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传播网络”赋予物质性与历史性，以“林则徐去广州”为叙事对象，借助 《林则徐日记》等史料，深描了近代中国传播网络的一个片段。通过追寻1838年到1840 年之间林则徐的旅行、禁烟与翻译活动，文章呈现了近代中国传播网络的日常运作：道 路交通、市镇分布和网络中的主要流动物（权力、商品和信息）。在此基础上本文指 出，权力和信息网络的封闭、权力网络和广阔疆域存在的矛盾、以及信息网络的要素限 制，是19世纪前期中国传播网络存在的主要问题。相较而言，甲午战争之所以引起巨大 的社会震动，则与传播网络在19世纪后期发生的变化有关——主要是新闻纸兴起所引起 的网络地理的拓展、同时性的增强以及传播网络凝聚周围人群意见的能力提升。
本文以早期外报为考察对象，分析了19世纪中文报刊的两种新闻观念。研究认 为，传教士报刊和外商报刊在理解新闻时，形成了“益闻”与“风闻”两种观念传 统。前者以“载道”为宗旨，力图借助新闻实现传教之目的，因而注重阐述道理，格 外强调报道真实与新闻伦理；后者以“传事”为宗旨，意在营业谋生、广传近事，早 期并不重视新闻真实，主张事有可取皆能报道。19世纪后期，两种观念相互影响且渐 趋融合，但“载道”与“传事”的重心仍有差异，它们共同构成了此后国人自办报刊 中理解“新闻”的观念源头。
本文透过“次级资料法”和“深度访谈法”探索新闻记者的新闻劳动环境变化，与 媒体如何对新闻记者工作进行考核。针对《中国时报》《自由时报》《联合报》与《苹 果日报》的研究发现，记者新闻劳动工时增加，劳动环境相对恶化，四大报的绩效考核 方式各有利弊，研究建议绩效考核需考虑“差异化”，透过与新闻记者的互动讨论，找 出“最关键”指标，另需要避免“人治”的影响，维持考核制度的公平性，激发出记者 的最佳表现。
本文主要分析了2001-2016年间《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华西都市报》《新 京报》和《东方早报》刊登的新闻评论中有关医患矛盾的隐喻运用，发现常用的原型隐 喻包括“疾病隐喻”“战争隐喻”“人体隐喻”“金钱/买卖隐喻”“方位隐喻”“家 庭隐喻”和“火的隐喻”。本文研究表明，一方面，隐喻的使用强调了医患合作是解决 医患纠纷的关键；另一方面却遮蔽了医患矛盾的深层次原因，比如政府在医保方面的资 金投入不足，医疗机构及医生们受利润驱使，以及缺乏保护患者权利的有效机制等。
本文在对资本和舆论相关概念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了资本和舆论领域的关联性，对 资本影响和操控下舆论传播的新特征和舆论斗争的新特点做了详细梳理和分析。文章具 体剖析了资本介入对舆论工作的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新挑战，并从外部因素、内部因素 和主流话语建设三个方面探究了资本影响和操控下舆论安全所面临的风险。基于以上分 析，本文从文化、政策和产业三个方面提出防范资本影响和操控舆论的具体实现路径。
在中国电视60年的发展中，电视新闻报道的观念在各种环境因素影响下发生了巨大 变化，电视新闻报道的实践随之也在不断革新。本文依据1958年中国电视诞生至今电视 新闻报道实践的发展脉络，通过考察中国电视新闻报道在各阶段的观念转变和实践革新 发现：无论在报道的主体上，还是在报道的内容和方式上，中国电视新闻报道都在不断 拓展中向着真正的电视靠近。
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认同的建构与维系。在现代社会中，主体对自我的认知与理 解、对他者的定义和判断、对意义与价值的共享和解读，都将深刻影响到社会共同体的 共识基础。网络社会是一个以虚拟技术、流动关系为基本特征的网状社会，在这个人和 人无时无刻不“被连接”的新时空中，过去较为稳定的社会认同正在遭遇去本质和去中 心化的技术悖论。在虚拟空间中，他者化冲突的不断放大导致新的认同危机，这种对自 我、他者自反性的定义和强化，最终将表现为现代社会中民族国家认同的新命题。网络 社会的技术逻辑正在重构这类传统宏大叙事结构的认同样态，使虚拟空间中的民族国家 认同由聚合式的中心辐射走向圈层化的离散。理解新的技术逻辑，才能积极地引导网络 社会中的现代认同，建构共识性的社会基础与良性的网络社会秩序。
中国电影产业保底发行是非零和博弈。在博弈过程中，双方即制作方与发行方在利 益上既存在冲突，也会“双赢”，因此在策略选择时，双方既有竞争策略，也有合作策 略。在采取合作策略时，博弈双方会通过排片合同、票房造假等“共谋”手段，谋取 共同利益，而这些行为对中国电影产业会产生不良影响。要改变这种状况，应在票房评 估、宣发、上映环节采取相关优化措施。
中国数字广告产业的制度化进程，是数字广告组织经由数字广告技术推动数字广 告运作模式成为主流运作模式的过程。本文以“组织—技术”为逻辑，采用内容分 析法，通过把握数字广告组织与数字广告技术的动态演化特征，对中国数字广告产业 制度化进程进行历时性考察。研究发现，互联网企业与数字广告代理商是中国数字广 告产业制度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定向技术是中国数字广告产业制度化进程的核心驱 动。同时研究认为，广告主或将成为中国数字广告产业制度化进程下一阶段的主要行 动方，展示技术与定向技术的深度融合也将可能成为中国数字广告产业制度化进程下 一阶段的重要课题。
随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兴起，央企越来越重视通过新兴的媒体渠道发布信息， 塑造形象。本研究通过对60家央企问卷调查，从卓越公共关系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影响 央企新媒体使用的因素。研究发现，央企是否在公共关系领域与外部专家或咨询机构合 作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体现出外部知识对央企新媒体创新的重要意义。此外，是否将 公共关系纳入战略管理、公共关系部门从业者的专业化程度也能够解释央企新媒体使用 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