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需要通过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 明之路”的“五路”得以具体推动，而建设“五路”的前提则是成就“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本文通过分析习近平以“容-传- 通-融-同”为特征的最新沟通思想理论体系，评述如何通过具有中式文化特征的高效 国际沟通交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互容，进而实 现包含“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责任共同体”“世界安全共同体”和“世界利益共同 体”这 “四同”特质的习式全球治理理想和人类共存高级形态。
传播技术的发展将“我们”与“远处的苦难”连接在一起。媒介化的他国“苦难” 促发的“全球同情”被认为有可能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促进世界主义的伦理和建构世 界公民的身份认同。但现有的研究对于“国家”与公众“同情”之关系的讨论尚比较缺 乏。本文以日本地震和叙利亚难民事件为案例探讨在“观看”他国苦难的时候，中国网 民的“同情”/拒绝“同情”的话语是如何构成的，“国家”在这些话语中处于什么位 置。本研究发现，面对他国的“苦难”，形成了关于“普遍人性”话语与“国家”话语 之间的争论。中国网民形成了多个层次（layers）的“同情”话语，不同层次的“同情” 之间既可以产生冲突，也可以“携手并进”。国家记忆、苦难的“政治化”和“去道德 化”、将他者的“非人化”等都塑造了网民的“同情”/拒绝“同情”的话语。媒介化的 他国苦难并不是简单地促进世界主义或者强化国家身份认同，在这种二元的范畴内，更 多的是“国家”认同的动态协商和反思性重构。
针对当下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之间频繁融合演化，加剧破坏舆论生态的现实，本研 究采取传播效果研究的视角，从个体层面上，探索了网络谣言向网络暴力演化过程中的 影响因素及其之间定量的作用关系。通过对821位网民心理和行为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 析，研究发现：契合网民道德焦虑，并能激发网民多元、复合道德情绪的网络谣言，能 够使网民形成对相关主体的消极道德判断，进而使网民实施网络暴力行为。这些网络谣 言也由此演化为网络暴力。 其中，对网络谣言相关主体的消极道德判断是演化过程的关键中介。四类道德情绪 线索和三类道德推理依据是促使演化的信息因素。在两个递进的演化阶段里，道德标 准、道德情绪、道德推理低理性和道德推脱等网民的道德心理因素也起到了显著的中介 作用和协同影响。 由此，研究揭示了网民在消极舆论活动中具有道德审判和道德伪善的倾向。认为整 合了多种社会焦虑的道德焦虑，以及表现为道德推脱的自我道德优越感，是演化活动的 心理根源。研究还通过证明网络谣言的原生属性与演化属性之间的对应关系， 指明了网 络谣言向网络暴力演化的自然性和必然性。最后基于研究成果既提示了进行专向治理的 必需和亟需，也启示了辩证应对的原理与方法。
通过网络平台走红的草根偶像，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其中，在淘 宝网开设了个人店铺的微博红人在流量变现经济模式中表现不凡。本研究以淘宝网红店 主为研究对象，以网络消费者行为分析模型“AISAS模型”以及ABC消费态度理论为理 论基础，构建微博营销影响因子对受众消费态度的影响模型。研究发现：内容相关性、 网红个人魅力、品牌影响力、互动和评论因子能够对消费者认知和情感态度产生正向影 响，并对购买意愿产生间接影响；与预期不同，有奖促销和互动性因子对消费者认知和 情感态度均无正向影响；剔除有奖促销和互动性因子的修正模型具有更优的理论解释 度。综合研究结果并针对网红的发展趋势，本研究提出红人品牌化、运营专业化、顾客 情感化、平台中心化四大方向的应对策略。
本文认为，新闻媒介体制是在一定宏观制度环境下的，遵照一定新闻观念的新闻媒 介组织及其工作者、新闻媒介管理机构与新闻媒介制度规范的统一体。其中，新闻观念 是新闻媒介体制的灵魂，新闻管理是新闻媒介体制的保障，而新闻媒介组织及其工作者 则是新闻媒介体制的运行主体，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同心圆”式的层次结构。此外， 新闻媒介体制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它既依赖于整个社会体制又能够相对独立地运行，并 且其存在形式是多元的。
20世纪上半期，美国的大众传播知识社会学曾经产生过两个学术流派，即以社会 “团结”为学术诉求的芝加哥学派和以客观性为诉求目标的哥伦比亚学派。前者致力于 在社会探究过程中阐发他们具有美国本土特色的大众传播知识社会学，但却没有对他们 丰富的研究成果进行专题化整理建设；后者在一种更加自觉的意义上明确提出开展“大 众传播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构想，却因为难以克服的困难而没有取得富有成效的成果。 大众传播知识社会学的两个流派，反映了美国社会两个不同阶段的学术旨趣。
随着虚拟媒介技术的发展，随时在场正在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并影响着人们 对于世界的感知。为研究受众对于虚拟技术在场效应的认知，本文首次采用半结构化访 谈结合隐喻抽取法进行分析，通过开放式编码、关联式编码、核心式编码三级编码， 抽取受访者关于在场认知的内心构念，并分析构念与构念之间的关系、抽取共同构念， 进而更加深入地去洞察受众的想法，描绘出受众对于“在场”主题的心智地图。研究发 现，受众关于在场的感知主要围绕身临其境和距离拉近两类效应，经由媒介技术、心理 需求、社会交往三个关联构念，集中于四个终至构念，即便利与否、有趣与否、意义/无 意义、真实/虚拟。研究将前两者归纳为正向因素，后两者归纳为复杂因素，并最终返回 到访谈的具体文本之中，以期对于人们的“在场”认知进行有效阐释。
当下CiteSpace分析工具已经成为新闻传播学科方法新宠，本文通过辨析CiteSpace依 循的哲学理念、主诉功能，并结合传播学科引入初衷及应用现状批判，认为CiteSpace开 发者许诺的愿景是出于对库恩理论的误会，CiteSpace的核心技术不足以支撑此愿景大 厦，但传播学依然可能借助CiteSpace的技术发现以否思的思维方式反向探究学科反常， 开辟传播学研究的新增成长点。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尼科·卡彭铁尔教授就参与传播和国家治理这一话题接受了作者 的访谈，从参与传播的角度探讨了现状及其与新媒介、政治参与、政治传播及国家治理 的关系等话题。卡彭铁尔教授认为，参与传播强调传播过程的受众参与，打破了传者本 位的思维定势，是当代传播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公众较之以前在 信息、知识和娱乐生产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且更深入地参与到社会对话中。参与不 但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议题，也关注文化教育机构与公民关系议题。“少一些统治，多 一些治理”是21世纪政治改革的主要特征，亦可从参与传播的向度去考察。国家治理是 多元主体的参与过程，遵循权力平衡逻辑。从这个角度看，参与传播理论有助于拓展国 家现代化背景下我国传播学的研究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