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与依法管理相结合的舆论引导机制，是党中央确立的新闻舆论工 作的基本方针，也是党委和政府进行新闻传播管理和舆论引导时的宏观指导原则。这个 机制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从主体方面来看，党委、政府、行业协会、媒体必须合理 发挥应有的作用；从制度方面看，必须从正面宣传为主与依法管理结合机制、舆论研究 机制、假新闻治理机制三个方面，增加有效制度供给；从法律方面看，当前中国新闻传 播领域法律体系并不完善，一部完整的新闻传播类的法律还在准备过程中。
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是人与人的连接的演变，连接也已成为互联网的一个 内在法则。不同时期的不同连接模式，在不同方向上满足了人们的社会关系需求，在连 接模式的演变中，也存在着远距离与近距离、匿名与实名、弱关系与强关系等关系属性 的摇摆。但今天人们也在面临着过度连接的重负，例如强互动下的倦怠与压迫感、圈层 化对个体的约束及对社会的割裂、线上过度连接对线下连接的挤占、人与内容过度连接 的重压、对“外存”的过度依赖等。过度连接的背景下，适度的反连接或许将成为互联 网的一种新法则，它是用户在必要情境下的一种新选择，它可以从对用户的赋权、服务 商权力限制、产品策略调整以及网络素养培养等线索中去实现。
本文以中国留日学生江歌被闺蜜前男友杀害案网络舆情为例，选取今日头条、腾讯 新闻、微信、微博四个平台2017年11月9日至12月31日关于“江歌案”的全部媒体文本及 网民发言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移动网民对“江歌案”的讨论存在明显的群体极化 现象，且充斥着“愤怒”等负面情绪。综合“江歌案”及近年发生的一些网络群体极化 事件，本文对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群体极化的生发机制做了系统且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 在源头事件刺激、自媒体煽动的影响下，具有全新媒介使用习惯的网民在移动互联网空 间互相传染、彼此暗示，加速了极端倾向的形成、极端情绪的扩散和极端态度的固化。
本研究以癫痫病症QQ群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试图了解可以促成更紧密虚拟关系形 成的较封闭的在线健康群组在提供社会扶持方面的特征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 了基本的人口学变量、健康情况变量和自我效能变助量后，QQ互群组成员的“客观参与 度”指标，比如加入群组时间、每日使用时长、发帖数或是结交到亲密朋友数对于成员 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并没有显著影响，而“主观参与度”指标对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影响 相当显著。研究还进一步发现参与此类群组对缓解成员的心理抑郁程度有直接的积极作 用，而以往研究中所提出的社会支持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研究从理论上扩 充了我们对新型社会支持形态的认知，在传播学和社会支持理论视角都有独特的贡献。
本文探讨了技术对于场景的分割，以及媒介多任务在场对于人们情绪的影响。行 为具有绵延性，随着媒介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渗透，媒介多任务在场已逐渐成为生活中 非常典型而普遍的行为。对于技术与时间问题的结合，很多学者也都提出了担忧，比 如媒介多任务所带来的紧张感、时空分割所带来的孤独感等。研究基于受众媒介接触 调研的数据发现，媒介多任务在场可以显著预测情绪的变化，伴随地点与伴随成员状 态是产生影响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在人们主动选择线上线下伴随行为时，伴随 的主要是正面情绪；另一方面，人们在上网同时处理两个或以上的线上多任务行为 时，才会更多地产生焦虑等负面情绪，此外，媒介的延伸所带来的“在场”，弥补了 快节奏状态下的孤独感，给予我们一种“交流与归属的感觉”，带来一种“连接”的 意义赋予。然而这并不代表抹除了这促发问题的可能性以及我们担忧的必要性。媒介 技术不仅仅是简单的手段，而是变成了一种环境和生活方式。如何看待技术工具的这 种多面性，如何作为伟大的人来进行主体的反击，是我们需要继续思索的问题。
作为媒介仪式和戏剧表现的综合产物，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央视春晚小品借助戏 剧化冲突的表现形式承担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文化使命，其所采用的叙事模型 和策略始终在发生着微妙变化。从总体上来看，上世纪末的春晚小品中对负面问题的 介入手法体现出了媒介仪式在阈限阶段的反结构特征，以及戏剧中对于神圣逻辑的消 解；新世纪初的春晚小品倾向于在冲突与和解之间引入叙事化过渡，并且用社群性因 素改造仪式中的个人因素；而近年的春晚小品则尝试以“仿真矛盾”的方式再造理想 的社会图景，进而强化仪式的结构化功能和戏剧的价值教育属性。
新闻院系在校生是传媒从业者后备军，其对新闻职业的认同状况直接影响着未来新 闻行业的劳动力供给。本文以北京某高校在校本科生和硕士生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法， 试图从职业认知、职业情感和职业行为三个方面探究该群体的职业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 素。研究发现：新闻院系在校生群体的职业认知认同水平整体较高，但职业情感认同和 职业行为认同则相对较弱；并且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职业认同危机，即职业认知认同 危机、职业情感认同危机和职业行为认同危机 。与此同时，职业认同危机类型也直接影 响着在校生群体的职业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表现，具体表现为：在校生职业认知认同危 机程度越高，其职业情感认同和职业行为认同表现得越消极；而当在校生职业情感认同 危机程度越高时，该群体的职业行为认同则会表现得越积极。
对庄子/《庄子》而言，传播意味着不同主体间的关系，主要在“意义理解和分 享”以及“人类日常交往”层面。战国时代的庄子将“人与神”的关系改造为“人与 道”的关系，后者又决定着人与人的关系。庄子有着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的张力，其 理想体现为突破巫师中介的“绝地天通”，实现“心道合一”的新“天人沟通”。但 庄子并未从现实世界完全退出，而是以“游世”的态度，保留了对人间沟通/交往的关 切。庄子的核心传播思想可以用“接受主体性”概念表示，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传播 观，通俗地说即以虚己之心接收大道，以得道之心自由交往。尹连根教授提出的“审 慎”主张和主要建议较为可取，但“庄子没有传播思想”的论断和诸多其他观点则失 之于偏颇。
传教士报刊“科技辅教”现象作为晚清传教士跨文化传播活动的重要内容，涉及 科技传播和宗教传播的双重复合架构。该现象的生成基于自然神论普及的内在文化动 因和晚清暗弱的外在现实动因，呈现出“去塞求通”“学理说服”和“文明同化”的 历时性传播架构和模式。它使科学精神遮蔽于宗教意识，阻碍了前者的传播。厘清这 一晚清科技传播的意识形态问题，并对此作文化价值平衡性重估，可修正中国近代报 刊史、科技传播史和近代文化思想史涉此内容的片面化认知，利于对中国科技传播的 历史和现状进行反思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