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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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闻传播学研究

2017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

陈辉刘海龙

2018, 40(1):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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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总体呈现出较强的现实关怀意识，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下新闻业发展变迁过程中的理论及实践问题。具体而言，这年针对新闻业变迁及新闻专业主义话题的讨论较为深入，新技术与历史条件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再阐释、编辑部层面的新闻创新及党媒的传播调适等是该领域的研究亮点；互联网语境下的个人隐私悖论及算法规制等前沿话题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新闻传播从业者、中国新闻传播史等领域引入了新的话题或研究视角，更加细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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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闻传播学研究

2017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

方惠刘海龙

2018, 40(1):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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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汇集了2017年发表于两岸三地中文学术期刊的数百篇传播学研究，以问题意识、研究取径、研究结论为筛选标准，兼顾主题聚类，从中遴选出十个板块进行整合与综述，分别为：元传播、经典理论再研究、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研究方法论、概念与话语分析、集体记忆研究、思想史视域中的媒介技术、社会抗争与情感研究、劳动研究、政治传播、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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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闻传播学研究

“智媒”时代的消融与重塑 ——2017年新媒体研究综述

苏涛彭兰

2018, 40(1): 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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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媒体的智能化进程也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一个全新的媒体智能化的“智媒”时代已经来临。媒体的智能化，一方面消融了传统传媒业的固有边界，另一方面正在重塑传媒业的原有生态。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2017年的新媒体研究整体呈现出一种“消融”与“重塑”的共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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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闻传播学研究

“互联网下半场”中传媒经济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技术进路 ——基于2017年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文献分析

赵睿喻国明

2018, 40(1): 5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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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2017年我国传媒经济研究领域论文，从传媒经济本体研究、媒介融合、传媒产业、传媒经营与媒介规制五个方面梳理了年内传媒经济研究领域的关注要点。随着互联网发展进入“下半场”，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展现出了强烈的问题意识：研究者们对学科多年的积累成果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并积极参考国外研究取长补短；在媒介融合和媒介规制研究方面，传统媒体的主体地位被再度讨论，并基于这种主体地位，提出了媒介融合的集成化模式和对互联网规制建构的呼唤。在传媒产业和传媒经营方面，技术力量被认为不仅是解决当前传统媒体困顿现状的要义，更是改造传媒营收模式、构建良性传媒业态的核心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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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闻传播学研究

中国传播学40年：基于学科化进程的反思

胡翼青张婧妍

2018, 40(1): 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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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播学科学科化进程走过四十个年头，经历了从人员物资匮乏的草创阶段到当前学科队伍壮大、学科建设蓬勃发展的转变。本文将这一历史过程划分为前学科发展阶段与学科化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梳理和比较了两个时期中国传播研究的学术队伍、学术成果与学术理念，认为我国当前传播研究中依然存在功利主义倾向过强与学科意识形态保守的痼疾。在这种情况下，从新媒体传播打开的新问题域入手，关注媒介技术通过改变传播方式影响人的存在方式，以及被媒介形塑的人与社会反过来如何加强或弱化媒介技术自身的偏向，成为帮助中国传播学发展走出循环，走向进化的一种可能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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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闻传播学研究

从“零”到一：中国传播思想史书写的回顾和展望

吴予敏

2018, 40(1): 9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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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以个人亲历回顾了四十年来中国传播思想史研究的起点和过程，对中国大陆和港台学者们共同探索中华传播理论的脉络和方法进行了梳理，提出要超越西方传播学的逻辑框架，以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上的交流实践以及在交流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观念和心态结构作为中国传播思想史研究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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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研究

“秦晋之好”：女性作为媒介及其政治传播功能考

潘祥辉

2018, 40(1): 10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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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晋之好”作为一种政治婚姻，是古代社会建构联盟关系、建立政治信任的最为常见的沟通合作机制，在内政和外交中都被广泛应用。在这种政治沟通模式中，女性充当了一种关系媒介。女性之所以具有建构政治社会网络的媒介功能，在于她可以通过婚姻和生育将两个族群联结起来，形成亲属关系。“以女为媒”的政治联姻是人类历史上的常态，更是中国“宗法政治”的基础。女性既是交换媒介，也是流动媒介。作为一种“生物—— 社会”复合媒介，女性通过融合基因、缔结亲属、消弭冲突、传播文化等方式，在人类族群融合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女性以其特有的媒介属性影响着人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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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研究

诱导还是警示：对明星吸毒新闻传播效果的实证分析

王天铮

2018, 40(1): 12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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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吸毒已成为近两年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学界较为关注这类事件的媒体传播作用是警示大众远离毒品，还是诱导大众尝试毒品。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法实证研究了新闻关注程度对受众框架、进而对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创新性地引入中介变量测量传播效果，在我国框架研究和明星吸毒新闻研究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本研究对12位中国居民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对811位中国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明星吸毒新闻对受众具有较强的警示作用，且没有诱导受众和明星粉丝群体接触毒品；减少对明星个体的关注，加强对毒品和吸毒行为的关注，将会提升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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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法治研究

美国“外国代理人”注册媒介宣传游说规制

陈绚

2018, 40(1): 14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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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对近一百多年来美国对国外势力宣传游说的规制进行了梳理，其脉络清晰地显示，早期美国立法阶层秉持政治正确观念，将外国势力分为朋友和敌人，对不同政见的国外势力抱着排斥的态度，用“外国朋友法”、“外国敌人法”、“煽动法”等对其进行制裁。但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同政治观念对抗的认知和态度，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外国势力外国代理人实施了登记法和活动公开法，让宣传游说者无论是在收受经费方面还是在经费使用的去向方面都有很高的透明度。制订的法律有：“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游说公告法”、“正直领导和开放政府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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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史研究

单向度的学习：1949—1956年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移植

吴艳玲

2018, 40(1): 15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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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内外形势推动下新闻界“以苏为师”，开始学习苏联经验，这也是中国新闻机关和新闻单位建章立制的过程。1950年，以新闻机关干部和新闻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的中央宣传工作参观团初步了解了苏联新闻宣传的规模、方法、思想和制度，但这一代表团长期以来未受到学界关注。中苏关系蜜月期间，报纸、广播、通讯社三个代表团集中于1954年赴苏访问，全国各新闻单位全方位地学习苏联，在学习过程中产生教条主义、时空错位、水土不服等问题。梳理这一学习过程，一方面是了解现行新闻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原则形成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是吸取单向度学习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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