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名叫刘惠安的地方“袍哥”组织领袖于民国十七年在成都东郊洛带镇修建洛 带公园。本文由“实践景观”的理论视角出发，考察洛带公园如何被生成为一道独特 的物质景观，如何作为人们具身实践的舞台而发挥作用，如何影响人们对历史变迁的 感知，以及古镇的旅游开发如何想象与维持公园的“信念景观”。公园的民国记忆淡 化了“袍哥时代”的政治结构与历史特征，强调建筑遗迹的历史价值与社会文化的进 步成就，凸显空间中的“客家人”身份特质，进而试图形成一种普遍的、审美的、去 政治化的过往想象。
网络自传是网民以自传的方式呈现的个体网络历史，是互联网口述历史和互联网 记忆的一种，亦是研究互联网历史的路径之一。本文基于224份网络自传，考察网络自 传呈现的互联网记忆的主题及历史线索。研究发现：网络自传不仅再现了互联网发展 的进程与网民个人的成长历史，以及网民的生活变迁与转向的历史，还折射着家庭史 与社会变迁的过程。因此，网络自传具有公共书写的意义，可用来洞察个人与社会使 用互联网的历史。网络自传既是互联网历史和记忆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内容，也是一种 值得推广的研究方法。
每年的记者节前后都有大量庆祝节日的报道和评论刊发，成为一个常规性的“热 点时刻”。在记者节话语中，引用或纪念行业内的角色模范是一种重要的论述策略。 在19年来的记者节话语中，不少知名新闻人的言论与事迹被提及，进而树立为可供当 代新闻从业者参照的角色模范。但这些被纪念的新闻人出现在记者节话语中的机会并 不均等。本文以范长江与张季鸾两位著名报人在记者节话语中被纪念的情况为案例， 具体讨论了这两位新闻界历史人物在显著性、归属意义和政治效用三个维度上的差 异，这些因素构成了影响他们作为后世角色模范的记忆机会结构。
以往学术界及新闻职业群体的叙事，往往将刘煜生案及“九·一”记者节建构为 “压迫—反抗”模式，过于强调了新闻界在此过程中的单因素作用。从文化创伤理论切 入，可以看到不同于社会—政治解释框架下刘煜生案及记者节研究的新图景。民国刘煜 生案之所以成为当时的热点事件，进入新闻社群建构文化创伤与集体记忆的重要节点，是诸多社会—文化条件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新闻社群的壮大、权力场域的缝隙博 弈、社会团体的介入，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刘煜生案作为新闻社群重大文化创伤的主要 框架条件。 刘煜生案及“九·一”记者节文化创伤的集体记忆维系，主要通过耻化和 内疚叙事、仪式和活动的展示与操演等社会化过程加以实现。1949年之后，刘煜生案及 “九·一”记者节经历了文化失忆、记忆激活等创伤想象和记忆重构过程，这一过程受 到史学研究、大众媒体、文学文化、法律、官僚体系等诸多场域的塑造。
通过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搭建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本文尝试追溯自上世 纪九十年代至今，上海犹太难民的纪念空间是如何在由官方主导、各种社会力量介入的 行动者网络中被生产出来的，并以此检验和反思理论框架。研究发现上海文化治理的逻 辑经历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挪用特定地方形象作为城市文化发展策略的过程，地方政府 作为核心行动者，先后提出“犹太人寻根地”“上海城市文化遗产”“海上方舟”三个 强制通行点，通过利益赋予、征召、动员搭建不同的行动者关系网络,开启了纪念空间 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随着行动者网络从单一走向多元，提篮桥街区面貌得到提升，带 动了区域复兴和观光业的发展；上海与犹太人世界的交往得以重续；犹太难民对上海的 认同感被逐步转译为这座城市“博爱”精神的体现，“方舟”叙事既与犹太人大屠杀记 忆勾连，宣传中国的人权形象，又能培育国民的认同感。通过抽丝剥茧地分析这样一种 “地方主导、跨国力量参与、渐进式更新”的旧城改造模式，个案展示出ANT应用于空 间生产研究的潜力，同时也发现了若干在理论上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新中国70年来新闻传播学在研究、教学、实践和学科建设等方面都获得了巨大进步，这种进步与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的翻译、引进和出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70年来 我国引进的上千种国外新闻传播学图书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传播、知识积累的一个重要资源，并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知识生产和“创造性转换”产生了巨大影响。当前，对国外新闻传播学的翻译、引进工作仍然十分必要，但我国新闻传播界的重心应该 转向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新闻传播话语体系，并通过“知识环 流”走出国门，与国际同行平等交流对话，在国际新闻传播界形成话语权。
本文提出九类指标，用以分析选择螺旋首轮的传播行为和效应，并以城市品牌为选 择因素，以京沪津渝港北澳七城市为选项，以今日头条2015-2017年间27个月中75971条 贴文为数据，来展示这些指标的运用。本文指出了传播螺旋中的单项选择与累积选择的 区分，前者包括发布量、读每发和转每读，后者包括发布量、点读量和转发量。本文还 提出了选择度、贡献率等指标，用以测量、比较和解读发布、点读和转发的行为。本项 研究发现，螺旋中的选择度直接影响信息分布；发布的选择度最强，点读次之，转发最 次；因此，以首轮结尾的转发量分布为影响对象，发布选择的影响最大，约贡献66%； 点读者选择的影响次之，约贡献28%； 转发选择的影响最小，约贡献6%。这意味着， 传统媒体环境下发布群体垄断“议程设置”的传播生态可能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 是网络媒体环境下，发布、点读、转发三个群体“协调议程”的传播生态。当然，在特 定平台（今日头条）、时间（2015-2017）、选因（城市名）和选项（七城市）等给定 条件下，发布者仍然可起很大作用或主导作用（66%）。但主导弱于垄断，且两者背后 的机制大相径庭：过去，占人口极少数的发布群体因为垄断发布平台（媒体）而独掌议 程设置；今天，人数剧烈扩大的发布、点读或转发群体因为对内容的较高度选择而主导 “议程协调”，或因为对内容的较低度选择而参与议程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