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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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短视频研究

我拍故我在我们打卡故城市在 ——短视频：赛博城市的大众影像实践

孙玮

2020, 42(6):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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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晚近以来移动网络、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新技术、全球化浪潮的历史场景中，聚焦“打卡”“自拍”等短视频影像实践中的典型经验，探讨新媒体时代的城市影像如何重塑了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而拓展了传播、媒介的涵义。本文认为，短视频是数字时代的典型影像实践，它突破了媒介表征论，凭借突出的涉身性渗透在赛博城市的肌理中，成为建构社会现实的强大视觉性力量。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它确认了在实体与虚拟世界双重存在的新型自我：我拍故我在。作为一种具身化媒介实践，它汇聚大众的个人印迹塑造了公共的城市形象：我们打卡故城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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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短视频研究

短视频平台上的职业可见性：以抖音为个案

陆晔赖楚谣

2020, 42(6): 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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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互联网可见性的讨论中，职业可见性是其中一个维度：在线视频越来越成为人们获取可见性、展演职业身份、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重要平台。通过对处于不同职业声望等级的十类职业共310个抖音用户作为“常规信号”的个人资料自我描述和作为“评估信号”的短视频内容的职业可见性展演的讨论，本研究发现高职业声望群体和中低职业声望群体展演职业可见性的方式有显著差异，且可区分为职业知识/技能扩散和情感共鸣两个职业可见性展演维度，它们共同指向新技术时代中国社会公共生活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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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短视频研究

“无名者”的出场：短视频媒介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潘祥辉

2020, 42(6): 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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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流行于互联网上的新型视听媒介，短视频的崛起或许在媒介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将互联网时代的“自媒体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短视频媒介是“后文字时代”的一种平民媒介，它唤醒和激发了普通人的传播本能，促成了福柯所言的 “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短视频媒介最大的社会价值即其“全民记录”价值。与文字时代的帝王起居注迥异，短视频时代出现了无数的“平民起居注”，其对社会的影响既是共时性的，也是历时性的，其历时性影响之一在于它生成了一种新型史料。短视频有着自身的媒介逻辑和历史社会学效应，其带来的“无名者的出场”并非国家所赐，而是互联网商业化创新的一种“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可能在历史社会学层面产生不少“意料外后果”。理解这种“溢出效应”与“非预期后果”，我们需要一种历史的 “后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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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短视频研究

运动图像的操作化：对触屏视频流装置及其姿势现象的考古

徐亚萍

2020, 42(6): 5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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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智能手机触屏硬件和应用软件所实现的视频流，视为一种参与造就了 “后”感知模式危机及转型的计算机媒介问题，并在媒介考古学和姿势现象学的框架内为“刷视频”这种新的观看症状提供一种理解路径。为了说明触控图像机具的媒介特性，文章考察了数字触屏装置与“前电影”光学装置、经典电影装置的关系，分析了“刷视频”姿势的动作模态和标准意图，并追溯了触控技术的历史。触屏视频流的视觉生产基于硬件和软件的可供性与手部智能的互动关系，这种触控图像是一种基于身体连续性的操作图像，彰显了信息表面与屏幕边框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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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研究

“牧影”：中国流动电影放映再阐释 ——基于滇川藏“大三角”地区田野研究的讨论

郭建斌王丽娜

2020, 42(6): 7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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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牧影”，指的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由流动电影放映相关的制度、人、技术等构成的媒介实践之阐释意义。这是基于长期田野研究所得到的一个分析概念。本文首先对“牧”字进行了词源学的考证，在此基础上，结合“代理”、“具身” 等相关理论资源进一步充实了“牧影”概念的理论意涵，以期对中国流动电影放映相关现象做出再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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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研究

“自我取向”还是“家人取向”？基于中国情境的大学生流感疫苗接种健康传播策略效果研究

陈经超黄晨阳

2020, 42(6): 9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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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流感疫苗在我国接种率不高的现状，本文探讨了健康传播策略中的目的框架与效益目标对大学生群体接种流感疫苗行为的影响。研究采用2（目的框架：增益框架、损益框架） *3（效益目标：自己、家人、陌生人）的实验设计对259名被试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目的框架不会影响我国大学生流感疫苗的接种意愿，而在效益目标中的家人取向在提升受众的行为倾向上更有效用，其效用部分被感知的严重性与态度中介。这说明，基于中国情境的疫苗接种健康传播策略需要考虑关系本位的社会特征，采用家人取向效益目标更有利于劝服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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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舆论监督的功能和要求

周俊

2020, 42(6): 11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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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舆论监督已不再局限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报刊监督以及我国党报的报纸批评的功能，而是具有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功能：舆论监督成为定国安邦的大事，属于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有助于完善权力监督体系，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有助于公民监督权利的实现，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在此背景下,当年报纸批评所实行的“开、好、管”要求也被赋予当下舆论监督的新内涵，即舆论监督的主体要全面，评价要系统，制度要保障，以此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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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研究的演进与未来取向

刘小燕崔远航

2020, 42(6): 13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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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研究”成果做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亦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其研究图谱凸现出新闻传播学视角的偏好与政治学视角的不足。目前研究主要聚焦两类主题：一是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研究的讨论，二是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实践的审视。“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研究”的未来取向在于：一是阐明中共对外传播思想、中共对外传播政策与中共对外传播实践三者之间的关系；二是在明确界定“中共对外传播”概念基础上，厘清“中国对外传播”与“中共对外传播”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三是探讨中共对外传播“实践”的多元形态及内部关系；四是借鉴政治学视角，将中共对外传播思想与实践置入国际政治权力格局中予以考察；五是依据百年中共对外传播发展，填补现有研究空白，探索适应于新时代的中共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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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史研究

国共宣传战中国民党宣传何以失败：基于组织行为学的一种考察

王明亮

2020, 42(6): 15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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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史学”的影响，讨论国民党在1949年前宣传失败的相关研究，多从宣传机制僵化、组织运转失灵等角度进行结构功能性分析，忽视了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作用。本文借助组织行为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从宣传决策和决策执行两个层面来分析国民党宣传失败的原因。本文认为，国共宣传决策者对宣传理解之差异及领导方式之不同，造成国民党宣传执行者在执行决策时缺乏能动性，也惮于对宣传决策存在的不足和宣传效果进行及时回馈。这些“因人而异”的差别，共同构成了所谓机制僵化、运转失灵的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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