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新闻生产社会学第一波高峰过去，此后偶尔有佳作，却难现 昔日辉煌。本文尝试着从研究方法的困难入手，解释经典难重现的原因。由于进入限制 越来越多、传统媒体面临危机、学术生产的压力以及研究伦理考验，参与观察式的民族 志越来越受到冷落，取而代之的是以文本为基础的文化取向的媒介生产研究，在研究地 点、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新的文化取向都跟第一波高峰里的组织取 向拉开了距离。伴随着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媒介生产社会学也从过程转向意义， 从组织取向转向文化取向，在此背景下，我们的任务是，重新回到媒介生产的现场，寻 找媒介生产与其他生产活动的差异性与趋同性，跨越生产研究与内容研究效果研究之间 的壁垒，发展更富弹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概念。
时间既是新闻生产所能仰赖的资源，又对生产中的组织和个体施加着严厉的约束， 成为形塑新闻面貌的一股主要力量。经典的新闻室民族志研究对效率、节奏、日程、即 时性、截稿期等时间因素的论述深化了我们对新闻业“因时而作”这一特性的理解。但 在当前数字环境下的新闻生产中，这些基于传统新闻形态生成的时间模式和实践发生了 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于当前的新闻业又有何意义？本文希望通过系统地检视经典文献 和前沿研究，探究时间在新闻生产中的角色和意涵所发生的变化。
国内传播学界关于媒介社会学的论述呈现出以美国传统和新闻机构为中心的倾向， 而对美国学术脉络和机构范式之外的研究传统缺乏足够重视。机构视角把研究范围广阔 的媒介社会学窄化为以媒体机构和职业活动为核心的新闻生产社会学。本文认为，以斯 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视野下的媒介社会学传统，尤其是霍尔从符号学传 统出发提出的“意义结构”概念以及将新闻和媒介分析与意识形态和宏观政治经济情势 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替代性学术资源。本文以霍尔在新闻媒介研究方 面的代表性论著为论述对象，系统评述了霍尔等人的媒介社会学主张，并在此基础上总 结了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路径的核心特征和理论价值。
智能化技术正在进入内容行业，并促使内容生产、分发、消费等全面升级，其主要 表现为：以智能化驱动的内容生产2.0，以算法为核心的内容分发2.0，个性化与社交化交 织、消费与生产一体的内容消费2.0。智能时代也重新定义了三者的关系，生产、分发与 消费三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三者相互渗透、相互驱动。而集成了内容生产、分发与 消费的平台，也在逐步构建全新的内容生态。这些共同推动了一场新内容革命。
近年来，民族志传播研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理论与方法层面还存在一些不 足。尤其是将民族志传播研究仅仅理解为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技术化的方法进行传 播学研究，就忽略了民族志背后丰富的学术脉络、理论关怀与问题意识，也导致了研 究实践中流于形式、趋于浮躁的现状。因此，反思民族志传播研究，除了对研究者进行 严格的方法训练，端正研究态度之外，还需要：第一，采取超越媒介中心主义的文化取 向，从传播学具体的、对象化的文化延伸到民族志对作为一整套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 文化，可以使民族志传播研究摆脱对象化依赖，打开研究视野；第二，从传播学和民族 志各自的理论进程和研究实践中爬梳、探寻批判理论与反思性，进而超越方法与对象的 机械组合，实现深层次的学科对话；第三，引入历史维度，既能为民族志传播研究带来 历史的深度，又能彼此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实现转型与超越。
本文以新世纪以来我国所有特大事故的新华社报道为分析对象，在“人格化——去 人格化”的维度下，对报道中的受难者形象进行文本分析。研究显示，官方报道中的受 难者群像与独像并存。可辨识的受难者独像多数为“理想的受难者”，遵循着“无辜者 等级”并混合了英雄遇难的叙事，呈现出高度同质化和可替代性的面貌。群像的塑造则 以“去个体化”为原则，通过引语塑造出亲历的在场者和朴素的感恩者；通过数字化将 不幸者对立、比较、排序；通过指代词实现身份区隔和“熟悉的陌生化”等叙事目的。
媒体在促进民主的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为受众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一直是新闻 媒体服务于民主的重要功能之一。然而随着“后真相时代”的来临，媒体的信息提供功 能面临挑战，结合约翰·基恩(John Keane)教授的访谈发现，单纯对“真相”的强调并不 是民主保护自身免受“后真相”侵扰的最好方法。约翰·基恩教授认为，“后真相”是 “谎言”“扯淡”“象征性的插科打诨”和“沉默”的重组。“后真相”时代，通过保 护和建立多元的监督平台，媒体可以成为“监督式民主”的有力支持者。此外，通信革 命和“监督式民主”的来临增加了世界的阐释性特质，“后真相”虽然有摧毁民主的风 险，但也引发了人们对所谓的“真相”的质疑并鼓励人们对“硬道理”说再见。媒体在 “后真相时代”如要继续促进民主的发展，则需要帮助人们学习如何更好地做出诠释并 判定不同诠释之间的冲突，从而为民主的发展培养理性和明智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