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表达自由以及媒介责任的论述中，一直存在所谓“观念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的类比，它借用了经济学上的自由市场概念，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中，真理和谎言相互竞争，人们期待前者终会战胜后者。观念市场的模式不乏天真和误导，然而，从另一角度看，该模式也有其有力的地方，因为它强调表达自由的重要性，以及信息在观念市场中自由交换所带来的益处。本文通过梳理互联网传播的流变，讨论观念市场在互联网语境下是否适用，以及大规模参与对观念市场的影响。
互联网的诞生与普及，给我国公民提供了新的话语实践平台。互联网话语实践促进了公民的意见表达与参政议政，但一些网络非理性话语也干扰了国家社会的稳定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因此我国先后出台了许多法律法规对此进行规制。本文主要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我国现有的与互联网话语实践直接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和审视，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立法建议。
本研究选取新浪微博的实名制管理作为个案，探讨商业科技平台对用户的赋权与收编机制，采用虚拟民族志的方法对其进行了持续追踪和数据搜集，获取了微博实名制实施前后约一年时间的质性数据。随着媒体的市场化和新技术的发展，大型商业互联网公司运营的社会化媒体成为大众表达利益诉求的通道。为了削弱社会表达生态的复杂性，政府采用多种方式对微博信息的发布和传播进行了监控，微博运营商建立了内部审查机制，而作为被管制方的微博用户采用了多种方式进行了抗争。
本研究在启动效应的理论框架下，探讨了负面新闻中不同语气、不同诉求手段的新闻评论对相关程度各异的读者在产品态度、公司态度和品牌推荐意愿三个方面的影响。结果表明，尽管新闻报道的篇幅更长，内容更丰富，读者的感知判断还是受到了其他用户评论的显著影响。这种影响体现为评论语气、诉求手段和相关程度三个要素之间的交互关系：积极评论和消极评论分别使得人们的感知更为积极或更为消极；感性诉求更强烈的影响了低相关度者的反应；感性诉求的优先效果仅仅体现在负面评价中。此外，新闻评论的启动效果不仅仅体现在人们的感知判断中，还直接影响了用户自主评论的语气、诉求、乃至措辞。
品牌符号的表意活动，以各个阶段的相继“否定”前行为内驱力，呈现出格雷马斯符号方阵式的全否定格局。从无品牌附加值的“裸物”、具有指示区分功能的“牌子”、携带丰富内涵的“名牌”再到成为某种精神象征的“奢侈品”，品牌的表意方式逐步否定、逐渐成熟。在此后，“奢侈品”作为品牌表意符号已彻底“神话化”，开启新的表意模式系统。
本文以奢侈品品牌传播中的提示模式、释义模式和诉求模式作为自变量，以说服效果作为因变量，以文化程度作为个体层次调节变量，以群体规范作为群体层次调节变量，构建理论模型。接着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相关数据资料，使用多层线性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假设检验，得出如下结论：（1）在奢侈品品牌传播中，单面提示、明示结论和感性诉求能产生较佳的说服效果；（2）文化程度和群体规范在信息单面性程度与说服效果间以及诉求的感性程度与说服效果间存在正负向调节；（3）文化程度在结论明示程度与说服效果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群体规范在其间的调节作用则不明显。
2014年，由于新闻媒体行为失范导致舆情异常走高、激化舆论场对立的案例数量显著增加。针对这些“问题报道”，专家学者、媒体同行甚至普通网民都留下大量反思性的言论，但目前已有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成果并不能系统、细致地反映专业媒体在网络空间中报道失范的具体问题和反思意见。本文通过筛选2014年专业媒体的报道遭致普遍质疑和批评的热点事件，基于热度数据构建了2014年的新闻报道媒体反思榜单，从报道方式、角色定位、专业素养和媒介伦理四个方面对报道问题和各方反思言论加以梳理，并基于反思意见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和改进建议。
从创造性程度的角度看，辟谣新闻论证可以区分为重述式论证和创造性论证。前者与强制性纠正效应相匹配，也就是说新闻报道使用一种正式强制方式，譬如：官方辟谣、专家辟谣、新闻发布会等。由此，辟谣新闻会表现出明显的线性单向度的传播学特征。而后者倡导匡正的新实践，通过想象力、洞察力、综合概括能力的运用以新的论据或理由、新的论证方式思考传言的本质，由此确认辟谣论证对人性塑造的意义，并强调辟谣论证的刻画与社会责任的互动关系。
台湾媒体新闻思想深受由儒家“文人论政”传统和西方自由主义及社会责任论的影响。日据时期,台湾媒体以宣传、启智、反殖民为宗旨，意图言论报国；国民党威权时期则是对上谏诤、对下教化，民营报纸与党公营报纸既强调新闻自由又兼顾社会责任。报禁开放后，市场力量日益彰显，《苹果日报》入台带动台湾报业全面市场化，以市场为依归、以受众好恶为指针的新闻思想极大地冲击了“文人论政”的传统。互联网的发展为台湾媒体提供拨乱反正的契机，以多元、互动、去中心化为特点的公民参与式新闻渐成风潮，为台湾媒体实现社会责任论所强调的民主社会“看门狗”功能扩展了新的空间。
