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新闻业转型语境下的怀旧话语实践，特别是其中浮现的黄金时代叙事，藉此理解新闻界在面临巨变的历史当口如何“向后看”“向下看”“向前看”。通过分析名流纪念、个体离职、组织纪念日、丑闻危机等场景下的怀旧文本，可以看出黄金时代指向19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的新闻改革和市场化媒体勃兴，其内核是个体层面的青春和理想主义叙事与新闻改革大叙事的结合。黄金时代是新闻业当下处境所激发出的“神话”，除了为“黄金一代”加冕、传递对“当下”的批判之外，它更像是呼应纸媒衰落，对建构出的过往所作的一曲挽歌。
为弥补现有政务微博文献中公共领域视角研究的缺失，本文以“北京发布”、“上海发布”、“南京发布”、“中国广州发布”、和“成都发布”等粉丝数位居全国前列的五城市的政府官方微博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政府官方微博在公共领域方面所呈现的特性。本研究发现政府官方微博并非以政务为主，而代之以生活、文娱、人生况味等资讯类信息和感言类讯息；其内容的特色是便民，形式的特色是亲民，诉求的是以民为本，以建构百姓生活顾问式的次私密领域；使得政务微博具有“公”的形式与“私”的实质，成为形似公共领域和次私密领域的集合体。不过，网民们所在意于政府官方微博的恰恰是其公共性及其媒体属性，他们利用政府官方微博的评论区域，时而质疑公权力，时而对信息进行反向解读，形成对抗性公共空间。
本文以环保和征地这两类最典型群体性事件中的标语为切入点，管窥中国文化图景下社会抗争的话语体系与话语逻辑。通过对15起环保事件与7起征地事件中143条标语的综合分析发现，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行动者往往会从“家/己”的核心诉求出发，通过话语建构，沿着“空间-时间”和“我们-他们”这两个坐标轴所建立的差序格局，由内而外、推己及人、依次扩张，将小部分人的个体抗争发展成社会大众的共同使命，完成共识动员、行动动员和社会动员。与话语体系相伴的是行动者在退出、荫蔽、呼吁、效忠等不同话语地带之间游走的内在逻辑。因无路可退而走出荫蔽、在集体呼吁的同时表达“效忠式反对”，这样一个动态平衡过程使得中国的抗争性话语异常丰富多样。
本文从媒介行动主义视角来审视纪录片《穹顶之下》及近年在中国勃兴的另类传播行动实践。本文认为，当下中国的集体行动中开始呈现媒介行动主义趋向；新社会运动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是其理论背景。中国的媒介行动主要采取监督、溢散、近用、另类媒体等行动策略，其工具型、短期性、个人化、实践取向与西方媒介行动主义的政治性、长期性、公共性、理论主导有一定差别。中国的媒介行动主义在推进公共表达、决策民主、权益维护与增强国家传播软实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应纳入中国发展传播学的研究视野并给予理论和实践回应。
“适应”与“减缓”已经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战略，倡导公众行动对前者尤为关键。基于对新浪微博的内容分析与框架分析，研究发现气候变化主题微博以“减缓”为主导框架实施公众倡导，“适应”框架处在话语秩序的边缘，作为重要信源的主流媒体同样忽视“适应”战略。作为低度风险感知的表现，网民以冷漠、悲观、宿命论，甚至批判性与偏离性话语来回应微博倡导。借助吉姆•维特的“延伸的平行处理模式”，研究探讨了网民感知气候变化风险的心理机制，并从激发公众的应对效能与自我效能出发，对气候变化的风险传播治理提出建议。
1950年代至1970年代初期MIT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传播研究随着该中心的“国际传播”研究计划而兴，是冷战前期美国政府反共心理战的直接产物。它们关心既是“极权社会”又是“发展中国家”的共产主义中国里发生的“传播”现象。在它们眼里，“传播”既是“极权社会”中国“从上至下的政治劝服”，又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手段”或“国家整合手段”。我们在否思这些研究背后的“极权社会vs.自由社会”、“传统vs.现代”等西式二元思维框架的同时，也应反躬自省，追寻当前中国传播研究的超越西方霸权之道。
随着移动互联网络在中国的普及，手机即时通信软件已成为第一大上网应用。拥有超过五亿的月活跃用户的腾讯微信在2015年初开始了商业化的尝试。根据广告主的需求，微信在细分用户特征的基础上实现信息流广告的差异化推送。本文通过对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了微信朋友圈信息流广告的用户参与（点赞、发表正面评论、查看详情）的影响因素。数据表明，与广告有关的变量对用户参与的影响是有限的，相比之下，与社交媒体属性有关的变量则对用户参与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这种与社交媒体属性显著相关的数据结果也提示，新媒体广告效果的评估应该建立在互动性的基础上，且应发展有别于传统媒体广告效果评估的新评价标准。
互联网的发展促使品牌传播突破虚实空间的分野现状，实现了与大数据、互联网，乃至移动互联网的交互融合，从而推动其形态模式与传播路径在数字化环境中的更新迭代。本研究尝试从品牌传播的历史脉络出发，分析品牌传播路径的嬗变，并从数字化环境下对其价值进行审视。研究发现，用户行为的价值衡量已经超越原有的媒介载体价值，成为制约品牌传播路径价值的关键因素。
中国广告产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结构失衡的突出问题。大数据的出现为广告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一定的发展机遇，有助于广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文根据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运用统计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大数据时代广告产业结构优化进行研究。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方面。大数据时代，基于数据驱动的产业协同运行机制促使广告产业结构合理化，大数据引发的广告技术创新推动广告产业结构高度化。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大数据带来广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