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国人自著本国报刊史的高潮，为何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起点，探讨作为叙事文本的“中国报刊史”的书写缘起与逻辑。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和情景的体察，笔者认为，在当时“中国”不仅是叙述范围，更是书写立场，其根本预设就是中国及其报业本身不仅具有值得认知的特殊之处，而且自成脉络。基于这样的预设，这些文本才会大多以“营业”和“精神”两条路线的冲突为逻辑主线，通过对“精神”的填充，来呈现在后世看来有所偏向，却是自洽的整体图景。
唐、五代时期，进奏官始终代表藩镇利益，不仅发行进奏院状，还负责地方与中央之间的信息传播工作，深度参与政治并有诸多非法行为。宋代不仅收缩进奏官的职务范围，强化官文书的保密性以防进奏官泄密，还不断细化对进奏官违规传播行为的惩罚措施，降低进奏官的待遇水平。从唐经五代到宋，进奏官由主动的传播者和强势的参政者转变为被严格控制、地位低微的“传声筒”，这是中央集权加强的趋势下控制政治信息传播的重要手段。
维新时期，张之洞与维新报刊之间的互动交往表现出了五种方式，在这复杂的互动交往过程中，对于报刊是什么这个问题，中央与地方之间尚未形成一致的认知和控制体系。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督抚们在晚清“督抚擅权”与“中央集权”的权力结构下，在与维新报刊的交往过程中以督抚利益为基础，并扮演着核心的交往角色。整个交往秩序体现了极其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并缺乏制度、法律等清廷制度体系的参与。交往秩序显得离散和无序，形成了一套具有晚清特色的报刊交往格局。
本论文以新发掘的《香港华字日报》创刊初期之大量原件，确认作者早年通过该报前身报等论据推翻前人“定论”的诸多考察与推论基本无误。新原件不仅为我们进一步厘清该报的早期面貌，包括该报改为日报的准确日期，也为我们反映和记录了华文报业先驱在1872-1874年华文新报发展的重要年头，为求摆脱“西士馆主”舆论操纵的苦恼和努力。与此同时，新原件同时还呈现了当时寓居于新报的《京报》，一度“回光返照”的现象，从而留给报史研究者解读新报与《京报》“共存”在近代报业发展史上所蕴含的深刻意义等课题。
19世纪上半叶，在华外国人阅读、摘译（节译）和研究《京报》文本成为其了解中国政府和社会状况的惯常做法。本文认为，《中国丛报》的《京报》英译译者群体在实践中业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编译策略与技巧。通过剖析和总结经典的《京报》英译文本及其跨文化传播规律，为深入研究19世纪上半叶在华外国译者之翻译活动和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基础。
符号与象征的区别主要在于能指与所指之间是否存在自然联系。导致符号与象征这两个概念混淆不清的原因，主要在于西方符号学的源头本身出现了混乱。鉴于上述情况，本文试图进一步厘清符号与象征的区别之所在。
本文基于2013年10月31日对韩国驻华使馆公共外交官员的访谈、交流与观察，同时通过对韩国驻华使馆2012年3月16日至2014年5月16日的新浪微博内容、韩国公共外交官方网站信息内容的文本分析，尝试“还原”韩国对华新公共外交所建构的传播框架，并从效果层面分析韩国对华新公共外交的受众框架。本文从长期阶段、中期阶段和短期阶段三个时间维度分析了韩国对华新公共外交的框架。
本文尝试从近代学科术语生成的角度来考察新闻自由的概念。笔者在文献阅读中，发现“新闻自由”在1930年代前就已经出现，而此前的观点认为是在1944年下半年；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尚不能完全覆盖的地方出现了一些新的说法，并最终在中文世界产生了“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概念的出现是近代新观念不断输入的结果，其流行开来也说明本土存在着支持这一概念生成的若干因素。
中国电视新闻评论五十多年的发展展现出一条人格化不断演进的发展轨迹。人格化传播让电视新闻评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格化的不断演进又让电视新闻评论不断迈上一个个新的台阶。新媒体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手段日益多样，电视新闻评论要保持既有的优势地位，仍需进一步发挥人格化传播的优势，探索人格化的深层演进路径。
不愿意负担广告证明的义务，是中国广告监管部门怠于执法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颁行的广告证实制度则把这种义务分配给了广告商。本文从证明能力、诚实信用原则和信息经济学等角度求证了这一制度背后的法理依据，并认为这是一项比较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本文认为，在当前市场和政府双双推进法治化的背景下，中国可以利用广告证实制度来矫正广告立法当中的一些重大偏误, 提高广告行政监管的效能。
本文对西方新闻传播学在社交网络中的隐私侵权问题领域的文献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大方面：一、媒介新技术对隐私的威胁以及社交网络中的隐私悖论问题；二、社交网络中的隐私侵权问题；三、社交网络中隐私权的保护问题。研究发现，社交网络等新媒介技术对隐私造成了更大的威胁，在社交网络中，隐私悖论现象在各国依然存在，侵权主体呈现多样化的特点，而有效的保护社交网络中的隐私权，则需要社交网络用户的自我保护、行业自律和政策及法律保护。
本文研究了美国法院组织、法官和陪审员个人使用新媒体的现状，以及新媒体对美国法院产生的影响。认为虽然美国法院、法官和陪审员使用新媒体的数量有限，但法官、陪审员使用新媒体研究、调查以及与他人讨论正在审理的案件，已经对法院的诉讼活动、法官和法院其他雇员的道德与行为以及法院提升公众对司法机关认知和公信力的能力产生很大影响，并导致一些错判和误判的产生。面对挑战，美国法院采取的主要应对之策是出台或修订针对陪审员的新媒体使用指南和针对法官的司法伦理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