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2013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做了简要概述，包括学科各方面的总体梳理和研究，以及新闻理论、新闻实务、传播理论、新闻传播史等方面的研究状况和取得的成果。作者认为，2013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总体平稳；鉴于环境因素，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少有波澜；但在新闻实务研究方面，较以往显示出一定的深度；在新闻传播史方面，亦有较多的新成果。
本文从传媒经济本体、产业经济视角的传媒经济研究、跨学科领域的传媒经济研究、传媒技术变革下的传媒经济研究等角度出发，对2013年我国传媒经济研究领域的现状、动态与趋势进行了综述。
本文对2013年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回顾和归纳，认为这年的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进一步聚焦于国家信息传播发展战略和移动互联网产业环境下的新兴信息传播技术、传统媒体转型和传播公共治理等重要研究主题，从多个维度对处于复杂政治、经济、技术变局中的中国新媒体传播的深层规律进行了深入探索。
本文对2013年我国微博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回顾和梳理，认为这年我国的微博研究范围得到拓展，涉及传播形态、社会功能、媒介融合和规范治理等多个话题；研究方法上以定性研究为主，个案研究法和内容分析法受到重视；跨学科研究初露端倪
本文对2013年中国新闻传播法研究进行了回顾分析。作者认为，传媒与司法关系研究摆脱了前些年出现的同质化现象，理论研讨、实证分析、个案研究均有相应成果；新闻传播权的研究成果较为集中，主要关注宏观层面的新闻传播权和知识产权的研究；新媒体传播的法律规制，亦再次成为新闻传播法研究的重点之一。
本文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内涵及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并通过研究其产生的时代背景，认为“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现代社会的应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诺尔·纽曼青年时代在纳粹党的生活经历对于她后来的理论影响很大。第二，环境要素。现代社会环境及生活方式和过去的社会环境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不能简单预测个人意见表达的变化，特别是过去个人社会活动范围具有一定的地域性，而互联网的出现使交流范围扩大至全世界。第三，跨文化方面的问题。诺尔·纽曼忽视了文化、地区的差异对于个人沉默效果的影响。第四，诺尔·纽曼忽视了社会事件的类型、性质及人的个体性差异对意见表达的影响，只是将人们的意见表达行为简单地划分为意见表达和沉默。
本文对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性别多元现象进行酷儿阅读，探究了这一现象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即国家话语与市场和消费主义话语间的张力形塑了春晚“亚文本”式的性别多元再现。这一背景下网友的主动解读在一定程度上想象性地颠覆了春晚的异性恋中心主义。但由消费主义策动的社会可见度，也可能进一步强化异性恋霸权，并造成同志群体内部的区隔。
环境议题传播维系着环境领域的信息互通、意义共享、对话协商与共赢协作。本文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切入，采用内容分析法与文本分析法，分别对呈现政府环境议题构建的传统媒体和表征公众或社会组织环境议题构建的新媒体进行抽样分析，在评述了两类媒体中环境文本在议题选择、话语结构、叙事策略和主体角色等方面的差异、问题的同时，进一步论述了环境议题传播的优化路径。
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法对1912年到1937年《申报》所刊精神消费广告的内容、形式、类型以及营销方式等进行考察，从整体的消费现象着眼，解读这些广告所呈现出的民国初期上海市民精神消费的方式、特征等媒介镜像。研究发现，这一时期民众中存在着观赏式精神消费、参与式精神消费和内生式精神消费三个不同层次，他们通过精神消费塑造着社会角色并实现自我认同，以期寻找情感共鸣、肢体解放，实现精神重塑。
本文论证一个观点：应收账款融资模式是当前我国民营中小制片企业最有效的融资模式。当前，中国民营中小制片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的问题，影视企业内源性与外源性融资中的各种模式普遍很难奏效，而应收账款融资模式能够帮助我国民营中小制片企业有效融资，因为它能解决我国民营中小制片企业在传统银行信贷中所遇到的诸如价值评估、担保、信用评级、投资回报低对银行缺乏激励等问题，同时，它还能降低项目运作及融资方的违约风险。
传统媒体向数字化转型是当今传媒业发展的重要主题，这一趋势为传统媒体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创业机会。和新创公司的主动创业不同，传统媒体内部创业行为大多采用防御型创业策略。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出现了一体化、“二元制”、分化基础上的内部整合、外部合作等四种创业组织模式。研究其优缺点和使用条件，可以指导传统媒体内部创业和风险投资的策略选择。
新闻史是一门科学。从事新闻史研究，须有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态度——这虽是一个基本问题，但时至今日仍不时困扰着我们，亟需高度重视。本文从抽样方法与史料研究的角度入手，就姜英等所著《近代中国新闻学界对外国新闻事业的研究概况（1935-1949）》一文中出现的样本容量不足、代表性不明显、准确性不到位以及参考文献注释不妥等问题进行商榷，藉此将笔者对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和态度的看法，以实例加以证明。
自《元代“邸报”新证》一文发表后，有学者提出商榷和讨论。首先，笔者对于辨者的诸多“商榷讨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次，文章又根据新近发现的历史文献史料，梳理出与元代“邸报”关系十分密切的媒体：“朝报”、“京报”、“除目”、“除书”等信息传播载体。考证出在元代现有文献中存有关于“朝报”、甚至“京报”的史料记载，而像“除目”、“除书”之类的信息传播载体史料，更是比比皆是。最后，笔者从古代社会人的新闻意识觉醒的视角，进一步考察我国元代“邸报”存在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