私回避和披露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包括隐私泄露经历和个人信息收集在内的隐私安全风险，对用户的隐私披露和隐私保护行为也具有累积性的正向影响。与之类似，网络用户对健康安全威胁和隐私风险的感知越高，他们的恐惧抑制应对和信息隐私关注度也愈高。其中，恐惧抑制处理和信息隐私关注在安全风险感知对隐私保护应对方式的影响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体系中，标语作为健康传播和社会动员的主力军被广泛使用。本研究对各地“防疫”标语进行话语分析，提取话语策略，解构话语框架，并深挖标语背后的权力结构，以探索标语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健康动员潜力。研究发现，“防疫”标语致力于通过修辞语态、暴力符码等话语策略来落实对个体的健康动员意图；在公共健康框架下，标语依据“我-家-社区-社会”的路径构建利益共同体；基层组织是标语的主要发布者，但其创作耦合了政府诉求和民间意志。
近年来，“男性气质危机”成为主流和青年亚文化群体之间引发争议的性别议题。本文以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为研究方法，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基于主题词的文本挖掘、情感分析三种分析工具，对#什么是今天该有的男性气质#微博话题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以民间意见领袖为沟通枢纽，公众在“男性气质”微博话题中自由思考交流，凝聚力强；在议题指向上，“男性气质”微博话题呈现出传统男性本位与性别平等话语的开放较量；在情感分析中，“男性气质”微博话题在四个发展阶段皆为理性的讨论氛围，但整体呈现出网民对负面情绪化评论的显著认同。因此，尽管微博为性别议题的讨论提供了较为平等、广泛、开放的沟通空间，但离形成理想的性别议题公共领域仍有一定距离。
目前学术界关于“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的研究可谓数不胜数，然而绝大多数研究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却语焉不详。本文通过探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来源及内涵，认为理清“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全面理解“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内涵的关键所在，也是正确把握党、党媒和人民群众之间关系的要旨所在。“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相互勾连是由党的性质宗旨、革命战争的形势和现实实践的要求等共同决定的，正是由于两者之间的相互勾连，才形成了一个集多种特性于一体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系统。正确理解这一系统，有助于党的宣传思想战线认清自身定位，自觉承担起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