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话语研究脉络的理论综述，有诸多成果。已有研究整理了话语研究领域的诸多流派与方法，重点落在话语理论的发展之“流”，但“重流轻源”的思路导致同一流派的重要内在差异被忽略。本文尝试搁置繁杂多元的流派划分，立足于话语理论之“源”，返回“语言”的哲学理论源头，从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两大进路出发，以在传播学领域广泛应用的两大批判性话语方法，梵迪克和费尔克拉夫的话语理论为对象，辨明批判性话语研究（CDA）一直被忽略的内在分野，并指出不同的理论视野对于传播学话语研究的意义。
国家形象的塑造是涉及不同信息来源的一个复杂的传播过程，香港媒体对于中国大陆形象的呈现与建构也有着自己的视角与特点。本文通过对三份香港地区的商业报纸《明报》、《星岛日报》和《苹果日报》在2005年、2008年和2010年关于中国大陆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来了解香港报纸对于中国形象报道的整体表现和差异性特点，从而检视由媒介呈现的中国形象及其话语策略。研究发现，在社会大系统的影响下，香港媒体在报道中运用了强调、弱化、非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置换及策略性仪式等话语策略，来应对权力场的转换并与权力中心进行互动，从而影响到中国报道的主题取舍、立场选择以及情感倾向，也使得由香港媒体所建构的中国大陆形象多元而复杂。
特定宣传话语作为权力精英用来维护政治权威性的非强制性手段，因与权力的合谋与生俱来便具有权威性、严肃性的“魅”之底色。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及技术的变革，公众对宣传合法性的怀疑及对新闻图片解释权的增强，使宣传话语的权威严肃乃至真实之“魅”逐渐开始褪去神秘性光晕。本文认为，网民通过狂欢娱乐化处理、悬置语境预设解读图式等策略，对政治类新闻图片进行了“祛魅”。“祛魅”意味着去权威化、世俗化，但如果拿捏不当，则存在走向虚无、极化或“再赋魅”的风险。
广告批评归根结底是作为批评主体的人的判断和评价，离开了对人的了解，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广告批评的实质。数字时代，传播结构发生改变，广告批评主体得以拓展，批评权力重心逐渐位移，权力也随之分解。以新近发生的“张太广告事件”为例，公众、传媒人、文化学者、广告学者、广告人、广告主等批评主体，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进行广告批评时的立场和倾向也迥异。公众作为走神的广告批评者，在广告批评“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明显增大，甚至反哺媒介议程设置，而作为专业人士的广告学者，话语却常常湮没于众声喧哗之中,批评的效力被稀释。整体来看，数字时代，当代中国广告批评呈现弥散化特征，要解决这一问题，有赖于建立健全广告批评机制。
本文从修辞学的话语、适应和情境三个维度探讨跨国传播中品牌名称再命名的方法，分析了品牌名称再命名的方法、语义和内涵的修辞调整、品牌形象的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本文选择Interbrand公司发布的2012世界最具价值品牌100强的品牌名称，研究发现再命名的名称在语音尽可能与原名称相近的基础上，涵义比发音更重要；语言影响之外，对再命名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为：市场国影响、象征性、好寓意，翻译给予国际品牌的不仅是个中文名称，还是一个独特的本土形象；另外，国际品牌和本土化形象是个矛盾统一体，再命名可以是对品牌价值增值的过程，在原有品牌资产的基础上开拓新市场、打造新的国际本土化形象。最后为中国品牌进入国际市场的再命名修辞提供建议。
本研究以《人民日报》《费加罗报》和《纽约时报》对“莫言获奖”的报道为研究对象，采取框架分析的思路，在对三家媒体的报道文本进行引用统计与词频统计的基础上，建构出其各自的报道框架，即中国的互文式引用与隐含性政治寓意、法国的婉曲式引用与委婉性政治寓意、美国的直陈式引用与直接性政治寓意。通过报道框架的建构，发现三家媒体的报道中均呈现一定的思想倾向性。据此，本文以“中西对比”和“法美对比”为路径，对中法美三国的新闻、政治与文化等三种观念进行分析，进而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及新闻报道观念的形成均与其文化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现象学和社会批判理论的引入促使了发展传播学向以参与式传播为中心的多元范式转型。随着资助主体及其关注重心的改变，发展传播学的研究焦点逐渐从个体变革转向社会变革，从信息扩散转向公民参与，从国家、国际转到社区，权力问题突显并日益中心化，发展传播的理论和实践呈现出多元策略聚合的态势。在此背景下，行动研究应成为当下中国发展传播学的研究和实践取向。
计划行为理论是社会心理学中关于个体行为生成的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行为意向是个体行为最直接的影响因素，而行为意向本身则是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该理论诞生以来在国外多领域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却尚未为国内新闻传播学界所熟知。本文介绍了该理论的形成历史、理论内涵、深化发展、现实应用，并评述了该理论存在的局限。本文还回顾了国内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情况及其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效果进行实证研究。研究显示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与个人生活满意度、社会信任的相关性不显著，与公民参与社会意愿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微博对生活满意度、社会信任的影响最为明显，微信则对公民参与社会意愿的影响最为明显。基于弱关系的连结社会资本、基于强关系的黏合社会资本和基于维持关系的维持社会资本与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微信对连结社会资本和粘合社会资本的影响最为明显,微博对维持社会资本的影响最为明显。
对于具有论政传统的中国士人而言，“谈政治”与“不谈政治”的问题在民初显得尤为突出。相较于时人集中于五四时期相关论述，本文将视线拉向五四之前的民国初年，集中探讨梁启超、黄远生、张东荪等对“谈政治”颇有“忏悔”的舆论家，梳理其民初的舆论经历及对“政治”的态度变化，借助其对政治“入”和“出”的转变，离析民初舆论界从“政治”转入“社会”的思维动向及其辩驳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