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伊尼斯在其传播学经典著作《传播的偏向》中提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具有偏向性，“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互联网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较之以前所有媒介发生深刻变革，尤其是进入泛在传播时代，其传播模式是沉浸传播，在时间上无时不在，在空间上无处不在，时间与空间二者较之旧媒介更为均衡。那么泛在时代的传播是否还存在“传播的偏向”？如果没有偏向，那“传播的偏向”这一理论工具是否过时？如果有“偏向”，那么互联网文明的偏向是什么？本研究对“传播的偏向”这一研究工具进行批判性和发展性探讨，提出了泛在时代沉浸传播的偏向是“人”，并据此推演出泛在文明的基本特征。
波斯曼继承了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但在某些方面有所倒退。他固守印刷文化，对电视发起抨击。但他退回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只注意媒介的认识论维度，因而忽视了儿童的积极面相以及电视的生活维度。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作家。自20世纪70年代末始，德布雷开始关注传播与媒介研究，致力于建构“媒介学”这一新学科，以求更新媒介观念，拓展媒介研究领域。他倡导回归传播的人文属性，探寻技术与文化的互动关系，积极思索和回应当前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传承和文化多样共存问题，与芝加哥学派、媒介环境学派等形成呼应。本文对德布雷媒介思想的引介和讨论有利于扩大当前中国传播研究学术视野，在学科深度和社会发展上都具有建设性意义。
“沉默的螺旋”实质上揭示了舆论的“寡头化”倾向，诠释了舆论的“不完美”而不是“非理性”状态。“沉默的螺旋”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向，真正意义上的“反沉默的螺旋”指的是“意见的自由市场”下舆论的多元化呈现。中国的网络环境为“沉默的螺旋”理论提供了更为适宜的土壤，如意见气候的感知更为明显、公共事件的道德性突出，情感动员效应强大，议题的“序列化”报道等。因此，从原始文本出发，重读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审视该理论引发的种种争议，思考它在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下的适应性，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本文从信息传播的视角对媒介使用类型与政府信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做进一步探讨。研究发现：传统媒介（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和新媒介（互联网或者手机上网）的受众有着不同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这些特征也影响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传统媒介的使用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有着正面促进作用，而新媒介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在不同的媒介类型中，新媒介对总的政府信任影响最大。尽管从短期来看，新媒介的使用消减了政府的信任，但长远来看，新媒介充当了社会安全阀的角色，对社会良性治理有着重大意义。
我国公众健康意识逐步提高，新媒体在公众生活中愈发普及，越来越多公众开始使用新媒体获取与健康相关的信息。依据获取健康信息的所应用新媒体的类型与主动获取/被动接触行为两点标准，本研究对新媒体渠道进一步细分，改变了以往研究对新媒体健康信息获取渠道定义粗略的状况。以北京某高校大学生为样本，本研究对新媒体健康信息获取渠道进行调查，发现微信朋友圈是大学生群体获取健康信息最普遍的渠道。研究进一步利用聚类分析法将该群体划分为四类——主动搜索类、默然被动类、全社交媒体类与全新媒体类。最后，文章对研究结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进行讨论。
在以科学与环境为主题的新闻报道中，风险传播存在技术和民主两种进路。技术取向的报道虽有利于迅速做出风险决策，但不符合风险公开公平原则；民主取向的报道重视生态和人文，但有可能放大风险，导致决策困难。本文通过对长沙、深圳两地的磁悬浮报道进行对比，指明合理的风险传播应该平衡科学与环境，促成风险各方的共识与合作。
本文通过对天涯网、优酷网原创频道和豆瓣网的45位资深用户进行深度访谈，尝试对中国当下的互联网文化生产者的身份认同机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互联网文化生产者具有与传统媒介环境下的文化生产者十分相似的集体身份认同，然而这种身份的形成却是基于共同的文化旨趣而非自身的政治经济地位，其文化生产行为在方式和文本特征上也有内在分裂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尽管中国互联网生产者的身份认同具有显著的保守性，但其仍可对受控于“国家-市场”二元结构的当代文化的革新提供更多空间与可能。
本研究通过一项2×2×2的控制实验，检验了在微博的使用情境中，消费者的品牌承诺（高vs.低）、品牌危机信息的诊断性（高vs.低），以及消费者的自我呈现满足（自我形象提升vs.非自我形象提升）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于危机信息转发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低品牌承诺的消费者来说，危机信息的诊断性作为“中枢路径”因素，对消费者的信息转发意愿产生主要的影响；而对于高承诺的消费者来说，由于品牌情感的抵抗作用，信息诊断性的加强并不足以显著提升其转发意愿，只有当转发行为能满足消费者的自我呈现需求，即有助于提升其自我形象时，他们才更愿意转发高诊断性的品牌危机信息。
对于大数据时代定向广告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不同国家在理念及制度上是有差异的。《框架标准》确立了针对不同类型信息的分类保护制度，而且将身份关联信息作为隐私权保护的对象，加以重点保护。不过，《框架标准》只提供了针对个人信息的基本保障，其所使用的“告知-同意”模式存在用户对个人信息的决定权落实难，以及规范精细化程度低，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通过分析从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角度提出，大数据时代定向广告的规制还应不断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理念和制度的创新。
本文用定量内容分析法比较推特和新浪微博上四类最受欢迎的关于健康内容的用户。个人类微博用户发布微博最为频繁，而且此类用户发布的微博被最多地转帖和收藏。这个说明了个人类微博用户对健康信息的传播很有影响力，尤其表现在对健身，心理，美容方面的健康信息的传播。在四类微博用户中，在微博上，个人用户和政府用户在内容上差别最大。前者的内容以健康话题为主，而后者的内容以日常生活健康常识为主。在推特上，个人用户和协会用户在内容上差别最大。前者的内容以日常生活健康常识内容为主，而后者的内容以健康新闻为主。其他用户的内容以公关和推介为主。推特更多的使用互动功能。个人、政府和医院的推特用户比同类微博用户更频繁使用标记和链接。政府和医院的推特用户比同类微博用户更频繁使用艾特。微博用户比推特用户更多使用照片。个人微博用户使用录像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