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平衡的国际秩序之下，中国需借助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在国际事务中赢得更多主动权。“制度性话语权”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被首次提出，本文为其提出了新的定义，强调领域的全覆盖、构建的内在价值根基与目的取向。研究发现，我国构建制度性话语权采用四条路径：参入国际组织与制度。这是早期“走出去”的必要战略，但中国的主观能动性受限；在参入后进行改革。这条路径相对中庸，更长效的机制仍需建立；与他国共同新建和运营国际组织。这有助于中国集聚多国力量应对全球性挑战，但博鳌亚洲论坛与“金砖五国”合作均未达到预期目标；独立创建国际组织和机制。这是中国增强中国话语权的捷径，“一带一路”战略和与之相匹配的亚投行，体现了中国自主创造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完善全球治理的意志和能力。当下应以此为构建重点。
1982年4月，施拉姆、余也鲁访问中国大陆的“破冰之旅”，翻开了中国传播学的重要一页。在这段重要的讲学路线图中，广州作为施拉姆、余也鲁的登陆点，由于假想的学科限制，一直以来被大多数新闻学、传播学文献所遗忘。需要澄清的历史事实是，没有广州的讲学活动就没有北京、上海的讲学活动。施拉姆、余也鲁登陆广州，缘起于国内电化教育国外考察团的一次邂逅，体现了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胆识与包容。他们在广州7天的讲座内容，为中国传播学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学，对带动讲学路线一路北上，促进传播学本土化发展，推动传播学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微信表情已经成为网民，尤其是大学生流行使用的网络交流符号。本文以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以问卷法和半结构化访谈研究发现学生群体使用微信表情主要基于软化聊天语气，形象、生动地表达当下的情绪、情感，活跃聊天氛围、使对话更有意思等三项心理动机。表情使用的便捷性体现在免费、自主收藏制作、表情多样化细分三个方面。表情使用的娱乐性则体现在能传达自身幽默感，斗图时共享趣味表情，及对亲密好友使用“大尺度”表情等三方面。性别、互动对象、同伴压力、亚文化偏好等因素对表情使用与满足影响明显。通过对这些因素的梳理，最终形成微信表情符号使用与满足关系模型。
近些年来，中国网民在网络空间发起的民族主义行动，不仅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更为西方国家制造“中国威胁论”提供注脚。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共同体意识”，与媒介的传播活动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提供的“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以媒介使用的视角，探讨了民族主义与网民的媒介使用行为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官方媒体的使用频次负向预测网民的民族主义，可见官方媒体并非政府宣传和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工具；民族主义者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非官方媒体的频繁接触与高度信任，使得互联网成为民族主义得以勃兴和演化的新场域；民族主义者对政治类新闻的高度关注，表明他们是主动获取信息的“知情的民族主义者”，而非西方国家所认为的“愚氓”。互联网时代的民族主义及其展现的复杂性，不仅挑战了国内外学术界对民族主义者的既有成见，更为官方媒体疏导和化解民族主义提出了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