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国际交往中难以避免的摩擦，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逐渐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叙事表达方式，包含着民众对国族身份的想象和对现实的复杂情绪。本文采用幻想主题分析的修辞分析方法，探讨青年群体在观看视频《中国历代疆域变化》时如何共享国族的幻想。研究发现，他们通过对文明起源、历史人物、重要事件等符号的覆诵，以“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两个合法性话语编织修辞网络，使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在观看地图中得以呈现。民众在此空间共享历史的辉煌和面临苦难的拼搏，最终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修辞视野，在日常生活中建构国族认同，形塑国族身份。
聊天机器人的出现使人机交互行为（human-machine interaction）进化到“对话模式”，这也激发了人们对于人机之间进行无障碍交流的期待。然而，如果对人类交流的本质稍加分析，不难发现，聊天机器人由于缺乏肉身而无法产生共情，也无法对人类日常生活经验产生存在论意义上的理解。人与机器在物性上的差异是绝对的，这意味着两者之间很难实现完美沟通。不过，作为一种高效率的智能化工具，聊天机器人能够满足人类对于技术服务的刚性需求，其应用和发展前景都极为广阔。考虑到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安全风险及社会后果，人们应该尽量避免卷入与机器之间的深度社会情感关系，更多地专注于其工具性服务功能。因此，人们应该在技术迷思中认清现实和梦想的差异，并结合预期风险防控而选择聊天机器人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由此重启人机对话的新篇章。
在线互助论坛塑造了一种全新的信息交流与意义交换的公共空间。在此嵌入式的虚拟社区内，用户共享集体身份，为某种共同目标所驱动，并在与他人的动态互动中累积社会资本，建构自身的话语策略。基于从网页抓取的在线抑郁症互助论坛公开数据，本研究建立了论坛内用户的回帖关系网络，力图从社会资本的结构性与建构性两个层面共同讨论用户在此场域内的交流互动。一方面，用户间讨论话题或集中于疾病信息的传递，或侧重于情感层面的沟通，而两种讨论的议题特性与用户可摄取的资源间存在关联：同参与信息讨论的用户相比，参与情感讨论的用户拥有更多的黏连社会资本与桥接社会资本，同时前者的回复分布较之后者更为偏态，资源更为集中。另一方面，用户建构自身求助话语的方式展现着其认知与心理过程，而这与他们所获得的社会支持间存在着显著关联：发帖中的非正式语言使用正向预测收到回复的数量；发帖中体现认知加工程度的语言使用与第一人称复数代词的使用正向预测收到回复的平均长度，而非正式词语的使用和情感正向性负向预测收到回复的平均长度。本研究为在线互助小组或论坛用户寻求支持和帮助提供了实际指导，也为我国推动“互联网+医疗”的发展目标提供参考。
人类生产方式和社会研究正在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转向。本文反思了这一转向的潜在社会后果：一方面，貌似“清洁”的电子媒介垃圾之物质性及其对环境的威胁遭到忽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廉价信息劳工被现代化过程排除在外，进而被以全球秩序建构和经济进步之名重新安置或放逐，最终成为多余的“人类废弃物”。研究呼吁“废弃社会”理论视角在媒介研究中的回归，它不仅有助于达成媒介技术与社会理论的勾连，亦呼应了媒介研究领域对数字物质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召唤，通过强调传播与数字媒介物理过程及其物质性密不可分的重要性，调和媒介技术哲学中技术与社会决定论以及批判与后人文主义主张之间的张力。
在传播思想史的书写中，凯瑞关于李普曼与杜威的学派冲突叙事产生了深远影响，造成了李普曼思想的极化，被贴上“民主反对者”“笛卡尔科学”与“传播传递观”等标签。近年来，以舒德森为代表的学者对这一叙事进行了批评。本文首先回顾凯瑞的学派冲突叙事，归纳舒德森对这一叙事批评的相关观点、影响与不足之处。接下来，在传播研究视野下比较杜威与李普曼思想的异同，并重点讨论李普曼被贴上的三个标签。研究认为，李普曼与杜威的思想既有不同之处，也有相似地方，并非“二元对立”。此外，李普曼的传播观念以其科学观念与方法为基础，不等于凯瑞所说的“传递观”。他从实用主义出发，经验性地分析了社会结构、个人因素对于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影响。打破传播思想史书写中的学派冲突叙事，有助于重新发现李普曼思想中被遮蔽与极化的内容。
随着数字新闻业中生产空间的扩展，新闻研究领域出现了一股鲜明的“空间转向”——引入体现空间化思维的理论来研究新闻业，其中，场域与生态是居于主导的理论范式。这些理论的引入既激活了新闻研究，也可能使研究产生特定偏向。本文将新闻场域与新闻生态研究视为新闻研究“空间转向”的一部分，对场域研究和生态研究、场域与生态在新闻研究中的应用、新闻场域研究与新闻生态研究的异同进行了梳理，着重考察了场域与生态两种理论如何形塑问题的提出、分析概念的采纳与结论的得出，还探索了融合两种分析路径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而提出可将关系作为分析新闻空间的新面向。
本文选取5家不同类型媒体的Facebook账号在17天时间里对新加坡“第一家族”纠纷所做新闻报道及相应用户评论为研究对象，基于内容分析法，考察冲突、人类兴趣、道德、责任归因和经济后果5类通用框架在不同类型媒体中的使用情况，同时关注采用了这5类框架的新闻其后对应的用户评论所表现的情绪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冲突框架不受媒体类型制约，是所有框架中最常用的。其余框架的使用，则受到媒体类型限制：新加坡本国网络新闻平台和商业小报的Facebook官方账号偏爱人类兴趣框架，严肃大报Facebook账号增加了对道德框架的使用；新加坡境外的网络新闻平台Facebook官方账号则因归属国家不同而各有框架侧重。就用户在线情绪表达差异而言，冲突、道德、责任归因和经济后果4种框架下的新闻其后的用户评论中，消极情绪占多数；而采用了人类兴趣框架的新闻，其后的用户评论因新闻媒体不同而表现出消极情绪与同情或惋惜情绪的差异。
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判决后，美国的诽谤法由传统的普通法性质转入“诽谤法的宪法化”，该案确立的“公众人物”原则大大拓宽了新闻媒体的言论空间。在此后的诸多判例中，法院对“公众人物”的界定和适用范围经过了较为复杂的演变，也得到了相对确定的认识，对此国内外学者已做过相对充分的介绍和讨论，而对与之一起适用的“实际恶意”规则的探讨相对较少。本文以“马森诉《纽约客》杂志案”为例，围绕本案审理中的“实际恶意”规则运用进行分析，并对该规则在普通法上的实体内涵进行界定，分析该法则的客观证明方式，并解析该规则对诽谤诉讼中的程序法带来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