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针对方大曾其人及“小方热”，进行历史性探究与语境化分析，力求辨析一些 模糊的、似是而非的问题，指出对方大曾的宣传属于过度阐述，并非“不当（dāng）” 而是“不当（dàng）”。继而反思学风问题，强调新闻研究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标 准，特别是唯物史观与实事求是，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同“事 实不正确，一切都不正确”。当下一些研究及其学风往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见树 木，不见森林，不仅背离唯物史观与实事求是，而且有违方汉奇、李龙牧、丁淦林等一 代新中国新闻史学家开辟的优良学统。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官员贪腐、企业弄虚作假坑害消费者等 违法事件频频出现，媒体记者、网民起而“揭丑”，使“恶之花”一一现行。本文认 为，“揭丑运动”在中国的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它与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之“市场经济”有关，和“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趋利本性有关。从这个 意义上说，当今中国的“揭丑运动”与20世纪初期在美国兴起的“揭丑运动”具有某种 相似之处。二者的不同在于，首先，制度基础不同。美国的“揭丑运动”是在资本主义 制度框架下展开的，不但要面对市场经济的弊端，还要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中国 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则有助于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与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有机结 合起来。其次，采取的媒介手段不同。美国的“揭丑运动”兴起于大众传媒发展的初级 阶段，中国的“揭丑运动”则是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社会化媒体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展开 的，具有即时性、互动性与普遍性的特点。
通过湖南长沙一次社会调查的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政治讨论 （人际政治讨论和互联网政治讨论）如何在来自不同渠道的公共信息接触和制度化、非 制度化参与之间发挥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人际政治讨论在本地传统媒体的公共信息接 触和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发挥遮掩效应，在论坛网站的公共信息接触和制度化政治参与 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互联网政治讨论在基于本地传统媒体和论坛网站的公共信息接 触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政府自媒体的公共信息接触虽然能够推 动互联网政治讨论和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发生，但并未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产生正向影 响。在公众政治参与意愿增长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将给政府的相关制度构建提供 参考。
政治讨论是民主政治的核心。社会心理因素在政治讨论与表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 作用。本研究基于沉默的螺旋理论，以1076名青年群体为样本，考察意见气候感知在线 下政治讨论与线上政治表达中的作用。结果表明，线下政治讨论通过意见气候一致性的 部分中介效应间接影响线上政治表达，青年群体对网络空间的风险感知大于效能感知， 网络效能感正向调节意见气候感知的中介效应，最终带来政治表达的相应提高；而网络 风险感在线下政治讨论转化为公开政治表达的过程中无显著影响。
政治相关新闻的接触，会对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影响。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探究了政治信任、政治疏离感和对网络规制的态度，在政治新闻接触和政治参与关系中 的作用。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在广州大学城10所高校抽取样本，以类PPS抽样 方法（N＝495）进行数据采集。研究发现，接触政治新闻能显著促进大学生的政治参 与行为，但模式化的政治新闻报道丧失了政治事件原有的复杂性，难以对政治人物形象 进行全面生动的塑造，因而也难以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反而引发了大学生的政治不信 任感、政治疏离感和对网络规制的反对。这些发现对于政治新闻报道的实践和大学生在 政治参与中的作用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依靠算法分发内容的新闻聚合平台是促使新闻业变迁的重要推手之一。本文通过对 我国主要新闻聚合平台的观察与调研，分析新闻聚合平台中新闻编辑的工作常规和思维 变化，探讨在新闻聚合平台影响下新闻编辑业务的发展变革。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国内五份代表性传统主流报纸有关农民工“讨薪” 议题的报道进行了系统考察，以观察传统主流媒体对于弱势群体基本生存问题的呈现特 点及其背后的操作逻辑。研究发现：对这一议题，样本媒体进行了持续的报道，并对其 产生原因、对策、涉及主体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抱持较明显的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立 场，表现出对农民工生存议题的关注和对其权益表达的支持。并且，在对这一议题的讨 论中，也表现出对利益相关方较为多元的态度取向。但是，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具体表 现为：一、未能及时将农民工讨薪这一突出的社会问题予以呈现；二、对这一议题的报 道呈现出鲜明的“季节性”特点，有应景之嫌；三、通过选择性呈现事实回避冲突、屏 蔽深层问题、彰显治理成绩，将对问题的揭示和解决转换为对权力部门的赞扬。总体而 言，本研究从一个侧面呈现了传统主流媒体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方面所具有的角色 特征：态度暧昧的表达者，而非代言人。同时，这一研究也提醒我们在讨论作为弱势群 体利益表达机制之一的“大众传媒利益表达机制”时，有必要对其从形式和实质两方面 进一步细化。
游戏的文化与传播研究，目前仍普遍局限于符号与叙事的范畴，从而成为文学与影 视研究的附庸，其本身也陷于效果层面与行为主义。本文以“编码解码”“延异”等符 号学意义生产理论为切入点，将游戏媒介的意义生产视为由规则、随机性、符号三种平 行的意义单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整体机制。通过规则分析、文本分析与深入访谈的 方法，提出一、游戏规则由符号内规则与符号外规则构成。规则是时间性的，游戏通过 对时间的切割与放置来实现与现世的根本区隔。二、规则与空间性的符号之间存在跨维 度的复杂互动关系。三、随机性是独立于时间、空间维度之外的元素，它破坏规则与符 号构成的时空，并通过发生位置产生意义。规则、随机性、符号之间的互动形成了游戏 意义生产的“游戏性”模型，三者交互主导。游戏性使游戏媒介具有三种特质：一、叙 事权转移。二、自新性。三、透明性。“反馈显著效应”是游戏性被技术等因素放大而 形成的外显。因此，游戏媒介本身具有积极性，当前对游戏的批判不应针对游戏本体而 应更加精确地指向技术、商业话语对反馈显著效应的滥用。
研读范长江1939年5月入党至1942年进入党管区前在国统区的公开言说，可以发现 其话语表达的特点及其策略与抗战时期以公开身份在国统区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 产党人的不同。具体表现为，在面向全社会的时评、通讯等公开言说中，其话语表达多 努力站在全体中国人的立场，显现出客观、中立、善意、平衡、以团结为主要目的的特 点；在面向抗日爱国的新闻工作者群体的公开言说中，党派立场与色彩虽有一定显现， 但总体来看依然接近于“中性”或“灰色”，其党派立场与思想的表达依然是隐晦的。 这种话语特点与策略与这个时期在国统区以公开身份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共产 党人的话语表达既有相似和一致之处，又显现出较大不同，属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话语中的一种特殊表达。之所以如此，与其做好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之目标和其 秘密党员之身份直接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