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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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研究

价值观板块化形塑国际传播议程——基于“一带一路”的叙事性政策分析

景嘉伊胡正荣

2024, 46(5):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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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国际传播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交叉视角下，对1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十年来关于“一带一路”的902篇、188万词的政策文本展开挖掘。依据语境建构、角色塑造、社会动员和规范建议的四重叙事分析，提炼出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三种基本模式，分别是基于冲突叙事的离散型传播模式、基于去风险叙事的交叠型传播模式、基于共同体叙事的聚敛型传播模式。本文提出，当前世界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造陆运动”，在政治多极化的前提下，板块化的价值观传播成为塑造国际关系地缘板块结构最重要的推手之一。板块边界呈现出系统性、流动性和层状特征，拓展了全球对话与协作的可能空间。未来，国际传播将超越内容之争、渠道之争、数据之争、技术之争的物质传播和非物质传播浅表阶段，迭代升级至由价值观驱动的本质竞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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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传播学视角下的乡村社会研究

从硬件到平台:乡村治理的平台化如何发生

刘海明郭珂静蒋可心

2024, 46(5): 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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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播、电视到社交媒体，媒介技术的每一次更迭都会带来乡村社会互动与治理的转变。随着数字平台逐渐渗透到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乡村治理呈现新的治理形态，更体现出国家对基层社会调控逻辑的转变。本文以智能摄像头及其背后的治理平台为个案，通过田野调查和应用程序走读，辅以相关新闻报道和政策文件的分析，管窥当下数字平台所带来的乡村治理实践。研究发现，智能摄像头在国家政策、经济活动、传统社会关系与现代技术的互动中进入乡村并逐渐日常化;在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智能摄像头功能的“去中心化”与数据的“再中心化”既为村民家庭生活的自我管理提供可能，又使其服务于政府的治理;而智能摄像头不只是狭义的物质硬件，其背后是一个由国家和通讯运营商合作开发运营的物联网平台。因此，安装智能摄像头以后，进入乡村的不仅是一个硬件设备，还是一个物联网平台，该平台能够将村民、资本以及政府相连接，从而带来家庭活动与乡村治理的平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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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传播学视角下的乡村社会研究

晓以小义:一个少数民族安置社区卫生观念的拓荒

闫岩伍馨云

2024, 46(5): 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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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一个少数民族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田野调查，考察在现代性卫生观念尚未扎根、健康传播的“知信行”模式难以启动的情境下，现代化卫生观念的在地化传播实践。研究表明，第一阶段，外来扶贫干部通过入户帮扶催生受帮扶者的“还报”义务，实现了大部分居民的卫生知晓和短期行为转变;第二阶段，社区两委以签订就业责任协议的形式将卫生与居民的家庭生计相挂钩，解决了大多数家庭的卫生持续治理问题。第三阶段，少数群体以卫生“拒作为”对官员展开反向制衡，基层干部通过对困难户的安抚与钉子户的惩治，实现对边缘人群顽固观念的“清除”工作。如此，当地的健康传播悬置了卫生的科学话语，将“讲卫生”与人情交换、责任契约、抑强扶弱的日常“小义”相整合，成为一项惠而不费的日常实践，令居民的卫生行动在科学理念缺席的情况下被先行动员起来。这一替代性健康传播实践既不同于民国时期诉诸“大义”的情感动员式“拓荒”策略，又不同于现代社会中知信行模式的科学“播种”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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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传播学视角下的乡村社会研究

黄村收棺记:对一个南方村落传播文化实践的深描

林羽丰

2024, 46(5): 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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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通过展开一起农村棺木收缴事件，探讨农民信息行为背后的传播文化运转逻辑。通过考察事件中的信息流和村民的日常信息活动，本文发现基层组织的信息控制和村民的交往习惯共同形塑了事件的走向。一方面，当地村委营造了一元化的传播格局，藉由对政策信息的秘密化确立对事件的支配;另一方面，村民们虽然日常交往密切，但对其内容和功用持去政治化的保守态度，以致繁荣的人际交往未能生发出建设性的公共讨论。这种传播文化对基层治理而言有利有弊，但它对于地方的意义在于维系群体，成员们通过它与群体建立认同，获得与其他成员一致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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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传播学视角下的乡村社会研究

数字签名与身份旅行:普米族青年网络昵称的田野考察

王东林孙信茹

2024, 46(5): 8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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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签名理论”与“身份旅行”的理论视角，通过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系统考察了普米族青年以网络昵称为主要线索的网络文化标记物。文章提出“数字签名”的概念，以此描述处于城乡流动中的普米族青年创建、更改和运用网络昵称及其他网络标记物的过程。研究发现，身处城乡流动过程或是有着相关流动经历的普米族青年，通过数字签名的实践完成他们在传统村民与都市打工者、少数民族青年与现代企业职工等多重身份中的旅行。数字签名作为普米族青年定位自身和书写自我的策略，不仅表达了社会转型期的签名者观看、识别、标记、使用以及构建各自身份认同的意愿，同时也显示出普米族青年运用数字技术应对生活处境的能力以及主体重塑的创造力。本文对网络昵称及其他标记物在特定社会情境中被创造和使用的关注，是将签名理论与数字时代中国少数民族青年流动经验结合起来分析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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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

流动“做家”:卡车司机筑家实践中的物质、情感与权力

王炎龙王石磊

2024, 46(5): 10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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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社会流动性及现代化的加快助长了人们的乡愁情绪。本文探讨卡车司机在流动劳动中如何筑造家园，缓解乡愁。研究采用深度访谈和田野观察的方法，从物质、情感、权力三个维度分析卡车司机的筑家实践:物质维度，卡车司机通过食物、“灵物”以及各类意义物将驾驶室打造成家园飞地;情感维度，卡车司机与家人形成同时空惯例实现团聚，通过智能媒体提供的影像满足家园的景观想象;权力维度，卡车司机通过家庭对外的代表权以及对内与卡嫂共享权力，共担责任，构建权力区间。研究在提供筑家研究鲜活个案的同时，关注在平台研究火热背景下劳动者的个人生活，呼吁在“剥削-抵抗”思路流行的当下看到其作为“人”在情感方面的需求与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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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

疫情信息怎样影响疫情演化:一个计算实验模型

赵汗青葛岩印闯秦裕林

2024, 46(5): 13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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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基于行动者的模型(ABM)，制作包含病毒特征、疫情信息传播、封控措施和资源供应的模拟系统，本研究使用计算实验探索了疫情信息在不同系统条件下对疫情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缺乏其他干预措施的条件下，疫情信息单独便会对疫情后果有一定影响;(2)疫情信息与其他干预措施(如资源供应和封控规模)的交互作用对疫情控制影响明显，在资源供应和封控规模适度的条件下，正面影响显著;(3) 疫情信息的影响受病毒状态制约，效果依据具体情境呈现出非线性特性，增强信息传播和封控干预不一定产生更好的疫情控制效果。模拟还显示疫情信息影响复杂多变，适应所有情境的疫情信息传播、资源供应和封控措施组合十分罕见。本研究为在数据受限条件下探索疫情信息影响提供了新的路径，丰富了对疫情信息影响机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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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

无奈的选择:新闻界抵制《出版法》运动新探(1922-1926)

张继汝

2024, 46(5): 16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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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前中期，因当局利用《出版法》肆意摧残新闻言论，新闻界不得不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发起大规模的抵制运动，呼吁当局废止《出版法》。通过集体抗争这种特殊的沟通形式，新闻界虽然实现了废法的目标，但是受现实条件与政局变动的影响，并未达到维护职业自由的目的。尽管如此，这种状况却促使新闻界对抵制运动进行反思，逐渐打破了新闻界长期以来对新闻法规的固有认知，为再度开启新闻立法提供了条件。从本质来看，新闻界抵制《出版法》的行动并未构成对新闻法制的否定，而是应对现实环境的一种无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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