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广播电视媒体重要传播样态的主持传播，如今在新媒体环境下正呈现出新的特点，其发展态势和构成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本文通过对国内主持传播领域新现象和新特点的梳理，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主持传播的基本格局，并对其新的特征及发展态势作了总结。
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媒介在被人们广泛使用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反向驯化着人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本文以北京地区的高校大学生为例，分析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拖延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依赖和使用的确对拖延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女性群体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受影响程度越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人的媒介化和媒介的反向驯化等人的生存方式的影响。
在营销活动网络化和消费者决策路径发生转向的新形势下，网络口碑这一基于互联网平台产生并传播的受众反馈信息逐渐成为营销方、消费方等多不同主体重点关心的对象。本研究以锚定效应理论作为切入视角，通过实验方法探讨互联网平台的评分类型网络口碑信息中是否存在锚定效应。实验研究发现：（1）以豆瓣为代表的网络电影评分中存在着锚定效应；（2）高锚使消费者打分偏高、低锚使消费者打分偏低；（3）预警对评分中的锚定效应存在影响。最后，研究通过对照组实验进行数据收集，改良了锚定效应的经典研究范式，并为电影营销、口碑网站、电子商务提供网站优化改进和营销策略建议。
笔者从求学经历结合新闻传播史，综述徐佳士教授的毕生贡献：一，他写下华文世界第一本传播理论的教科书，启迪数代学子；二，由于他的引导，笔者有幸结识传播学术界大师和新闻界前辈，以致奠定学术的方向与品味；三，他是台湾新闻专业自主性既坚定又温和的守护者。
在现代性转型、全球化和互联网革命等多重语境的交叠下，公共传播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和实践解决方案正在登场。本文将公共传播定义为多元主体基于公共性展开的沟通过程、活动与现象，旨在促进社会认同与公共之善。在还原知识谱系和社会语境的基础上，本文重点探讨了公共传播的主体——多元主体，价值规范与实践准则——互为主体性与公共性，内容——公共议题及其承载的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场域——作为意见交换平台、行动空间和意义网络的公共领域，手段——对话，目标与效果——认同、共识和承认。最后，本文提出应重返人的存在、生活世界和共同体来推进公共传播研究和传播学范式转换。
世界报业进入所谓“现代化时代”的一百多年来，伴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报纸日渐改变原先主要依赖文字符号传播信息的面貌，越来越注重形象符号的传播作用，从而形成当代报业的“视觉传播”潮流。然而我国的一些报纸在学习借鉴相关经验时，时常停留于对其方式和手段的机械式搬用，缺乏对其内涵和意义的深入认识，因而时常被人诟病为“花哨”或“浅俗”，这无疑不利于我国报业的未来发展。本文基于对报纸“静态”图像和电视“动态”图像不同传播特点及社会、文化作用的分析，对报纸的视觉传播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希望能引发更多的相关思考。
本文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为代表性个案，采用新闻生产社会学及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以及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对栏目诞生后的第一个10年（1996-2006）的新闻生产机制展开深入的语境分析，尝试对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形成的独特样态进行阐释性和批判性的探讨，并以之为切入口展开对整个电视新闻改革的反思。本文认为，在中国独特的国家政治、传媒组织和专业主义的话语的影响之下，中国并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式的电视调查性报道，但即使是不完全的电视调查性报道，也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酒后驾车对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危害，各国政府通过法律限制和广告宣传减少人们的酒驾行为。以往对于反酒后驾车广告的研究主要基于恐惧诉求理论，探讨不同伤害后果反酒驾主题广告的有效性。有鉴于酒驾是一种冲动、冒险的行为，本研究提出并检验了约束效能主题的反酒驾广告的说服效果。采用独立设计的反酒驾广告，选取有驾照的普通大众作为调查样本，本研究发现自我约束、朋友约束和模范人物约束主题的反酒驾广告可以有效地降低受众的酒驾意向，同时约束效能主题的反酒驾广告和传统的伤害后果主题的反酒驾广告在说服效果上没有显著差异。不同约束主题的反酒驾广告对不同形式约束效能的拒绝酒驾意向的影响作用不同。此外，在使用约束效能主题的广告时需要注意“约束”可能造成的反弹效应，避免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
民国初年，电报、电话、轮转印刷、照相、传真等传播技术有了较大进步，这些技术的推广与使用有力地推动了新闻报道的全面、时效、真实、客观性的实践，同时推动这些观念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发展，而这些观念反过来又影响着传播技术在新闻事业领域的运用与普及。技术与观念的互动促进了民初报业的进步，加快了我国报业现代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