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访谈方式，对比原著和译著的被引率，追溯何道宽翻译的学科渊源、翻译过程和译作选题，以求揭示何译对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贡献，同时探讨何译特点以及译有所为与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及其对外语专业学科建设的启示。
中国文化是一种崇圣文化，圣人具有崇高的地位。上古圣人与巫同源，是史上最早的职业传播者。圣人之原型即拥有超凡传播能力，能够沟通天地人神、偏倚耳听口传的 “传播之王”,“圣”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全部合法性即植根于此。后世圣人的形象与内涵多有变异，但其多知、善听、善施教化的角色一脉相承。和西方圣人相比，中国圣人根源于中国本土的巫教传统，因而具有独一无二的媒介学特征。本文旨在从汉语圣字的结构入手，对圣人进行一种正本清源式的传播考古学探究。
政治传播论域中有很多的问题亟需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度介入。单纯的政治学或单纯的传播学都无法准确地诠释政治传播。政治的“社会性”本质和祈愿与传播的 “社会性”生成，使“元态”的政治传播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 意识强化了政治传播主体地位的功能，加强了政治传播内容行动指导力的有效性，是政治传播框架构建特殊、多元政治话语和论述体系的基础，也是政治传播客体进行现实政治实践的内在要求。揭示政治传播的历史性，是对政治传播主体、内容、框架及客体认识的深化，是政治传播理论研究创新的重要途径。
在现代政治当中，新媒体在与集体行动相关的政治传播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本文从集体行动中的新媒体传播现象出发，分别从组织动员和个体动机及认同两个层面探讨新媒体环境下出现的网络集体行动及其传播的相关特性。首先，新媒体起到了迅速散播动员信息的作用，并塑造了以虚拟抗议为例的网络集体行动。其次，带有个人化特性的新媒体对于集体行动的动员结构、组织方式、抗争剧目与框架过程四个面向皆有所影响。最后，新媒体改变了人们参与集体行动时的动机与认同，原有的公私边界发生变化，甚至可能改变集体行动这一概念本身的定义。
数字网络技术深度嵌入并重塑了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和意义生成，凸显出技术与人类生存状况间日益紧密的动态关系。新媒介环境中，“使用满足”等将技术视为外在工具的理论面临严重的范式危机。本文从恢复人与技术关系的视角出发，通过反思“使用满足”理论背后的假设揭示出该理论的局限并籍此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和命题。研究希望通过批判性反思使用满足理论，为网络时代媒介研究的范式创新开辟新的视野和路径。
共建“一带一路”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本文尝试将有关 “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的思考置于全球治理的框架之下,解决全球治理下如何进行“一带一路”媒体合作的核心问题。通过对全球治理理论的综述以及全球媒介治理理论的论述，进而运用全球治理理论从主体、合作方式、实施与绩效评估等方面搭建“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框架与路径。本文在全球治理视阈下对“一带一路”媒体合作的探讨将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相结合，不仅可以用于对现状的分析与批判，同时也可以用于对未来媒体合作的规划以及合作效果的评估。
在公共领域的研究中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范式被最广泛使用。近些年来，这一范式遭到越来越多的反思和批判。本文回顾和比较了对理性主义范式进行反思的几种以“情感”为视角的路径。其中，弗雷泽回应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提倡多元的公共领域模式。围绕这一研究，有学者将“情感”视为一种公共实践的方式；林郁沁等学者将“公众”视为一种具体的历史的构成，讨论了“情感”与“公众”形成之关系，以及公众情感与政治权威的互动；克劳斯、纳斯鲍姆等反对“认知—情感”的二元对立模式。克劳斯提出了“一种新的激情政治”，将理性与情感容纳在一起，指出情感在理性判断中的作用。本文最后指出了“情感”视角对于理解公共领域以及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意义。
全球化与国族主义并重的时代，我们怎么理解美剧的中国受众一边兴致勃勃收看美剧，一边坚持着强烈的国族主义观念？通过访谈和观察，本文发现，美剧的中国受众无论是坚持参照式解读或者批评式解读，都不会挑战他们自身强大的国族主义理念。中国受众对于美剧里涉华元素的解读，受到了国族主义的强烈影响，收看美剧与其说是自变量，不如说是因变量。本文并且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解释。表面看似冲突实际并行不悖的全球化与国族主义，已经在当下中国年轻受众群体里呈现出了复杂而深刻的媒介图景。
以话语的社会理论为取径，以新闻业者针对数字化挑战所发表的言说文本为素材，本文考察了我国新闻场域中的实践者如何在这一条件下重构和概念化他们的行为。基本发现是：当代中国的业者主要转向了市场话语，采纳商业主义作为支配其言说的基本框架。与这一过程相伴随，自上世纪90年代新闻改革的上升阶段曾经涌现的专业主义“话语形构” （discursive formation）则悄然离场。与西方社会在类似技术条件下所产生的相对多元的危机言说相比，当下中国业者的“话语形构”显示出单一商业维度的特征。这一“话语形构”的变迁不仅内在于商业主义社会实践的兴起之中，并且为后者提供合理化的依据进而催生后者，与此同时，以“公共性”为价值主导的工作、社会关系和社会认同则在这一过程中被“去合法化”和边缘化。新闻业的结构性变迁因而蕴含于话语变迁之中。
本文对中国新闻改革动力机制的研究范式之一“政经博弈说”进行了理论考察，梳理了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研究传统，及其伴随中国新闻改革实践的理论继承和发展两个方面。继承主要体现在以“国家”为分析中心的自由派和以“市场”为分析中心的新左派对于国家与市场非此即彼的分析立场之上；随后的发展派认为国家与市场可以结合成为 “国家-市场”复合体，并对市场的作用性质持有不同观点，着力于拓展市场的中性及双性机制。此外，新闻专业主义也被认为是独立于国家和市场而作用于中国新闻业的第三股拉力。对于未来新闻改革的走向，互联网技术的影响、国家力量的分化、用户力量的中心化等新因素值得关注，这些对“政经博弈说”带来了理论挑战。
本文基于个人的田野经验，对于田野调查中田野笔记的书写进行了简要讨论。作者认为，在田野工作中，书写是一种有效的思考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