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职业道德准则既要塑造职业理念，又要落实治理制度，而以前者为主。中国新闻道德共同体的建构有其现实紧迫性以及学理依据。道德证成的方式是阐释，道德共同体的论证方式也是阐释。道德的阐释要恰当、适度。与“恰适阐释”相对立的是 “强制阐释”。无论是从传统还是现实看，我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都表现了较强的强制阐释特征。
本研究基于一项对国内9所重点高校传媒实习生的问卷调查（N=490），考察传媒实习生群体对常见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传媒实习生群体对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整体接受度较低，对不同争议行为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异，但实际行为表现与态度存在背离现象。在影响因素方面，传媒实习生受新闻教育时长与对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接受度呈负相关，实习工作满意度与对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接受度呈正相关；实习从业环境中的正式员工榜样群体和实习生同侪群体的行为表现，对实习生媒介伦理态度产生显著的示范作用和同侪效应。
新媒体时代是注意力资源稀缺的时代。为了博眼球、求关注，以自媒体为主的社会化新媒体各尽所能，不乏以粗俗、色情、暴力等另类内容寻求爆点，使用夸张标题、露骨图片制造轰动效应、获得经济效益等举动。2017年6月，是网民们称为“互联网开始变天了”的月份。2017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开始实施，6月初， “千万大号咪蒙”被禁言，“全民星探”“中国第一狗仔卓伟”等违规账号已在全网多平台被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利用网络从事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刘扬，2017）。但是法律能处理的往往只是一小部分案件，互联网空间要真正实现“清朗”，需要的是各媒体对真实（truth）、人的尊严（human dignity）和非暴力（non-violence）（Clifford G. Christians， 2010：6-20）等媒介伦理的倡导以及各监管部门的监管和道德干预。被誉为“媒介伦理之父”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教授就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伦理与道德干预这一话题接受了作者的访谈，从媒介伦理研究的角度分析了从传统媒体时代到新媒体时代媒介伦理研究议题的流变，提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基于全球传播的新媒体时代“真实、人性、非暴力”仍然是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标准，尽管在新媒体时代媒介伦理遇到更多的挑战，但仍要大力倡导媒介伦理，并对不符合媒介伦理的传播现象进行道德干预。
20世纪早期的群体心理和行为研究因应大众社会的到来而起，勒庞及其《乌合之众》至今是学界重要的讨论、引述对象。本文试图完整呈现、重述这一时期群体心理和行为研究的思想史，其主要目标有三个：以“被遗忘的先驱”特洛特及其群体观念为介绍重点和讨论中心，弥补勒庞及其相关研究垄断本领域学术话语的缺憾；对特洛特、勒庞、弗洛伊德、塔尔德等同时代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进行勾联和比较，以整体呈现20世纪早期群体心理和行为研究的思想地图；展开必要的批判，以供今日群体研究资鉴。本文主要包括四部分：特洛特与大众时代的到来、群体心理的形成、群体行为的发生、群体行为的后果及其批判。
运用CGSS2013调查数据和慧科搜索数据库的报纸资料，本文回到议程设置理论的出发点，考察2013年北京的媒体议程与受众议程之间的关系。经验研究的结果发现，2013 年，北京的媒介议程并不能有效影响受众议程，而不同时间段的媒介议程之间高度相关。本文进一步从大众媒体自身的惯例及当下我国媒体转型的特征出发，解释造成这种特例现象出现的原因。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正在进行的我国媒体转型敲了一记警钟，无视受众真正的需求，媒体将失去对受众的影响力。
媒介融合环境的深刻变化使视听信息传播面临着由传统电视向包括电视、电脑和手机等移动终端在内的多屏互动模式的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所积累的以互联网为主要来源的大数据将彻底改变长期以来为各方接受的电视收视率调查方法。本文通过理论梳理将传统收视率、时移收视、网络点击量、网络舆情等多个维度纳入考察范围，建立了视听信息传播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然后以10部电视剧的数据为例，引入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了在时间维度上各指标之间的关系，确定了指标体系的权重，并对初始指标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研究发现，网络搜索指数和微话题热度对收视率在短期内有明显的带动作用，而媒体转载量和网络正面评论的比例对于收视率提升的长期影响则更为明显。
在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泰晤士报”是一个被反复言说和运用并贯穿于整个近代历程的西方资源。本文将“泰晤士报”放在近代中国新闻思想史的视野之中，探寻国人言说用意及其重心转移。晚清时期，国人主要将其作为“新报”的构想参照；清末民初党争中突出其“独立报业”的面向；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的新闻职业进程化中，则偏重反思其商业化利弊。至战后国共两党政争期间，“泰晤士报”演变为阶级话语中的批判对象。这一言说重点变迁过程有助于提高中国新闻思想史的思维深度与丰富性，因而“泰晤士报”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占据独特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