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案例导向的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QCA）在最近二十多年中已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领域得到普及和应用。本文对这一方法的研究逻辑、适用情境进行了介绍及分析，并就其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应用前景予以展望。文章同时介绍了该方法的操作步骤，以期将其引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拓展现有的方法论体系。
本文以国内2010-2014年的12例从热点公共事件产生的网络流行语为对象，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的研究方法分析网络流行语得以高热度传播的微观机制。研究提炼了影响网络流行语的六项微观因素，包括公共事件的属性、流行语的创造主体、流行语的情绪表达方式、流行语是否被主流媒体采用、流行语表达的情绪内容以及是否含有公众诉求。文章通过清晰集的定性比较分析，归纳了网络流行语得以有力传播的三条微观路径，分别为：当事人自主创造的、以戏谑方式呈现且并被纳入官方话语场的流行语，或者是在政治事件中由大众戏谑调侃某种不满情绪和诉求的流行语，或是在政治事件中大众杜撰表达不满情绪且进入官方话语场的流行语。
尽管不少研究关注到媒介与抗争的关系，大部分研究倾向于将媒介作为抗争工具和策略加以理解，或仅仅关注媒介内容、媒介框架对抗争事件的呈现，未将整个媒介生态对抗争的影响看成一个系统的动态过程。本文以“媒介逻辑”作为核心性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媒介逻辑如何共同作用于抗争这一特定社会领域。对发生于2003-2012年间的40个拆迁抗争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媒介的内容逻辑比技术逻辑、制度逻辑更具影响力，但内容逻辑的影响力镶嵌于而不是独立于政治制度。虽然技术逻辑和制度逻辑自身无法有效解释抗争成功，但三种媒介逻辑之间存在相互强化的效应，在内容逻辑基础上引入其他二者将大大提高“媒介逻辑”对抗争成功的整体影响。总之，本研究在经验上初步验证了整合的“媒介逻辑”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数字时代中需对议程设置理论重新检验，结合唐纳德•肖教授的访谈和新近研究成果发现，垂直媒体的权力逐渐向水平媒体转移，社会化媒体强调议题时从传统媒体中借鉴背景内容，议程设置理论正吸纳所有媒体。传统媒体提供议程设置的第一层议题对象，而社交媒体提供第二层属性，二者可能在主题上达成共识，但在属性上存在分歧。议题融合中同时融合了主题和属性。反向议程设置中新闻记者对实际或想象的公共利益做出应对，公众议程获得关注，普通公众凭借社交媒体获得赋权。议程设置可用于测量社会稳定，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间的共识系数可作为参照，“导向需求”理论在社交媒体中依旧适用。
为了澄清麦克卢汉所提出的空间形态，并获得对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新理解，本文重新梳理了声觉空间与视觉空间的形成过程。首先，将麦克卢汉对空间问题的关注追溯至其青年阶段所进行的文学环境研究。同时还指出在英尼斯等人的影响之下，麦克卢汉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研究空间问题，并提出了声觉空间与视觉空间，还逐步衍生出其它空间形态。直至暮年，他还坚持对上述空间进行细分和完善，并试图探寻它们的作用机制和演变规律，最终实现了对媒介的理解。此外，本文又进一步阐述了其媒介思想所依赖的知识传统，并指出其源于中世纪三学科中的语法所延续发展而来的知识传统。因此，声觉空间与视觉空间是基于经验类比而形成的隐喻概念。
传统中国通过文化取向的“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的二级政治传播模式，在有限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之下，实现对广袤国土的治理与统治。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凭借党组织和党员，整合正式的权力结构和非正式权力结构，形成“政党国家-党员-群众”的二级政治传播模式。当前中国在政治发展的路径之下，自发性社会力量不断增长，但却面临着舆论领袖失灵的政治传播困境。
近几年，集体记忆研究在传播学界崭露头角，互联网作为新的记忆媒介改变了集体记忆的建构机制。本文梳理传播学与集体记忆研究的历史和理论关联。进而，厘清这一取向下集体记忆是“断裂”还是“连续”的核心命题，介绍传播学取向主要的热点议题：政治与媒介权力、新媒体与全球化、跨学科理论结合。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集体记忆研究的传播学取向有利于国内传播学界重心从功能向结构转化，应当弥补“个体的缺失”，关注“现在-未来”的坐标系，以及采用大数据的量化研究方法。
气候变化是近年来美国总统大选的热门议题之一，候选人对竞选议题的主张与应对是争取选民支持，实现竞选目标的重要途径。本文采取内容分析的方法，以信源分析和框架理论为研究视角，对《纽约时报》2008年、2012年及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涉及气候议题的共234篇报道进行分析，发现在大选期间，尽管共和党候选人在《纽约时报》的信源篇幅上占据了较大比重，但是民主党候选人的“政策应对”中的宣传框架才是《纽约时报》的主流报道框架。在《纽约时报》大选报道的气候议题上，民主党实际上占据了较大的话语优势。
网络时代新闻职业权威受到的挑战使诸多学者开始思考新闻业的边界问题。本文从帕克“新闻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思想出发，将新闻知识领域划分为核心知识领域和外围知识领域，这种空间上的区分有助于更为细致地考察新闻业的边界问题。
作为新型互联网信息平台的微博应用在中国实现了飞速发展，但是其发展进程也并非一路坦途，其间出现的各种负面现象不但影响了正常的公共传播秩序，也为其自身前景蒙上了阴影。为了分析和总结微博发展中的经验和得失，作者通过对腾讯微博内部运营开发展开实地案例考察，尝试去归纳微博传播实践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诠释相关问题成因的基础上探求其解决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