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媒体事件已有二十多年历史。本文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第二次举办“新媒体事件”研究工作坊的基础上，探讨学术研究背后的社会情景和知识逻辑。具体涉及近年来新媒体事件研究的新趋势，包括新型研究方法的采纳、研究范畴的拓展、新老理论工具的作用等。访谈对象邱林川认为，研究者如能跳出自我设限的思维模式，一方面进入网络平台公司及网络劳工群体中开展深入调研，一方面进行跨越时空的比较，将可更好地超越现象，发现事件背后的结构与“史识”。如此提升本领域学术水平，未来中文学术圈甚至可能在新媒体事件研究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大众传媒的话语分析是在具体的社会认知和文化语境下，对新闻生产、组织和诠释过程的整体考量。本研究在话语分析的理论视角下，以香港报纸有关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考察媒体建构议题的宏观语义、新闻格局、修辞策略与权力关系。研究发现，报道通过核心框架与延伸框架的转化与发展，显性框架与隐形框架的话语置换，来实现话语的争辩与平衡，丰富文本的内涵与象征；通过标题的宏观规则、预设情节的二元对立与“符号精英”的言语反应，来实现对宏观结构分层语义的分类与编排；通过客观性修辞实践和隐喻的符号表征，来实现对新闻事实的探索和权力关系的选择性建构，从而完成对这一宏大议题的筛选、重组和再现。
美国第一位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旨在向西方译介中国社会状况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1832-1851），其中关于岭南风土人情的专栏与报道采用了“异化”选题、地名/人名/专有名词之“粤语注音+意译”、岭南文化负载词+副文本、讲故事的叙事方法、中西文化比较之评论等跨文化传播策略。对岭南风土人情译介活动及其文本的跨文化传播规律的认知，有助于人们了解19世纪上半叶在华外国人对外译介中华文化与岭南风土人情之史实，进而深入理解在华外国人关于岭南风俗和中国文化认知过程中产生的偏差和误读。
政治沟通日常化指政府在日常形态下与公众进行相对微观、直接的交流的一种状态或趋势，或指政治信息传播重视日常生活表达与公共领域对话的某种动态交往过程。政治沟通日常化要求政治沟通双方互为主体，进行平等、真诚的对话，以达成对于公共事务的理解与共识, 共同实现公共领域的公共价值诉求；同时也要求政府的议程设置要贴近公众的日常生活、社会身份、职业满意度、生活幸福感等方面。公众政治参与“日常意识零碎化”是政治沟通发展的一个向度，有助于形成影响强大的“日常生活的政治”。
本文通过梳理2005年以来外国学者关于超本地新闻的研究，对其发展的背景、内容 特征、理论等进行了系统概括，希望从中找到其发展研究的基本脉络。首先，传媒产业的衰落和新媒介技术的应用使得新闻媒介向着超本地化转向。其次，超本地新闻是公民新闻和社区新闻在web2.0时代的融合发展，也是传统媒体自救的新尝试。第三，专业记者或者大的媒介集团创办超本地新闻网站，聚焦于较小地理范围的新闻实践，利用公民记者的力量报道邻里间发生的事情，希望能够填补主流媒体报道的空白。超本地新闻网站还自觉承担着监督地方政府的责任，对提高地方民主、社区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公民记者参与超本地新闻的生产与制作，是信息传播与自我表达的满足。在超本地新闻网站上，普通公众上传新闻并公开参与讨论，形成了超本地化的“公共空间”。虽然超本地新闻在新闻的真实性、专业性等方面备受学者的诟病，但它和网络技术的紧密结合，新的运营模式都让很多学者看到了传媒产业发展的新曙光，他们欢呼超本地新闻是新兴新闻时代的到来，可以拯救已经没落的传媒产业。
民族志新闻试图将民族志与新闻实务进行整合以突破现有新闻生产模式，这一设想已在美国、丹麦等国实践并获得学界响应。以客观性为基础的新闻生产模式受限于既有的视野方法，将客观性目标变为消极策略，导致理念与实践在一定程度脱节。在后现代知识转型背景下，民族志新闻试图通过对记者与采访对象关系及视角的反思以重建更为均衡的叙事格局，恢复被遮蔽的多元性和差异性，让新闻释放更多平等的意义。民族志新闻需具备若干前提。公共服务能力应作为评价其实践效果的重要标准。到目前为止，民族志新闻还处于实验阶段，它在批判传统客观性的同时能否真正扮演好建设者的角色还有待观察。
任何社会都拥有由人、地点、时间、物件和符号所组成的“死亡系统”。在媒体化社会中，包括讣闻报道在内的各种死亡报道是死亡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本文在遵循“讣闻中的性别歧视/差异”这一主流学术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来考察中国社会精英的讣闻报道。本文从《人民日报》二十年间（1995-2014）的讣闻报道中抽取一个样本（N = 500），对逝者的“文化资本”“权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的媒体再现进行内容分析。较之于现有文献悲观的结论——“被歧视的女性”，本文的结论要相对积极得多：尽管女性成为讣闻对象的机会与男性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一旦登上讣闻，她们“被再现的资本”却并不见得处于劣势地位，在几个重要方面甚至拥有显著的比较优势。
本文聚焦于电视生产领域的日常实践，通过民族志观察，剖析了“丑女贝蒂”模式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该剧的拍摄和制作，反映了全球电视模式与地方性知识的相遇和碰撞。电视模式所携带的全球性知识，指引着本土生产者复制原版节目；同时电视生产社群还需依据地方性知识，对与当地社会观念冲突的元素进行适当的改编。拥戴、协商和摒弃是本土生产者改编全球模式的常见策略，模式的引进和转译的偏差，最后形成了混杂的文化产品。
梵·迪克的“the ideology square”意识形态理论在国内媒介话语批判领域得到广泛关注和运用，但理论名称译法不一，反映了学界对理论本身认知上的缺陷。本文通过对此理论内涵、源流、价值和运用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发现“the ideology square”本质上是基于群体认知的话语极化策略；它是欧洲从话语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理论基于社会心理学当中的“社会表征理论”，最直接的来源是“社会认同理论”；它主要运用在批判话语当中，揭示不公平的社会话语现象；理论的运用维度既是话语的，又是社会认知的。因“the ideology square”在话语运用中的策略性和对抗性，本文认为其最佳翻译应为“意识形态方阵”。
在以中国社交媒体用户为对象的既有文献中，关于个体的性格特质以及心理状态对于其媒介使用效果的研究相对匮乏。为弥补此局限，本文采用了媒介心理学的研究路径，考察了个体的五大性格特质(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在社交媒体的使用与其社会资本的关系当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旨在对社交媒体使用的效果研究提供更多可参考实证证据。本研究将社会媒体用户的自身性格特征作为调节变量，通过对由问卷调查获得的 821位中国微博用户进行分析，多元回归的结果显示社交媒体用户的五大性格特质中除了“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 以外，其他四种性格特质包括“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外向性”(extraversion)、 “亲和性”(agreeableness)以及“情绪不稳定性”(neuroticism)均被证明可以显著调节个体通过社交媒体使用在其社会关系发展中所带来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