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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话题:传播符号学研究
  • 本期话题:传播符号学研究
    蒋晓丽 朱亚希
    2017, 39(8):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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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这个从“分化”转向“融合”的学术研究时代,包括传播学和符号学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都面临解构与重构的危机与契机。若要突围重生,需以一种超学科的视野,在广阔和深厚的学术资源中相互借力,形成合力。由此,在学术性、工具性和实践性三重逻辑驱使下,传播学与符号学必然联盟。而传播符号学作为二者交叉融合所生成的研究范式,同样需要寻求新的超越。只有在把握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何为应然进行不断的追问,传播符号学才有可能真正作为。
  • 本期话题:传播符号学研究
    赵毅衡
    2017, 39(8): 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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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世纪之前,汉语的“再现” “表征”“表现”等术语各安其位,意义分界清晰,使用范围并不重叠。从新世纪开始时在中国兴盛起来的文化与传播研究,用“表征”全面代替“再现”,以显示符号文本“揭示文化权力冲突征象”的立场。使用者强调这样才能推动“后现代主义式”的文化研究。这个动机很正当,这个工作有必要,但是符号文本最根本的再现机制,就被取消了,导致很多问题论述不清。本文建议让“再现”与“表征”各归其位,结束这种不必要的混乱。
  • 本期话题:传播符号学研究
    胡易容
    2017, 39(8): 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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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帕洛阿尔托学派创始人帕特森等学者在符号语用学和精神病理学的启发下提出的“元传播”思想是当时被称为“新传播思潮”的重要概念,对传播研究影响深远,并在当前新媒体语境下衍生出“元媒介”等一批概念。本文通过考察“元传播”的思想谱系,试图厘清其与“神经控制论”与“符号-语用论”的关系,并对 “元语言”到“元传播”理论跃迁的内在逻辑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帕洛阿尔托学派”作为认知传播符号学研究的早期流派,其“元传播”思想对当前新媒介语境下传播符号学认知转向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 本期话题:传播符号学研究
    饶广祥 刘玲
    2017, 39(8): 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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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广告的真实问题讨论由来已久,但大多研究是从客观事实“符合论”(theory of correspondence)角度展开讨论,认为广告文本必须符合客观事实。“符合论”未能覆盖那些无法直接用经验所验证的内容,而广告这部分内容占比极大,因此广告真实问题一直未能获得令多数人信服的结论。以皮尔斯为代表的符号学者突破上述“符合论",从文本和阐释社群的互动出发,提出“真知”观(truth),认为真知是群体探究的结果,是人们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探究时最终会达到的“社群性一致意见”。符号学的“真知”观为解决广告学界争论不休的真实问题,提供新的路径。本文基于“真知观”出发,提出广告真实包括三个层面:传统的符合论回答文本是否符合客观事实的问题;文本“融贯论”要求文本内部保持统一;社群真知论则提出广告文本必须符合阐释社群认知和传播伦理要求。三层真理观叠合,才能彻底回答广告真实这个重要而困难的论题。

  • 本期话题:传播符号学研究
    郑凌茜
    2017, 39(8): 6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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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赵毅衡的伴随文本概念框架,通过分析新闻报道作为评论文本的标新意义,新闻报道副文本的附加意义,以及链文本的嫁接意义,讨论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口译活动在国内主流中文新闻媒体报道中的传播。研究发现:口译活动报道的生成与政治活动,尤其与中国政府“两会”密切相关,是“两会”系列报道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口译活动报道着眼于多元化、有故事、有温度的传播,体现了新闻传播的百姓视角;“两会”口译活动的新闻报道评论文本向前文本转化,一定程度上影响新闻媒体对其他政府记者招待会口译活动及其他政治活动、翻译活动的传播。本研究有助于丰富对政治场域口译活动以及政府记者招待会新闻传播的认识和解读。
  • 传播学研究
  • 传播学研究
    韦路 方振武
    2017, 39(8): 8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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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博德维克和范·卡姆从“控制”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信息传播新模式。经麦奎尔与温德尔,Jensen,以及McMillan等人的介绍、引用或改进,信息传播新模式得以为学界所熟知。然而,信息传播新模式及其之后的发展并未考虑新媒体环境中个体角色的变换及其理论意涵。从吉登斯的“控制辩证法”来看,个体与媒介中心之间的控制关系是双向的,当个体能够控制媒介中心之时,媒介中心亦能够实现对个体的新的控制。因此,我们提出“控制辩证模式”来展现这种互动性,以求更加准确地阐明个体与媒介中心之间的复杂关系。
  • 传播学研究
    薛可 阳长征 余明阳
    2017, 39(8): 10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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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媒介传播中信息的动作性、映像性和符号性表征为自变量,受众社会化为因变量,构建理论模型,并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取数据资料,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该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三个表征均对受众社会化产出显著正向影响;(2)动作性和映像性表征均通过自我调节和精细处理可能性对社会化产生影响,而符号性表征只通过精细处理可能性对社会化产生作用;(3)影响力大小分别为动作性、映像性和符号性表征。最后根据该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管理策略。

  • 传播学研究
    李沁
    2017, 39(8): 11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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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正经历又一场由技术推动的大转型,这些迅速占据人类生存空间的新形态,冲击着传统媒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定由VR、人工智能产生的新形态,以及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植入了芯片的人……因技术而生的新事物,却不能简单以“媒介技术”来称之,因为它们已具有特立的存在性,有了物理的生命,或虚拟的形态,并且在传播要素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些共同的新特征。本研究力图建立一个分类架构来理解媒介新形态,分析媒介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变化,尝试在第三媒介时代沉浸传播的语境下,将这些以沉浸技术为主要特质的新兴媒介统一定义为“沉浸媒介”,并进而验证技术、社会、人性化对媒介形态共同作用的具体结果。

  • 传播法治研究
  • 传播法治研究
    杨秀
    2017, 39(8): 14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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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诉脉脉案的判决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它暴露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中ISP责任制度存在的问题。该案是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状况的“试金石”,判决可以推动对 ISP责任制度缺陷及其完善的思考。不过,通过对国外个人信息保护理念及发展趋势的考察之后可以发现,我国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目前仍然停留在传统的个人信息保护的观念和制度上,今后,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建设应进一步加强对于ISP责任制度的建构。

  • 新闻传播史研究
  • 新闻传播史研究
    朱至刚 李淼
    2017, 39(8): 15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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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对县级报刊在1928、1936、1941三个不同年份的分布和归属类型为线索,试图复原在此期间中国报刊基层化的走势与动因。从统计的结果来看,国民党党报在县报的空间扩展中扮演了主角。由于资源获取方式上的差异,党报与民营报刊本不存在彼此消长。但就当时中国普通县份的普遍状况而言,却更有利于被作为组织构成部分,而被自上而下嵌入的党报迅速生长。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富庶县份大多沦陷,大报发行网络的弱化,国民党党报在战区各省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在县级的空间分布优势,也在客观上充当了基层新闻流动的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