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影响社会结构的一个路径,是以电子书写的方式重构公共生活。本文通过对微信电子书写式言谈这一传播特性的分析，探究新的公共性在当下中国熟人交往中的萌生，以及互联网交谈文本的即时性再创作、转发与再传播的可能。微信借此不仅使得日常熟人交往因自我重构而表现出平等交往的一面，也因“陌生人”和公共话题的频繁引入，使得熟人圈关系具有了特定的公共性，并因之交往主体发生着重构。
人类记忆与动物记忆的区别在于，人类创造了完善的记忆媒介系统，实现了记忆的外化，从而突破了个体记忆的时空限制。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记忆媒体，正在改变人类的记忆模式。在个人记忆层面，不仅存在对互联网记忆依赖的“谷歌效应”，而且搜索引擎明显拉高了个人认知自尊。在集体记忆层面，网上虚拟社区为自传记忆的强化提供了便利，但强化效果仍值得商榷；搜索引擎技术扩大了人类的有效认知范围，人们的认知和学习已经不需要像以往那样依赖于功能记忆的引导，但互联网时代的集体记忆仍然是一种社会建构，一种全新的对集体记忆的宰制方式正在悄然形成。
本文通过对时空关系的历史观梳理，论述了中国古代时空一体的“宇宙观”、西方物理学中的绝对时空和相对时空、马克思恩格斯的时空观，以及媒介时空观。本文列举了新媒介时空观的三大特点，即迅猛、扁平和微小，并从传播速度消灭时空、社交时空驱逐物理时空、群众交往和时空中的历史与未来四个方面探讨了新媒体时空观对传媒以及社会的影响。
在福柯的空间规训思想体系中，空间是权力实施的场所与媒介，空间生产体现为对空间的规训实践。在社会化媒体普遍而深刻的“过度分享”趋势中，现代社会进入了杰弗里·罗森所说的“共视社会”。空间规训主体成为资本权力的空间化过程，即对空间“可见性”的可视化表征、对碎片空间的社会化争夺、对空间关系的流动化生产以及对传统空间的“去仪式化”消解，这极大地发展了福柯所设想的空间规训思想。同时，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诸多空间规训事实已经超出了福柯规训思想的解释范畴，有必要对其进行批判和反思。
艾滋病的健康传播是一种涉及疾病隐喻之下的身份认同以及跨文化传播冲突等多方面社会问题的公共危机，媒体在艾滋病意义生产的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的三种报道偏向加深了艾滋病群体被他者化的社会公共交往分裂的危机，当从媒体“他说”视角转向艾滋病患者“我说”的一线叙事时，三种传播偏向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但为了营造更加宽容的社会环境，媒体和公众需要从道德判断进入生命伦理，跳脱“他说/我说”的二元对立，在将两者融合的过程中真正去思考关涉人的自尊、生存等本质性的问题，从而使艾滋病报道在健康传播的过程中更具人本关怀。
本文探讨了新媒体时代话语权社会分配的趋势、成因，指出当前话语权重新配置的社会意义，同时也指出话语权转移后的现实问题是：网民在拥有话语权后容易走向话语霸权、为抢占话语高地而丧失诚信、制造虚假舆情、话语权使用极端化以及话语失范等。文章认为政府管理者有必要建立一个良性的话语权分配机制，杜绝上述问题的发生：建立对话机制，防范话语向专制化集聚；促进传统媒体话语与新媒体话语之间的融合、互动；谋求话语表述脚本的社会共写，让话语权在事件中发挥其正面效应；为每一个社会个体提供一定的表述机会，促成社会话语权向下转移。建立这种机制，一方面有利于保障言论权利，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防范话语权滥用。
当代媒介环境是指以报纸、电视为载体，以官方新闻、民生新闻为核心的传统媒体，向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进化和共生。这一环境为各种社会行为提供了大背景，包括媒介本身在舆论监督中的权力制约与权力实现，以及监督主体与监督客体的权力博弈。“主体（权力行使）→客体（权力指向）→效果（权力作用）”是一种立体分析路径，通过这一路径，可以观察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舆论监督权力嬗变的多元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实现舆论效率、权力平衡与监督规范的方法，建构理性化“媒介分权”的权力格局。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媒介市场化的冲击、受众多元信息需求的出现，在传统意义上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并代表官方话语的党报，开始调整功能定位，通过媒介融合策略寻求与民间话语的沟通。本文利用框架分析方法，通过对人民日报的三个媒体平台——《人民日报》、人民网以及人民日报微博核电议题报道的考察，探究传统党报如何通过平台融合寻求官方话语空间的突破、与民间话语空间产生交叠，并实现官方话语分化与媒介平台融合之间的平衡。
《新闻联播》不但是中国影响力最大、拥有观众人数最多的电视新闻节目，也是中国传媒生态中具有独特政治意涵的一档电视节目。该节目从1978年开播以来的一切形态变化，都折射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面向，并被观察者做出政治意义上的解读，是中国新闻改革最难碰触的“雷区”。在35年的历史中，《新闻联播》通过再现、维持、适应和扩散既有意识形态框架而确保政治变革在总体上处于执政党可接受的审慎与渐进状态，是新闻文本对政治现实的符号建构典范。本文采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对《新闻联播》诞生35年来形态变迁的过程进行梳理，试图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语境下，探讨和阐释中国新闻改革的路径、规律和影响因素。
2013年以来，中国微信进入稳定发展期。在研究中，我们对微信2013年的发展进行了量化研究，样本规模为1200人，涵盖北京、武汉、广州三大城市。作者基于量化研究，探索了微信用户的行为特征、用户结构、微信的传播优势、不足等。作者发现微信信息的可信度最高，微信、微博、网络新闻信息、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的信任度分别为：63.4%、38.6%、21.7%、19.6%、14.6%、33.9%。作者最后展望了微信发展态势，并提出了发展对策。
第三人效果假说预言了人们在评估大众传播效果时会过分估计媒介对他人的影响比自身大，而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性特征，新闻媒体对其的报道能引起广泛的影响与关注。本文沿用第三人效果的研究思路，以215个调查样本实证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报道的第三人效果，发现大学生群体对企业社会责任报道存在第三人认知偏差，社会距离、个人卷入程度影响第三人认知效果，性别和媒体关注度是影响大学生第三人效果的显著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