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盗版因其破坏了版权产业对其产品的流通控制及其非盈利性知识共享理念而被广泛认为具有颠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与传播模式的反抗潜力。然而，数字盗版对全球音乐产业的转型推动以及中国电影（数字）盗版对好莱坞文化霸业的暗中助推却表明，世人应该从数字盗版的文化反抗幻象中清醒过来，应该从版权话语体系及其权力实践所支撑的消费主义空间中抽离出来。只有彻底地抛弃知识与文化私有产权概念而转向一种数字公地式的知识与文化生产和传播模式，数字盗版所想象的信息自由乌托邦才能获得独立自洽的正当性和可能性依据。
作为一种节目生产知识，电视节目模式通过本土化过程与目标市场的社会文化相结合，能够应用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电视节目生产之中，电视节目模式在全球的流动和市场拓展也就是不断本土化的过程。电视节目模式的兴起反映了跨国媒介在全球化时代的一种调整，那就是通过本土化生产吸收各种地方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以此来开辟全球电视市场和实现资本增殖目标。
进入新世纪以来，族裔媒体已成为西方传播学界新兴的前沿研究领域，然而国内学界对其关注还十分匮乏。本文通过回顾该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发现：在族裔媒体研究中长期存在着功能主义分析与文化研究两大范式，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是功能主义分析，其核心议题是媒介呈现、生产与消费，当下的热点问题是族裔媒体的在地性，主要缺陷是研究多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本地”视角，忽视了族群的全球流动以及族裔媒体与少数族裔文化母国之间的联系。基于上述发现本文认为：来自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传播学者，未来应积极投入到对世界范围内族裔媒体的研究当中，以期纠正该领域现存的路径依赖，重塑族裔媒体研究的全球视野。
19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建构及方法论深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本文简要回顾这一历史过程，重点反思科学主义对早期传播学的学科建构意义，讨论科学主义建构下的传播学方法论存在的隐患。通过辨析科学主义与唯科学主义两个相关概念，本文对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描述，并比较中西学术研究环境的差异，认为应该警惕传播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的唯科学主义趋势。
近十年来，风险沟通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本文对2003-2013年风险沟通领域402篇中国文献和363篇英文文献进行比较分析，综合使用定量分析、内容分析、引文图谱可视化等方法，从基本概况、研究脉络、研究议题等角度展开。研究发现情绪研究成为风险沟通的研究热点，需要依据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差异等进行不同方式的情绪引导。
本文简要地从语言学角度回顾了“舆论”一词在中国的产生与演变，从翻译角度来说，日常使用中存在的公共舆论、公众意见、民意等词均与英文“public opinion”对应，作为外来词的“舆论”是“public opinion”一词的中译，但与中国古代的“舆论”一词不存在必然的对应，本文分析了“public”和“opinion”所对应的中译词“公众”和“意见”的来源。本文认为古代的“清议”思想代表了中国舆论思想的传统内涵，“舆论”一词西风东渐的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历史代表了中国士绅阶层参与政治决策与议论国事的言论传统与文化惯例，经过跨语际实践的复杂运作后在公众文化心理发酵酝酿上有其内在一致性，本文还讨论了由“舆论”一词衍生出的舆论导向等词的社会文化内涵。
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在美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闻精英群体。本文利用《普利策奖得主名人录》一书提供的丰富的传记信息，对于1917-1998年间600多位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的社会学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发现：普利策新闻奖是一个由男性所统治的职业荣誉场域；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在出生地和工作机构上的分布很不均衡；25至54岁这三十年是美国新闻从业者获取普利策新闻奖的黄金时期；约五分之一的美国籍获奖者曾就读于常春藤盟校；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在宗教信仰方面有别于美国新闻从业者总体。
西方世界喜欢用媒体环境的丰富多样来证明民主制度的胜利。尤其是互联网，据说它能够让每个人发布信息，让每个人参与讨论。而我认为，这种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助长资本主义的工具。我想用“传播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来描述这种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结合。想要理解传播资本主义的掌控力，就要去思考它那些充满生机的神话，思考把互联网与民主连在一起的幻想，比如“丰富性”、“参与性”和“整体性”。
本文通过对广东茂名PX项目抗议事件的实证研究，分析了民众是如何被动员起来参与到集体行动当中去的，研究结果表明，抗议事件的组织者通过社会化媒体手段完成了框架搭桥、框架扩大和框架转换，从而成功实现了与民众之间的框架整合，正是这种框架共鸣促成了共识动员。相比之下，茂名市政府在推广PX项目当中未能形成有效的框架整合，抗议活动组织者与政府之间展开争夺的民意博弈的本质乃是框架的博弈。
影视剧产业版权证券化融资模式是以影视剧版权为标的，销售在其预期现金收益流基础上形成的权利凭证进行融资的过程。我国的影视剧产业操作该模式，目前尚存在前期资产池建设中的估值风险、中期项目风险与后期收益风险，而要控制这些风险，主要需设立专业的第三方版权评估机构、建立有效的影视剧版权价值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多元化资产池对冲、成立完片保证公司、建立政府“专项基金”补偿机制以及打造完整的影视剧产业链。
中国形象为何？西方媒体如何在常规报道中描绘中国这一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从议程设置的角度审视关于中国（包括上海）的报道。具体地，本研究通过2013年西方媒体相关议题报道的数量、显著性等方面来考察其第一层和第二层的议程建构。研究揭示了有关中国的媒体议程和有关上海的媒体议程之间的密切关系。研究结果还显示精英媒体的商业报道在塑造中国形象上的议程设置作用，这阐明西方媒体中的动态议程设置过程。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发现西方媒体试图平衡对中国的正面和负面评价，而把媒体注意力引向世界舞台。最后，文章在文化和软实力，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形象的背景下对结果进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